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1/2）

2010年冬

我还是小女孩时，父亲和我每晚有个仪式。我说二十一遍比斯敏俩，他把我塞进被窝，然后坐到我旁边，用拇指和食指从我脑袋里摘去噩梦。他的手指从我脑门跳到太阳穴，耐心地在我耳朵和脑袋后面搜寻，每从我脑袋瓜里抓走一个噩梦，他就发出“砰”的一声，好像拔掉瓶塞的动静。他把这些梦一个一个，收进他腿上无形的袋子，再把袋口扎牢。接着，他会在空气里搜寻，找出一堆好梦，来替换那些被他没收的梦。我看着他微微翘起脑袋，皱着眉，眼珠子滴溜溜乱转，又像竖起耳朵，听远方的音乐。我屏住呼吸，等着那个时刻到来，等着我父亲脸上绽开笑容，口中念念有词：哟，这儿有一个，等他捧出双手，让梦落在掌心，仿佛那是一片轻旋慢舞的花瓣，从树上飘落。然后，轻柔地，非常非常轻柔——我父亲说过，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脆弱的，都是容易失去的——他把双手贴近我的脸，用掌心摩挲我的额头，把幸福揉进我的脑海。

我今夜会梦到什么，巴巴？我问。

哦，今夜。嗯，今夜这个可不一般。他总是先这么说，说完再告诉我。他会现编个故事。他把梦给我。在其中的一个梦里，我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画家。另一次，我是魔幻岛上的女王，有会飞的王座。他甚至给过我一个吉露果子冻的梦，那是我最喜欢的零食。我有了魔力，只要我想，挥一挥魔杖，就能把任何东西变成果冻——校车，帝国大厦，整个太平洋。不止一次，我对着猛扑而来的陨石挥舞魔杖，从毁灭的边缘拯救了地球。关于他自己的父亲，我父亲从不多谈，但是他说，他讲故事的本领得自家传。他说他小时候，他父亲有时会让他坐下——得赶上他心情好，不过这种时候不太多——给他讲故事，故事里都是精灵和仙女，还有魔王。

有些夜晚，我和巴巴掉个个儿。他闭上眼睛，我用双手抚过他的脸，从他脑门开始，经过腮帮子上扎扎的胡子茬儿，然后是嘴唇上方粗粗的胡子毛。

那么，我今夜是什么梦？他抓着我的手，小声问道。他眉开眼笑，因为他已经知道我要给他什么梦了。总是同样的梦。梦见他和他妹妹躺在开花的苹果树下，迷迷糊糊地开始午后的小睡。太阳暖暖地照着他们的脸，阳光辉映着青草、绿叶、头顶上锦簇的花团。

我是个独生的孩子，常常也是个孤独的孩子。我的父母相识于巴基斯坦，当时他们都已经四十岁上下，有了我以后，他们决定不再第二次冒险。我记得我看着邻居家、校园里那些有弟弟妹妹的小孩，满心的羡慕。可我也对有些孩子的相处方式感到迷惑不解，他们对自己的好运气视而不见。他们的举止就像野狗，互相抓挠，打斗，推撞，彼此背叛，无所不用其极，而且嬉皮笑脸。他们互不理睬。我真不明白。而我呢，我小时候大部分时间都在渴望着，家里不要只有我一个孩子。我最希望的是能有个孪生姐妹，在小床上挨着我哭，挨着我睡，和我一起吃妈妈的奶。她会无条件地、全身心地爱我，而且我总是可以从她脸上看到自己。

所以，巴巴的妹妹帕丽就成了我的秘密伙伴，除了我之外，谁也看不见她。她是我的妹妹，是我一直希望父母能给我的妹妹。早晨我俩肩并肩地在一起刷牙，我能在卫生间的镜子里看见她，我们一起穿衣。她跟我去上学，上课时坐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直愣愣地看着前方的黑板，我总是能用眼角的余光，看到她黑色的头发和白色的侧影。课间休息时，我带她去操场，不管是滑滑梯，还是从攀爬架一个杠子摆荡到下一个杠子，我都能感觉到，她就在我身后。放了学，我坐在厨房的桌子边画画，她也在一旁耐心地涂涂抹抹，要不就站在那儿，看着窗外，等我画完，我们便跑出去跳绳，我们的影子成双结对，在水泥地上蹦上蹦下。

谁也不知道我和帕丽的游戏。连我父亲也不知道。她是我的秘密。

有时旁边没人，我们就吃葡萄，聊天，聊起来就没个完。我们谈玩具，谈哪种麦片最好吃，谈我们喜欢的卡通，我们不喜欢的同学，谈哪些老师比较凶。我们喜欢同一种颜色——黄色，我们最爱吃的冰激凌是黑樱桃味儿的，最爱看的电视节目是《家有阿福》，而且我们长大了都想当画家。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俩长得一模一样，毕竟我们是双胞胎嘛。有时我几乎能看见她，我的意思是真真切切地、用我眼角的余光看见她。我想把她画下来，每一次，我都给她画上和我一样的眼睛，淡绿色的，稍微有点不均匀，同样的黑色卷发，同样的大长眉毛，双眉几乎连在了一起。如果有人问，我就说，我画的是我自己。

对我来说，我父亲怎样失去妹妹的故事，就像我母亲给我讲的先知生平一样耳熟能详——后来，父母送我到海沃德的清真寺，上星期日学校之前，我又把先知的故事温习了一遍。可是熟悉归熟悉，每天晚上，我还是要再听一遍帕丽的故事，仿佛被它巨大的引力俘获了一样。也许这很简单，因为我们有同样的名字。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感觉到我们之间有一种联系，隐隐约约，包裹在神秘里，可又是那么真实。然而，它却不只如此。我能感觉到她的触碰，好像发生在她身上的事，也在我身上留下了印记。我感觉我们是连体的，通过某种看不见的规则，以我无法完全理解的方式，超越了我们的名字，超越了家庭的纽带，连接在一起，就像我们共同完成了一个谜题。

我感觉，如果我对她的故事听得足够仔细，就一定能对自己有所发现。

你觉得你父亲难过吗？他把女儿卖掉了。

有些人非常善于隐藏自己的悲伤，帕丽。他就是那样。光看他的外表，你是看不出来的。他是个硬汉。可是我认为，是的，我认为在心里，他是难过的。

你现在还难过吗？

我父亲笑了，然后说：怎么会呢？我有了你。可是，就算年纪那么小，我也能看得出来，悲伤烙在他脸上，就像一块胎记。

我们像这样说着话，一种奇想便在我脑海中浮现。我幻想，我会存起所有的钱，一块钱都不花，不买糖果，不买贴画，等我的存钱罐满了——虽然那根本不是头猪，而是坐在石头上的美人鱼——我就把它砸开，装上所有的钱，启程去找我父亲的妹妹，不管她在哪儿，等我找到了，我就把她买回来，带她回家见巴巴。我要让我父亲快乐。在这个世界上，我最想成为那个为他抹去悲伤的人。

