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1/2）

2010年秋

这天晚上，我从医院回到家，在卧室的固定电话上发现了萨丽娅的一条留言。我一边听着回放，一边脱掉鞋子，坐到桌边。她告诉我她得了感冒，肯定是妈妈传染给她的，接着她问了我的近况，问我在喀布尔的工作如何。最后，眼看要挂断了，她又说：奥蒂不停地问你怎么不来电话。当然了，她不会跟你讲这个的。所以我讲。马科斯，你发发慈悲，给你妈打个电话。你这蠢货。

我笑了。

萨丽娅。

我桌上摆了一张她的照片，很多年以前我在蒂诺斯的海滩上拍的——萨丽娅坐在一块礁石上，背对着照相机。我给这张照片配了相框，不过，如果你凑近了看，还是能发现左下角有一片深褐色，这是个疯狂的意大利姑娘干的好事，多年以前，她想把它烧掉。

我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录入前一天的手术记录。我的房间在楼上，是二楼三个房间当中的一间。自从2002年来到喀布尔，我就一直住在这幢房子里。我的书桌靠着窗子，从这儿可以俯瞰楼下的花园。我可以看到枇杷树，那是我的老房东纳比几年前种下的。我还能看到纳比从前住的小屋，贴着后墙，现在重新粉刷过了。他去世以后，我把小屋给了一个荷兰小伙子，他在帮本地的高中做计算机方面的事。再往右看，是苏莱曼·瓦赫达提的雪佛兰，四十年代的款式，几十年没有挪过窝了，全身是锈，像一块长满苔藓的大石头，此时盖上了一层薄薄的雪，雪是昨天下的，早得出人意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纳比死后，我曾动过念头，把这辆车拖到喀布尔的废车场去，可我没这个勇气。对我来说，它就像房子万万不可剥离的一部分，代表着这幢老宅的过去和历史。

我完成了手术记录，看了看手表。已经九点半了。正是希腊的晚上七点。

给你妈打个电话。你这蠢货。

如果今晚要给妈妈打电话，我就不能再耽搁了。我记得萨丽娅在电子邮件里写过，妈妈睡得越来越早。我深吸了一口气，横下一条心，拿起话筒，拨了号码。

我是1967年的夏天见到萨丽娅的，当时我十二岁。她和她母亲玛达丽娜来蒂诺斯看妈妈和我。妈妈名叫奥德丽娅，她说，自从她和她朋友玛达丽娜上次见面，已经过去了很多个年头，确切地说，有十五年了。玛达丽娜十七岁离岛而去，前往雅典，至少在短期之内，成了个小有名气的女演员。

“听说她投身演艺，”妈妈说，“我并不觉得意外。因为她长得好看。人人都会迷上玛达丽娜。等你见到她就明白了。”

我问妈妈，为什么她从没说起过她。

“我没有吗？你肯定？”

“肯定。”

“我可以发誓。”她接着又说，“她女儿。萨丽娅。你一定得对她周到点儿，因为她出过意外。狗把她咬了。她留了疤。”

妈妈没有再多说什么，但是我明白，还是别缠着她问来问去为妙。可她这么一说，反倒勾起了我的胃口，连玛达丽娜在电影和舞台上的过去也不那么关心了。我之所以好奇，是因为我猜，那个疤对一个女孩子来说，肯定既不同寻常又引人注目，所以才值得特别对待。我带着一种病态的渴望，盼着亲眼见识一下那个疤。

“玛达丽娜和我是在做弥撒的时候认识的。”妈妈说，“那时我们还小。”她说她们一下子就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上课时，她们在课桌底下手拉着手，课间休息时，上教堂时，漫步走过大麦地的时候，也总是牵着手。她们曾经立下誓言，一辈子以姐妹相认。她们保证要彼此亲近，哪怕将来嫁了人。她们要比邻而居，如果一个或另一个的丈夫非要搬走，那么她们便提出离婚。我记得妈妈告诉我这些事的时候，是撇着嘴，笑着说的，一副自嘲的神情，好像要让自己远离这种少女时代的多愁善感和愚蠢的言行，与所有那些轻率的、寻死觅活的山盟海誓拉开距离。可我也从她脸上看到了少许不言而喻的痛楚，一道失望的阴影，只是妈妈的自尊心过于强烈，让她无法承认这样的失望。

玛达丽娜此时嫁给了一个富有而年长她许多的男人，某个安德烈亚斯·贾纳科斯先生，他多年以前监制了她的第二部——实际上也是她的最后一部电影。此时他已投身建筑业，在雅典有一家大公司。最近他们，玛达丽娜和贾纳科斯先生，在闹别扭，吵了架。这件事妈妈一个字也没和我说过，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偷偷摸摸，匆忙又不完整地看了玛达丽娜寄给妈妈的信，信中说她有意登门拜访。

这实在太让人厌倦了，我和你说，待在安德烈亚斯和他那帮右翼朋友身边，听着他们的战歌，从头到尾我都紧闭着嘴巴。我一个字都不说，由着他们吹捧这些把我们的民主当成笑料的恶棍军人。如果我开口，哪怕只有一个字表示出异议，我敢保证，他们就会给我贴上共产党无政府主义分子的标签，即使是安德烈亚斯的权势也无法把我救出地牢。他没准儿都懒得动用这个，动用他的权势。有时我相信这恰恰是他的意图，好让我自己责备自己。噢，我多么想念你啊，我亲爱的奥蒂。我多么想念你的陪伴……

按照预定的日期，我们的客人将要抵达的那天，妈妈早早就起了床，收拾家里。我们住的是一幢建在山坡上的小房子。和蒂诺斯的许多房子一样，它是用刷成白色的石头盖成的，房顶是平的，铺着菱形的红瓦。小卧室在楼上，妈妈与我合住，没有门，狭窄的楼梯井直接通到屋里，可是它有个扇形气窗，一个很窄的阳台，围着齐腰高的熟铁护栏，由此外望，你可以看到别人家的屋顶，下面是橄榄树，羊群，蜿蜒的石巷和拱门，当然还有爱琴海，在夏日的早晨蔚蓝而平静，到了下午，美尔忒弥风从北方吹来，海上就会泛起白浪。

做完清洁，妈妈换上了她心目中的花哨行头，每年的八月十五日她都会穿上这身衣服，去帕纳伊亚福音教堂，那一天是圣母升天节，朝圣者们从地中海各地蜂拥到蒂诺斯，到教堂著名的圣像前祷告。有一张照片是我母亲穿着这身衣服拍的，长长的、死气沉沉的锈金色圆领裙，皱缩的白毛衣，长袜，笨重的黑鞋子。从头到脚，妈妈都像是个令人生畏的寡妇，严肃的脸，浓密的眉毛，扁而上翘的鼻子，僵硬的站姿，一副苦闷而虔诚的模样，好像她自己也是个朝圣者。我也在照片上，直挺挺地站在我母亲屁股旁边。我穿着白衬衫，白短裤，卷起来的白色及膝短袜。你能看出我愁眉紧锁，因为她勒令我站直，不许笑，我的脸搓洗过了，头发也蘸着水梳过，我不乐意，还折腾了好一阵子。你可以感觉到我俩之间的那种不悦。你能看得出来，因为我们僵硬地站着，身体几乎没有接触。

也许你看不出来。可我能，每次看到那张照片时都能，最后一次看是两年前的事了。我不由自主地看出了拘谨，费力，不耐烦。我不由自主地看出，只是因为遗传上的义务，这两个人才待在一起，他们已经注定了要让对方感到困惑与失望，不管哪一个，都要为了自己的面子，去反抗另一个人。

