第二部 比利时(15)(2/2)
“但是冯·巴梅尔先生,如果您那么反对德国人,您为什么还带着秘密警察去学校抓走了索伊斯特和柯讷呢?”
提奥·冯·巴梅尔在手指间转动空酒杯。路易斯又斟上了酒。
“我反对每一个人。”他说,“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我。”妈妈点了点头,就好像她听懂了,同意了他的话似的。
“人啊,得学会越过鼻子尖往远处看,”冯·巴梅尔说,“所以我现在要等一段时间再回瓦勒。大多数人都以为 他们看到了我做德国人的狗腿子。”
“但是,冯·巴梅尔先生,人们的确 看到了你那么做啊。”
“做什么?我有时候自己都不记得那时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了,我到底是在为德国秘密警察还是国安部 干活儿,其他人又怎么会知道呢?”
一个头发暗金色的女人,现在头发染成了栗棕色,只残留了一点儿红。尽管是三十七岁的年纪,但保养得不错,虽然透露出那种名为忧郁的暗藏的煎熬。她迈着坚定的步子走进了代表比利时司法的办公楼。
(如果你现在在我的新本子里打探的话,妈妈,那请你走开。)
一个中年妇人,我的母亲,急急忙忙走进了军事法庭控告人的房间里。
(妈妈,走,我要你走!)
在贝尔弗里德钟楼的影子里,在与“根特固若金汤”的两个标志之一(另一个是吐火的龙)——“妈姆落客”,根特方言里说的吸乳婴儿,实际上是一座浮雕,雕着一个衰弱的老头在一间牢房里靠着自己女儿哺乳而存活——平齐的高度,在这幢建于十九世纪的堂皇大楼的第二层,是军事法庭所在地。塞涅夫夫人,嗜烟成癖的女人,虽然就走了几级楼梯,却已经气喘吁吁了。她推开了一扇装了隔音软垫的门,走进一个洒满阳光的房间,检察官在那里等她。
这个男人不仅只是出身于低等贵族,他整个人看起来也不出众。就像小人物到了高位惯常会做的那样,他煞有介事地俯身看着他的文件看了好长时间。塞涅夫夫人做梦都不会想到要提醒别人自己的在场,但脸上却已经气得通红。她没法逃走,因为她在一楼是背着宪兵偷偷溜过来的。如果她现在给这个检察官一耳光,然后被他追赶着,又落进宪兵手里的话,那对方会以为这是一个“黑卫队”的夏洛特·科黛 [601] ,而齐木尔的假男爵 [602] 就充当了可怜的马拉。所以塞涅夫夫人就决定怯怯地清一下嗓子,发出点声响。
军事法庭检察官说道:“夫人,您的案子看起来不太妙啊。”
“我丈夫的案子。”
检察官露出了一个高傲的微笑,把眼镜在鼻根上压压紧。“当然咯,我只来得及草草地看一遍档案,但我看到的内容是如此一种状况,我不能不严肃地请求您,不要再这么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您有支持者,政界名头很响的大人物,毫无疑问也有来自西弗兰德主教的压力,说得委婉点,可是……”
“可是就算匆忙的浏览,您的司法之眼肯定也已经注意到,这些指控……”
他恳求地,但也有点儿笨拙地举起了戴金表的手臂,就像交通警察第一次在安静的街区执行任务一样。“目前有大批检举的报告。我们必须平心静气,仔仔细细地一条条查看。”
在一幅画着永冻平原上的仙鹤和木槿花(亚洲人不懂或不愿意用透视法),有异国风味,绷紧了的屏风背后传来轻咳声,塞涅夫夫人觉得这是一个认可的信号,有人在移动一把椅子。
“您没有耐心,夫人。我要是您的话也会不耐烦。但按照公平办事的法则,每个案子要得到一样的处理。您自己来看看。”他用一个他在法院里戴着黑色宽袖索取叛国者头颅的姿势,指向了他的案卷,“我们才进行到字母d。”
塞涅夫夫人不自觉地将一只犹犹豫豫的手伸向了高高撂起的档案文件。
“您肯定不会建议我改变字母顺序吧。”
女人没有征求允许就点燃了一支好彩香烟。
“要加快处理速度的话,就要放弃检查上的仔细。幸好我们手下都是能干的职员,但我们在尘世的时间都是有限的,塞涅夫夫人。”(这个塞的发音就像是一个女巫的咝咝声,带着威胁,带着挖苦。)
“您没有时间吗?”