那我今夜是什么梦？巴巴问我。

你已经知道了。

又一个微笑。对，我知道。

巴巴？

嗯？

她是个好妹妹吗？

她是最好的妹妹。

他亲我脸蛋儿，把毛毯在我脖子周围掖好，走到门口，关上灯，然后他会停一下。

她是最好的。他说，像你一样。

我一直等着，等他关上门，我就溜出被窝，再拿一个枕头，把它放在我自己的枕头边上。每天夜里入睡的时候，我都感觉到有两颗心在我胸中跳动。

从老奥克兰路的入口拐上高速公路的时候，我看了看手表，已经中午十二点半了。至少还要四十分钟，我才能开到旧金山国际机场，而且还得指望101号高速路上不能有任何事故，也不能碰上道路施工。往好里想，这是国际航班，所以她还得过海关，这大概能让我赢得一点时间。我把车掰上了最内侧车道，将雷克萨斯的时速提到了一百三十公里。

我想起一个来月之前，我和巴巴谈话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奇迹。我们吵嘴了，这是久违的正常交流，如同一个小小的气泡，蛰伏在深深的、黑暗的、寒冷的洋底，却飞沫般转瞬即逝。那天我给他弄好午饭时已经迟了，他从躺椅上扭过头，用那种柔中带刺的腔调，说我生下来就带着不守时的基因。像你妈。愿真主让她灵魂安息。

不过呢，他接着说，脸上挂着笑容，好像要安抚我，人总得有点小毛病才好。

所以我这毛病就是天赐的了，嗯？我说着，把一盘米饭和豆子放到他腿上。习惯性的不守时？

要我说，真主也不愿意这么做。巴巴拉住我的两只手。差一点儿，就差一丁丁点儿，真主就让你完美了。

成，如果你愿意，我很高兴再让你多知道一些。

你一直把我蒙在鼓里，对吗？

噢，太对了。就等着全端出来呢。因为你又老又不中用了。

我又老又不中用。

现在你想让我可怜你了。

我瞎换着收音机的台，从谈话节目跳到乡村音乐，又从爵士跳到更话痨的节目。我把它关了。我心烦意乱，紧张不安。我够到副座上的手机，拨通了家里，把它开着放到腿上。

“喂？”

“赛俩目，巴巴，是我。”

“帕丽？”

“是的，巴巴。你跟埃克托尔在家没事吧。”

“没事儿。这小伙子真不赖。他给我做了蛋。我们就着吐司吃了蛋。你在哪儿？”

“我在开车。”我说。

“去饭馆吗？今天不该你轮休啊，对不对？”

“是不该。巴巴，我在去机场的路上，我要接个人。”

“那好，我让你妈给我们弄午饭吧。”他说，“她可以从饭馆带点儿什么回来。”

“好的，巴巴。”

我松了口气，他没再提她。可有些日子，他一提起来就没个完。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她在哪儿啊，帕丽？她在动手术吗？别跟我撒谎！为什么所有人都跟我撒谎？她走了吗？她在阿富汗吗？那我也要去！我要去喀布尔，你拦不住我。我们像这样来回折腾，巴巴踱着步，焦虑不安。我用谎话哄着他，然后拿他收集的家庭装潢手册或电视节目，来分散他的注意力。有时候管用，可还有些时候，他对我的把戏无动于衷。他忧心忡忡，最后歇斯底里，以泪洗面。他狠狠拍着自己的脑袋，在椅子上前俯后仰，抽泣着，两腿哆嗦个不停，再后来，我不得不喂他一片劳拉西泮。我等着他眼皮打架，他一合上眼，我便跌坐到沙发上，筋疲力尽，上气不接下气，恨不得自己也大哭一场。我满心渴望地看着大门，门外一片广阔的天地，我真想走出去，不停地走下去。可是巴巴在睡梦中一哼哼，我便一下子回过神来，因为内疚而脸上发烧。

“我跟埃克托尔说两句，巴巴。”

我听到听筒换了手。背景里传来竞猜节目的声音，能听见好多人交头接耳，随即一阵欢呼。

“嘿，姑娘。”

埃克托尔·华雷斯住在马路对面，我们是老街坊了，最近几年成了朋友。他每个礼拜过来两三次，和我一起吃垃圾食品，看垃圾电视，大部分是真人秀，一直待到深夜。我们嚼着凉比萨，带着病态的迷恋，连连摇头，看着屏幕上的嬉笑怒骂。埃克托尔当过海军陆战队员，驻扎在阿富汗南部，两年前被土炸弹炸成了重伤。他复员回家时，整个街区的人都出来了。他父母在家门口挂起了“欢迎回家，埃克托尔”的牌子，还有气球和好多鲜花。等他父母开车到家，大伙都鼓起了掌。有几个邻居还烤了派。大家感谢他的服役。他们说：嘿，坚强起来。上帝保佑。几天之后，埃克托尔的父亲塞萨尔来了我们家，和我一起装了条轮椅坡道，跟塞萨尔在自己家装的那条一模一样，坡道铺在他家门口，门前挂着美国国旗。我记得我们俩装坡道的时候，我真想给塞萨尔道个歉，因为埃克托尔出事的地方正是我父亲的祖国。

“嗨。”我在电话里说，“我想我该签个到。”

“家里都挺好的。”埃克托尔说，“我们吃过了。我们玩《价钱猜猜看》来着，这会儿正忙乎《轮子》呢。接着还有《赛乐赛》。”

“哎呀，真对不起。”

“有什么对不起的，我的姑娘。我们开心着呢。对不对呀，亚伯？”

“谢谢你给他做了蛋。”我说。

埃克托尔把嗓音压低了一度。“其实是煎饼。你猜怎么着？他可喜欢了。把四张一摞的饼给吃完了。”

“实在感激不尽。”

“嘿，姑娘，我真的很喜欢你的新画，小孩戴帽子那张，帽子好滑稽。亚伯给我看的，他也很骄傲。我……怎么说呢，该死！伙计，你真该觉得骄傲。”

我笑着换了车道，让后面的车超过去。“圣诞节送你什么，我大概现在就有底了。”

