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9）（1/2）

四十一

战争结束以后不久，在慕尼黑的秘密警察档案室里发现了西德一座集中营里地下组织一案的侦讯材料。在案卷的最后一页中写着，对案犯的判决已经执行，尸体已经火化。名单中的第一名便是莫斯托夫斯科伊。

研究了侦讯材料之后，还是无法判断出卖了同志的内奸是谁。可能，秘密警察把他和被他出卖的人一起处死了。

四十二

在监督队的宿舍里，很暖和，很安宁。监督队是监督毒气室、毒药仓库和火化炉的工作的。

德国人给长期为一号工程工作的囚犯创造了很好的生活条件。每一张床前都有一张小桌，有热水瓶，床与床之间的走道上铺了地毯。

为毒气室干活儿的人没有人看押，而且在特别的食堂吃饭。监督队里的德国人吃饭像在饭店里那样，每个人都可以随便点菜；可以拿到额外的工资，几乎相当于相应级别的现役军人工资的三倍；他们的家属在住房方面享受着优待，得到的粮食供应是高标准的，在受到空袭威胁的地区他们有权最先疏散。

士兵罗捷在观察窗口值班。等到一道程序快结束的时候，他就下命令把毒气室里的人卸下去。此外，他还要监视牙科医生们，看他们干得是否认真仔细。他几次向工程主任卡里特卢夫特报告他同时执行两项任务的困难：有时候他在注视上面放毒气，就不能观察下面牙科医生找金牙，在将人推上输送带的地方，工人们就会偷懒。

罗捷习惯了自己的工作，已经不像最初几天那样面对着观察窗口惶惶不安了。他的前任有一天因为一件事情被打死了，那件事情应该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干的，不应该是一个执行特殊任务的党卫军士兵干的。罗捷起初不明白同事们在说话中暗指的是什么不体面的事，到后来他才明白了。

罗捷不喜欢这新的工作，虽然他已经习惯了。他对于周围的人对他的尊敬，很不习惯，感到很不安。食堂里的女侍者们常常问他为什么脸色那样苍白。自从他记事起，妈妈就经常哭。不知为什么父亲经常被解雇，好像他有工作的时候不如失业的时候多。他学会了父母那种轻盈、柔和、不会惊扰任何人的步子，学会了对邻居、房东、房东的小猫、校长和站在路口的警察的那种惶恐而亲切的笑。温和与亲切似乎是他性格的基本特点。所以他自己也觉得奇怪，他心中竟有那么多仇恨，怎么过去多年中没有表露出来。

他进了监督队；善于识别人的队长很了解他的软弱、温柔的性格。

看着犹太人在毒气室里抽搐，一点意思也没有。罗捷对于那些喜欢干这种事的士兵很厌恶。特别使人厌恶的是在毒气室门口值早班的战俘茹琴科。他的脸上一直带着一种孩子般的，因而特别令人厌恶的笑容。罗捷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但是他知道干这种工作有明显的以及潜在的好处。

每天下班的时候，很有气派的牙科医生都要交给罗捷一个小小的纸包，里面包几颗金牙。这小小的纸包只是每天交给集中营管理处的贵金属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但是罗捷已经有两次把一公斤左右的金子交给妻子。这是他们的美好的未来，可以帮他们实现安度晩年的理想。他在年轻时又软弱又胆小，没能够好好地为生活奋斗。他从来不怀疑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弱小的人争取幸福。他已经亲身体验到希特勒的政策的良好结果，因为他就是弱小的人，而他和他一家的生活现在又好，又快活，和以前无法比了。

四十三

安东·赫麦尔科夫有时从心底里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害怕。晚上，他躺在床上，听着特罗菲姆·茹琴科的笑声，感到发冷，难受，心慌。

茹琴科的手指头又粗又长，正是这双手天天关上毒气室的密闭的门。他的手好像从来没有洗过，当他伸手到面包篮子里去拿面包的时候，实在令人感到厌恶。

茹琴科每天早晨出去值班，等着人群排着队从铁路那边走来的时候，感到无比的兴奋。他总觉得人流移动得慢得不得了，常常扯着嗓子发出尖细的、焦急的叫声，上下颌轻轻哆嗦着，就好像小猫注视着玻璃窗外的麻雀。

此人便是赫麦尔科夫心里不安的原因。当然，赫麦尔科夫也可以喝酒，也可以醉醺醺地拿站队等候的女人取乐。有一处狭窄的通道，监督队的工作人员可以从这里进脱衣室去挑选女人。男人毕竟是男人。赫麦尔科夫有时也挑选一个大姑娘或者小媳妇，带到无人的棚屋隔间里，过半个钟头再带回去交给押解人员。他不说话，女人也不说话。不过，他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女人和酒，不是为了华达呢马裤和细皮的军官靴。

