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1）（2/2）

苏联囚犯管伊康尼科夫叫“老伞兵”，把他看作疯子，对他又怜悯又厌恶。他具有不寻常的耐性，那样的耐性只有疯子和白痴才有。他从来不害伤风感冒，虽然在睡觉的时候连秋雨打湿的衣服也不脱。真正能够用这样响亮、这样清楚的嗓音说话的似乎也只有疯子。

他跟莫斯托夫斯科伊是这样认识的。他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跟前，一声不响地对着他的脸打量了老半天。

“这位同志，您有什么好事儿要说？”莫斯托夫斯科伊问道。

伊康尼科夫拉长声音说：

“说好事儿？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莫斯托夫斯科伊听到这话，笑了。这话忽然把他带到了童年时代，那时候大哥从神学校回来，常常和父亲争论神学上的事。

“这是老掉牙的问题了，”莫斯托夫斯科伊说，“佛教徒和古时的耶稣教徒早就想过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为解决这个问题，也花了不少脑筋。”

“解决了吗？”伊康尼科夫问道。那声调让莫斯托夫斯科伊觉得十分好笑。

“现在红军正在解决这个问题，”莫斯托夫斯科伊说，“请恕我直言，您的语调中有一种橄榄油味道，不是牧师的橄榄油，便是托尔斯泰主义者的橄榄油。”

“不可能不是这样，”伊康尼科夫说，“因为我是托尔斯泰主义者。”

“真没想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说。他对这个古怪人产生了兴趣。

“您要知道，”伊康尼科夫说，“我相信，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以后对教会的打击，对于耶稣教思想是有益的，因为教会在革命前已经进入很可怜的状态。”

莫斯托夫斯科伊很和善地说：

“您可真是一位雄辩家。我终于在老年看到了福音的奇迹。”

“不，”伊康尼科夫愁眉苦脸地说，“在我们看来，你们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而你们的手段是残酷的。您不要把我看成什么奇迹，我不是什么雄辩家。”

“那么，”莫斯托夫斯科伊忽然十分恼火地说，“要我怎样为您效劳呢？”

伊康尼科夫像个军人一样，以“立正”姿势站着，说：“请不要笑话我！”他的痛苦的声音显得十分悲戚。“我到您这儿，不是来开玩笑的。去年九月十五日，我看到两万犹太人被杀害，有妇女，有儿童，有老头子。那一天我明白了，如果有上帝的话，是不容许这种事的，这一下我看清楚了，上帝是没有的。在今天的一片黑暗中，我看见你们的力量，是这种力量在同可怕的恶势力斗……”

“那好吧，”莫斯托夫斯科伊说，“咱们来谈谈。”

伊康尼科夫在干挖土的活儿，在营属土地的沼泽地带，那里正在铺设一系列粗大的水泥管道，以便把使洼地变成沼泽的河水和脏水排出去。在这一地带干活儿的人就叫“沼地兵”。分到这儿来的一般都是营方不喜欢的人。

伊康尼科夫的手小小的，手指头细细的，指甲像小孩子的一样。他从工地上回来，常常满身泥浆，浑身湿漉漉的，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床铺前，问道：“可以在您身边坐一坐吗？”他也不看对方，就坐下来，微微笑着，用手抹抹额头。他的额头有点儿奇异—不怎么大，却饱鼓鼓的，发亮，而且亮得出奇，就好像跟那肮脏的耳朵、暗褐色的脖子和手以及磕断的指甲不是一个人身上的。经历简单的苏联战俘都觉得他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神秘人物。

伊康尼科夫家的祖先从彼得大帝时代起一代接一代都是神甫。只是最后一代人走了另外的道路—伊康尼科夫和所有的兄弟都遵奉父命进了世俗学校。

伊康尼科夫进了彼得堡工学院，但因为迷上了托尔斯泰主义，到最后一学年便离开学校，去彼尔姆省北方做起人民教师。他在农村待了八年左右，后来移居南方，来到敖德萨，在一艘货轮的机器房里当钳工，到过印度、日本，在悉尼住过。革命以后他回到俄罗斯，参加了农业公社。这是他多年的理想，他相信，农业公社的共产主义劳动，能够创造人间的天国。

在全面实行集体化的时候，他看到一列列军车满载着被没收了土地家产的富农家庭的男女老少。他看到许许多多瘦弱不堪的人倒在雪地里，再也没有起来。他看到一座座“被封闭的”、人口死绝的村庄，村庄里的门和窗都被钉死。他看到一个被捕的农妇，衣服褴褛，脖子上露出筋骨，一双干活儿的手黑糊糊的，押解的人带着恐怖的表情望着她：她因为饿疯了，吃掉了自己的两个孩子。