“你一说我又想起来了，为什么咱俩不能结婚？”埃克托尔说。我听到巴巴在一旁抗议，埃克托尔哈哈笑着，嘴离开了听筒。“我开玩笑呢，亚伯，别当真。我是个残废。”他接着对我说：“我觉得你爸刚才用普什图语，在心里臭骂了我一通。”

我提醒他让巴巴服上午的药，便挂了电话。

这就像看见了广播名人的照片，他们跟你在车里听收音机的时候，脑子里想像出来的样子完全不同。首先，她很老，或者说显得太老气了。这一点我当然知道。我算过，估计她已经过了六十岁，可眼前这个花白头发的小老太太，还是很难和我一直以来想像中的那个小姑娘对上号，她本来只有三岁，黑头发卷卷的，两条眉毛长长的，几乎连在了一起，就像我一样。可她比我想像的要高。我能看出来，哪怕她坐着，坐在三明治小店边的长椅上，怯生生地看着四周，好像迷了路。她肩膀很窄，面容清秀可人，头发拢在脑后，用一条钩编的发带固定。她戴着翡翠耳环，穿褪色的牛仔裤，长长的鲑鱼色束腰毛衣，脖子上系着一条黄色围巾，颇有几分漫不经心的欧洲式优雅。她在临行前的电子邮件里告诉过我，她会戴上这样一条围巾，好让我很快认出她来。

她还没看见我，于是我又磨蹭了一会儿。航站楼里，旅客们推着行李车从我身边经过，接送车的司机们举着标牌，上面写有客人的姓名。我的心在胸腔里大声呼喊，我告诉自己：这就是她。这就是她。真的是她。然后我们的目光碰到了一块，她脸上漾起了认出我的表情。她挥手致意。

我们在长椅边见了面。她咧开嘴笑着，而我两腿发软。她笑起来和巴巴一模一样，只是上面两颗门牙中间，有道米粒般大小的齿缝。他们都是朝左边歪着嘴，笑得五官挤作一团，眼睛眯成一条缝，微微翘着脑袋。她站起身，我注意到了她的手，疙疙瘩瘩的指关节，从第一个指节开始，四个指头便朝着和拇指相反的方向，向外弯曲，手腕上还有鹰嘴豆大小的肿块，看上去是那么痛苦，让我觉得揪心。

我们拥抱在一起，她亲了我的脸，一边一下。她的皮肤柔滑，像细细的毛毡。我们分开时，她还是抓着我，胳膊向前伸着，两手把住我的肩膀，打量着我的脸，好像在给油画做鉴定。她眼睛里有一层湿漉漉的水膜，目光中满是喜悦。

“很抱歉我迟到了。”

“没什么。”她说，“总算和你在一起了！我实在太高兴了！”——没什么。总算和你在一起了！面对面的时候，她的法国口音比电话里听起来还要重。

“我也很高兴。”我说，“飞机上还好吗？”

“我吃了片药，不然我知道我睡不着。我肯定一路都醒着。因为我太高兴，太兴奋了。”她盯着我看，对着我笑，好像害怕看一眼别处，这魔咒就会失效，一直到头顶上的广播提醒旅客，遇到无人看管的行李要及时报告，她的表情才稍稍放松。

“阿卜杜拉知道我来吗？”

“我告诉过他，我要带一位客人回家。”我说。

后来上车的时候，我偷偷地瞅了她两眼。真是奇怪。帕丽·瓦赫达提坐在我车里，离我不过几寸，却给了我一种怪异的错觉。一瞬间，我看她看个清清楚楚：脖子上的黄围巾，发际线上短而薄的头发，左耳下方咖啡色的痣，可是再一眨眼，她的容貌便罩上了一层雾霭，我好像在透过一层毛玻璃看她。我忽然感觉有点晕眩。

“你没事吧？”她一边扣好安全带，一边看着我问道。

“我老在想你会消失。”

“什么？”

“只是……只是有点难以置信。”我说着说着，就神经质地哈哈笑了起来。“因为你真的存在。因为你居然就在眼前。”

她微笑着点点头。“哦，我也一样。我也觉得这很奇怪。你看，我这一辈子都没遇见过和我同名的人。”

“我也没有啊。”我打着了火。“跟我讲讲你的孩子们吧。”

我开出了停车场，她开始跟我讲孩子们的事，说起他们的名字来，仿佛我从小和他们相熟至今，仿佛她的孩子们和我一起长大，一起参加过家庭野餐，露营，去海滨度假地避暑，做过贝壳项链，玩过用沙子埋人的游戏。

我真希望我们有过这样的经历。

她告诉我，她儿子阿兰——“你表哥，”她补了一句——和他妻子安娜已经生了第五个宝宝，一个小千金，他们搬到了巴伦西亚，在那儿买了房子。“终于，他们离开了马德里那套破公寓！”她的大女儿伊莎贝尔给电视节目写配乐，如今已经受聘，开始写自己的第一部主流电影音乐了。伊莎贝尔的丈夫阿尔贝现在成了主厨，在巴黎一家颇受好评的餐馆掌勺。

“你也开了个餐馆，对吗？”她问，“我记得你在电子邮件里告诉过我。”

“嗯，我父母开过。我父亲一直梦想着能开一家自己的饭馆。我给他俩帮忙。可是几年前没办法，我把它卖掉了。因为我母亲去世了，巴巴又……又没有能力了。”

“呀，对不起。”

“没关系的。我也不是开饭馆的料。”

“我想你也不是。你是艺术家。”

我告诉过她，顺便提起过。那是我们第一次通话的时候，她问我在做什么，我说我梦想有一天能上美术学院。

“其实，你可以说我是个誊写员。”

她竖起耳朵听我解释，我在一家事务所上班，他们为《财富》五百强里的大公司处理数据。“我给他们填表格，录入说明书，开收据，整理客户名单，电子邮件列表，诸如此类。你需要知道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怎么打字。薪水还不错。”

“我懂了。”她说。她想了想，又开口道：“你觉得有趣吗，做这个工作？”

我们正在向南驶过雷伍德城，我把手伸到她身前，指向副座的窗外。“看见那幢楼了吗？有蓝色标志的那幢高楼。”

“看见了。”

“我生在那儿。”

“噢，真的吗？”她扭过头，我开车经过的时候，她也一直看着那幢楼。“你很幸运。”

“怎么讲？”

“你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

“我好像从来没想过这些。”

“啊，当然没有。可是知道这一点很重要，知道你的根，知道你人生开始的地方。如果不知道，你的人生好像就不真实了，就像一个谜题。你明白吗？就像你错过了故事的开头，一下子就到了中间，拼命想弄个明白。”