在一九四一年七月的一天，他被俘了。德国人用枪托子劈头盖脸地打他，他害痢疾，穿着破靴子被赶着在雪地里走，给他喝黄黄的漂着机油的水，他用手指头撕死马身上发黑发臭的肉，他吃臭大头菜和烂土豆皮。他所选择的只有一点—活下去，他再也不想别的，他躲过了十来次死亡，没有饿死，没有冻死，他不想死于痢疾，不想头上带着九克重的弹头倒下去，不想害浮肿，让水肿从脚下一直攻入自己的心脏。他不是罪犯，他是刻赤市的一名理发师，不论亲戚、同院的邻居、同行，还是和他一起喝酒、吃熏鱼、打牌的朋友，从来没有谁认为他不好。他也认为，他和茹琴科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但是有时他觉得，他和茹琴科之间的区别是微不足道的；干的反正都是一样的事情，至于怀着什么心情去干，一个高兴，一个不高兴，又有什么要紧？

可是他却不知道，茹琴科使他惶惶不安，不是因为茹琴科的罪恶最大。他所以觉得茹琴科可怕，是因为茹琴科的天生的、可怕的变态在为他的行为辩护。而赫麦尔科夫却不是变态人，他是正常的人。

他模模糊糊地懂得，在法西斯时期，对于一个还想做人的人来说，比活命更容易做到的选择—就是死。

四十四

工程主任兼监督队长卡里特卢夫特要求调度总站每天晚上把第二天火车到达的时间报上来。卡里特卢夫特可以事先向手下的工作人员布置工作，把车厢的总数、运到的人数告诉他们；另外，还要根据从哪一国来的火车，就调哪一国的战俘前来协助执行—有剃头的，有带路的，有卸人的。

卡里特卢夫特·￥作认真。他不喝酒，看到下属喝醉了，他也不生气。只有一次大家看到他很快活、很兴奋；那一天他要回家过复活节，已经坐上汽车，他把党卫军上尉加恩叫到跟前，把女儿的相片给他看，那女孩大脸盘，大眼睛，长得很像父亲。

卡里特卢夫特很喜欢工作，不愿意白白浪费时间。晚饭后他不上俱乐部，不打牌，也不看电影。过圣诞节的时候，在监督队里举行了枞树晚会，有业余合唱队演出，吃晚饭的时候无偿地发给每两个人一瓶法国白兰地。卡里特卢夫特来俱乐部待了半个小时，大家都看到他的手指头上还有新鲜的墨水痕迹，说明他在圣诞节晚上还在工作。

过去他住在乡下父母的房子里，看来，他的一生就要在这座房子里度过了，因为他喜欢乡下的安静，不怕干活儿。他想振兴父亲的家业，不过他认为，不论他养猪和做大头菜、小麦买卖赚多少钱，他一辈子都要住在父亲又舒适又安静的房子里。可是人生多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上了前线，走上命运为他铺好的道路。似乎命运决定了他从一个农村小伙子成为士兵，又从战壕进入司令部警卫队，又从办公室到副官处，从帝国保安总部到集中营管理处，最后，在杀人营里担任了监督队队长。

如果卡里特卢夫特将来到天国受审，他会为自己的灵魂辩护，会理直气壮地对审判官说，是命运把他推上刽子手的道路，杀了五十九万人。他面对着强大的力量，面对着世界大战、巨大的民族运动、不可违抗的党国的暴力，又有什么办法呢？谁又能按自己的心意行事？他是一个人，他本来可以在父母的房子里住下去的。不是要走这条路，是推着他走，不是他愿意走，是牵着他走，他就像一个小小的孩子，命运牵着他的手走路。他派去工作的人和派他来工作的人如果面对天国审判官，也会这样或者大致这样为自己辩护。

卡里特卢夫特不需在天国为自己的灵魂辩护。所以上帝也不需要向卡里特卢夫特证实世界上没有罪人。

有天国的审判，有国家与社会的审判，但是还有最高审判，那就是罪犯对罪犯的审判。有罪的人掂量了极权制国家的威力，知道国家是无比强大的。这种可怕的力量用宣传、饥饿、孤苦、集中营、死的威胁、落魄和屈辱把人的意志束缚住。但是，一个人在贫困、饥饿、集中营和死亡的威胁下走的每一步，在受制约的同时，也表现出一个人的不受约束的意志。在这位监督队长走过的道路上，从乡村到战壕，从党外的平民到自觉的国家社会主义党党员，到处都有他的意志的痕迹。命运带着人走什么路，一个人跟着走，是因为他愿意；他也可以不愿意。命运带领着一个人，这个人会成为毁灭性力量的工具，但是他可以从中捞到便宜，而不是吃亏。他知道这一点，于是他便去捞便宜；可怕的命运和人有不同的目的，但是二者走的道路是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