透过楼上卧室的窗户，我看到妈妈出了门，走向蒂诺斯城的渡口。她下巴底下系着围巾，一头扎进了阳光灿烂的蓝天。她是个纤细的女人，一副小骨头架子，儿童般的身体，可你要是看到她迎面过来，那你最好给她让个道。我记得她每天早晨送我上学时的情形——我母亲现在退休了，她原来是个老师。我们走在路上，妈妈从来不牵我的手。别的母亲都和自己的孩子手拉着手，可妈妈不。她说她怎样对待别的学生，也就必须怎样对待我。她迈着大步走在前头，一只手紧攥着，贴在毛衣领子的位置上，我拼命跟在后面，手里提着午餐盒，追着她的脚步，一路踉跄。在教室里，我总是坐在后排。我记得我母亲站在黑板前的样子，记得她怎样只需刀子般的一瞥，便可牢牢钉死某个淘气的学生，那眼神就像弹弓里射出的石子，带着外科手术般的精确，一下子击中目标。她还能把你活活劈成两半，不靠别的，只要一黑脸，或是一阵突如其来的沉默。

妈妈信奉忠诚甚于一切，哪怕要自我牺牲也在所不辞。尤其是在所不辞的自我牺牲。她还相信讲出真相总是胜过一切，老老实实地讲，一句客套话都不说，而且真相越令人不快，就越要早早地讲出来。她受不了软骨头。她过去是，现在也是个有着钢铁意志的女人，一个从不退缩的女人，也是一个你绝不想和她争执的女人，但我从没有真正地理解，甚至现在也没弄懂，她这种性格到底是天生的，还是出于必要而后天习得的，因为她结婚才一年，丈夫就死了，撇下她一个人把我拉扯大。

妈妈走后，我在楼上又睡了一小会儿。后来一个女人响亮而悦耳的声音惊醒了我。我坐起来，是她，口红，粉底，香水，苗条的曲线，航空公司广告上的微笑，透过圆桶女帽薄薄的面纱俯看着我。她站在房间中央，穿一条荧光绿的连身迷你裙，脚边放着小皮箱，赤褐色的头发，四肢修长，对我绽开着笑容，神采飞扬，一开口，声声入耳，透着自信和欢愉。

“你就是小马科斯喽！她可没告诉我你有这么帅！哎哟，你和她真像，瞧这眼睛，就是，你们俩眼睛一模一样，我看肯定老有人对你这么说。我太想见到你了。你妈和我……我们……噢，不用说奥蒂已经告诉过你了，所以你可以想像啊，你可以料得到啊，我是多么激动呀，见到你们俩，认识你，马科斯。马科斯·瓦尔瓦里斯！对了，我是玛达丽娜·贾纳科斯，请允许我告诉你，我真开心死了。”

她脱掉了长及手肘的奶油色缎子手套，我只在杂志上见过这种手套，都是些淑女贵妇戴上它去晚会，在歌剧院宽阔的台阶上抽烟，要不就是被人扶着，爬出亮闪闪的黑色汽车，镁光灯噼里啪啦，照亮她们的脸。她每个指头都得揪扯半天，才把手套弄掉，然后她腰肢轻轻一弯，把手递给了我。

“你真迷人。”她说。她的手好柔软，虽然一直戴着手套，却是凉凉的。“这是我女儿，萨丽娅。亲爱的，跟马科斯·瓦尔瓦里斯问个好。”

她和我母亲一起站在房间的入口，茫然地看着我，一个瘦瘦的女孩，皮肤苍白，留着软塌塌的卷发，除了这些，别的东西我一件都没法告诉你。我没法告诉你她那天穿了什么颜色的裙子——如果她穿的确实是裙子——我也不知道她鞋子的款式，她有没有穿袜子，戴没戴手表、项链、戒指，或是耳环。我没法告诉你，因为如果你去饭馆，突然有人脱了衣服，跳上桌子，开始用甜品勺变戏法，那你就不只是看看而已，这会成为你眼里惟一的东西。盖住那女孩下半张脸的面罩就是这样。它摧毁了其他的、任何可能的注意力。

“萨丽娅，问个好，亲爱的。不要这么没礼貌。”

我猜我看见了，那个脑袋微微地点了一下。

“你好。”我粗声粗气地答道。空气在波动。一股电流。我觉得自己被什么东西电到了，一半是激动，一半是恐惧，在我体内猛然迸发，升腾，盘绕。我瞪大了眼睛，我意识到了，却没办法控制，怎么也不能将目光从那块天蓝色的面罩布上剥离，它有两副系带，拴在脑后，嘴的位置上横着开了条窄窄的口子。我一下子就知道了，不管那面罩底下隐藏着什么，我都不忍去看。可我又忍不住去看。我生活中的一切都不可能再恢复正常的方向、节奏和秩序了，除非我亲眼看到究竟是什么东西如此可怕，如此惊悚，而这又是我和其他人都不允许看到的。

还有另一种可能，这面罩的用途也许是为了将萨丽娅与我们隔离，让我们回避。最起码，在初次相见的时候，带着令人头晕目眩的刺痛，这个目的达成了。

玛达丽娜和萨丽娅待在楼上整理行李，妈妈进了厨房准备晚餐，给鳎目鱼挂糊。她要我给玛达丽娜煮一杯埃利尼科斯咖啡，我煮了，她又要我给她端上去，我也端了，还有一小盘帕斯特利，放在托盘上。

一想起接下来发生的事，虽然几十年过去了，羞耻仍然淘洗着我，就像某种热辣辣、黏糊糊的液体。直到今天，那个场景依然历历在目，像照片一样凝固着。玛达丽娜站在卧室的窗前，吸着烟，看着海。她戴着一副圆框眼镜，黄色的镜片，一只手扶着屁股，双脚交叠。圆桶女帽放在梳妆台上。梳妆台的上方有面镜子，镜子里是萨丽娅，坐在床边，背对着我。她弯着腰，正在做着什么，也许是在解鞋带，我看得出她已经摘下了面罩。面罩就挨着她放在床上。一丝寒意顺着我的脊梁骨一路向下，我想让这一切停下，可我的手在抖，抖得碟子上的瓷杯叮当乱响，抖得玛达丽娜朝我扭过脸，抖得萨丽娅抬起了头。我一下子在镜中看到了她的脸。

托盘滑离了我的手。瓷杯子碎了，热咖啡洒了，托盘咣当当从楼梯上滚落。这是突如其来的重重一击，我匍匐着，在碎裂的瓷片上呕吐，玛达丽娜说着“哎哟哟，哎哟哟”，妈妈跑上楼，叫喊着：“出什么事了？你干了什么，马科斯？”

狗把她咬了。妈妈告诉过我，警告过我。她留了疤。狗不是咬萨丽娅的脸；狗把她的脸吃掉了。也许我可以找到合适的字眼，来描述那天我在镜子里看到的，但那个字绝对不是疤。

我记得妈妈双手抓住我的肩膀，拽我起来，把我转了半圈，问我：“你怎么了？你哪儿不舒服？”我也记得她抬起眼睛，目光越过我的头顶，然后就僵在那儿了。要说的话死死卡在她嘴里。她脸上一片空白，双手从我肩头滑落。接着，我目睹了最不寻常的事，我觉得这件事就像我当场看见康斯坦丁国王穿着小丑的衣服出现在我家门口一样：那是一滴泪，涌出了我母亲右眼的眼角。

“她什么样子？”妈妈问。

“谁？”

“谁？那法国女人。你房东的外甥女，巴黎来的教授。”