“夫人,我在这里夜以继日地工作,加班费都没有,在您丈夫工作的私营企业里加班费可是惯例。”
“您今天早上是几点到这儿的,检察官先生?”
在异国情调的屏风背后听得到一阵警告的,但也被逗乐的咳嗽声。
“夫人,您绝对没有这个权力,在这里对我进行质询。我恐怕您得调换一下角色才行。”
“您今天是什么时候钻出被窝的?”塞涅夫夫人说这话时心怦怦跳着,“您又是什么时候钻进 被窝的?”
“夫人……”
“您当然没有时间来处理案子的文件了,如果您整夜整夜都在外面寻欢作乐,骚扰弗拉芒的有夫之妇,与您的同伙花着囚犯的钱喝个酩酊大醉的话。”
军事法庭检察官的那张惊恐慌张、不知所措的脸让人想起萨尔特拉特·罗德尔泡脚液广告画上那些受鸡眼折磨的脚后跟,它们和人一样对疼痛感到惊恐,鸡眼使用放射状线条画成了受惊吓的人眼;治病的盐分会从根子上克制它们,这样很快脚就能穿上小了整整一码的鞋子,而这正是塞涅夫夫人的母亲期望能在最近达成的目标。
“他被吓得要死!”对自己的胜利还兴高采烈的妈妈,袖子把一个烟灰缸从厨房桌子上扫了下来。“没关系。”她叫道,“我给你们买五个新的。”
“还不如把烟戒了,这样我们家里就用不着烟灰缸了。”维奥蕾特姨妈说。
“继续说啊。”梅尔克说。
“我还从来没有动过这么大气。我完全刹不住车。我都冒了多大的风险呀!我说:‘您这个该死的混账东西,对您处境艰难的妻子,您不管不问,而是跑到外面花天酒地!’‘可是夫人,’他哀怨道,‘看在上帝的分上,您也考虑考虑我的职位啊。这样的情况……’我打断他:‘是您应该考虑考虑您的妻子,她那才叫有情况!’‘可是我答应了她带她去尼斯旅行。您自己问问她好了!’”
塞涅夫夫人的亲近圈子里,大家都知道,她一旦这样大发雷霆,几乎就没法遏制住。这也和她在这样的状况下爆发的偏头疼有关(这在动物界挺多见,参看宾夕法尼亚大学兽医学系关于牛的不满与头疼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塞涅夫夫人用暴躁的左手在文件堆上扫过,封套从文件上脱落下来,里面的纸张也散落出来,中间有几期《巴黎好莱坞》 [603] 。这些书页在整个办公室里飞舞。塞涅夫夫人冲到屏风前,拼命摇晃它。
后来她解释说,她在那一刻已经被气昏了头,看到检察官那张因为缺少睡眠和喝高浓度饮料而疲弱的脸,看到脸上表现出的极度惊慌,她就猜到在屏风(这让她很容易就联想到了风流游戏和力比多,尤其是因为她见过一张照片,上面是霍尔斯特的妻子以前在布鲁塞尔住过的公寓,是今天的贝伦斯部长当年指挥一个装饰工装修的)背后是他前天晚上在社区里游荡时拉着作陪的许多不幸女人中的一个,一个著名内奸的妻子或姐妹或女儿,也就是她的一个姐妹。倒不是她想拯救这个姐妹脱离这种屈辱。其实更多的是女性的好奇,尤其是那种从她体内爆发出的盲目的冲动、那种怒气(就像在新西兰的某个地段,地壳太薄,只要有人用拐杖戳进地里到一定深度,就会冒出一股蒸汽——塞涅夫夫人皮肤也薄,而军事法庭检察官瓦拉尔特·冯·奥特列夫就是那根拐杖)。
屏风歪了,倒下来了,落在了咳嗽的那个人身上,他跳了起来,双手攥住了丝绸仙鹤。这是一个脑壳大得出奇的办公室职员。他把屏风又扶了起来,鞠了一躬,说了些礼貌的套话。这些话没法复述,因为他嘴里当时含着一支自来水笔。
“我能向您介绍一下我的朋友丹尼尔·菲里耶·德·罗德贝克吗?他现在是我的实习生,但近期就会成为我的合作伙伴。”
自来水笔转移到了实习生的耳朵上。“我什么都没听到,真的什么都没听到。”这个几乎像是脑肿大的家伙说。
“我也没听到。”检察官说,这一刻他装出了一个依赖助听器的人的样子。
“我说‘你们说什么?’,”妈妈说,“‘你们说什么?我要不要洗一洗你们的耳朵?’——‘哦,不用了,夫人!’他说,‘我只想让您明白,所有在这四堵墙壁之间说过的话,都不能传到外面去。’——我说:‘您说什么?那您就太不了解我了!我今天就给《安特卫普报》打电话。’‘夫人,’那个油嘴滑舌的菲里耶·德·罗德贝克说,‘当然也可以递交一份说明,说她有病,附上一个可信的医生的鉴定书。’——‘这样的话就大不一样了,’另一个人说,‘其实这案子看上去就会完全不同了。’”
“菲里耶·德·罗德贝克,这个名字我觉得挺熟悉的。”维奥蕾特姨妈说,“这是不是住在罗腾呼勒,住在白色宫殿里的那个侏儒?”
