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1）（1/2）

一

田野上雾气沉沉。顺着公路伸展开去的高压线上，闪烁着汽车车灯的反光。

没有下过雨，但黎明时的大地是潮湿的，在禁止通行的信号灯亮起的时候，湿漉漉的柏油路面上就会出现晃晃不定的红色的光斑。在很多公里之外就感觉到集中营的气氛：电线、公路和铁路纷纷朝集中营延伸，越来越密集。这是线路纵横交错的地区，一条条线路把大地，把秋日的天空和夜雾划成许许多多矩形和平行四边形。

远方的警报器送来长长的、低沉的鸣声。

公路紧挨着铁路，装载着一袋袋水泥的汽车队，有一阵子几乎和一列长得不见头尾的军用货车并排前进。穿军大衣的司机们没有看在一旁行进的列车，也没看车上一个个灰点儿似的人脸。

雾中出现了集中营的铁篱：一道道铁丝网架在钢筋混凝土桩上。棚屋一座连一座伸展开去，排成一条条又宽又直的街道。从这些棚屋的单调一律，就可看出这座庞大集中营的不人道。

在千百万的俄罗斯农舍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两座完全一模一样的。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各有各的特性。两个人不可能一模一样，两丛蔷薇也不可能一模一样。如果强行消除生命的独立性和各自的特点，生命就会消失。

头发斑白的火车司机装做漫不经心的样子，瞅着从一旁闪过的混凝土桩柱、架着旋转探照灯的高架和钢筋混凝土塔楼，从反光镜里可以看见塔楼上都有士兵守在旋转式机枪旁。司机朝副司机挤了挤眼睛，机车发出警告信号。亮着电灯的扳道房、停在彩条拦路竿后的一长串汽车和牛眼似的红色信号灯一闪而过。

从远处传来迎面开来的列车的汽笛声。司机对副司机说：

“祖凯尔来啦。听这大大咧咧的嗓门儿，能听得出来。他这是卸了载，开着空车上慕尼黑去。”

空载的列车轧轧地开过来，与开往集中营的军车交会。被撕裂的空气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车厢间灰蒙蒙的空隙一闪一闪地晃过。转眼间，被撕成碎片的空间和秋日的曙光又连成一片，有节奏地奔驰着。

副司机掏出口袋里的小镜子，照了照满是油污的脸。司机招招手，借过他的小镜子。

副司机用激动的声音说：

“唉，阿普菲尔师傅，我敢说，如果不是车厢要消毒，咱们回来能赶上吃午饭，不会弄到早晨四点钟才筋疲力尽地赶回来。好像消毒这种事儿就不能在枢纽站搞似的。”

老司机很讨厌没完没了地搞消毒。

“发长信号，”他说，“咱们不要上备用线，要直接开进大卸场。”

二

自从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莫斯托夫斯科伊第一次认真运用自己的外语本领就是在德国人的集中营了。战前他住在列宁格勒，和外国人交谈的机会不多。现在他不由得想起当年侨居伦敦和瑞士的情景，那时候，因为天天和各国革命家在一起，说话、争论、唱歌用的都是多种欧洲语言。

邻铺的意大利神甫加尔季告诉他，关在集中营里的有五十六个民族的人。

这些在集中营棚屋的数万名居住者，他们的命运，他们的脸色，他们的衣服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拖着脚步走路，喝的都是甘蓝和俄罗斯囚犯叫做“鱼眼”的人造西米熬成的菜汤。

对于管辖者来说，集中营里的人的区别仅在于号码和缝在上衣上的布条的颜色：红色的是政治犯，黑色的是怠工者，绿色的是小偷和杀人犯。

集中营里的人因为语言不通，彼此不了解，但共同的命运把他们结合起来。分子物理学家、古文献学家和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的意大利农民、南斯拉夫牧民睡在一起。当年有厨子精心调制菜肴、吃不好还会使女管家惴惴不安的人和天天吃腌鳕鱼的人一起穿着木底鞋去干活儿，还要忧心忡忡地张望着：留络腮胡子的德国佬是不是来了？