我把听筒换到另一边的耳朵上。我很吃惊，她还记得。我一辈子都有种感觉，我对妈妈说的话她是听不见的，统统消失在太空里了，好像我们之间有静电干扰，线路很差。有时我从喀布尔打电话给她，就像现在这次，我感觉她好像悄悄把听筒放下，人走掉了，剩下我对着另一块大陆上的空气说话，就算我能感到我母亲在电话线另一头的存在，就算我听得到她在我耳边喘息，也还是这种感觉。其他时间，我会给她讲一些我在医院的见闻——比如说，有个父亲抱来个血肉模糊的男孩，弹片深深嵌在他脸上，一只耳朵完全撕掉了，这是又一个受害者，他在错误的日子和错误的时段，在错误的街道上玩——毫无预兆地突然出现一记巨大的敲击声，然后妈妈的声音突然远了，听不清了，忽高忽低，脚步回响，有什么东西在地板上拖过来，我默不作声，一直等到她回来，她早晚会回来的，有点儿上气不接下气，解释着：我跟她说过了，我站着挺好的。我说得很清楚。我说：“萨丽娅，我愿意站在窗户前，看着下面的海，和马科斯说话。”可是她说：“你会累着自己的，奥蒂，你得坐下。”接下来的事我知道，她要拖扶手椅了——那个大大的皮家伙，去年她给我买的——她要把它拖到窗户跟前。我的天，她可真壮实。你没见过这椅子，当然没有。就是，当然没有。然后她带着佯怒，叹一口气，要我继续讲我的故事，可是到了这会儿，我已经心乱如麻，哪里还讲得下去。最终的效果是，她让我感觉自己受到了不言而喻的谴责，不仅如此，她还让我感觉自己活该受到这种谴责，让我感到内疚，因为心照不宣的过错，因为那些从未受到正式控告的罪行。即使我真的把故事讲下去，在我自己听来，它也没什么劲了。它根本比不上妈妈和萨丽娅的扶手椅大戏。

“她叫什么来着？”妈妈现在问道，“帕丽什么的，对吗？”

我和妈妈说过纳比的事，他是我亲密的朋友。对他的生平，她只知道大概的情况。她知道他在遗嘱中把喀布尔的房产留给了外甥女，在法国长大的帕丽。可我没和妈妈讲过妮拉·瓦赫达提，没讲过她丈夫中风后，她离家出走，去了巴黎，也没说过纳比对苏莱曼几十年的照料。那段历史。太多去而复返重合。一如在朗读你自己的起诉书。

“帕丽。对。她人很好。”我说，“很热情。特别是对一个学者来说。”

“她干什么的来着，化学家？”

“数学家。”我说着，合上了笔记本电脑。雪又下起来了，下得不大，小小的雪花在黑暗中旋舞，轻轻撞着我的窗。

我对妈妈讲起了帕丽·瓦赫达提最近的来访，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来的。她实在很可爱。文静，苗条，白头发，长脖子，脖子两边各有一条蓝色的静脉，亲切的微笑，露出大大的齿缝。她好像有点儿脆弱，比实际年龄显老。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尤其是两只手的骨性突起。功能还在，但那一天终将到来，她自己也知道。这让我想到了妈妈，她将来也会有那一天。

帕丽·瓦赫达提和我在喀布尔的房子里待了一个礼拜。她从巴黎一过来，我就领着她，在屋里屋外转了一圈。她上一次看见这房子，还要回溯到1955年，可是相当意外的是，她对这地方，对它的整体布局有着鲜活的记忆，比如说，客厅和餐厅之间有两个台阶，她说她曾坐在这儿，在一束上午九十点钟的阳光下读书。她很吃惊，因为和记忆中相比，这房子实际上如此之小。我带她上楼时，她知道哪一间曾经是她的卧室，不过现在是我的一位德国同事住在里面，他为世界粮食计划署工作。我记得，她看到卧室角落那个矮矮的小衣橱时，一下子屏住了呼吸，这是她童年时代所余不多的纪念。我记得它，纳比死前留给我的便条里写过。她蹲到它旁边，手指抚过龟裂的黄色漆皮，抚过橱门上褪色的长颈鹿和长尾巴猴子。她朝我仰起脸的时候，我看到她眼里含着少许的泪，然后她问我，非常腼腆和过意不去，问她可不可以把它运回巴黎。她提出来由她出钱，再买个新衣橱。这是她想从房子里带走的惟一一件东西。我对她说，我很高兴为她效劳。

最后，帕丽·瓦赫达提动身没过几天，我便运走了衣橱，除此之外，她回法国时什么也没拿，只有苏莱曼·瓦赫达提的速写本，纳比的信，还有她母亲妮拉的几首诗，这是纳比保留下来的。另外，她此行期间对我的惟一请求，就是安排她乘车，去一趟沙德巴格，好看一看她出生的村子，她也希望能找到她的异母弟弟伊克巴尔。

“我估摸，她一定会把这房子卖掉。”妈妈说，“现在房子是她的了。”

“她说只要我愿意，我可以一直住下去，真的。”我说，“不收房租。”

我几乎能看到妈妈不相信地紧紧抿起了嘴唇。她是岛上人。她怀疑所有大陆人的动机，对他们明显的善意之举总是斜眼相看。我知道，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为什么总有一天，只要得到机会，我非离开蒂诺斯不可。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听到别人这样讲话，我常常会陷入失望。

“鸽房弄得怎么样了？”我换了个话题问道。

“我得歇歇了。这事把我累得够呛。”

六个月以前在雅典，一位神经专家给妈妈做出了诊断。是我坚持要她去看医生的，因为萨丽娅告诉我，妈妈总是颤搐，抓不住东西。萨丽娅带她去的。自从看过了那位神经专家，妈妈一直手脚不停。我从萨丽娅发给我的电子邮件里得知了这些事。重新粉刷房子，修补漏水的地方，哄着萨丽娅帮她，在楼上打了个全新的壁橱，连房顶上破损的木瓦也想换掉，幸亏萨丽娅让她住了手。现在是鸽舍。我仿佛可以看见，妈妈把袖子高高挽起，手拿锤子，汗流浃背，敲着钉子，用砂纸打磨木板，和她日益退化的神经系统赛跑，趁着还有时间，让每一条神经都物尽其用。

“你什么时候回家？”妈妈问。

“快了。”我说。去年她问过我同样的问题，我说的也是快了。自从上一次回蒂诺斯，已经过去了两年时间。

短暂的停顿。“别等太久。我想看看你，趁他们还没给我绑上铁肺。”她大笑起来。这是她的老习惯了，面对霉运开个玩笑，插科打诨，哪怕流露出最轻微的自伤自怜，也要对自己加以鄙视。它还有一种自相矛盾的效果，按照我的测算，它既缩小了不幸，又放大了不幸。

“如果可以的话，回来过圣诞节吧。”她说，“一月四号之前回来，哪一天都行。萨丽娅说那一天希腊有日食。她从互联网上读来的。咱们一起看日食。”