我猜巴巴这段日子也有同样的感受。他的人生遍布着缺口。每一天都是一个神秘的缺口，一个需要费劲思量的谜题。

我们在沉默中行驶了几公里。

“我觉得我的工作有趣吗？”我说，“有一天我回到家，发现水在洗碗池里哗哗地流，地板上是碎玻璃，煤气灶上还烧着火。就是那个时候，我知道我再也不能让他一个人待着了。可我请不起住家的护工，所以我找了在家里也能干的工作。谈不上什么‘有趣’。”

“美术学院先放一放。”

“只能这样了。”

我猜她接下来一定会说，巴巴有我这样一个女儿该多么幸运，可是让我觉得宽慰，也心存感谢的是，她只是点了点头，看着高速路上的交通标志从眼前不断滑过。但是其他人，特别是阿富汗人，总是说巴巴多么有福气，说我简直出自天赐。他们谈起我来赞不绝口。他们把我说成是圣女，一个英雄般的女儿，放弃了金光灿烂的生活，不要舒适，也不肯享福，宁愿留在家里照顾自己的父亲。可是一开始还有她妈呀。他们说。这些话不绝于耳，现在想起来，他们的声音里还透着几分同情。伺候她那么多年。多不容易啊。现在又是她父亲。她当然不是个大美人，可也有人向她求婚嘛。一个美国人啊，那男的，那搞太阳能的伙计。她本来可以嫁给他的，可她没有。因为这老两口。她做出了多少牺牲啊。噢，天下的父母都有这样的女儿就好了。他们夸我脾气好。他们对我的勇气和毅力惊叹不已，一如那些战胜了身体上的残疾、克服了严重口吃的人，让世人啧啧称奇。

可我不承认这一个故事中的我自己。比如，有些早晨，我发现巴巴坐在床边，用阴冷的目光看着我，不耐烦地等着我把袜子套到他干燥、多斑的脚上。他吼我的名字，做出一副婴儿相。他抽鼻子，活像一只周身湿透、胆战心惊的老鼠。我厌恶他这种表情，我厌恶他这副做派，我厌恶他让我生活的世界如此狭窄，让我最好的年华白白地逝去。有些日子，我只想逃开他，逃开他的暴躁和贪求。我和圣女毫无相似之处。

我驶出第十三街的出口，再走几公里，便到了海狸溪街。我把车开到我家车库门前，熄了火。

帕丽透过车窗，看着我家的单层住宅，油漆剥落的车库门，橄榄绿颜色的窗棂，还有一对俗气的石头狮子，守卫在大门两侧，我不忍心把它们扔掉，因为巴巴喜欢它们，可我觉得就算扔了，他也注意不到。从1989年我七岁的时候起，我们就一直住着这房子，一开始是租的，到了1993年，巴巴从房东手里把它买了下来。妈妈就死在这房子里，死在圣诞节前一天，那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死在客房里我给她架起的医用床上，她在客房度过了临终前的三个月。她要我把她挪进客房，因为那儿能看风景，用她的话说，可以让她提神。她躺在床上，双腿浮肿，肤色灰暗，日复一日地看着窗外的死巷和前院，院里有一圈鸡爪枫，那是她几年前种下的，还有星形的花池子，一条卵石铺就的窄径穿过草坪，山麓在远方，正午时分，阳光全力倾泻而下，山也变成了厚重而浓艳的金黄。

“我非常紧张。”帕丽悄声说道。

“可以理解。”我说，“五十八年了。”

她低头看着夹在两膝之间的手。“我几乎一点儿也记不得他了。我记住的不是他的脸，也不是他的声音，只记得我这辈子始终缺少了一种东西。一种好的东西。一种……哎，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只有这些。”

我点点头。我重新考虑了一下，还是不要和她说我多么理解她的感受吧。我差一点脱口而出，问她是否曾经觉得有我的存在。

她揪弄着磨破的围巾边儿。“你觉得他有没有可能认出我来？”

“你想听实话吗？”

她打量了一番我的表情。“当然，我想。”

“他最好别认出来。”我想起了巴希里大夫说过的话。他是我父母长期以来的医生。他说巴巴需要有规律、有条理的生活。别让他受惊。让他有稳定感。

我推开车门。“你在车里待一小会儿行吗？我得把朋友送回家，然后你就能见巴巴了。”

她抬起一只手，捂住了双眼，我可不想等着看她哭鼻子。

我十一岁的时候，小学六年级的所有班级都要去蒙特雷湾水族馆，进行校外活动，还要在外面过夜。那个周五到来之前的整个星期，不管是在图书馆，还是课间休息、玩方块球的时候，我的同学们谈的全是这件事，那该有多好玩啊，水族馆当天一闭馆，他们就可以穿着睡衣，在各个展厅里到处跑，身边是双髻鲨、鲼、海龙和乌贼。我们的老师吉莱斯皮夫人说，水族馆各个地方都设有食品站，学生们可以选花生黄油果酱三明治，或是芝士通心粉。她说：你们可以吃布朗尼巧克力当甜点，也可以选香草冰激凌。到了晚上，小朋友们钻进睡袋，还会有老师给他们读睡前故事，海马、沙丁鱼、豹鲨，在巨藻长长的叶子中间游弋，陪伴着他们进入梦乡。到了星期四，教室里期待的情绪说像通了电，连平时那几个捣蛋鬼也使劲做出一副乖模样，生怕因为言行不端，毁了自己的水族馆之行。

对我来说，这就好像在看一部激动人心的电影，可是声音被关掉了。我感觉自己在远观别人的快乐，与这欢庆的气氛格格不入，每年十二月我也有同样的感受，那时同学们各自回家，他们有花旗松、挂在壁炉上方的长袜，还有成堆的礼物。我告诉吉莱斯皮夫人，我不和大家一起去了。她问我为什么，我说校外活动刚好赶上穆斯林的节日。我不清楚她是否相信了我的话。

那天晚上，我和父母待在家里，我们一起看《她书写谋杀》。我努力专注于剧情，不去想校外活动，可我的心偏偏要飞掉。我想像这个时候，同学们穿着睡衣，拿着手电筒，脑门紧抵着鳗鱼大水箱的玻璃。我觉得胸口一阵发紧，在沙发上换了个姿势。巴巴窝在另一张沙发上，往嘴里丢了一颗烤花生，安吉拉·兰斯伯里说了句什么，逗得他咯咯直乐。在他旁边，我发现妈妈若有所思地在看我，脸上笼罩着阴云，可我们的目光刚碰到一起，她就马上云开雾散，朝我露出了笑容——一种偷偷摸摸、心照不宣的笑——我也拼命提气，强颜回笑。那天夜里，我梦见自己到了海滩，站在齐腰深的大海里，在绿与蓝之间，海水变幻着无尽的颜色，翡翠绿，宝石蓝，祖母绿，松石绿，温柔地摇荡在我屁股周围。我脚边滑过鱼儿的千军万马，整个海洋仿佛就是我一个人的水族馆。鱼儿碰触着我的脚趾，在我小腿上蹭来蹭去，一千次的冲撞，在白沙的映衬下，发出炫目的彩光。