“现在我必须马上去找凡登纳贝尔医生了,去开鉴定书。”
“就说,你肾有病。说肾管堵住了。这是检查不出的。”维奥蕾特姨妈说。
“或者说我严重缺钙。”妈妈说。这是针对路易斯说的。她看着他,他的牙齿、他的指甲在她肚子里就已经吸走了所有的钙。
一天下午,贝赫尼丝姨妈按响了“日高点别墅”的门铃,平时从来没有人来按过这里的门铃。
“我不敢直接从后门进。”她说。
“我可真是吓着啦。”梅尔克说,“我还以为是邮差来送电报了。”
“我可以进来吗,妈妈?”
“贝赫尼丝哟,你这问的是什么问题啊!”
“我一开始是想写张卡片的,但是我又想,万一她不回信我该怎么办呢。”
“我随时都欢迎你来的。”
“路易斯,你真是大变样了。根本认不出来了。”
“为什么认不出,贝赫尼丝姨妈?”
“明天我再告诉你。我还得想一想。你知道我的,我很在意准确。还是我说错了什么?”
她在厨房里放下了行李箱,把她的雨伞靠在了墙角,提起了一点儿裙角,跪了下来。她低着头说:“妈,我请求你原谅我。”
梅尔克用大拇指在她额头上画了个十字。贝赫尼丝姨妈跳了起来,脱下了大衣。“好了,”她说,“有碗要洗吗?”接着就走到了洗碗间。
“她一点儿都没变,”梅尔克说,“我真高兴。她能照顾我们的欧梅尔了。两个人小时候就像一根藤似的连在一起。”
可是欧梅尔拒绝走到车库门口或窗户前来。贝赫尼丝姨妈用孩子的声调喊道:“欧梅尔哥儿,欧梅尔哥儿”,把脸贴在窗户玻璃上。但他也许以为这个陌生女人把他当作了梅尔克。这一天是他的一个坏日子。
“今天是个好日子还是个坏日子,欧梅尔舅舅?”
“一个好日子,路易斯。昨天是个坏日子。”
“你妹妹贝赫尼丝又来了。”
“我和她一直相处得挺好的。是啊。”
“她之前叫过你。”
“可惜。昨天真是个坏日子。”
“那是三天前的事儿了。”
“看起来她就做不到安静地叫唤。黑克托,它会安静地叫。她为什么就不可以?”
“她今天晚上还会来。”
“我们走着瞧。我们走着瞧。”
“你会进屋子来和我们打牌吗,欧梅尔舅舅?”