集中营里的人各不相同的遭际中有相同之处。追寻往事的梦不论萦系着意大利土路边的小园，萦系着北海边悲怆的涛声，还是博布鲁斯克郊外领导干部住房里橙黄色的灯罩，所有囚犯过去的岁月都是美好的。

一个人在进集中营之前的生活越是艰难，现在越是起劲地说谎。

这种说谎不是为了欺骗，而是为了赞美自由：在集中营外面的人不可能是不幸福的……

这座集中营战前叫做政治犯集中营。

国家社会主义党 [1] 创造了新型的政治犯—没有犯过罪的罪犯。

许多人被关进集中营，只是因为在同朋友交谈中说了一些不满意法西斯制度的话，或者说了一些涉及政治的笑话。他们既没有散发传单，也没有参加地下政党。他们的罪名，是他们有可能参加这些活动。

在战争时期将俘虏关进政治犯的集中营，也是法西斯的新创造。这里有在德国境内被击落的英国和美国飞行员，还有投靠了德国秘密警察的红军指挥员和政委。他们的任务是提供情报，配合行动，出点子，在各种各样的声明上签名。

集中营里还有怠工者，也就是有意不干兵工厂和军事工程中的活儿的故意旷工者。因为不好好干活儿而把工人关进集中营，也是国家社会主义党的一项发明。

集中营里有些人衣服上缝的是紫布条，那是从法西斯德国出去的德国侨民。这也是法西斯的新发明：只要离开德国，不管在国外如何循规蹈矩，都要成为政治敌人。

衣服上带绿布条的人，也就是小偷与盗贼，在政治犯的集中营里是享有特权的一部分人；警方依靠他们监视政治犯。

利用刑事犯控制政治犯，也是国家社会主义党的新发明。

在集中营里还有一些人遭际特殊，还没有发明适合他们的布条子颜色。但是就连玩蛇的印度人，从德黑兰来德国学绘画的波斯人，以及学物理的中国留学生，国家社会主义党都为他们准备好了铺位、一小锅菜汤和十二小时挖地的活儿。

军用列车日日夜夜朝集中营，朝一座座死亡的营地开来。空中回响着车轮的轧轧声、机车的吼叫声、成千上万衣服上缝着五位数蓝色号码的囚犯出工时杂沓的脚步声。一座座集中营成为新欧洲的一座座城市。这些城市一天天扩大起来，有自己的规划，有自己的街道和广场，有医院、市场、火葬场、运动场。

跟这些集中营城市相比，跟火化炉上空一道道可怖的黑红色火光相比，那些坐落在城郊的一座座老式监狱，显得多么单纯，多么古朴啊。

看样子，为了控制大量的囚犯，似乎也需要有数量庞大，甚至上百万的军队来监督和管理。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常常一连几个星期在集中营里见不到穿党卫军制服的人！囚犯们自己担任起集中营城市里的警察队。囚犯们自己维持营里的秩序，自己监督着，只准许烂土豆、冻土豆进他们自己的锅，把大土豆、好土豆挑出来送往军需品供应站。

囚犯们在集中营的医院和化验室里当医生和化验员；当清洁工，打扫集中营的街道；当工程师，为集中营里提供照明用电和暖气，为集中营里的机器制造零件。

充当又凶狠又卖力的集中营警察的是“卡波” [2] ，在左臂上戴着宽宽的黄臂章，有营头儿、区头儿和室头儿。他们从上到下监管着营里的一切活动，从全营的事情，到每个人夜间在床铺上的言行。这一部分囚犯可以参与营当局的机密大事，甚至可以参与编制分类名单、在特种囚室里收拾囚犯等事。看样子，即使营当局完全撤离，这些囚犯仍然会让铁丝网上保持着高压电流，叫人跑不掉，还继续干活儿。

