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8）（2/2）
此刻院子里的火光很不明亮，照不清道路，倒是把道路弄得混乱了，似乎这火是从地下钻出来的；也许是大地本身在燃烧—这低低的火焰是这样潮湿，这样沉重。他们走到发电站站长的地下指挥所跟前。落在不远处的炸弹炸起一座座高高的土丘，隐隐约约有一条还没有踩实的小路通向指挥所入口。门卫小伙子说：“您来得很巧，今天过节。”
克雷莫夫心里想，他想说的话不能当着别人的面对斯皮里多诺夫说，不能当着别人的面问。他让门卫小伙子把站长叫到外面来，就说方面军司令部有一个政委来了。等到剩下他一个人，他激动起来，怎么也镇定不下来。
“这是怎么了？”他在心里说。“我以为已经断了呢。难道战争也不能把感情冲干净？我这是干什么？”
“走吧，走吧，走吧，快走，要不然就完了！”他自言自语地说。
但是没有力气走，没有力气离开。
斯皮里多诺夫从地下指挥所走了出来。
“同志，有何事见教？”他用不高兴的口气说。
克雷莫夫问道：
“斯捷潘·费多罗维奇，不认识我啦？”
斯皮里多诺夫忐忑不安地说：
“这是谁呀？”
他盯着克雷莫夫的脸，忽然叫了起来：
“尼古拉，尼古拉·格里高力耶维奇！”
他使出猛劲儿用双臂搂住克雷莫夫的脖子。
“尼古拉，我的好兄弟。”他说着，鼻子酸了。
这次在瓦砾堆中的见面使克雷莫夫十分感动。他感觉到斯皮里多诺夫在哭。还是那样，还是那样……他从斯皮里多诺夫的信任和高兴中感觉出自己和叶尼娅一家的亲近，又在这种亲近中重新衡量了自己内心的痛苦。为什么，为什么她要走，为什么带给他这样大的痛苦？她怎么能这样做？
斯皮里多诺夫说：
“都是战争，战争毁了我的一切。我的玛露霞死了。”
他说起薇拉，说她在几天以前终于离开发电站，上伏尔加左岸去了。他说：
“她真是个傻孩子。”
“她丈夫在哪儿？”克雷莫夫问道。
“大概早已不在人世了。他是一个歼击机飞行员。”
克雷莫夫再也憋不住，问道：
“叶尼娅怎么样，还活着吗，在哪儿？”
“活着，不是在古比雪夫，就是在喀山。”
他看着克雷莫夫，又说：
“这可是最要紧的：活着！”
“是的，是的，当然，这是最要紧的。”克雷莫夫说。
可是他以前就不知道什么是最要紧的。他只知道自己心里还非常痛苦。他知道，和叶尼娅有关的一切，都会引起他的痛苦。不论他听说她心情愉快，无牵无挂，不论他听说她心情痛苦，遭遇不幸，他都一样难受。
斯皮里多诺夫说了说弗拉基米罗芙娜的情形，又说了说谢廖沙的情形、柳德米拉的情形，克雷莫夫只是不住地点头，小声嘟哝着说：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尼古拉，咱们走，”斯皮里多诺夫说，“上我家里去。我现在没有别的家了。就这儿是我的家。”
油灯的亮光照不亮摆满了床铺、橱柜、电话机、玻璃瓶和一袋袋面粉的地下指挥所。在贴墙的板凳、床铺、箱子上坐的都是人。在窒闷的空气中回响着嗡嗡的说话声。
斯皮里多诺夫给各人的玻璃杯、茶缸、饭盒盖子里斟满酒精。大家都安静下来，用一种特别的目光注视着他。这种目光深沉而严肃，毫无担心的意味，只有信任：相信他的公正。
克雷莫夫打量着在座的人的脸，心里想：“最好格列科夫也在这儿。最好也给他斟一杯。”可是格列科夫已经饮完了他应该喝的酒。他不能在人世上再喝了。
斯皮里多诺夫端着酒杯站了起来，克雷莫夫心想：“这一下糟了，他要像普里亚欣那样发表长篇大论了。”