这时候，他虽然没有离开公社，却宣讲起福音书，祈求上帝拯救死者。结果他被关进监狱，不过很快就弄清，是三十年代的灾难使他的神志错乱了。在监狱的精神病院里强制治疗一年之后，他出了监狱，前往白俄罗斯，住到大哥家里去。大哥是一位生物学教授。他在大哥帮助下，在科技图书馆找到工作。但是一件件可悲的事对他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

等到战争开始，德国人占领了白俄罗斯，伊康尼科夫看到战俘的苦难，看到白俄罗斯城乡成千上万犹太人被杀害。他又陷入发狂状态，恳求相识和不相识的人掩藏犹太人，他自己也想方设法拯救犹太妇女和儿童。不久他就被告发，侥幸躲过了绞索，进了集中营。

这位破衣烂衫的肮脏“伞兵”的头脑里非常混乱，他主张对超阶级的道德进行荒唐可笑的分类。

“哪儿有强权，”他对莫斯托夫斯科伊说，“哪儿就有灾难，就流血。我见过农民遭受的大灾大难，还说实行集体化是为了做好事。我不相信什么好事，我只相信人性的良善。”

“照你的说法，要是将来做好事把希特勒和希姆莱绞死，咱们也要害怕啦。那您就尽管害怕吧。”莫斯托夫斯科伊回答说。

“您要是去问希特勒，”伊康尼科夫说，“他也会说，设立集中营是做好事。”

莫斯托夫斯科伊觉得，在跟伊康尼科夫争论的时候，不论说什么道理，都好比用刀子切海蜇，怎么切也切不开。

“那位生在六世纪的叙利亚基督教徒说的道理，在今天还是适用的，”伊康尼科夫又说，“‘要清算罪过，要饶恕犯罪的人。’”

在这个屋里还有一个俄罗斯老头子，姓切尔涅佐夫。他只有一只眼睛。看守把他那只人造的玻璃眼球打碎了，那个空空的红眼窝在他苍白的脸上显得非常不协调。他在和人谈话的时候，用一只手捂着空洞的眼窝。

他原来是孟什维克，一九二一年从苏联逃出。在巴黎住了二十年，在银行里当会计。他因为号召银行职工反抗德国新经理的措施，被抓进集中营。莫斯托夫斯科伊尽量不跟他接触。

看样子，莫斯托夫斯科伊博得的声望使独眼的孟什维克感到不安。不论是西班牙士兵，还是挪威文具店老板，比利时律师，都喜欢接近这位老布尔什维克，常常向他求教。

有一天，苏联战俘中的头头儿叶尔绍夫少校坐到莫斯托夫斯科伊的铺上。他微微靠在莫斯托夫斯科伊身上，把一只手搭在他肩上，又快又急切地说起话来。

莫斯托夫斯科伊忽然回头看了看，切尔涅佐夫正在远处的床铺上望着他们呢。莫斯托夫斯科伊觉得，他那只好眼睛里的苦闷神情，比起打掉的眼睛留下的红红的空窟窿还要可怕。

“是啊，伙计，你是不大快活的。”莫斯托夫斯科伊心里想。但并没有幸灾乐祸的心情。

大家时时刻刻需要叶尔绍夫，这不是偶然，是有道理的。“叶尔绍夫在哪儿？没看见叶尔绍夫吗？叶尔绍夫同志！叶尔绍夫少校！叶尔绍夫说的……去问叶尔绍夫吧……”别的棚屋里的人也常常来找他，他的床铺周围总有人来来往往。

莫斯托夫斯科伊管叶尔绍夫叫“思想领袖”。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一些社会活动家都是思想领袖。还有民粹派，还有风云一时的米海洛夫斯基。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居然也有自己的思想领袖！独眼者的孤独在这营里似乎成了悲哀的象征。

自从莫斯托夫斯科伊蹲沙皇的牢房，已经几十年过去了，而且那时候是另一个时代，是十九世纪。

现在他常常想起当年的情形，那时候因为有些党的领导人不相信他主持实际工作的能力，他非常生气。现在他感到自己是强有力的，每天他都看到，他的话不论古泽将军，旅政委奥西波夫，还是天天愁眉苦脸、忧心忡忡的基里洛夫少校，都是多么看重。