“我尽量，妈妈。”我说。

这就像有天早晨醒来，发现一头野兽在家里徘徊。我觉得哪儿都不安全。她在这儿，在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拐角，无声地踱着步，悄悄地逼近，永远用一块手帕擦拭着脸颊，抹去嘴里不断流出的口涎。我们的房子空间狭小，逃开她是不可能的。我尤其害怕吃饭的时间，到时候就不得不忍受这样的奇景：萨丽娅撩起面罩的底边，将一匙又一匙的食物送入口中。看到这一幕，听到这声音，我肚子里真是翻江倒海。她吃起东西来声音很响，嚼到一半的食物老是湿答答的，啪的一声，掉到盘子里，桌子上，甚至地板上。任何液体，哪怕是汤，她都必须用吸管来喝。吸管平时就放在她母亲的手提袋里。她用吸管嘬肉汤，嘬得吱吱唧唧，咕咕噜噜，而且总要把面罩弄脏，肉汤顺着下巴往下流，流到她脖子上。第一次，我要求离席，妈妈严厉地瞪了我一眼。所以我就训练自己挪开目光，听而不闻，可这并不容易。有时我走进厨房，她也在那儿，坐得笔直，玛达丽娜正在往她脸上抹药膏，预防皮肤发炎。我开始在心里默默地倒数，算着日子，妈妈说过，玛达丽娜和萨丽娅只待四个星期。

我希望玛达丽娜是一个人来的。我喜欢玛达丽娜。我们，我们四个，坐在我家大门外四四方方的小院子里，她喝着咖啡，一支接一支地吸着香烟，脸上的棱角掩映在我家橄榄树的树阴下，金色的草帽戴在她头上，本该显得滑稽可笑——谁戴都会可笑的，比如妈妈，可是玛达丽娜不一样，对她这样的人来说，优雅来得不费吹灰之力，仿佛这是一门与生俱来的技艺，就像你有本事把舌头卷起来。和玛达丽娜在一起，从来不会无话可说，故事一个接一个，从她嘴里流淌而出。有天上午她和我们谈起了她的旅行，比如说去安卡拉那一次，她在恩古里苏河边闲逛，喝掺了拉克酒的绿茶，还有一次，她和贾纳科斯先生去肯尼亚，骑在大象背上，在多刺的金合欢树之间穿行，甚至坐下来，和当地的村民一起，喝玉米粥，吃椰浆饭。

玛达丽娜的故事唤醒了我心里长久以来的躁动。我总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想冲出家门，闯荡世界，勇往直前。相形之下，我在蒂诺斯的生活就显得过于平凡。我预见到自己的人生慢慢展开，不过是一片虚无，没完没了地向外延展，所以我干脆把自己在蒂诺斯度过的大部分童年岁月付诸蹉跎，我感到我是自己的一个替身，一个代理，仿佛那个真正的自我在别处栖息，等待着有朝一日，能与这个晦暗、空洞的自我复合。我觉得我是孤岛上的逃奴，自己家里的流亡者。

玛达丽娜说，在安卡拉的时候，她去过一个叫库乌卢公园的地方，看天鹅在水中游来游去。她说那水光让她目眩神迷。

“我开始狂想了。”她大笑着说。

“你没有。”妈妈说。

“老毛病了。我说得太多了。我原来总是这样。你还记得我给咱俩惹了多大的祸吗？我在课堂上说起来没完。你从来都不犯错误，奥蒂，你那么认真，那么好学。”

“很有趣，你的故事。你的生活很有趣。”

玛达丽娜眼皮一翻。“得了，你知道中国人的诅咒。”

“你喜欢非洲吗？”妈妈问萨丽娅。

萨丽娅拿手帕捂住脸，没有回答。我很高兴。她说起话来会发出最古怪的声响，带着一种湿漉漉的音色，一种奇特的混合，既像大舌头般口齿不清，又好像着嗓子里含着漱口水。

“哦，萨丽娅不喜欢旅行。”玛达丽娜说着，掐掉了香烟。这句话从她嘴里说出来，就像一个不容置疑的真相。她看都没看萨丽娅，完全不需要她的同意或反对。“她还没有这方面的爱好。”

“嗯，我也没有。”妈妈还是对萨丽娅说，“我喜欢待在家里。我猜我只是从来没找到什么理由，让我非离开蒂诺斯不可。”

“不只是你，”玛达丽娜说，“我也想留下，真的。”她摸了摸妈妈的手腕。“你们知道我走的时候最怕什么吗？我最大的担心？没有奥蒂我可怎么活下去？我发誓，一想到这个我就六神无主。”

“你干得挺好的，看上去……挺好的。”妈妈慢吞吞地说着，从萨丽娅身上挪开了目光。

“你不明白。”玛达丽娜说，我意识到我就是那个不明白的人，因为她正直勾勾地看着我。“要是没有你妈，我根本撑不到今天。她救了我的命。”

“你又开始狂想了。”妈妈说。

萨丽娅仰起脸，眼睛眯着。那是一架喷气式飞机，在天上，在一片碧蓝中，无声地划出航迹，留下一条长长的、雾化的尾巴。

“是我父亲。”玛达丽娜说，“奥蒂从他手里救了我。”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还在对我讲话。“那是那种天生的恶人。他鼓眼泡子，脖子短粗，脖梗子上长了颗黑痣。还有拳头。砖一样的拳头。他回到家，哪怕一件事都没做，只要听见门厅里他的靴子声，他钥匙的叮当声，他嘴里的小曲，对我就已经足够了。他发火的时候，总是从鼻子里往外喷气，死死地闭着眼睛，好像正在沉思，然后他抹一把脸，对我说：好啊，丫头，好啊，你就知道什么要来了——风暴，风暴就要来了——来了就停不下。没人帮得了你。有时候，他刚开始抹脸，或是朝胡子上喷气，我眼前就黑了。

“我后来也遇见过他那样的男人。真希望我没碰上过这些人。可我碰上了。我算是明白了，你只要稍微看仔细一点，就会发现他们全都一样，最多有点儿小差别，只不过有人更圆滑些。他们可能有那么一点儿魅力，或者很有魅力，可以让你上当受骗。可其实呢，他们都是不快乐的小男生，陷在自己的愤怒里不能自拔。他们觉得委屈。他们没得到应该得到的东西。所有人爱他们爱得都不够。他们当然盼着你能爱他。他们想要你搂着他们，摇着他们，抚慰他们。可是把这些东西给他们是错误的。他们接受不了。他们无法接受和自己的需要一模一样的东西。到头来他们会因此恨你。这一切永远没个头，因为他们恨你总是恨得不够。没完没了——那些痛苦，那些道歉，许诺，食言，由此而来的一切不幸。我第一个丈夫就是这样的。”

我目瞪口呆。以前从来没人当着我的面讲过这么坦率的话，妈妈肯定没有。我认识的人当中也没有一个用这种方式道出自己的厄运。我既为玛达丽娜感到难堪，又钦佩她的直率。

她提到第一个丈夫时，我注意到一片阴影落在她脸上，自从见到她以来，这还是头一次，就像一个短暂的暗示，指向某种黑暗的、惩罚性的、创伤性的东西，迥异于她朗朗的欢笑和万般的风情，也配不上她身上那条宽松的、南瓜花的裙子。我记得我当时在想，她一定是个好演员，所以才能用快活的外表，给失望和痛苦披上伪装。就像一个面罩，我想，然后暗地里为自己这个绝妙的联想得意非常。

后来，我长大了，对当年的印象也变得不是那么肯定了。回想起来，她提到第一个丈夫时，那种停顿的方式是有些做作的，目光垂落，嗓子发紧，嘴唇微微颤抖，这样的做作也出现在她那巨大的活力和轻松的笑语里，在她充满生机、势如破竹的魅力里，甚至她轻视别人的方式也来得那么温柔，翩翩而至，却眨一眨眼，哈哈一笑，让人疑虑全消。也许或悲，或喜，都是虚假的做作，也许哪一个也不是。对我来说，什么是表演，什么是真实，已经变得模糊了，可这一点至少让我认为，她是个有趣至极的女演员。

“那时候我有多少次跑到你家里来，奥蒂？”玛达丽娜问。现在笑容又出现了，笑声渐趋响亮。“你爸妈好可怜。可这房子就是我的安全港，我的避难所。真的是。一个小岛，岛中岛。”