那个星期日，巴巴给了我一个惊喜。他让饭馆歇业一天——他几乎从不这么干——带上我们俩，开车去了蒙特雷的水族馆。巴巴兴奋地说了一路，说我们将要多么开心；他又多么期待着见到那些鲨鱼；午饭我们准备吃什么？他讲话时，我想起我小时候，他带我去过凯利公园的宠物乐园，还去隔壁的日本园林看过锦鲤，我们给每条鱼取名字，那时我紧紧抓住他的手，心里想，我这辈子再也不会有别的要求了。

到了水族馆，我打起精神，在展厅里转悠，竭尽所能回答巴巴的问题，把我认识的不同种类的鱼讲给他听。可这地方太亮堂，也太吵闹了，好的展厅又太拥挤，一点儿也不像我想像中的校外活动之夜。这是挣扎。它让我筋疲力尽，还要拼命做出开心的样子。我开始觉得肚子疼，磨磨蹭蹭地转了一个来小时，我们就离开了。开车回家的路上，巴巴时不时就朝我瞥一眼，带着受伤的神情，好像有话要说。我感觉他的目光压迫着我。我假装睡着了。

第二年上初中，同龄的女孩都画眼影，涂唇膏。她们去听boyz ii n的演唱会，出席校园舞会，结伴去大美洲主题公园，坐上魔鬼号飞车，急速下冲，又打着转儿上蹿，一路发出尖叫。同学们竞相报名，参加篮球队和拉拉队。在西班牙语课上，有个女孩坐在我后面，她脸色苍白，面带雀斑，正在努力进游泳队，有一天，下课铃响过以后，我们正在收拾桌子，她不经意地建议我也去试试。她不懂。如果我在公共场所穿上了游泳衣，我父母会无地自容。再说我也不想去。我对自己的身体感到极不自在。我腰以上挺苗条的，腰以下却肥大得不成比例，十分扎眼，就好像地心引力把体重全拉到了我的下半身。我看上去就像是玩拼图游戏的小孩拼出来的，本来不是一套的身体部位混合搭配在了一起，更妙的是，这孩子专找不般配的来拼，好让所有人哈哈大笑。妈说我长得“壮实”。她说她妈也有一副同样的身板。最后她不说话了，我猜她心里正在合计，没有哪个女孩子乐意被人用魁梧来称呼吧。

我倒确实游说过巴巴，让我去排球队试试，可他把我拉进怀里，双手捧起我的脑袋。谁送我去练球？他开始摆道理。谁开车送我去比赛？噢，我希望我们能有多余的时间，帕丽，像你朋友们的父母，可我们，你妈和我，得赚钱养家。我不想再让咱们领救济了。你懂，我亲爱的。我知道你懂。

巴巴置赚钱养家的需要于不顾，竟然抽出时间，开车送我去坎贝尔城，上波斯语课。每个星期二下午，学校放学以后，我都要坐进波斯语教室，如同一条奋力游向上游的鱼，逆向运笔，跟我自己的手较劲，从右向左写字。我求巴巴停掉我的波斯语课，他拒绝了。他说我日后一定感激他给我的这份礼物。他说，如果文化是一座房子，那么语言就是钥匙，不仅开得了大门，里面所有的房间也都能开。没这个，他说，你就到处飘吧，找不着体面的家，连个正经身份都没有。

后来便是每个星期天，我都要戴上白色的棉头巾，他送我到海沃德的清真寺，让我下车去上古兰经课。我和十多个阿富汗女孩一起。我们上课的房间非常小，而且没有空调，有一股没洗过的床单味儿。窗户又小又高，如同电影里监狱的窗口。给我们上课的那位女士，是弗里蒙特一家杂货店的老板娘。我更喜欢她给我们讲先知的生平，我觉得那些故事很有趣——他童年时代住在沙漠里；天使吉卜利勒在山洞向他显灵，命令他宣读启示；每个遇见他的人都被他亲切和睿智的面容打动。可是她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念一份长长的清单，告诫我们，必须像贞洁的穆斯林女孩那样，不惜任何代价远离这一切，以免我们受到西方文化的腐蚀：男孩们理所当然排在首位，还有饶舌音乐，麦当娜，《飞越情海》，短裤，舞会，当众游泳，拉拉队，酒精，熏肉，意大利腊肠，非清真的汉堡包，还有一大堆别的东西。我坐在地板上，热得汗流浃背，腿酸脚麻，真想从脑袋上摘下头巾，可是毫无疑问，你不可以在清真寺里做这样的事。我抬头望着窗户，却只能看到窄窄的天。我渴望着离开清真寺的那一刻，让新鲜的空气扑面而来，每当那个时候，我总是感到心情放松，如释重负，如同解开了一个不舒服的绳结。

然而那个时候，松开思绪的缰绳是我惟一的逃避。我时常意识到自己在想数学课上的杰里米·沃里克。他有一双清澈的蓝眼睛，留着黑人男孩的爆炸头。他寡言少语，面带忧郁。他参加了一个车库乐队，弹吉他。在学校一年一度的才艺表演会上，他们乒乒乓乓地唱过《日升之屋》。上课的时候，我坐在杰里米的左后方，前面隔了四个座位。我有时想像我俩在接吻，他一只手搂着我后脖梗子，脸离我好近，遮去了整个世界。兴奋的感觉贯穿我，就像一片温暖的羽毛轻颤，滑过我的小腹和四肢。当然，这绝不可能发生。我们俩，我和杰里米，绝不可能。就算他对我的存在有过一丝一毫的感知，我也浑然未觉。这也无妨，真的。我可以佯称，我们不能在一起的惟一原因，就是他不喜欢我。

每逢暑假，我都在父母的饭馆上工。小时候，我很喜欢擦桌子，摆盘子，放餐具，叠纸巾，往每张餐桌中央的小圆花瓶里，放一枝红色的非洲菊。我自命对家族生意不可或缺，没有我来检查小盐罐和胡椒瓶是否统统装满，饭馆就必将破产。