“不,我觉得,今天我不想出去。”
“但你已经有一个星期都没出来过了。”
“坏日子,不是按一个星期一个星期来算的。本雅明修士也不明白。‘所有的日子都一样啊。’他说,然后,砰,我头上就被砸了一下橡皮棍。‘这不是橡皮棍,’本雅明修士说,‘这是一颗晨星。’砰,头上又是一下。‘我不喜欢看苦兮兮的脸。你头上有屋檐,又有饭吃,实在必要的话,我们还会给你擦屁股,所以在我走过来的时候,最好不要做出这种悲惨的表情。’接着又是砰,一颗晨星。‘你们必须和早晨打个招呼,’他说,‘来啊,大家一起,晨星照耀我们多美丽!还有一个新早晨,无忧又无虑!’本雅明修士是所有人里唱得最响亮的。我们有时候也会开心。你觉得呢,路易斯,我们开心吗?你是对的,这个我不可以问。我要知道自己的位子在哪儿。我再也不会像以前那么开心了,有时候我的嘴会歪,我会感觉喉咙里有黏液或鼻涕要流出来。但我笑不出来。就连最好的日子里也没法笑。只有到了没有白天只有黑夜的时候才笑。
“康拉德说:‘看着我的眼睛,那你肯定就会笑了。’其他人说我笑了,但如果人自己都不知道,路易斯,那他怎么会是笑了的呢?就算我笑了,难道这就说明我是幸福的了吗?‘看着我的眼睛。’康拉德说,这话说起来容易。因为你知道,你会在他眼睛里淹死,然后他们就会把你拖进黑暗里,你都没注意到就已经消失了,只能眼皮眨呀眨了。这里面有那个词‘lz&039;,路易斯,德国东部的林茨 [604] 。”
“它又归意大利了,欧梅尔舅舅。”
“那就好。好,好,这样好。可是为什么好?请给我解释解释。”
“下一次吧,欧梅尔舅舅。”
“康拉德也这么说的。下一次吧,欧梅尔舅舅。还是只有欧梅尔。我觉得他大部分时候都叫我欧梅尔,不叫欧梅尔舅舅。”
“天黑了,欧梅尔舅舅。”
“这都是因为女人。你有没有从我嘴里听到过一句关于女人的坏话,路易斯?你是对的,我不可以问这个。如果女人们不是这么卑鄙地戏弄我,我本来能好好上大学的。我有个会想问题的脑子。”
“你还有机会的,欧梅尔舅舅。”
“我们走着瞧,我们走着瞧。”
“天黑了,我得去吃晚饭了。”
“‘别这么激动,’特雷泽说,‘我就是和你弟弟正正经经地跳了舞。’我说:‘特雷泽,你以为我眼睛上长了西红柿吗?’那个时候,我说的是打战以前,我就已经这样了。我的嘴有时候准备笑,我觉得它都好像橡胶一样拉开了,但我就是笑不出来。‘那又怎样,’她说,‘就算我现在和你弟弟有了一腿又怎么样?’我说:‘特雷泽啊!’‘只是假设。’她说。‘假设 而已。’我说,‘女孩儿啊。’‘这可是说不准的事儿,’她说,‘这上头,人是控制不了自己的。爱神只是射出了箭,可恰好就有人挡在了面前。’克劳丁尼嬷嬷在治疗室里也这么说,在她把我的头放到她那把钳子里的时候。‘是爱神,爱神,爱神,’她说,‘把你带进了我们家。’本雅明修士也牢牢抓住了我。‘你还蹦跶吗?’他叫道。他打九柱戏 [605] 的手臂可强壮了。克劳丁尼嬷嬷说:‘安静躺着,只要想想小骚猫 就好了。很快就过去了。’但我想了想小骚猫 ,还没有过去。我开始乱动乱抖,我越想就越……”
“到底什么是小骚猫 啊,欧梅尔舅舅?”
“我还以为天黑了你要去吃晚饭了呢。”
“还早呢。什么是小骚猫? ”
“如果谁想带坏一个纯洁的人,谁就会脖子上吊块磨坊石淹死。就算他有七条命,也会死七次。”
“你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是小骚猫。 ”
“管我知不知道。就当我不知道。就当我从来不知道。”
“我给你带十根香烟。”
“带火柴吗?”
“不,我每次来的时候给你带火儿。”
“去维奥蕾特的房间,去找贴了阿斯特丽德王后图片的饼干盒。盒子里的照片,有一张是特雷泽的,她在向我挥手,她身边站着一个戴白帽子的女人。你把那张照片拿出来。她向我挥手。你能看得很清楚。那时候我上火车去考试。”
“欧梅尔舅舅,你现在是第一百次求我做这件事儿了。你知道你不可以拿到那张照片。这对你来说不好。”
“那就向我保证,你会记着这件事儿,有一天会带给我。像今天这样的一天。”
“我保证。”
“用你悲伤的母亲的头发誓。”
“我发誓。”
“为什么你要向我发这个誓?”
“因为你要给我讲讲小骚猫。 ”
“特雷泽从来没做过小骚猫。 从来没有过,从没有过,从没有 。”
“没有,那是克……克劳……一个修女。”
“克劳丁尼嬷嬷不是修女。哎哟,讲真的,你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那就是一个护士。欧梅尔舅舅,我还是会给你带十根香烟的。”
“好 。解答 。小骚猫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说的就是往一个女人那儿塞进一个气球。”
“就这些?塞进去一个英国帽儿 [606] ?”
