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在瓦勒（1/2）

他又回到了瓦勒的家中，而她，从来没有守在他身边。在这么多星期里都置他于不顾，用修女般的谎言和承诺哄骗了他的她，果真在家。果然如此，她有了大肚子。“妈妈。”他说。而她说：“我的小兔兔。”

尽管在她镶白点的蓝裙子下，装着一个将来会像她和爸爸的小孩，一个按比例将他俩混合起来的东西（所以他也会像路易斯），他还是一把抱住了她的脖子。他嘟哝了几句什么，就连他自己都听不清，他闻到了她卷起的头发的香味，说道：“妈妈。”

“小心哟。”她说。她为了迎接我回家特地穿上了星期日的节日装，这他能看出来。就这件白点蓝裙。只是为了他，她才戴上了蓝瓷耳环。她为了他把嘴唇涂得鲜红。爸爸也为了他给客厅新糊了壁纸，用的是向日葵的图案。在壁炉台上立着一捆新的整年度的杂志《我们的人民觉醒吧！》，旁边是涂着黑色、米色漆的石膏像，冷笑着的驼背弄臣 [71] 。

路易斯坐在沙发的一角。在对面角落里，在一个腐蚀成深棕色的三腿木架上放着圭多·赫泽拉的半身像。雕像是深绿色的，一个耳垂已经剥落了，但有着真人大小的诗人头却走了形。因为赫泽拉有一个硕大的脑袋，里面装了太多的脑质，结果让他一生都要忍受头痛。墙上满满地挂着钢网格组成的烛台，刻有“弗拉芒语声音美妙，不对它施暴的人都听得到”或“自家灶台赛黄金”之类话的铜板，列昂姑父画的有风车和紫罗兰的水彩画，根特塔楼和布鲁日爱湖的钢笔画。在壁炉上方挂着有扇形锈斑的箭，有奇特的箭头和倒钩；刚果土著人的画像他们留给了教父维莫尔希，妈妈的那位做神父的叔叔，他还一直在开赛的丛林里以勇敢、温和、慈父般的姿态劝黑人部落皈依圣教。

妈妈给路易斯拿来了可可，里面加的糖比在学校多得多。

爸爸还靠在阳台门边站着，打量着他儿子，他这个一度走失了的独子，现在总算又回到了父亲家中。

“路易斯，”爸爸说，“我给你看看我们的新机器。准保你会惊讶得嘴都合不拢。整个西弗兰德都找不到这样的印刷机呢。他们倒是想造出这样的，可他们胆子不够大。这家伙是莱比锡的。”

“至少得让他喝完可可再说。”妈妈说。

爸爸受了委屈，掉转目光，不再看他们，他俩，在他眼前已经结成了同盟的两个人。他用背把带闪闪发光的富铅玻璃窗的阳台门推开了。

“那也好，”他说，“也好。那我就先去菲利克斯那儿。”爸爸每两天去一趟理发师菲利克斯那儿剃胡子。在房门锁锁上了以后，妈妈从她的针线筐里摸出一盒贝尔加 [72] 香烟来。她给自己点燃了一支，挺享受地吸起来。然后她似乎想起了什么似的，急急忙忙地打开窗户，把烟朝阳台，朝墙上吐过去，那上面东方官员正在鞠躬，女士们戴着平平的宽檐帽坐在小船里弹班卓琴 [73] 。

妈妈拼命往前挺肚子。或者，是那个孩子在往前推她的下半身？孩子当然能决定妈妈的一举一动了。

“那台机器，”妈妈说，“真是场灾难。其实我得说，是那些机器。先生去了趟莱比锡，去看展览的，然后回到家里来，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我问他：‘嘿，你做成了几笔生意吗？’‘嗯，嗯，’他说，‘还行。’但从他孩子气的傻笑中我就看出来有啥猫腻了。果然啊，路易斯，你想象得到吗？突然之间整条街都激动起来了。两辆挂着德国车牌号的小汽车开了进来，后面跟着一辆卡车。那卡车的个儿那么大，在我们这条街上它都没法掉头。他们不得不把警察叫来。还有两个德国机械师傅也在。他们要教人这一整套活儿。你猜我都看到了啥？这台机器，路易斯，这是个大怪兽，生来就放不进工坊里去。一个两岁的小孩都能看出来，只有你爸爸当然是看不出来的。他们首先要把侧面的墙拆掉，两个德国机械师傅花我们的钱在德拉帕斯宾馆足足住了两个星期，因为他们必须组装机器。每天在我们家里。他们也在这客厅里吃饭，但是光一个煎肉排还不能让他们满意，不，他们还想要吃香肠，一大早吃早饭的时候就要吃火腿肉。”妈妈急急忙忙地又点上一支香烟。