这些“卡波”卖力地为营当局效劳，但也常常唉声叹气，有时甚至哭起那些被送往火化炉的人……不过，这种二重性并不彻底，他们不会把自己的名字列入分类名单。莫斯托夫斯科伊感到特别可怕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党并不是戴着单片眼镜、傲然不可一世、与一般人不同的外来者。国家社会主义党就像自己人一样住在集中营里，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也像普通人一样开玩笑，他们的玩笑也会逗人笑，他们是平常人，一言一行都和平常人一样，他们通晓囚犯们的语言，十分了解囚犯们的思想和心情。

三

莫斯托夫斯科伊、阿格丽宾娜·彼得罗芙娜、军医索菲亚·列文顿和司机谢苗诺夫在那个八月之夜在斯大林格勒郊外被德军俘虏之后，被带到了一个步兵师师部。

经过审讯之后，德国人把阿格丽宾娜·彼得罗芙娜放了，翻译官并且根据战地宪兵队人员的指示，给她带上一大块豌豆面包和两张三十卢布的红钞票；谢苗诺夫被编入俘虏大队，送往维尔佳契村地区的集中营营部。莫斯托夫斯科伊和索菲亚·奥西波芙娜·列文顿被带到集团军司令部。

莫斯托夫斯科伊在那儿最后一次看到索菲亚·奥西波芙娜：她站在到处是灰土的院心里，帽子没有了，肩章、领章被撕得耷拉下来，那悲怆和愤恨的眼神和脸色，使莫斯托夫斯科伊感到欣慰。

在第三次审讯之后，莫斯托夫斯科伊被徒步押往火车站，车站上有一列运粮的军车正在装车。有十个车厢装运许多姑娘和小伙子去德国做工。在军车开动的时候，莫斯托夫斯科伊听到一片妇女的哭声。他被锁在硬座车厢的小乘务室。押解他的士兵并不粗暴，但是在莫斯托夫斯科伊问他什么话的时候，他的脸上却流露出聋哑的神气。从中可以感觉出，他一心一意地注视着莫斯托夫斯科伊。动物园工作人员用火车运送动物，动物在笼子里沙沙蠕动，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就是这样一声不响、一心一意地注视着笼子的。等到火车来到波兰总督管辖区的土地上，乘务室里又进来一名乘客—一位波兰主教，是个白头发、高个子的漂亮老头儿，眼睛里露出悲戚的神气，嘴唇像年轻人那样丰满。他马上就对莫斯托夫斯科伊说起希特勒对波兰宗教界的残酷迫害。他说俄语带有很重的波兰口音。莫斯托夫斯科伊不客气地对天主教和教皇骂了一顿之后，他不作声了，而且，莫斯托夫斯科伊再问他什么话，他也只是用波兰话简短地回答一下。过了几个钟头之后，就让他在波兹南下车了。

过了柏林，莫斯托夫斯科伊被带进集中营……这一营区关押的是秘密警察特别感兴趣的囚犯，他来到这里，似乎已经过了很多年。在这种特别营区里，生活条件比劳动营里要好些，但这是实验室里被试验动物的富足生活。有时值班的把一个人叫到门口—原来是一个朋友要以优惠条件进行平等交换，用烟草换食品，这个人便得意洋洋地回到铺位上。有时同样叫另一个人到门口去，这人便中断了谈话，朝门口走去，交谈者就再也等不到他把话说完了。过一两天，就会有“卡波”来吩咐值班的把破衣烂布打扫出去，有人就会用讨好的口气问“卡波”队员凯泽：能不能睡到空出来的床铺上？已经习惯了七扯八拉的闲谈，从囚犯分类到火化尸体，到集中营里的足球队—最好的队是挖地的“沼地兵”，前锋很棒，攻势很猛，波兰队后卫不行。各种各样有关新式武器的传闻、国家社会主义党头头儿钩心斗角的传闻，大家都听腻了。传闻总是又好又不真实，是集中营囚犯的麻醉剂。