“路易斯,我说什么来着?你不懂弗拉芒语吗?我先得用正经弗拉芒语说说你幻想的这些事儿吗?一个气球,什么颜色都行的。就这些了。不,抱歉,还不是全部。你塞进去了以后还要吹。我给克劳丁尼嬷嬷至少买了一百法郎的气球,在大巴扎 [607] 的玩具摊上。‘我要买这些搞庆祝活动。’我说。然后就是吹。说完了。”
“吹多久?”
“吹不了多久就没法再吹满了。两个星期吧。新东西的刺激就没了。这时候做这事儿就不会太用心了。但是我还得做。因为她都那么和善地请求我了嘛。我又不是石头做的。所以就继续吹咯。我的眼睛鼓出来了,我感到我的血管要爆掉了,头就像个气球,或者更像个鼓鼓的足球。这个星期来看我的弟弟,他们以为我快死了所以叫他来了。是啊,这个弟弟,他的名字我是不会大声说出来的。他在会客室里说:‘你出了什么事儿?你头变得这样肿。你一定要去瑞士待一阵儿,在这里你吸入的氧气不够。’他是喜欢我的,我弟弟。
“特雷泽说:‘就算我和你弟弟有一腿……’
“精神病医生,伊尔德冯斯,说,都是特雷泽和我弟弟让我变得,变得,变得……但这不对。他还有很多东西得学,你也是。是在霍勒赫姆的有轨电车停车站,在‘中转站’酒馆里。就是在那儿,不是在别的地方发生的事儿。她说:‘就算我……’‘只是假设,’她说,‘假设 而已。’我觉得自己糟透了。这没错。我甚至站了起来,走了出去,走到了车站。我不生气,就是伤心。一刻钟以后她也出来了。我说:‘你在酒馆里付了钱吗?’‘付了,’她说,‘我付了钱。’我们等电车,然后‘中转站’酒馆的布兰切就出来了,出来了,站在了车站上,对着特雷泽吼叫:‘臭婆娘,你这脏贱货,你以为你是谁啊?’我想,特雷泽还是没付钱。这时候布兰切又叫道:‘这种事儿回你家去搞,这些东西都放到你自家厕所里去!’布兰切往特雷泽身上扔了一小包东西,但却落到了我的白衬衫上。在这儿,在这儿,我捡了起来,那个小包裹。那是一块血淋淋的布。我手上、白衬衫上都是血。我还听到特雷泽说:‘这事儿挺自然啊’等之类的话,我紧张啊,我就大喊了一声。因为我听到了自己的喊叫声,我就像:这家伙干吗叫成这样?我就把血布塞进了自己嘴里。特雷泽又把它拔了出来。在车站上等电车的人说,我说了十遍二十遍,这事儿挺自然,挺自然,挺自然,就好像我在那一刻真这么想一样。但我根本没有想法。我的脑袋空空的,然后我就躺到了草地上,在蒲公英中间,正正经经的。”
“晚饭好了!”维奥蕾特姨妈在叫。
欧梅尔舅舅帮着把洗衣桶从车库里拖出来。“嘿唷。”他叫道。
“你小心别扭伤了自己。”贝赫尼丝姨妈说。
“我总是很小心,夫人。”他说,“您也小心。”
在苍白的日光下,妈妈洗她和路易斯的衣服。她拍打湿衣物的时候,听起来有时候像是马鞭在响。在疗养院周围的树林里有很多回音传来。不知什么时候,一个穿着过于宽大的雨衣,戴着拉到额前的帽子的男人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观察着这个勤劳干活、满头大汗的女人。这男人提着一个方形的筐,上面挂着一双格子凉鞋。
妈妈从肥皂液里抽出红红的手臂,在围裙上擦干。爸爸犹犹豫豫地走近。他稀疏的眉毛下面有了一道以前没有过的深沟。妈妈还在擦干手。
“哎,康斯坦泽。”他做了一个要拥抱她的动作。她往他面前走了一步。“嗯。”她说。
“哎,康斯坦泽。”
“我在。我刚刚在洗衣服。”
“日安,爸爸。”
“呀,你在这儿呢。”他们向对方伸出手。路易斯从他父亲手上接过了筐。他查看了一下囚禁遗留下的痕迹,看到的是一个阴郁的、昏沉沉的男人,穿着晃来晃去的裤子,一脸没睡醒的表情,那是为了其他的检验而刻意做出来的,为了另一种环境,另一种空气。而且他的牙齿好小啊。
“他们说,我可以走了。”爸爸说。
“他们这么说了啊。那好。我们走着瞧。我们走着瞧。”欧梅尔说。他转过身去招引鸽子。鸽子飞过来的时候,它们几乎扇到了爸爸。他害怕地挥手赶它们。贝赫尼丝姨妈从厨房里跑了出来,她欢呼道:“斯塔夫!斯塔夫!”她亲了他两面脸颊,挽住他的手臂。妈妈牵住他的另一只手臂。他就像一个被拖着而不是被牵着的病人,被带到了厨房里。梅尔克说,他气色不错。他在那儿大概都是在新鲜空气下劳作?