可是斯皮里多诺夫拿酒杯在空中画了一个“8”字形，说：
“来吧，伙计们，干杯。祝大家节日快乐。”
玻璃杯叮当响，铁茶缸叮当响，干杯的人哼哧着，还把头直摇晃。
这儿有各种各样的人，国家在战前把他们安插在不同的地方，他们没有聚在一起饮过酒，没有互相拍过肩膀，没有说：“喂，你听着，我来对你说说。”但是在这里，在炸毁的发电站和燃烧的土地下面，却产生了纯正的兄弟情谊，为了这种情谊不惜牺牲生命。担任夜间打更的一个白发老头子唱起一支古老的歌儿，在革命前察里津的一家法国工厂里，小伙子们很喜欢这支歌儿。
他唱得很清脆，很响亮，依然是年轻时候的声音，因为他自己也觉得年轻时的声音太陌生，所以他听着自己的声音露出好笑和惊讶的神气，就好像在听别人唱。
还有一个黑头发的老头子，把眉头皱得紧紧的，很认真地听着这支倾诉爱情和爱的痛苦的歌儿。
是的，能听到歌声是很愉快的，这样的美好而可怕的时刻，像这样把站长、战地面包房的驼夫、更夫、门卫，将加尔梅克人、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联结成一体的时刻，是令人愉快的。
那个黑头发老头子等到老更夫把倾诉爱情的歌儿一唱完，又皱了皱深锁的眉头，慢慢地、无腔无调地唱了起来：
我们要打倒旧世界，把旧世界的灰烬从我们的脚上抖干净……
党委书记大笑起来，摇晃起脑袋，斯皮里多诺夫也边笑边摇头。克雷莫夫也笑了笑，向斯皮里多诺夫问道：
“这位老头儿大概以前是孟什维克吧？”
斯皮里多诺夫完全了解安德列耶夫的情况，他当然也可以对克雷莫夫说一说，但他怕的是尼古拉耶夫听到，而且纯朴的兄弟情感也暂时消退了，于是斯皮里多诺夫打断歌声，喊道：
“巴维尔·安德列耶维奇，离题太远啦！”
安德列耶夫马上就不唱了，看了看，然后说：
“我还以为没有离题呢。迷糊啦。”
担任门卫的格鲁吉亚小伙子让克雷莫夫看了看他的脱了皮的手。
“这是挖我的好朋友弄成这样的，他叫谢廖沙·沃罗比约夫。”他的一双黑眼睛亮起来。他喘着粗气，就像尖声喊叫似的说：“我喜欢谢廖沙，比亲兄弟还亲。”
老更夫已经喝醉了，满脸是汗，缠着党委书记尼古拉耶夫说：
“喂，你还是听我说，马库拉泽说他喜欢谢廖沙·沃罗比约夫，比亲兄弟还亲，这算什么！你可知道，我以前在煤矿里干活儿，东家有多么喜欢我，多么看得起我。他和我一块儿喝酒，我唱歌给他听。他当面对我说，你虽然是普通矿工，可是我拿你当亲兄弟看待。我们常在一块儿聊天，在一块儿吃饭。”
“那是一个格鲁吉亚人吧？”尼古拉耶夫问道。
“我才不管他是不是格鲁吉亚人。东家姓沃斯克列辛斯基，所有的矿都是他的。你可知道他多么看得起我呀。他有百万家产，可是为人真不坏。你懂吗？”
尼古拉耶夫和克雷莫夫交换了一下眼色，两个人都很幽默地挤了挤眼睛，摇了摇头。
“嘿，”尼古拉耶夫说，“这话不错。活到老，学到老嘛。”
“那你就学学吧。”老头子没有听出嘲笑意味，就认真地说。
这天晚上过得格外好。到了很晚的时候，等到大家都开始走了，斯皮里多诺夫对克雷莫夫说：
“尼古拉，不要穿大衣，别走了，在我这儿睡吧。”
他不慌不忙地给克雷莫夫铺床，一面考虑着底下铺什么：被子，棉衣，还是防雨布？克雷莫夫走出地下室，望着轻轻晃动的火焰，在黑暗中站了一会儿，又回到地下室里，可是斯皮里多诺夫还在给他铺床。
等克雷莫夫脱了靴子，躺下来，斯皮里多诺夫问道：
“怎么样，还舒服吗？”
他抚摩了一下克雷莫夫的头，亲热地、醉醺醺地笑了笑。