等我上了高中，在亚伯烤肉馆的日子就变得燥热而难熬。饭馆里那些在我童年时代的眼中熠熠发光的东西，已经大部分归于黯淡。角落里老旧的汽水柜，塑料台布，变了颜色的塑料杯，过了塑的菜单上那些俗气的菜名——大篷车烤肉串，开伯尔山口抓饭，丝绸之路鸡——相框里装着歪歪扭扭的招贴画，是《国家地理》封面上的阿富汗女孩，眼睛特别大的那个——好像颁布了一条法令，所有的阿富汗餐馆都必须把她的眼睛搁到墙上，负责瞪人。在招贴旁边，巴巴挂了一张我在七年级时画的油画，画的是赫拉特的大宣礼塔。我记得他刚把画挂上去的时候，我看到顾客们在我的作品下吃着羊肉串，真感到心里充满了骄傲和激动。

到了午餐时间，母亲和我就像乒乓球一样，在厨房辛辣的油烟和餐桌之间来来回回，招待写字楼的职员、市政员工和警察，巴巴则负责打理柜台，他穿着油糊糊的白衬衫，露出粗壮而多毛的小臂，领口敞开着，一大片花白的胸毛泼洒在外。每有顾客登门，巴巴便堆起笑脸，喜滋滋地招手致意。你好，先生！你好，女士！欢迎光临亚伯烤肉馆。在下就是亚伯。请问可以点菜了吗？我听了直起鸡皮疙瘩，因为他意识不到，他活像低劣的情景喜剧里一个愚蠢的中东配角。接着，我每上一道菜，都会穿插着巴巴摇响老铜铃的表演。一开始，巴巴把铃铛挂到柜台后面的墙上时，我还以为这只是图个好玩，可现在每张桌子上菜时，都会听到铜铃叮当一声，发出衷心的祝福。常客已经习惯了，几乎听而不闻，新客人听了，多半会给这个地方的古怪魅力再添一笔，不过偶尔也有人口出怨言。

你再也不想摇铃铛了。巴巴有天夜里说。那是我高中最后一年的春季，饭馆打烊之后，我们坐在店外的车上，等着妈妈，她把抗酸药落在店里了，刚刚跑回去取。巴巴挂着一副沉重的表情。他一整天都心情郁闷。微雨飘落在临街的商铺之上。很晚了，四下里空空荡荡，只有两辆汽车，等在肯德基的得来速车道上，还有一辆小卡车停在干洗店外，车里有两个家伙，烟雾飘出车窗，缭绕而上。

我够不着的时候更好玩。我说。

我猜每件东西都是如此。他重重地叹了口气。

我还记得当年我是多么兴奋，我小时候，巴巴抱着我，把我举起来，让我摇铃铛。他把我放下来的时候，我脸上洋溢着快乐和自豪。

巴巴打开车里的暖风，抱起了胳膊。

巴尔的摩很远。

我兴冲冲地说：你随时可以飞过来看我。

随时飞过去。他重复了一句，语气中带着少许的嘲笑。我要烤肉糊口，帕丽。

那我回来看你。

巴巴瞅了我一眼，目光憔悴。他的忧郁一如外面挤压着车窗的黑暗。

此前有一个月，我天天查看家里的信箱，每当邮车停到路边，我的心里都涨满了希望。我把邮件拿进屋里，闭上双眼，心想：可能就是它。我睁开眼睛，翻检着一封封账单、赠券和奖券。后来，上个星期二，我撕开一个信封，看到了我一直在等的那句话：我们很高兴通知您……

我蹦高。我尖叫，实际上是扯破嗓子的嘶吼，吼得我流出了眼泪。一瞬间，一幅画面闪现在我眼前：画廊，展览开幕之夜，我打扮简单，黑衣，优雅，被赞助人和皱眉头的评论家们围在中间，微笑并回答他们的提问，与此同时，成群的崇拜者在我的画作前流连，服务生们戴着白手套，在画廊各处飘移，有的斟酒，有的端来鲑鱼小吃，切成了小方块，撒了莳萝，还有起酥皮卷的芦笋条。我经历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狂喜，置身其中，仿佛连陌生人也要揽入怀抱，和他们共舞，舞得虎虎生风。

我最担心你妈。巴巴说。

我每天晚上打电话，我保证。你知道我一定会打的。

巴巴点点头。忽然一阵风，停车场入口附近的枫树摆荡起了枝叶。

咱们商量过的事，他说，你有没有再想想？

你是说，读专科？

只要一年，也许两年。只是给她点儿时间，来适应这个计划。你以后还可以重新申请。

我一下子觉得有点儿生气，把肩膀一耸，说道：巴巴，这些人评估过我考试的分数和学校的成绩单，人家仔细地看了我的履历，人家也充分考虑了我的作品，所以不仅录取了我，还给了我奖学金。这是全国顶尖的美术学院，不是能让你说不去的学校。这样的机会你得不到第二次的。

的确如此。他说着，在座位上坐直了身体。他把手团起来，往里面哈了口热气。我当然能理解。我当然为你高兴。我看得出他脸上的为难。还有忧惧。忧的是我离家五千公里，万一出点儿什么事；惧的是失去我。我大权在握，通过远走高飞，就能让他不快乐，重创他那颗脆弱而容易受伤的心——如果我真这样做的话——就像杜宾犬捉弄小猫咪。

我忽然想到了他妹妹。那个时候，我和帕丽之间的联系已经淡去很久。她的存在曾经像我体内一声声隐秘而剧烈的心跳。但现在我很少想到她了。随着一年又一年狂风般掠过，我已经长得比她大出了许多，就像我已穿不下自己最喜欢的睡衣，丢开了曾经手不忍释的毛绒动物玩具。然而，此时我又一次想起了她，想起了我们之间的纽带。如果她过去经历的事情像一个浪头，在海岸深处撞得粉碎，那么此时，退浪没过了我的脚面，又从我脚下退去了。

每件事都会让我想起你。

他就是用这样温存的、带着少许惊惶的语气，讲出了这句话，让我知道了父亲是个受伤的人，知道了他对我的爱像天空一样真实，浩瀚，永恒，而且总在向我迫近。这样的爱或迟或早，都会逼得你走投无路，而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挣脱，要么留下，承受爱的重压，哪怕它把你塞进了比你更小的容器。

我从黑暗的后座上伸出手，抚摸他的脸。他歪一歪头，把脸颊枕到我手中。

怎么这么久？他小声问。

她在锁门。我说。我觉得筋疲力尽。我看到妈妈快步走回汽车。细雨已经变大，势如瓢泼。

一个月之后，就在我应该飞往东部、参观校园之前两个星期，妈妈去见了巴希里大夫，告诉他抗酸药对自己的胃痛没有什么作用。他安排她做了超声波检查。在她左侧的卵巢里，他们发现了一个核桃般大小的肿瘤。