在战前，使他可以自慰的是，他一直不受重用，不用接触那些使他反感、使他愤慨的事。斯大林在党内的独断独行，对反对派的血腥镇压，对党内老干部的不尊重—这些事他都没有接触到。他非常了解、非常敬重的布哈林的被害，使他感到非常沉痛。但是他知道，在任何问题上与党对抗，就会不自觉地站到反对自己所献身的列宁的事业的立场上。有时他觉得苦恼，他怀疑：他不发一言，不站出来反对自己不赞成的事情，也许是他软弱，是他胆小怕事？战前许多事使人不寒而栗！他常常想起已故的卢那察尔斯基，他多想再看到他啊，跟他交谈是那样轻松，不等一句话说完，他们彼此很快就了解了。

现在，在可怖的德国集中营里，他感到自己有信心，有力量。只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时刻不离开他。他即使在集中营里，也无法恢复年轻时那种鲜明、完整的感情：在自己人当中是自己人，在外人当中是外人。

有一天，一位英国军官问他，在苏联不能发表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是不是影响他研究哲学。

“这对别人也许有影响。对我这个马克思主义者没什么影响。”莫斯托夫斯科伊回答说。

“我问这个问题，正因为您是一位老马克思主义者。”英国军官说。虽然莫斯托夫斯科伊听到这话心中，皱了皱眉头，他还是恰当地回答了英国人。

这也并非因为像奥西波夫、古泽、叶尔绍夫这样一些跟他十分亲近的人，有时候也使他感到很不痛快。问题在于，他感到自己心中有许多东西变得陌生了。过去在和平时期，他兴高采烈地去赴老朋友的约，聚会结束时却发现这人已变得格格不入。

但是，和今天的时代格格不入的东西就生长在他身上，已成为他自己的一部分，又该怎么办呢？……又不能跟自己决裂，不能避而不见。

他在和伊康尼科夫谈话的时候，有时会发火，很粗暴，还常常嘲笑他，管他叫脓包、孱头、蠢货、窝囊废。尽管常常嘲弄他，有时候很长时间看不到他，却又想他。

这就是在莫斯托夫斯科伊年轻时坐牢的年代和今天之间的主要变化。

在年轻时候，朋友和同志身上的一切都是可亲的，容易理解的。敌人的每一种思想、每一种观点都是格格不入，毫无道理的。

可是现在他常常在异己者思想中发现他在几十年前珍视的东西，而在朋友的思想和言谈中有时会不可理解地出现异己的东西。

“这大概是因为我在世上活得太久了。”莫斯托夫斯科伊心里想。

五

一位美国上校住在特别营区的一个小小的单间里，准许他在傍晚时候自由走出营区，给他吃的是特别伙食。据说，从瑞典方面有人来要求关照他，是罗斯福总统通过瑞典国王提出这一要求的。

有一天，上校把一大块巧克力糖送给生病的苏联少校尼科诺夫。在特别营区里，最使他感兴趣的是苏联战俘。他想和苏联人谈谈德国人的战略，谈谈战争头一年失败的原因。

他常常跟叶尔绍夫交谈，看着这位苏联少校既严肃又愉快的聪明的眼睛，忘记苏联少校不懂英文。他觉得奇怪的是，长相这样聪明的人怎么会不懂他的话，怎么会听不懂有关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的谈话。

“难道您一丁点儿也听不懂吗？”他懊恼地问道。

叶尔绍夫用俄语回答说：

“我们可敬的军士什么语言都懂，只是不懂外语。”

不过，借助微笑、眼神、拍肩膀构成的语言，再加上一二十个发音不准的俄语、德语、法语和英语单词，集中营里的苏联人还是常常跟几十种不同语言的民族的人谈谈友谊、合作、互相支持和对家庭、妻子、儿女的思念。

一些变了音的俄语、法语、英语单词，加上十来个在集中营里新出现的德语单词，足以表达简单而复杂的集中营生活中特别重要的东西。

也有一些俄语单词，如伙计、香烟、同志，是很多民族的囚犯共同使用的。有一句俄语“不行啦”是说明快要死的囚犯的状况的，已经成为大家的共同语言，所有五十六个民族的人都在使用。

大日耳曼民族带着学来的一二十个单词闯入居住着伟大俄罗斯人民的城市和乡村，于是成千上万俄罗斯农村妇女、老人和儿童跟成千上万的德国士兵用这些单词打起交道：“羊羔，老总，举起手来，母鸡，鸡蛋，完蛋。”这种交道绝不是什么好交道……

苏联战俘之间也谈不出什么好结果，有些人宁死不愿卖国，另一些人却千方百计要参加苏奸弗拉索夫的伪军。他们谈得越多，争论得越多，彼此的隔阂越大。到后来他们就不说话了，彼此越来越仇恨，越来越鄙视。

这种不言不语，被恐怖、希望和苦难连接在一起的这些混乱的人群，说着同一种语言的人们的互不理解和仇恨，正反映出二十世纪可悲的灾难之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