克雷莫夫看到上面燃烧着的火焰，不知为什么想起了一九二四年一月为列宁送葬的时候，夜里在志愿队伍里燃起的篝火。留在地下室里过夜的人好像都已经睡着了，漆黑漆黑的，什么也看不见。
克雷莫夫睁着眼睛躺着，没有注意黑暗，他想着，想着，回忆着……
那是冰天雪地的严寒的日子。受难教堂顶上是黑沉沉的冬日天空，许许多多的人头戴皮帽、布琼尼式军帽，身穿军大衣和皮夹克。受难广场忽然变成一片白，那是千万张纸，是政府的通告。
用农民的雪橇把列宁的尸体从哥尔克运往火车站。雪橇的滑铁哧哧响着，马匹打着响鼻。跟在棺材后面的是头戴毛皮圆帽、扎着灰头巾的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的妹妹安娜和玛利亚，他的好友们，哥尔克村的农民。在农村，为善良的脑力劳动者，为地方自治局派任医生和农艺师送葬，往往就是这样。
哥尔克村的列宁住宅静悄悄的。壁炉的瓷砖闪着亮光，在铺了白色被单的床边有一架小橱，小橱里摆满了带标签的小瓶，散发着各种各样的药味。一位穿白衣的上了年纪的女医生走进空空的房间里。她依然习惯性地踮着脚走路。女医生从床边走过，捡起凳子上的一段小绳子和捆在上面的一小片报纸，睡在椅子上的一只小猫听到玩具的熟悉的沙沙声，很快地抬起头来，看了看空空的床，便又打着呵欠躺下了。
走在棺材后面的亲人和亲近的同志们怀念着死者。两位妹妹回想着那个浅色头发的男孩，他的性子很执拗，有时爱讥笑人，对人要求很苛刻，但是他心肠是好的，他很爱妈妈和弟弟妹妹们。
妻子回忆着：在苏黎世，列宁蹲在地上，和女房东的小孙女季莉说话儿。女房东带着很可笑的瑞士口音用俄语说：“你们应该生几个孩子啦。”他带着幽默的神气，很快地朝上面看了看克鲁普斯卡娅。
“狄纳莫”厂的工人来到哥尔克，列宁出去迎接他们，一时忘了自己的病，想说话，可是像诉苦一样发出一些含混不清的声音，摆了摆手；工人们站在他周围，看到他在哭，也都哭了。还有那临终时的目光，好像是恐惧，好像有苦要诉说，很像小孩子看着妈妈的目光。
远处出现了车站的建筑物，机车和高耸的烟囱在雪地里显得分外黑。
伟大列宁的战友雷科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在雪橇后面走着，胡子上冻结了白霜，他们漫不经心地看着一个穿着长大衣和软筒皮靴的黑脸膛的有麻子的人。他们常常带着嘲笑和容忍的神气打量他那高加索人的装束。斯大林如果知趣的话，他就不应该上哥尔克来，因为在这儿聚会的是伟大列宁的亲属和最亲近的朋友。他们却没有想到，正是这个人将成为列宁的继承人，他会把他们所有的人，包括最亲密的战友，统统打翻，甚至不准列宁的妻子继承列宁的遗产。
列宁的真理不在布哈林、雷科夫和季诺维也夫手里。也不在托洛茨基手里。他们都错了。他们谁也不能成为列宁事业的继承人。不过，就是列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不知道、不明白，列宁的事业会成为斯大林的事业。
一部农村的木架子雪橇拖着一个解决了俄罗斯、欧洲、亚洲和全人类命运的人的尸体去车站的那一天，已经过去将近二十年了。
克雷莫夫的思想总是萦绕着那个时候，他回忆着一九二四年一月里那些严寒的日子，夜间篝火的噼啪声，克里姆林宫外挂着冰雪的墙，千万张痛哭的脸，撕心裂腑的工厂汽笛声，站在木台上宣读告人民书的叶甫多基莫夫的宏亮的声音，紧紧靠在一起的一堆人抬着棺材走向仓促钉成的木头陵墓的情景。