“巴巴？”

他坐在躺椅上，一动不动，往前弓着腰。他穿上了运动裤，小腿上盖着一条方格子的羊毛披巾。他穿着我去年给他买的棕色开襟羊毛衫，里面是法兰绒衬衫，扣子全部系了起来。这就是他现在穿衬衫的方式，非把领子也扣上不可，让他看上去既像小男生，又像个小女生，只是到了这一大把年纪。今天他脸上有点肿，头也没梳，几缕白发耷拉在脑门上。他正在看《谁想成为百万富翁？》，表情忧郁而茫然。我叫他时，他好像没听见，目光又在电视屏幕上磨蹭了一会儿，这才挪开眼神，不高兴地抬起头。他左眼的下眼睑上长了个小小的针眼。他得刮脸了。

“巴巴，我能把电视的声音关一下吗？”

“我在看。”他说。

“我知道。可是有客人来看你了。”我已经告诉过他，帕丽·瓦赫达提要来，昨天说的，今天早晨又说了一次。可我这会儿没问他还记不记得。我早就明白，不能让他下不来台，因为他会觉得难堪，会自卫，有时还会出口伤人。

我从躺椅的扶手上拿起遥控器，关掉了声音，同时防着他勃然而怒。他头一次大发脾气时，我相信那只是佯怒，是他演的一出戏。现在我松了一口气，巴巴没有抗议，只是从鼻孔里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

帕丽在门口和客厅之间的走廊上徘徊，我朝她做了个手势。她慢慢走进来，我给她拉了把椅子，放在巴巴的躺椅旁边。我看得出来，她颇为激动不安。她坐得笔直，脸色煞白，两腿并在一起，双手交叠，从椅子边儿向前探出身体，笑得那么僵硬，连嘴唇都白了。她的目光死死盯着巴巴，好像只有片刻的工夫能和他在一起，因此要使劲记住他这张脸。

“巴巴，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位朋友。”

他看着眼前这位白发苍苍的妇人。这段日子他看人的眼神总是让人揪心，就算他直视着他们，目光中也是空空如也。看上去，他是游离的，隔绝的，似乎他本来打算瞧一瞧别的地方，却一不小心，目光才落到了他们身上。

帕丽清了清嗓子，可是清也白清，她一张嘴，声音就在哆嗦。“你好，阿卜杜拉。我叫帕丽。真高兴见到你。”

他慢吞吞地点点头。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他脸上泛起了茫然和困惑，仿佛面部肌肉的痉挛。他看看我的脸，再看看帕丽。他张开了嘴巴，露出干涩的笑容，他认为人家捉弄他的时候，就是这副皮笑肉不笑的表情。

“你有口音。”他终于说话了。

“她住在法国。”我说，“对了，巴巴，你必须讲英语。她听不懂波斯语。”

巴巴点点头。“这么说你住在伦敦？”他对帕丽说。

“巴巴！”

“怎么了？”他狠狠问了我一句，接着才明白过来，不好意思地呵呵一笑，然后改说英语。“你住在伦敦？”

“实际上，是巴黎。”帕丽说。“我住在巴黎的一套小公寓。”她没有把目光从他脸上挪开。

“我一直有个计划，带我妻子去巴黎。苏丹娜，她叫苏丹娜。愿真主让她灵魂安息。她过去老是说：阿卜杜拉呀，带我去趟巴黎吧。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巴黎？”

其实，我母亲不太喜欢旅游。她从来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要抛下自己家里的舒适和随意，跑去吃坐飞机的苦，受搬行李的罪。她对天下美食兴趣索然，最心仪的外国菜只是陈皮鸡，泰勒街一家中餐馆就能送外卖。有点让人称奇的是，有时巴巴会以不可思议的精确，让我母亲在他心里还魂。比如说，他能记起她加盐的时候，会把盐粒放到手上，再抖落到自己的菜里；再比如说，她有个习惯，别人打电话时，她喜欢插嘴，可是又不拿过电话来自己说。可是其他时间，他又会变得什么也记不清。我猜想，妈妈正在他脑海中不断暗落，她的脸退入了阴影，每过去一天，对她的记忆就会有所衰退，有所流失，如同握在手中的沙子不断漏掉。她正在变成一个没有血肉的鬼影，一个空壳，他不得不逼着自己，用臆想的细节和捏造的个性，去加以填补，哪怕这记忆是伪造的，似乎也总要好过忘得一干二净。

“嗯，这是座漂亮的城市。”帕丽说。

“也许我还是要带她去的。可她现在得了癌症。女人得的那种——叫什么来着？卵……”

“卵巢癌。”我说。

帕丽点点头，她飞快地看了我一眼，又把目光挪回到巴巴身上。

“她最想去爬埃菲尔铁塔。你见过吗？”巴巴问。

“埃菲尔铁塔？”帕丽·瓦赫达提笑出了声。“哦，是的。天天见。说实话，我想躲都躲不开。”

“你爬过吗？有没有一直爬到顶？”

“我爬过，是的。上面很美。可我害怕登高，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不太舒服。可是到了塔顶，如果赶上大晴天，你就能看到六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当然了，巴黎的很多日子没那么好，天也没那么晴。”

巴巴咕噜了两声。帕丽受到鼓舞，继续大讲铁塔，讲它花了多少年才建成，讲它本来没打算保留到1889年的世界博览会之后，可她没法像我那样读懂巴巴的眼神。他拉长了脸。她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抓不住他了，他的思绪已经像风中的落叶一样变换了方向。帕丽在座位上挪了挪，又凑近了一点儿。“你知道吗，阿卜杜拉？”她说，“每隔七年，他们就要刷一遍铁塔。”

“你说你叫什么来着？”巴巴问。

“帕丽。”

“那是我女儿的名字。”

“对，我知道。”

“你们名字一样。”巴巴说。“你们俩，你们俩名字一样。知道了吧。”他咳嗽了两声，心不在焉地揪着躺椅扶手上的一小块破皮子。

“阿卜杜拉，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巴巴耸了耸肩。

帕丽仰起脸，看着我，好像在请求允许。我朝她点了下头，意思是行。她在椅子上探身向前。“你是怎么决定的，给你女儿取这个名字？”

巴巴扭过头，看着窗子，手指甲还在抠着躺椅扶手上的破洞。

“你记得吗，阿卜杜拉？为什么是这个名字？”