“它印东西印得好吗，那台新机器？”路易斯问，为了讨好妈妈和不在场的爸爸。

妈妈按照中世纪的风格坐在了橡木桌子的边缘上。就在这样一张桌子旁边，弗拉芒的骑士于1302年做了推翻虚伪的法国王国的计划。 [74] 只要是法国佬，都是骗子，都要打死！

“后来德国人回家了。”妈妈继续说，“机器装好了。我们得把所有的铅字盒和切割机都搬到别的地方去。我想：他现在对着他的玩具应该开心了，幸福了。突然我听见楼下街上吵得可怕。人们在叫‘噢！啊！’我从窗子往外面一看，我看见了啥？卡车又出现了，这次直接带上了警察。卡车又要在我们街上掉头，又是同一批德国师傅在协调交通。我问自己：‘我现在是看到重影了，还是已经神志不清了？’我跑到楼下，说：‘斯塔夫，这是什么意思啊？给我解释解释。我没看错吧，还是我已经发神经了？还有一台机器要运过来？’‘是这样，康斯坦泽。’他说。我说：‘同一台？’这个傻子笑了起来，说：‘当然不是同一台了。前一台正放在工坊里呢。所以街上那一台肯定不是同一台了。’我说：‘斯塔夫，要我扇你一耳刮子啊，你肯定清楚我想说啥。你买了一模一样的一台机器？’‘是啊，’他说，‘是一模一样的一台。’我说：‘斯塔夫，为什么啊？’‘康斯坦泽，’他说，‘第二台备用啊，万一第一台坏了的话。’”

她等着。她的脸浮在香烟的烟雾中，烟钻入了她的卷发里。所有女人中，她最美。

“你没听懂吗？”她眯起眼睛，深深吸了一口烟，“一台贵得要命的机器，而他手上一份订单都还没有！”

路易斯觉得她和往常一样在夸大其词，对爸爸的态度很不公正。虽然爸爸做事没头没脑不靠谱，但是他在这里也许正统治着一个帝国，而妈妈——这个农民家的女儿、时尚衣架子、家庭主妇、没有独立地位的小贵妇——却毫不知情。

“我看出来了，你站在他那边。你觉得他是对的。”她把香烟按灭在一个路易斯之前从没见过的铜制烟灰缸里。它的形状是一个扁平的贝壳，边上有个纳粹十字标记。

“‘你什么都不懂。这样一台机器是用来印报纸的，所以才会这么贵。’他说。我说：‘斯塔夫，可是没有人要在你这儿预订印报纸啊。’‘那又怎么样。’他说，‘那我们就自己做份报纸。’他就做了份报纸。就做了一期。第二期他就没钱了。”她又吹出了口烟，吹出了她的怨恨，吹出了她对这个重又找到的迟钝而冥顽不化的儿子的失望。

在工坊里放着爸爸的报纸，一摞摞齐人高：《莱厄河 [75] 》，四大张，中间插入了大小不一的各种广告，灰色，毫无吸引力，就是个笑话。在头版写着“新鲜食物新能量，鸣谢lo ”。从加粗了的斜体字母“lo” 上方跳出一个侏儒，就像从篱笆墙上跳出来那样，他身下写着：“她丈夫的工作装又变得干净整洁了！只有leil能战胜油渍 ”和“以前他活动起来像个机器人。需要别人帮忙才能脱下大衣。今天却活力四射，因为有了克鲁士牌盐 ”。

工坊里的机器刺刺地响。没有一个穿这灰色长外套的工人注意到了自以为走失了的王子，他结束了在寄宿学校的流放回来了。是不是爸爸发出了口号：别看我儿子的脸，不然你就会瞎掉？凡丹姆，厂里的帮工，按了按路易斯的胳膊肘。

“小伙子，看你长得这样儿！你要继续长下去，都可以做次重量级拳击手了！”

凡丹姆晒黑了的脸，加上伤痕累累的鼻子，总显得严肃。他做过西南弗兰德的拳击冠军。有时候他会飞快地连抽四五次鼻子。或者在路易斯额头正前方闪电般迅速地挥舞下拳击手势。他有一身奶酪和印刷油墨的味道。凡丹姆小子。

“哎，你觉得这家伙咋样？”凡丹姆走到机器旁边问道。

“挺好。”路易斯说。

“挺好？好得不得了！是从德国 来的。”

路易斯绕着这安静的怪家伙走了一圈，它的各个部件都闪闪发亮：转轴、吸盘、钩子、齿轮、弹簧、按钮、拉杆、圆缸。

“这台机器每小时能印出最多两万张呢。快 啊，超级快 。”