“我给男爵寄张卡片表示感谢,”妈妈说,“还要寄一瓶勃艮第酒。”
爸爸坐在梅尔克的椅子里,摇晃,脱下雨衣。在破碎脱线的口袋里放了些宝贝,他会在适当的时机变出来,做个迟到的圣尼古拉斯。
“我在那儿吃了多少难吃的炸薯条啊。”他说,“你知道的,又粗又淡。还总是半热不热的。”
“康斯坦泽,赶紧给你老公好好烤点儿土豆条,”梅尔克叫道,“加碎肉的!”
“晚点再说,”这个既是肇因和祸端,也是结果和救赎的女人说,“晚点再说,我们首先得习惯一下他。你不觉得吗,斯塔夫?”
“但你老公饿得快要不行了!”
肥肉配鸡蛋端上了桌子。所有人都看着。他吃得越多,他身体就舒展得越开,就越有力气,越自信。不光是因为有吃的,也因为塞涅夫家和伯塞茨家的人都在。她们喂养他。脱胎换骨之后的他很快又会统治路易斯的后宫,让整个房子里处处都会感觉到他的存在了。因为他被软禁在家,而且他头秃了不少。
“你们这家里还有什么甜的吗?”
“来份果酱面包,斯塔夫?或者……”梅尔克爬到一把椅子上,从厨房柜子的最高一层抽屉里拿出了一大块她藏在那儿不让维奥蕾特姨妈拿到的杏仁奶油。
“别吃太多了,斯塔夫,七点吃晚饭。”妈妈说。
“尝得出来,这是用上好的黄油做的。”他一边说,一边往自己嘴里填果仁甜蛋糕。
“肯定也加了杏仁精华。”贝赫尼丝姨妈说。
“杏仁奶油,”爸爸说,“我是有多久没吃过了啊。”
“别吃太多,斯塔夫。别这么狼吞虎咽的。”
“想想那些受害者,斯塔夫。所有回到安特卫普的犹太人。”贝赫尼丝姨妈说。他填满蛋糕的嘴大开着。
“别在这时候犯嫌,贝赫尼丝!”梅尔克怒吼道。
“我刚才说这话,母亲,就是想劝他不要一次吃太多。就像那些从集中营回到安特卫普的犹太人。别人警告了他们,他们所有人,说他们的家人会把他们喂到撑。他们有许多人就因为一次吃太多撑死了。”
“我还是不要想那些犹太人为好,”爸爸说,“但不想不行。我们在战争中都是傻子。我们都做了睁眼瞎。”
“说点别的吧。”梅尔克说,端着最后一块蛋糕往厨房柜子方向走。
爸爸眼见着身材就长了起来。穿雨衣的憔悴男人消失了。藤椅里的男人变得亲切起来。就连他闹胃疼也让人觉得亲切,尽管他以前有个钢筋水泥胃;就连他的那些牢骚话也让人亲切,他说他在牢房里受了那么多苦,每天夜里都向亲爱的上帝祈祷,几乎每天夜里;他现在亲身体会到了人和人之间是有情义的,有的囚犯简直是圣徒。他说起了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事迹。当他说到圣徒年历上第三个或第四个名字的时候,发觉女人们的注意力下降了,他就说:“也许最后一块杏仁奶油蛋糕能够安抚我的胃。”
他得到了蛋糕,吧唧吧唧吃起来。“我有多久没吃过了啊。尝得出来这是自家烤的。”
“这是圣方济各的蛋糕。”贝赫尼丝姨妈说。
“这个名字的词源就是面包,方济各 [608] 。”路易斯赶紧说。(因为我,我亲爱的姨妈,是擅长做这类无聊又傻气的评论,耍耍农民年历八卦和陈词滥调的小聪明的废话大王,这都是我过世的教父像一个黑鬼部落的酋长那样传给我的传家宝。)
“他爱面包胜过一切,”贝赫尼丝姨妈说,好像临终的圣方济各就躺在隔壁一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在床上还索要面包,因为他太虚弱,咽不下去,所以其他神父和他的朋友不管有没有胃口,都当着他的面吃下了好多杏仁奶油蛋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