他摇摇头，一只手攥起来，使劲一拉羊毛衫，一直拉到下巴底下。他开始小声哼哼，嘴唇几乎不动，嘴里发出一种有节奏的咕哝声。他总是这个样子，只要他陷入焦虑而找不出答案，只要一切变得模糊不清，而支离破碎的思绪突然涌入脑海，冲得他不知所措，两眼一抹黑，只好绝望地等着云开雾散。

“阿卜杜拉？你说什么？”帕丽问。

“什么也没说。”他咕哝道。

“不对，你在唱歌——你在唱什么？”

他扭头看我，一脸的无助。他不知道。

“好像是首儿歌。”我说，“还记得吗，巴巴？你说你小时候学会的。你说你妈妈教你的。”

“好吧。”

“你能唱给我听吗？”帕丽急切地说着，声音哽塞了一下。“拜托了，阿卜杜拉，唱出来好吗？”

他低下头，慢吞吞地摇晃着脑袋。

“唱吧，巴巴。”我轻声说着，伸出一只手，放到他瘦骨嶙峋的肩膀上。“没事的。”

巴巴踌躇再三，头也不抬，尖着嗓子，声音抖颤，反反复复，唱出了相同的两句词：

我瞅见伤心的小仙女，

待在纸树影子下。

“他老说还有另一段。”我告诉帕丽，“可他忘了。”

帕丽·瓦赫达提突然大笑了一声，听起来像是发自喉咙深处的呼喊，她捂住了自己的嘴。“我的上帝呀。”她低声叫着，放下手，用波斯语唱道：

我知道伤心的小仙女，

晚风把她吹走了。

巴巴脑门上出现了几道褶皱。我觉得短短的一瞬间，我在他眼里看到了一丝微光。可它随即熄灭了，他的脸也恢复了平静。他摇了摇头。“不，不，根本就不是这么唱的。”

“噢，阿卜杜拉……”帕丽说。

她微笑着，泪水盈眶，一把抓过巴巴的双手，握在自己手中。她亲吻他两个手背，把他的手掌紧贴在自己脸上。巴巴咧开嘴笑了，眼睛里湿乎乎的，也积成了泪滴。帕丽抬头看着我，强忍住幸福的泪，我知道，她认为已经取得了突破，已经用这首神奇的歌，像童话里的精灵一样，唤回了失去的兄长。她以为哥哥已经认出了她。她马上就会明白，这只是他的正常反应，是在对她热情的抚触和外露的情感作出响应。这不过是动物的本能，仅此而已。对这一点，我痛在心里，却看得清清楚楚。

临终关怀医院的电话号码是巴希里大夫给我的，此前几个月，母亲和我出去玩了一趟，我们去了圣克鲁斯山，在酒店里过了周末。母亲不喜欢长途旅行，在病倒以前，她和我偶尔也做一些短途游。巴巴看着饭馆，我开车载上母亲，去博迪加湾、索萨利托或旧金山。去旧金山的时候，我们总是待在靠近联合广场的一家酒店。我们窝在房间里，叫送餐服务，看点播电影。后来我们去渔人码头——母亲对各种骗游客的地方都很上瘾——买意式冰激凌，看海狮在码头周围的水面上沉浮。我们把硬币放进街头吉他手敞开的琴盒，放进哑剧艺人和周身喷漆的假机器人的背包。每次我们都要去现代艺术博物馆，我挽着她的胳膊，带她看里维拉、卡洛、马蒂斯和波洛克的作品。要不我们就去看日场电影，母亲喜欢这个，连看两三部，出来时天已经黑了，我们眼酸耳鸣，满手爆米花的味道。

和母亲在一起要轻松得多——历来如此——不那么复杂，也没那么多心眼儿。我用不着太戒备，也用不着时刻留心，惟恐说出什么伤人的话。和她单独在一起，一次又一次的周末逃离，就像遁入高空，化作柔云，这两天的时间，困扰我的一切都变得微不足道，统统抛到了九霄之外。

在圣克鲁斯山，我们庆祝另一轮化疗的结束。后来才知道，这是她最后一个疗程。酒店很漂亮，偏居一隅，有温泉浴场，健身中心，带大屏幕电视的游戏房，还有台球桌。我们的房间是个小屋子，带木头门廊，从门廊上可以看到游泳池和餐厅，红杉高耸入云，郁郁成林，一览无余。有些树离得很近，松鼠顺着树干往上蹿的时候，皮毛上深浅不一的微妙色调都能看得清。我们在那儿度过的第一个早晨，母亲就把我叫醒，对我说：快点，帕丽，你得看看这个。窗外有一头鹿在啃着矮树。

我推着她的轮椅走过花园。我真是一景儿。母亲说。我把轮椅停在喷泉旁边，坐在离她不远的长椅上。阳光温暖着我们的脸，我们看着蜂鸟在花丛中奔突。等她睡过去，我便把她推回小屋。

星期天下午，我们在餐厅外的露台上喝茶，吃羊角面包，餐厅的屋子很大，天花板像大教堂一样，还有书架，墙上挂着捕梦网，壁炉前是货真价实的石头炉台。露台下方的平台上，有一男一女，男的长了张苦行僧的脸，女孩则留着软塌塌的金发。他们在打乒乓球，无精打采。

我这眉毛得拾掇拾掇了。母亲说。她穿着冬装外套，里面是毛衣，戴着栗色的毛线便帽，那是一年半以前她给自己织的，用她的话说，好事连连，就此开始。

我给你画新的。我说。

那就画得夸张点儿。

像《埃及艳后》里的伊丽莎白·泰勒那样夸张？

她咧开嘴，无力地笑了笑。为什么不呢？她喝了一小口茶。一笑起来，她脸上新添的道道皱纹便暴露无遗。认识阿卜杜拉的时候，我正在白沙瓦的马路边卖衣服。他说我眉毛长得漂亮。

那对乒乓男女丢开了球拍，此时正靠着木头栏杆，合吸一支香烟。他们仰头望着天，朗朗晴空，飘着少许残云。女孩的胳膊又细又长。

我在报纸上看到的，今天在卡皮托拉有个美术工艺品展览会。我说，你要能去，那我开上车，咱们去看看。你要愿意的话，晚餐咱们就在那儿吃。

帕丽？

嗯？

有件事我想告诉你。

说吧。

阿卜杜拉有个弟弟，在巴基斯坦。母亲说，同父异母的弟弟。

我一下子扭过头，看着她。

他叫伊克巴尔，有几个儿子。他住在白沙瓦附近的一座难民营。

我放下杯子，刚要张嘴，她就打断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