“那您就开动它啊。”

“我倒是很乐意啊，路易斯，但我不可以开。只有老板才能开动它。老板的儿子可不行。”（至少得到认可了。虽然只是作为儿子。不过聊胜于无。）

许多纸巨人装在海绿色的包装里。俯身在铅字盒上方的排字工人。积灰的窗户，铁窗格上沾着煤烟。溅着油污和油墨的水泥地板。切割机的大铡刀发出冷冰冰的光。我感受到了一股悠长的哀伤，往后退了几步。

“是啊，她就待在这儿光鲜透亮啊，我们的柯尼希与鲍尔 [76] 。”凡丹姆语气低沉地说。

三台海德堡印刷机中有一台传动杆正轰隆隆地上下动着，那旁边站着拉斯佩，去年还把路易斯抱到自己怀里，在他那些不该碰的地方挠他痒，一边叫着“哟，咱漂亮的小鸡鸡跑到哪儿去了”的拉斯佩。他一看到路易斯，就朝路易斯吐出了沾满东西的长舌头。凡丹姆看到路易斯转身要跑，就一把拽住他的胳膊，手指顺势掐了进去。

“恋爱的事儿怎么样了啊？”他问道。

路易斯一下子满脸通红。其他人没有听到。

“你现在多大了，路易斯？”

“十一岁……到4月5号，我就十一岁了。”

“这样的事儿不嫌早的哦。想做冠军，就要早努力。”凡丹姆说。路易斯尽可能慢地离开了工坊。凡丹姆是一个满脑子脏想法的霍屯督人。主啊，宽恕他吧，因为他都不知道他说了什么。

在厨房里，一个胡子剃得干干净净、扑了粉的爸爸在说话：“拿着，这是给你的。我从莱比锡展览会带回来的。”他从印着我不认识的尖细字母的发黄报纸中剥出来一个橡胶小人，一个穿着短裤和棕色衬衫的小男孩。爸爸扬扬自得地哼着什么，把小人儿放在了餐具柜上面，又来回摆弄了一下，直到小人儿叉开腿站在那儿，右手臂僵直地高高举起。然后，他又把七零八碎的小玩意拉拉齐整：带有纳粹十字的袖章，棕色的船形帽，别在腰带上的匕首。

“嘿，你觉得怎么样？”

“多谢。”路易斯说。

“多谢谁？”

“多谢爸爸。”

妈妈拿过玩偶小人，路易斯有一片刻还以为她要把它吃了。她将这张明亮的、哧哧笑着的脸放在眼前。“我们先把它放在卧室的柜子里。”

“为什么呀？”

“还是别让人看到为好。”

“为什么？”爸爸现在也问，但是语调比路易斯多了十倍的力量，十倍的威胁感。

“如今这样的局势……”

“但是我不会让任何人看到它的。”路易斯恳求地说，“我会把它放在楼上我的房间里。等我再去寄宿学校的时候，我会把它放到你柜子里的。”

“还是不要了，路易斯。我们不要招惹麻烦，别人就我们和那些德国人说的闲话已经够多了。”

“让他们说好了。”爸爸叫嚷起来，“我们要管别人干什么？”

妈妈漫不经心地捏着小人儿。路易斯吃惊地看着小男孩的腿变得很弯，就像西部片里的牛仔那样。接下来，她也会这么扭捏自己的小孩的，等他毫无抵抗力地低躺在摇篮里的时候。在他自己被送到修道院宿舍里去之前，她用这双粗心大意的、扭来扭去的手都对他干过什么？

四点左右的时候，莫娜姑妈带着葡萄干蛋糕来看他们。她说，她上午卖了三十盒糖、三十公斤咖啡和三十公斤菊苣咖啡。

“我老公不准我这么做。”妈妈说，“他认为不能趁时局乱就捡便宜。”

“可就是这么乱的时局才逼得我们这么做的啊，康斯坦泽！如果不久后买不到咖啡了，谁会是第一个跑来伸手讨的？——你穿上这身好衣服，是要去电影院吗？”

“哦，好啊！”路易斯说。

“不是，”妈妈懒懒地说，“我就是觉得无聊了。我已经整个早上都穿着家常便服四处转了。我当时就想：不，今天我不能再穿肥大的罩裙了。有大肚子又怎么样。我就想再穿上件颜色欢快的衣服。”

“你一天比一天年轻，康斯坦泽。”