妈妈说：“我们总是欢迎你的。”

“是你妈结束了那些毒打，马科斯。她有没有告诉过你？”

我说她没有。

“我一点也不吃惊。这就是奥德丽娅·瓦尔瓦里斯。”

妈妈扯开腿上的围裙边儿，又把它压平，脸上挂着一种梦游般的表情。

“有天夜里我跑到这儿来了，舌头上流着血，鬓角有一片头发给扯掉了，一只耳朵挨了打，还在嗡嗡作响。那一次他真把我给抓住了。我真受不了啊。真受不了啊！”光听玛达丽娜说这句话时的语气，你也许会以为她谈的是一顿盛宴，或是一部好小说。“你妈问都没问，因为她知道。她当然知道。她只是看着我，看了很久，看我站在那儿，哆嗦着，然后她说话了，我还记着呢，奥蒂她说：好了，这种事该到头了。她说：我们要去拜访一下你爸。玛蒂。我开始求她。我担心他会杀了我们俩。可你知道你妈是什么样的人。”

我说我知道，妈妈横了我一眼。

“她不会听的。她就是这样子。我肯定你知道她那副样子。她冲出去了，可是在此之前，她拿了她爸的猎枪。我俩朝我家走，一路上我都想让她停下，我跟她说，他打我打得也没那么厉害。可她不听。我们直接朝大门走过去，我爸就在那儿，在门口，奥蒂举起枪，把枪管子捅到他下巴上，然后她说：再有下一次，我一定回来，用这枪轰烂你的脸。

“我爸呆了，他吭哧了半天，一个字也说不上来。你想不想听最棒的部分，马科斯？我低头一看，就看见地上有一小摊，一小摊……哦，我想你猜得出来，那一小摊在地板上，在他两只光脚丫子中间，无声无息，越扩越大。”

玛达丽娜朝后拢了拢头发，打火机又咔嗒了一声，然后她说：“这故事，我亲爱的，这故事是真的。”

她用不着这么说，我知道那是真的。我从中认出了妈妈那种简单而粗暴的忠诚，山一样的决心。她的冲动，她的需要，她要做不公不义之事的纠正者，做被践踏的草民的守望者。我看得出来这是真的，因为提到最后那个细节时，妈妈嗤之以鼻。她不赞成。也许她认为这个细节让人不快，不仅仅由于那个显而易见的原因，也因为在她看来，人即使生前品行不端，死后也应该享有最起码的尊严。尤其是家人。

妈妈在座位上换了个姿势，问道：“如果你不喜欢旅行的话，萨丽娅，那你喜欢做什么？”

我们的目光一齐转向了萨丽娅。玛达丽娜已经讲了好半天，我现在回想，当我们坐在院子里，斑驳的阳光洒在我们身上，那一幕恰好说明了她引人注目的能力有多强，她把一切都吸进她的旋涡，如此彻底，以至于萨丽娅完全被遗忘了。我也给另一种可能性留下了空间，那便是她们出于必要，已经适应了这样的状态，这样的惯例：能让注意力发生转移的母亲，以自我为中心的母亲，遮蔽了安静的女儿，玛达丽娜的这种自恋也许是一种善意之举，是母亲保护孩子的行为。

萨丽娅含含糊糊地说了两个字。

“声音大一点，亲爱的。”玛达丽娜提醒她。

萨丽娅清了清嗓子，咕噜咕噜，好像含着痰。“科学。”

我第一次注意到了她眼睛的颜色，绿得像不曾被践踏过的牧场，她头发漆黑，皮肤毫无瑕疵，像她母亲一样。我很想知道她是否也漂亮过，说不定像玛达丽娜一样美丽。

“跟他们讲讲日晷的事，亲爱的。”玛达丽娜说。

萨丽娅耸了耸肩。

“她做了个日晷。”玛达丽娜说，“就在我们后院。去年夏天。谁也没帮她。安德烈亚斯没帮过。我肯定是插不上手的。”她咯咯地笑了。

“赤道式的还是地平式的？”妈妈问。

萨丽娅眼中惊讶地一闪。她先一愣神，然后才明白过来。就像一个人置身于外国的城市，走在拥挤的街道上，耳畔忽然传来零星的乡音。“地平式的。”她用那种奇特的、湿漉漉的声音说。

“你用什么做晷针？”

萨丽娅定睛看着妈妈。“我剪了一张明信片。”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们俩之间怎样交流。

“她小时候老把玩具拆掉。”玛达丽娜说，“她喜欢机械玩具，里头有精巧装置的东西。她不是拿来玩的，对吗，亲爱的？不是，她把它们大卸八块，那么多很贵的玩具，我们刚一给她，就让她拆开了。我那会儿挺担心的，可是安德烈亚斯——说到这儿我得夸夸他——安德烈亚斯说，让她拆吧，这是好奇心的表现。”

“如果你想的话，咱们可以再做一个。”妈妈说，“我的意思是再做个日晷。”

“我已经知道怎么做了。”

“注意你的礼貌，亲爱的。”玛达丽娜说，一条腿伸直了，又弯回去，好像在做舞蹈动作里的拉伸练习。“奥蒂阿姨想帮帮你。”

“要不，别的东西也行。”妈妈说，“咱们可以做别的东西。”

“哎哟！哎哟！”玛达丽娜着急忙慌地把烟吐出来，喘着气说道，“真不敢相信我还没有告诉你，奥蒂。我有大新闻。猜猜看。”

妈妈耸了耸肩。

“我要回演艺圈了！演电影！人家给了我一个角色，主角，大片。你能相信吗？”

“恭喜了。”妈妈懒洋洋地说。

“我带着剧本呢。我应该让你读读，奥蒂，可我就怕你不喜欢。那很糟糕吗？我不介意告诉你，我会郁闷死的。我挺不过去的。我们秋天开拍。”

第二天早晨，吃过早餐，妈妈把我拉到一边。“行了，怎么回事？你哪根筋不对？”

我说我不明白她在说什么。

“你最好给我打住，别再干蠢事。那样干不合适。”她说。她习惯性地眯起了眼睛，微微扬着头。“都今天了，我心里还堵得慌。”

“我没办法，妈妈。别逼我。”

“为什么没办法？你给我说清楚。”

没等我反应过来，话已脱口而出：“她是个丑八怪。”

妈妈紧紧抿起了嘴。她盯着我，脸上没有恼怒，而是一种灰心丧气的表情，好像我耗尽了她的精力。她放弃了。就像一个雕刻家终于丢下木槌和凿子，绝望地面对着一块坚硬的石头，因为他永远敲打不出预想的形状。

“她是人，摊上了可怕的事情。再那样叫她，你再叫给我看看。再叫，再叫就有你好瞧的。”

没过多长时间，我们就走上了鹅卵石铺的小路，萨丽娅和我，路两边都是石墙。我提心吊胆，走在她前面，一定要隔着几步，好让路人或某个同校的男生——上帝啊，可千万别——不会把我俩想成是一起的，可是不管怎样，人家肯定都会那么想。谁都看得出来。最起码，我希望我俩之间的这点儿距离，能够表明我的不满意和不情愿。让我宽心的是，她没有要赶上来的意思。我们从一些农民身边经过，他们晒得黑黑的，满面倦容，刚从集市上下来，正要回家。他们的驴驮着柳条筐，里面装着没卖掉的农产品，驴蹄子踩在小路上，n儿n儿地响。这些农民我大部分都认得，可我一直埋着头，眼睛看着别的地方。