克雷莫夫走上铺了地毯的工会大厦的台阶，看到旁边的一面面大镜子都披了黑红两色的绸带，充满松针气味的暖和的空气中回荡着哀乐声。他走进大厅，看到他在斯莫尔尼宫和老广场的主席台上常常看到的一些人都垂着头。后来，在一九三七年，他又在工会大厦看到这些垂着的头。大概这些后来被定为罪犯的人听着维辛斯基那冷酷而响亮的声音，会想起当年他们跟在雪橇后面，站在列宁的棺材旁边，听着哀乐的情景。
为什么在庆祝革命节的时候，在斯大林格勒发电站忽然想起那年一月里的一些日子？几十个和列宁一起缔造布尔什维克党的人竟成了奸细，成了外国间谍收买的代理人，只有一个人，虽然一直在党内不占重要地位也不是著名理论家，却成为党的事业的救星，成为真理的化身，他们怎么会承认呢？
最好别想这一切。但是这天夜里克雷莫夫偏偏想着这一切。他们怎么会承认？我为什么不说话？克雷莫夫心想，我不说话，是没有胆量说：“我不相信布哈林是破坏者、凶手、奸细。”而且在表决时我还举了手。以后又签了名。以后又作报告，写文章。我自己觉得我的义愤是发自内心的。那时我的怀疑和焦虑哪儿去了呢？这是怎么一回事儿？一个人有两种意识吗？还是一个人就是两个不同的人，各有各的意识？怎么理解呢？不过这种情况是常见的，不光是我，很多人都是这样。
格列科夫说出了很多人心里暗暗感觉到的问题，这些问题秘藏在心底，使人忧虑，引人关心，有时对克雷莫夫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这秘藏的问题一说出来，克雷莫夫就觉得有恶意和敌意，就想把格列科夫压倒和制服。如果必要的话，他还会毫不犹豫地把格列科夫枪毙。
普里亚欣却用官腔官调的冷漠语调说话，他代表国家又谈完成计划的百分比，又谈粮食交售，又谈各种各样的任务。克雷莫夫听到这官气十足的、毫无热诚的话，见到说这话的官气十足、毫无热诚的人，一向十分反感，十分讨厌，但是他和这些人步调一致，他们现在是他的上级同志。列宁的事业造就了斯大林，列宁的事业通过这些人，通过国家得到体现。克雷莫夫愿意毫不犹豫地为这事业的荣誉献出自己的生命。
就连老布尔什维克莫斯托夫斯科伊也不例外。他从来没有为他相信忠于革命的一些人说过话，没有维护过他们。他什么也不说。他究竟为什么不说话呢？
再拿那个诚实可爱的小伙子科洛斯科夫来说。他是高级新闻训练班的学员，克雷莫夫当时给他们讲过课。科洛斯科夫是从农村里来的，他对克雷莫夫说了不少集体化的情况，说区里有些坏蛋，看中了谁家的房子或者果园就把谁划成富农。他说到农村的饥饿，说到怎样残忍地把所有的粮食全部弄走，一粒不剩……他说起农村里一个很好的老头子，为了救活老伴和小孙女，自己走上绝路，他说到这里还哭了。可是不久克雷莫夫就在墙报上看到科洛斯科夫写的文章，说富农把粮食埋到地里，说富农对新生政权怀着刻骨的仇恨。
这个真正动情地哭过的科洛斯科夫为什么这样写？莫斯托夫斯科伊为什么不说话？难道仅仅因为胆小怕事？克雷莫夫有多少次心口不一啊。但是当他说和写的时候，却觉得他正是这样想的，他也相信他说的正是他所想的。有时候他对自己说：“有什么办法呢，这是革命需要的呀。”
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过，有过，什么都有过。克雷莫夫没有好好维护自己的朋友，尽管他相信他们是无罪的。有时他不说话，有时他说几句含含糊糊的话，有时更坏些：他说话，而且说的不是含糊话。有时把他传到党委去，到区委，到市委，到州委，有时把他传到保安机关，向他询问他熟悉的一些人、一些党员的情况。他从来没有诬陷过朋友，从来不曾诽谤什么人，他没有写过密报，没有告过人……