四

天快亮时下了一场雪，直到中午也没有化。俄罗斯人感到又欢喜又悲伤。这是俄罗斯在思念他们，将母亲的头巾扔在他们的苍白而痛楚的脚下，染白了棚屋顶，远远看去，一座座棚屋很像家乡的房屋，呈现出一派乡村气象。

但这只闪现了一会儿的欢喜，一与悲伤相遇，立刻就沉没在悲伤中。

值班的原西班牙士兵安得列阿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跟前，用似通不通的法语说，一个担任文书的朋友看到有关一个俄国老头子的文件，但是那个文书没来得及细看，办公室主任就把文件带走了。

“这文件就是决定我的命运的。”莫斯托夫斯科伊心里想。并且对自己的镇静感到高兴。

“不过没关系，”安得列阿小声说，“还是可以了解到的。”

“向营警备司令了解吗？”加尔季神甫问道。他的大眼睛在昏暗中闪着黑黑的亮光。“还是向治安总部代表利斯本人了解？”

白天的加尔季和夜晚的加尔季差别之大，使莫斯托夫斯科伊感到吃惊。白天谈的是菜汤，谈新来的人，跟同房间的人商量交换食品，回味加了大蒜的辛辣的意大利吃食儿。

被俘的红军知道他爱说的口头语“全体完蛋”，每次在集中营的广场上碰见他，老远就朝他喊：“帕德列老爹，全体完蛋！”并且笑着，就好像给这话打气。他们以为“帕德列”是他的名字，所以喊他帕德列老爹。

有一天晚上，关押在特别营区的一些苏联指挥员和政委跟他开玩笑，问他是不是真的守戒不接近女色。

加尔季听着法语、德语和俄语大杂烩，一笑也不笑。

然后他说起来，莫斯托夫斯科伊就把他的话翻译出来。他说的是，俄国革命者为了自己的信仰可以去服苦役，上断头台。为什么诸位就怀疑，一个人为了宗教信仰可以不接近女人呢？这跟牺牲生命无法相比呀。

“算啦，话不能这样说。”旅政委奥西波夫说。

夜里，等营里的人都睡了，加尔季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他跪在床铺上，做起祷告。集中营城市的所有苦难就好像沉没在他那炽热的眼睛里，沉没在那眼睛的柔和而分明的黑光中。他褐色的脖子上筋绷得紧紧的，就像在干活儿，长长的神情恬淡的脸呈现出忧郁而幸福的执着表情。他祷告很长时间，莫斯托夫斯科伊便在这个意大利人又低又快的祷告声中沉沉入睡。莫斯托夫斯科伊常常在睡一两个钟头后醒来，这时候加尔季已经睡了。加尔季睡觉很不安生，就好像要在睡梦里把自己的两种特性，把白天的特性和夜晚的特性合到一起，又打鼾，又咬牙，还有滋有味地咂吧嘴，像打雷一样把胃里的气直往外倒，忽然又拉长声音唱起赞美诗，赞颂上帝和圣母的大慈大悲。

他从来没有责备过这位老苏共党员不信教，倒是常常向他询问苏俄的情况。加尔季一面听莫斯托夫斯科伊叙说，一面不住地点头，好像对于关闭教堂和寺院，对于苏维埃国家没收东正教大量地产这样的事表示赞许。他的一双黑眼睛带着悲伤的神气望着这位老共产党员，于是莫斯托夫斯科伊很生气地用法语问他：

“您听懂了吗？” [3]

加尔季笑起来，平时他谈起辣汁肉丁和番茄沙司，常常这样笑。

“您说的我全懂。我只是不懂，您为什么要说这种事？” [4]

关押在特别营区里的苏联战俘们也是要做工的，所以莫斯托夫斯科伊只有在晚上和夜里才能见到他们，跟他们谈一谈。古泽将军和旅政委奥西波夫不做工。

经常跟莫斯托夫斯科伊聊天的是一个很古怪、令人很难断定其年龄的人—“海象”伊康尼科夫。他睡在全屋最差的地方，也就是睡在门口，又有冷飕飕的过堂风，又有带味儿的大马桶，马桶盖不住地砰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