我领萨丽娅去了海滩。我选了一处礁石很多的地方，有时候我也来这儿，知道这儿人少，不像别的海滩那么拥挤，比如说阿伊诺斯·罗曼诺斯。我卷起裤腿，站上陡峭的礁石，跳到下一块上，我挑了一块紧靠海的，海浪扑到这儿，又退回去。我脱掉鞋子，把两只脚伸进一堆石头围成的小浅塘。有只寄居蟹匆匆逃离了我的脚趾。我看见萨丽娅在我右边，坐在近处的礁石上。

我们坐了很久，没有说话，望着海洋，潮水低哮，扑撞着礁石。烈风骤起，抽击着我的耳朵，迎面泼溅着咸腥的味道。一只鹈鹕两翼张开，在蓝绿色的水上盘旋。两个女人肩并肩，站在齐膝的水中，高高地拉起着裙子。向西望去，我可以看到这岛的景色，看到房屋和磨坊那明晃晃的白，大麦地的绿，群山参差，满目深褐，年复一年，泉水在山中奔流不息。我父亲就死在那山里。他为一家开采绿色大理石的矿场工作，妈妈怀我已经六个月的时候，有一天他从悬崖上滑落，摔到了三十米之下的地方。妈妈说，他忘了挂安全钩。

“别那样了。”萨丽娅说。

我正在往附近一个旧铁皮桶里扔石子，她吓了我一跳。我丢歪了。“关你什么事？”

“我的意思是，别那么自以为是。我和你一样不想这样。”

风把她头发吹得乱舞，她正用手按住脸上的面罩。我不知道她能否忍受这日复一日的恐惧，怕不怕忽然吹来一阵劲风，卷走她脸上这块布，那样她就必须去追它，暴露着去追。我什么都没说，又丢了一颗石子，还是偏了。

“你是个蠢货。”她说。

过了一会儿，她站起身，我假装不动。可我一扭头，看见她上了海滩，往回朝着小路的方向去了，于是我穿上鞋，跟着她回了家。

我们到家时，妈妈正在厨房切羊角豆，玛达丽娜坐在不远的地方，涂着指甲，抽着烟，往茶碟里弹着烟灰。一看见那茶碟，我就吓得手脚发麻，那是一套瓷器当中的一个，是妈妈从她外婆那儿继承下来的。要说妈妈的家产中真有什么东西值钱，那就只有这套瓷器了，她几乎从来不肯把它拿出来，始终搁在靠近天花板的那层架子上。

玛达丽娜抽一口烟，就吹一吹指甲，谈论着帕塔科斯、帕帕多普洛斯和马卡雷佐斯，就是这三个上校，那一年早些时候在雅典发动了军事政变，人称“将军政变”。她说她认得一个剧作家，如她所言，是个“好亲爱、好亲爱的男人”，被加上了共产党颠覆分子的罪名，关进了监狱。

“这太荒谬了！毫无疑问。完全是荒谬的。你知道宪兵队是怎么让人开口的吗？”她说这话的时候压低了嗓门，好像宪兵就藏在这房子的某个角落。“他们把胶皮管捅进你屁股，然后把水开到最大。这是真的，奥蒂。我对你发誓。他们拿抹布蘸上最肮脏的东西，人类的脏东西，你懂的，然后把抹布塞进那些人嘴里。”

“很可怕。”妈妈平静地说。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已经厌倦了玛达丽娜。这些滔滔不绝、自以为是的政治评论，玛达丽娜和她丈夫的种种派对见闻，她与之叮叮当当、碰过香槟酒杯的诗人、知识分子和音乐家，她罗列的一次又一次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的外国城市游历。她还轻率地对核灾难、人口过剩和污染问题发表见解。妈妈迁就玛达丽娜，她面带微笑，眉头微皱，稀里糊涂地听着她的故事，可我知道她心里对她并不客气。她也许认为玛达丽娜在炫耀。她也许觉得玛达丽娜让她难堪。

是什么引起了怨恨，败坏了妈妈的善良、她的救助，以及她英勇的行为？是它们身上那一层知恩图报的阴影。这是她的需求，这是她让你背负的债务。她把这些行为当成了现款，拿来换取忠诚和顺从。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年前玛达丽娜要离开。那条把你拉出洪水的绳子，也会变成捆住你脖子的套索。人们到头来总是让妈妈感到失望，我也如此。他们无法偿还自己欠下的债，无法以妈妈希望的方式偿还。妈妈得到的安慰奖就是居高临下的无情的满足，将自己置于具有战略优势的高位，随意地对别人做出判断，因为只有她，才是那个人人负我，我不负人的人。

我为此难过，因为我从中看到了妈妈自身的穷困，她自己的焦虑，她对孤独的恐惧，对无依无靠，对遭人遗弃的惧怕。那说到我，又是怎样的呢？我了解我母亲，我清楚地知道她需要什么，可还是故意而坚定地拒绝了她，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一心让我们之间隔着一块大陆，一座大洋——更确切地说，既有大陆，也有大洋。

“他们对讽刺全无感觉，军政府……”玛达丽娜正在说着，“……这个样子镇压人民。在希腊！民主的诞生地……噢，你们回来了！怎么样啊？你们俩干什么去了？”

“我们在海滩上玩来着。”萨丽娅说。

“好玩吗？玩得开心吗？”

“开心极了。”萨丽娅说。

妈妈用怀疑的眼光打量了我一眼，再看看萨丽娅，目光又挪回到我身上，可是玛达丽娜已经眉开眼笑，不出声地拍起了巴掌。“真好！现在我不用担心了，你们两个好好玩，奥蒂和我就有时间做我们自己的事了。你说是吗。奥蒂？咱们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没做呢！”

妈妈愣愣地笑了一下，接着伸手去拿卷心菜了。

从那时起，萨丽娅和我便可以自由行动了。我们可以到岛上探险，在海滩上玩游戏，小孩该怎么玩，我们就能怎么玩。妈妈会给我们包好三明治，一人一个，我们可以在早餐之后一起出发。

一旦出了大人的视线，我们便常常分开。在海滩上，我要么游泳，要么脱掉上衣，躺在大石头上，萨丽娅会走掉，不是去捡贝壳，便是在水里的礁石上跳来跳去，这样很不好，因为浪太大了。我们走的是小道，绕来绕去，穿过葡萄园和大麦地，低头看着自己的影子，每个人都在想着自己的事。我们大部分时间用来闲荡。那个年月，蒂诺斯还没什么旅游业，实际上是个农业岛，人们要靠自己的奶牛、山羊、橄榄树和小麦来过日子。最后我们觉得无聊，就找个地方吃午饭，安安静静地，在树阴下，或是磨坊边乘凉，咬一口，就看看峡谷，望着长满多刺灌木的野地，群山，大海。

有一天，我溜溜达达往城里的方向去了。我们住在岛的西南岸，往南走上几公里，就是蒂诺斯城。城里有个卖小玩意儿的小商店，开店的是个愁眉苦脸的鳏夫，名叫鲁索斯先生。随便哪一天，你都能很容易地在他商店的橱窗里发现各种各样的东西，从四十年代的打字机，到皮子做的劳动鞋，要不就是一个风向标，老花架子，巨型蜡烛，当然还有帕纳伊亚福音教堂圣母像的复制品。没准儿还能见到一只黄铜大猩猩。鲁索斯先生也是个业余摄影师，他在店后面弄了个暗房。每年八月，当朝圣者来到蒂诺斯参观圣像的时候，鲁索斯先生就卖给他们胶卷，还在暗房里替他们冲洗照片，以此收费。