且住，格列科夫呢？格列科夫是敌人。对待敌人克雷莫夫是从来不客气的，从来不怜悯的。
但是为什么他和被镇压的同志的家属们断绝关系呢？他不再上他们家去，不再给他们打电话；不过，他在大街上遇到被镇压的同志家里的人，从来不曾转到另一边人行道上去，而是依然和他们打招呼。
可是更有一些不同的人，这些人通常是老妇人，家庭女工，党外的平民，常常通过他们往劳改营里送东西，从劳改营里发出来的信也写他们的地址，他们不知为什么却不怕。有时这些老妇人，这些家庭女工和没有文化的保姆，充满了宗教观念，她们收养被捕的父母留下的孤儿，免得这些孩子进收容所和保育院。可是党员们却害怕沾到这些孤儿，就像怕火一样。难道这些老妇人，这些平民，这些没有文化的保姆比列宁式的布尔什维克莫斯托夫斯科伊和克雷莫夫更清白，更有骨气？
人能够战胜恐怖，所以小孩子能够在黑暗中走路，士兵能够投入战斗，一个小伙子可以前进，可以在高空跳伞。
可是有一种恐怖却很特殊，很厉害，千千万万人都不能战胜这种恐怖；这就是在莫斯科的灰暗的冬日天空，用不祥的、变幻莫测的红色字母写出的恐怖—国家恐怖……
不对，不对！恐怖本身不能起这样大的作用。革命的目的以道德的名义摆脱了道德，借口为了未来，证明今天的伪君子、告密者、两面三刀的人是正确的，还要宣传，为什么一个人为了人民的幸福应该把无罪的人推入陷坑。这股势力叫人不要理睬进入劳改营的人的孩子，也是以革命的名义。这股势力还在说，如果一个妻子不揭发自己的清白无辜的丈夫，就必须离开孩子，在劳改营里关十年，这都是革命的需要。
革命的势力与死亡的恐怖、对刑讯的恐惧、感受到远方劳改营气息的人的痛苦结成了联盟。以前人们走向革命的时候，知道等待着自己的是监狱、苦役、成年累月的流浪和无家可归、断头台。
而现在最糟糕、最令人不安的是，为了换取对革命的忠诚，换取对伟大目标的信仰，今天要付出的是优厚的待遇、克里姆林宫的酒宴、人民委员的任命书、专用汽车、疗养证、国际车厢。
“尼古拉，你没有睡吗？”斯皮里多诺夫在黑暗中问道。
克雷莫夫回答说：
“差不多睡着啦，正要睡呢。”
“噢，对不起，我不打搅你了。”
四 十
自从那天夜里把莫斯托夫斯科伊传去和党卫军少校利斯谈过话之后，又是一个多星期过去了。
忐忑不安的等待和紧张变成了难以承受的苦恼。
莫斯托夫斯科伊有时候觉得，朋友和敌人永远把他忘记了，朋友和敌人都认为他已经成了一个无用的、老糊涂的老头子，成了稻草人，成了废物。
一个晴和的早晨，一名党卫军看守带他去洗澡。这一次这名看守没有进澡堂，而是坐在台阶上，把枪放在旁边，抽起烟来。这一天天气晴朗，阳光照在身上很暖和，这名士兵当然不愿意到潮湿的澡堂里去。
管澡堂的一名战俘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跟前。
“您好，亲爱的莫斯托夫斯科伊同志。”
莫斯托夫斯科伊惊愕得叫了起来：站在他面前的竟是穿着制服上衣、戴着勤务臂章、手里晃悠着抹布的旅政委奥西波夫。他们拥抱在一起。奥西波夫急急忙忙地说：
“我在澡堂里弄到这点儿差事，现在去替换固定的清洁工，我想和您见见面。科季科夫、将军、兹拉托克雷列茨都叫我问候您。您先说说您的情况，您身体怎么样，他们想要您怎样？您一面脱衣服，一面说。”
莫斯托夫斯科伊把那天夜里传他去谈话的情形说了说。奥西波夫用凸出的黑眼睛看着他，说：