路易斯得到许可，往葡萄干蛋糕上抹黄油，倒咖啡。他已经忘了寄宿学校。——我已经忘了寄宿学校。这个母亲，我辛苦劳累的母亲，她不是为了我才穿上有圆点、香喷喷的裙子吗？加上爸爸的这个妹妹——还好她没有立刻大叫说我长得多么快，也没有问我在学校的成绩，她们这两个森林仙女挥舞一下仙棒就让整个寄宿学校都消失了。仙女？只有女孩子才会有的念头。

“那你拿他怎么办呢，康斯坦泽？”（他，就是说我，路易斯，她的孩子。）

“是啊，我该拿他怎么办呢？”

“我可以马上回寄宿学校去。”路易斯说，“如果你想我这样做的话。”

“小傻瓜，”莫娜姑妈说，“你能回瓦勒，回到我们的身边，我们所有人都高兴呢。要是婆妈妈见到你的话，她眼珠都会蹦出来的。因为你都长这么大了。他真是在疯长啊，是不是，康斯坦泽？——婆妈妈今天早上还说：‘我们的路易斯，我们最乖的小宝贝儿在哪儿呢？他是我所有的孙辈里我唯一想见到的那个。’”莫娜姑妈说谎的脸没有一点儿皱纹，白得透明，就仿佛她整整一个小学期都在地下室里待着，坐在霉菌和齐人高的闪亮真菌中间。

“你不太爱说话啊，”她说，“看看你这坐着的样子，在你这样的年纪，想想自己都不到二十岁，就该高兴得蹦起来才对呢。到了二十岁你就得去军队了，我的朋友！我们现在要花上一亿两千万了，就为了战争动员。谁来出这笔钱？”

“和平常一样啊，让小个儿男子汉出呗。”妈妈说。她在葡萄干蛋糕上捏来捏去，那上面有路易斯为了她特意抹的厚厚一层黄油。

“真算走运，”莫娜姑妈说，“他们把那个保罗—亨利·斯巴克 [77] 给撵走了。长成那个样子的人，怎么还能做首相？那张肥脸，一看就知道他是个窝囊废！——这样子下去还怎么得了？我们到底会走到哪里去？”

“去电影院。”路易斯说。

“是啊，我们会到哪里去？”妈妈说。

“直接走进战争啊，康斯坦泽。笔直地一路走进去！”莫娜姑妈说。她有一双青蛙大眼，因为她的甲状腺不太好使了，在她丈夫瓦尔德姑父离开她之后。

（“这可真奇怪，”婆妈妈说，“瓦尔德和她本来是天生一对，就像锅和锅盖一样！另一件奇怪的事是，原先是瓦尔德有这样鼓出来的眼睛，像青蛙一样，可他一走，她的眼睛也鼓出来了。”瓦尔德姑父常常打他老婆的。“什么？我的衬衫还没熨好？”——“当然熨好了！”——“是吗？那这个领子怎么回事？它皱得和手风琴一样！”——然后啪一下！打到脑门上了！——“什么！我的鞋子还没擦好？”——“当然擦好了！”——“是吗？就是往上啐了一口，再用袖子擦了擦吧！”又一下，打在下巴上。

莫娜姑妈把一切都忍下来了。“一个肿块，一点瘀青，这有什么呀？我们女人受得了很多苦，我们也必须忍受，看到一管注射器的血就晕倒的都是男人呢！”莫娜姑妈顽固得雷打不动，纯粹是对这个感到绝望了，瓦尔德姑父才最后给了她一记下勾拳，然后带着自己所有的东西和一个聋哑缝纫女工跑掉了。

莫娜姑妈和她女儿希采丽住在帕尔登市场旁边，楼房正面墙铺着蓝白色的闪亮瓷砖，窗子有漆成白色的窗框；在每扇窗玻璃上都有一个深蓝色的花体字字母，合起来就是ward（瓦尔德）。希采丽上价格不菲的芭蕾舞课。她想去美国，去好莱坞，就等秀兰·邓波儿长大演不了儿童的角色退下来了。希采丽已经能完美地演唱《彩虹之上》 [78] 和《蟑螂曲》 [79] 了。在客厅里挂着一张她的照片，列昂姑父亲手给它加了颜色，那上面她有一张满月脸，圆圆的纽扣眼睛，瘦弱的小身板套在芭蕾舞短裙里。）

下午的时光在流逝，谈话絮絮叨叨，绵绵不绝，谈到了国家部门、农民联合会、共济会、波兰、西班牙、希特勒：那个什么都敢做的男人，不过他又有什么法子呢？法国人、英国人、俄罗斯人，整个世界都欺负到他头上了啊！然后莫娜姑妈发现还有个路易斯呢，于是就问：“哎，你现在可以在家里待上一阵了，高不高兴啊？”

“高兴。”

“你去过工坊了吗？”

“去过了。”

“他们都说了啥？说你长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