大约一个月之前，我在他的橱窗里瞧见了一架照相机，放在破旧的铁锈色皮匣子上。每隔几天，我都要去一趟小店，盯着这架相机，想像自己到了印度，皮匣子的系带吊在我肩膀上，我在拍照片，拍我在《国家地理》上看到的稻田和茶园。我还要拍印加古道。我要骑在骆驼背上，坐在尘土呛人的旧卡车里，或是徒步，勇敢地面对炎热，直到站在斯芬克斯和金字塔下，举目凝望，我要把它们也拍下来，然后看着自己的照片发表在光面纸印刷的杂志上。正是这个原因，在那天上午把我吸引到了鲁索斯先生的窗前，虽然商店当天关门，可我还是站在外面，脑门顶着玻璃，做起了白日梦。

“什么型号？”

我往后退了退，在窗户上看见了萨丽娅的倒影。她用手帕擦了擦左脸。

“那台相机。”

我耸耸肩。

“好像是阿耳戈斯c3。”她说。

“你怎么知道？”

“这是过去三十年里最畅销的35毫米相机。”她用略带责备的语气说道，“不过外观上不怎么好看。太丑了。看上去像块砖头。这么说你想当摄影师？我是说等你长大了。你妈说你想。”

我转过身。“妈妈告诉你的？”

“怎么了？”

我耸耸肩。妈妈和萨丽娅连这种事都谈，真让我难堪。我不清楚她是怎么说的。她会打开自己的武器库，挥起唇枪，舞动舌剑，一本正经，却语带嘲笑，就像她谈起那些怪事、糗事时一样。她会你在眼皮底下剁碎你的雄心壮志。马科斯想走天下，用镜头拍遍地球。

萨丽娅坐在人行道上，拉起裙子，盖住膝盖。这是个大热天，阳光好像长了尖牙，啃噬着皮肤。几乎没人出门走动，街上只有一对老两口儿，迈着僵硬的步子蹒跚而过。老头儿大概叫德米斯什么的，戴着灰色前进帽，穿棕色的花呢夹克，对这个季节来说，显然太过厚重。我记得他脸上带着一副目瞪口呆的表情，有些老年人就是这个样子，好像一成不变地受着怪异发现的惊吓，殊不知这就是衰老，直到多年以后进了医学院，我才怀疑他得了帕金森氏症。他们经过的时候招手致意，我也摆手还礼。我看见他们注意到了萨丽娅，步子突然停了一下，旋即继续前行。

“你有照相机吗？”萨丽娅问。

“没有。”

“你拍过照片吗？”

“没有。”

“那你还想当摄影师？”

“你觉得奇怪？”

“有点儿。”

“那我要是说我想当警察，你也觉得奇怪吗？就因为我从来没给人家戴过手铐？”

她的目光变得柔和了，我看得出，如果她能，她一定在笑。“所以你是个聪明的蠢货。”她说，“给你个建议：别当着我妈的面提这相机，要不然她一定会给你买下来。她正急着讨你的好呢。”手帕上了脸，又下来了。“可我觉得奥德丽娅不会同意。我猜你也知道。”

我既感到惊奇，同时又有点儿不安，这么短的时间，她怎么能看出这么多东西。我想，也许是因为有那个面罩，因为有掩盖的优势，也就有了警醒、观察和细看的自由。

“她可能会让你把它还回去。”

我叹了口气。她说得没错。妈妈不会接受这样简单的补偿，如果牵涉到钱，那就更不可能了。

萨丽娅站起身，拍拍屁股上的土。“我问你，你家里有没有盒子？”

玛达丽娜和妈妈在厨房喝着葡萄酒，我和萨丽娅上了楼，用黑色记号笔涂鞋盒。鞋盒是玛达丽娜的，装着一双酸橙绿色的高跟鞋，鞋是新的，仍然包着棉纸。

“她打算穿这种鞋去哪儿？”我问。

我能听到玛达丽娜在楼下，谈着她上过的表演课，老师要求她做练习，让她假装自己是蜥蜴，一动不动地趴在石头上。接着便是一串笑声——她的笑声。

我们涂完了第二道，萨丽娅说还得再涂第三道，确保任何小地方都不会漏掉。黑色必须均匀，做到天衣无缝。

“照相机就是这样的，”她说，“一个黑盒子，上面有个眼儿，让光线进来，再拿东西来吸收光线。把针给我。”

我把妈妈的一根缝衣针递给她。至少可以说，我对这架自制相机的前景，对它到底能拍出什么，是心存怀疑的，就凭一个鞋盒子，加一根针？可是萨丽娅一头扎进了这个项目，带着如此之强的信念和自我肯定的信心，那我也不得不留出点儿余地，万一这玩意儿能用呢？她弄得我在心里想，她知道我不知道的东西。

“我已经计算过了。”她说，小心翼翼地拿针扎着鞋盒，“没有透镜，咱们就不能在小的这一面上扎眼儿，这盒子太长了。不过宽度刚刚好。关键是扎出来的针孔要尺寸正确。我算的是06毫米，大概吧。行了。现在咱们要做个快门。”

在楼下，玛达丽娜一度压低了声音，变成了急切的低语。现在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可我听得出来，她讲话的速度慢下来了，吐字也清楚了，我能想像她现在身体前倾，胳膊肘放在腿上，目光直视，眼睛眨都不眨。经过了这么多年，我已经熟悉了这种腔调。人们这样讲话时，很可能是在透露、揭发、坦白着某种灾难性的事情，恳求着倾听者。军队伤亡通知小组敲门时，律师向客户兜售辩诉交易的好处时，警察在凌晨三点截停汽车时，还有偷情的丈夫，常常采用这种腔调。而我自己在喀布尔的医院里又用过多少次呢？有多少次我把家属领进安静的房间，请他们落座，给自己拉过一把椅子，强打起向家属通报的精神，畏惧着即将开始的谈话？

“她在谈安德烈亚斯。”萨丽娅不动声色地说，“我敢保证她在谈他。他们大吵了一架。把胶带和剪刀递给我。”

“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是说除了很有钱以外？”

“谁，安德烈亚斯吗？他挺好的。他经常出差。在家的时候就总有人过来。很重要的人——部长啊，将军啊什么的。他们在壁炉边上喝酒，一谈就是一个晚上，谈的主要是生意和政治。我在自己的房间里都能听到。安德烈亚斯有客人的时候，我是应该待在楼上的。我不该下去。可他给我买东西。他花钱请了家庭教师，到家里上课。他和我说起话来也蛮和善的。”

她把一片四四方方、已经涂成黑色的纸板盖到针孔上，拿胶带粘好。

楼下没什么动静了。我在心里编排起了剧情。玛达丽娜无声地哭着，心不在焉地把玩着手绢，好像那是一块培乐多彩泥，妈妈没怎么管她，干看着，脸上带着一丝苦笑，好像舌头底下有什么酸酸的东西正在化开。妈妈受不了别人在她面前哭哭啼啼。她看不得人家的肿眼泡，也看不得那不加掩饰、恳求的脸。她把哭看成软弱的标志，一种对他人关切的炫目恳求，而她是不会让你得到满足的。她不可能去安慰你。渐渐长大之后，我才领悟到这并不是她最主要的目的。她认为悲哀应该是私密的，不该拿出来炫耀。我小的时候，有一次问她，我父亲坠崖身亡时，她有没有哭过。

在葬礼上。我是说下葬的时候。

没有。我没有。

因为你不伤心？

因为我伤不伤心不关别人的事。

要是我死了，你会哭吗，妈妈？

但愿我们永远也不必知道答案。她说。

萨丽娅拿起那包相纸，对我说：“带上手电筒。”