“他们想劝诱您，真是妄想。”
“为什么呢？什么目的？目的何在？”
“可能他们想搜集历史方面的资料，想评价党的创始人和领袖，也许，他们想找材料发表什么宣言、文告、公开信。”
“这种打算永远不能得逞。”莫斯托夫斯科伊说。
“莫斯托夫斯科伊同志，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
“他们的打算永远不会得逞，痴心妄想。”莫斯托夫斯科伊又说了一遍，然后问道：“您说说，你们怎么样？”
奥西波夫小声说：
“比预料的情况要好些。最要紧的是，已经和在工厂里工作的人取得了联系，已经开始向我们输送武器，有自动步枪，有手榴弹。有人把零件送来，夜里我们进行装配。当然，目前数量还有限。”
“这是叶尔绍夫安排的，他真有两下子！”莫斯托夫斯科伊说。他脱去衬衣，看了看自己的胸膛，看到自己的衰老，很懊恼、难过地摇了摇头。
奥西波夫说：
“您是党的老同志，我应该告诉您：叶尔绍夫已经不在咱们的集中营里了。”
“什么，怎么不在了？”
“把他送走了，送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去了。”
“你们怎么了？”莫斯托夫斯科伊叫起来。“他是个出色的小伙子呀。”
“他就是到了布痕瓦尔德，依然可以是出色的小伙子。”
“这究竟怎么搞的，为什么会出这种事？”
奥西波夫阴沉地说：
“在领导人员中很快就出现了分裂。许多人自发地倾向叶尔绍夫，这就冲昏了他的头脑。他怎么也不服从领导核心的指挥。他是一个身份不明的人，一个异己分子。情况越来越混乱。地下工作的第一训条就是铁的纪律。可是我们却出现了两个核心：一个党的核心，一个党外核心。我们讨论了情况，通过了决议。一位在办公室工作的捷克同志把他的卡片放进为布痕瓦尔德挑出来的一部案卷里，这样就很自然地把他列入了名单。”
“真是再简单不过了。”莫斯托夫斯科伊说。
“这是共产党员一致通过的决议。”奥西波夫说。
他穿着自己的寒碜的衣服站在莫斯托夫斯科伊面前，手里拿着抹布，神气又严肃，又坚定，相信自己绝对正确，相信自己的权力比上帝的权力更大、更威严，更有权将他所从事的事业提交人类命运的最高法官。
而脱得光光的、瘦瘦的老头子，伟大的党的创始人之一，坐在那里，把两个瘦瘦的、干瘪的肩膀耸得高高的，头垂得低低的，一声不响。他眼前又浮现出那一夜在利斯的办公室里的情景。他又觉得十分可怕：难道利斯说的不是假话，难道他真的没有什么秘密的宪兵式的目的，真的是想和他谈谈？他挺起腰来，又像往常那样，像十年前集体化时期那样，像当年把他年轻时的同志一个个送上断头台的政治恐怖时期那样，说：
“我作为一名党员，服从这一决议，承认这一决议。”
他从放在板凳上的上衣里子里抽出几片纸，这是他草拟的传单。忽然在他眼前浮现出伊康尼科夫的脸，他那像牛眼一样的眼睛，莫斯托夫斯科伊又想听听这个又傻又善良的教士的声音。
“我想问问伊康尼科夫的情形，”莫斯托夫斯科伊说，“那位捷克同志没有把他的卡片塞进那里面去吧？”
“那个老傻子，您说的那个脓包吗？他被处决了。他拒绝上工，不肯去修杀人集中营。凯泽奉命把他枪毙了。”
这天夜里，在集中营的棚屋的一面面墙上，贴了不少莫斯托夫斯科伊拟定的有关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传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