我们钻进了妈妈的壁橱，轻手轻脚地把门关好，门下面用毛巾塞住，挡住所有的光。等到周围一片漆黑，萨丽娅便叫我打开手电筒，我们事先已经用好几层红色的玻璃纸把它包好了。微光之下，我看不见萨丽娅，只能看到她用细长的手指剪下一张相纸，把它铺到鞋盒里面，正对着针孔的方向。相纸是前一天我们从鲁索斯先生的店里买的。我们走到柜台边上，鲁索斯先生从眼镜上方打量了一番萨丽娅，然后问：这是要打劫吗？萨丽娅用食指对着他，然后竖起大拇指，好像在扳动手枪的击锤。

萨丽娅把鞋盒的盖子盖好，用快门挡住针孔。她在黑暗中说道：“明天，你来拍你职业生涯中的第一张照片。”我真听不出她是不是在开玩笑。

我们决定去海滩。我们把鞋盒子放到一块平整的石头上，拿绳子捆牢，因为萨丽娅说，只要一打开快门，我们就一动也不能动了。她凑到我身边，从盒子上方朝远处看了看，好像那儿真有个取景器似的。

“完美的画面。”她说。

“没那么完美。没对象。”

她看了看我，明白了我的意思，然后说：“不。我不行。”

我们来来回回地争论了一番，最后她同意了，但是有一个条件，她不露脸。她脱掉鞋子，双臂张开，好像走钢丝一样，走到离相机几米远的一排礁石上。她在石头上坐下，面朝西，望着锡罗斯岛和基斯诺斯岛的方向，扯一扯头发，盖住脑后固定面罩的系带。她回过头，看着我。

“记住，”她大声说，“数到一百二。”

她转过身，面向大海。

我弯下腰，伏在鞋盒上方，看着萨丽娅的背影，她身边的礁石宛如星群，石与石之间，海草纠缠，摇曳，仿佛死蛇，一条小小的拖船在远处摆荡，潮水高涨，将嶙峋的岸蹂躏一番，便返身退落。我抬起针孔上的快门，开始数数。

一……二……三……四……五……

我们躺在床上。电视屏幕上，一对手风琴手正在斗技，可是声音已经让詹娜关掉了。正午的阳光剪穿了百叶窗，投下道道光影，落在吃剩下的玛格丽塔比萨上，那是我们通过送餐服务订的午饭。送饭的是个又高又瘦的男人，梳着油光水滑的大背头，白上衣，黑领带。他把送餐车推进房间，小桌上放着个长颈花瓶，一枝红玫瑰插在里面。他提起半球形的盘子盖，露出比萨，手上做了个挥舞的动作，极尽炫耀之能事，好像一个魔术师面对着观众，而兔子刚刚从大礼帽中现了形。

在我们周围，在乱七八糟的床单上，散乱地摆放着我给詹娜看过的图片，这是过去一年半我在旅行途中拍下的照片。贝尔法斯特，蒙得维的亚，丹吉尔，马赛，利马，德黑兰。我给她看公社的照片，我在哥本哈根曾经短暂地加入过这个公社，和一群丹麦垮掉的一代分子共同生活，他们穿破背心，戴无檐小便帽，在一个从前的军事基地内建起了一个自治社区。

你在哪儿？詹娜问，这些照片上都没你。

我喜欢待在镜头后面。我说。这是实话。我已经拍了几百张照片，哪一张里你都找不到我。取出胶卷时，我总是洗印两套照片，我留一套，另一套给萨丽娅寄回家。

詹娜问我旅行的钱从哪儿来的，我说我用了遗产的钱。这不全是事实，因为遗产是萨丽娅的，不是我的。与玛达丽娜不一样，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安德烈亚斯的遗嘱里根本没有提到她，只有萨丽娅。她把一半钱给了我。我本该用这钱把大学念完。

八……九……十……

詹娜用胳膊肘撑起身体，越过我，横到床的另一头，小乳房擦着我的皮肤。她拿了烟盒，点了支香烟。我是前一天在西班牙广场遇见她的。当时我坐在通往广场的石头台阶上，再往上便是山上的教堂。她走上来，用意大利语对我说了句什么。我见过太多像她这样的漂亮姑娘，在罗马的教堂和广场附近，似乎漫无目的地游荡。她们抽烟，大声说话，动不动就放声大笑。我摇了摇头，说：什么？她笑了笑，蹦出个噢，接着用口音很重的英语说：打火机？烟。我摇摇头，也用口音很重的英语告诉她，我不吸烟。她咧嘴一笑。她眼睛亮亮的，眼神飘忽不定。午前的阳光照着她钻石形的脸，映出了一圈神像般的光环。

我打了个盹儿，后来她戳我肋骨，把我弄醒了。

tua ragazza？她问。她发现了那张萨丽娅在海滩上的照片，多年前我用自制的针孔相机拍的那一张。你女朋友？

不是。我说。

你妹妹？

不是。

tua cuga？你表妹，si？

我摇了摇头。

她又端详了一会儿照片，紧嘬了几口，把烟抽完。不是。她说得咬牙切齿，而且让我惊讶的是，甚至怒气横生。esta è tua ragazza！你女朋友。我认为是，你是大骗子！接着，我简直不能相信，她按下打火机，点着了照片。

十四……十五……十六……十七……

我们一路跋涉，返回公共汽车站，走到大约一半，我才意识到照片丢了。我告诉他们我得回去。没有选择，我非回去不可。阿方索疑惑地看了看加里。阿方索是个瘦削、结实、寡言少语的瓦索，跟着我们，做我们非正式的智利向导。加里是个美国人，我们仨当中的头狼，一头黄毛，看上去脏兮兮，满脸的粉刺坑。这张脸似乎在诉说着习以为常的艰辛生活。加里心情很坏，现在坏上加坏，因为他饿着肚子，没有酒喝，右小腿又起了讨厌的皮疹，此前一天，他碰到了一丛利特雷灌木，感染了。我是在圣地亚哥一家拥挤的酒吧遇到他们俩的，在那儿，喝过五六轮皮斯科拉后，阿方索建议来一次远足，去阿波金多瀑布，小时候他父亲常带他去那儿。第二天我们便徒步出发，夜里在瀑布边露营。我们吸了大麻，耳中水声轰鸣，头顶上是繁星拥塞的辽阔夜空。此时我们正艰难回返，去阿波金多圣卡洛斯搭公共汽车。

加里戴着一顶科尔多万帽，他把大帽檐向上一推，拿手绢擦了擦脑门。回去得走三小时，马科斯。他说。

三小时，懂不？阿方索附和道。

我知道。

可你还是要去？

对。

就为一张相片？阿方索问。

我点点头。我不想多说，因为他们不理解。我自己理解吗？我不清楚。

你知道你会迷路的。加里说。

很有可能。

那就祝你好运了，朋友。加里说着，伸出了手。

疯狂的希腊人。阿方索说。

我哈哈大笑。这不是我第一次被人叫作疯狂的希腊人了。我们握了手。加里调整好背包的肩带，他俩便转身上了山间小道，走到转弯处，加里挥了挥手，但没回头。我沿着我们刚刚来的路往回走。实际上我花了四个小时，因为正像加里预测的那样，我迷了路。到露营地的时候，我已经筋疲力尽。我到处找，在灌木丛里贩炖锴疲晃匏瘢嚼丛交拧：罄矗驮谝怀锬梗急阜牌剩移臣律系墓嗄敬灾邪谆u匾簧痢n艺业搅苏掌ㄔ谝欢崖遗钆畹拇烫僦屑洹n艺鏊涑就粒壑新缱湃缡椭馗旱睦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