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 曲（1/2）

下午四点钟左右，吴振铎医生又踱到客厅的窗边，去眺望下面的街景去了。吴振铎医生穿了一件pierre card 深蓝色的套头毛衣，配着一条浅灰薄呢裤，颀长的身材，非常俊雅。他那一头梳刷得妥妥帖帖的头发，鬓脚已经花白了，唇上两撇胡髭却修得整整齐齐的。吴振铎这层公寓，占了枫丹白露大厦的四楼，正对着中央公园，从上临下，中央公园西边大道的景色，一览无遗。这是一个暮秋的午后，感恩节刚过，天气乍寒，公园里的树木，夏日蓊郁的绿叶，骤然凋落了大半，嶙嶙峋峋，露出许多苍黑虬劲的枝干来。公园外边行人道那排老榆树，树叶都焦黄了，落在地上，在秋风中瑟瑟地滚动着。道上的行人都穿上了秋装，今年时兴曳地的长裙，咖啡、古铜、金黄、奶白，仕女们，袅袅娜娜，拂地而过，西边大道上，登时秋意嫣然起来。在这个秋尽冬来的时分，纽约的曼哈顿，的确有她一份繁华过后的雍容与自如，令人心旷神怡。然而这个下午，吴振铎却感到有点忐忑不安起来，因为再过一个钟头，五点钟，吕芳就要来了。

客厅里那张椭圆形花梨木殷红厚重的咖啡桌上，摆上了一套闪亮的银具：一只咖啡壶、一对咖啡杯，另外一对杯子盛着牛奶和糖块，还有银碟、银匙，统统搁在一只大银盘里，光灿夺目。早上罗莉泰来打扫的时候，吴振铎从玻璃柜将这套银具取了出来，特地交代她用锌氧粉把杯壶擦亮。罗莉泰托着这套光可鉴人的银具出来时，笑嘻嘻地对他说：“吴医生，今天有贵宾光临吧？”罗莉泰倒是猜对了，这套银具平常摆着，总也没有用过，还是他们结婚十周年，珮 琪在第凡妮买来送给他的，丹麦货，定制的，每件银器上面，都精镂着吴振铎姓氏字母w的花纹，十分雅致。银器沾了手上的汗污，容易发乌，所以平常侍客，总是用另外一套英国珐琅瓷器，当然，招待吕芳，又是不同了。他记得从前吕芳多么嗜好咖啡，愈浓愈好，而且不加糖，苦得难以下咽。吕芳喝起来，才觉得够劲。吴振铎已经把厨房里煮咖啡的电壶插上了，让咖啡在壶中细细滚，熬上个把钟头，香味才完全出来，回头吕芳来了，正好够味。

吴振铎医生这间寓所，跟中央公园西边大道那些大厦公寓一般，古老而又有气派。四房两厅，客厅特别宽敞。因为珮 琪喜欢古董，客厅里的家具陈设，都是古董，那套一长两短的沙发，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货，桃花心木的架子，墨绿色的真皮椅垫，两张茶几，意大利大理石的台面，莹白润滑，每只茶几上，搁着一盏古铜座的台灯，灯罩是暗金色绸子的。珮 琪喜欢逛古董家具店，厅里的摆设，全由她一件一件精心选购而来。只有客厅里靠窗的那架史丹威三脚大钢琴却是他亲自买来，送给珮 琪做生日礼物的，这架史丹威，音色纯美，这些年来，只校正过两次音。对于钢琴，珮 琪是内行，竟难得她也赞不绝口。钢琴的盖子上，铺上了一张黑色的天鹅绒布，上面搁着一只釉里红的花瓶，里面插着十二枝鲜洁的大白菊。是吴振铎早上出去，经过一家花店，买回来的。他挑选了菊花，而且是那种拳头大圆滚滚的大白菊。他记得从前吕芳那架钢琴头上那只花瓶，瓶里一径插着两三朵大白菊，幽幽地在透着清香，也不知道有多少年没有进过花店了，这次进去，一眼看中的，却仍是那些一球球白茸茸的菊花。他的记性并不算好，珮 琪的生日常常忘掉，好不容易记起了那么一次，便赶快去买了一架钢琴送给她。但有些事情，无论怎么琐碎，却总也难以忘却，好像脑里烙了一块疤似的，磨也磨不掉，譬如说，吕芳钢琴头上那瓶白得发亮的菊花。

吴振铎对他这间公寓还相当满意，虽说纽约城里的治安愈来愈坏，西边大道，隔壁几条街，经常发生抢劫杀人的凶案，但枫丹白露这一排大厦却相当安全，因为住的人家高尚单纯，住了许多医生。大厦门口，都有看门人守卫，形迹可疑的人物，不容易混进去，而且吴振铎的私人诊所，就开在一楼，夜间急诊，最是方便不过。因此，一住下来，便是十几年，由于习性及惰性，吴振铎也就不打算再搬家了。此外，在长岛的east hapton上，他还购买了一幢海滨别墅，周末可以出城去度假。他常带了珮 琪和大卫，到别墅的海滨去游泳打球，或者干脆躺在沙滩上晒一个下午的太阳，全家人都晒得红头赤脸回来，把大城里的苍白都晒掉。两年前，珮 琪和他分手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便把那幢海滨别墅给了珮 琪，珮 琪喜欢那里的环境，都是高雅的住宅区，而且大卫又爱在海里划水，给他们母子住，非常合适。珮 琪倒是做得很漂亮，很决绝，城里公寓的东西，她一件也不取。她对他说，过去的让它过去，一切从头再来，珮 琪到底有美国犹太人勇敢直前的精神，离婚后的生活，成绩斐然。她重新教起钢琴来，大大小小收了十几个学生。而且开始交男朋友，跟一个做房地产的经纪商人过往甚密。大概是受了珮 琪的鼓舞吧，吴振铎也跃跃欲试起来，到第五大道萨克斯去添置了几套时髦的新衣，胡髭头发也开始修剪得整整齐齐。那天他约了西奈山医院那个既风趣又风骚的麻醉师，安娜·波兰斯基女士—— 一个波兰没落贵族的后裔—— 一块儿到大都会去听leontyne price的《阿依达》，他心中也不禁将信将疑：半百人生，难道真还可以重新开始？上次珮 琪来找他，商量大卫明年上哈佛大学的事宜，他请她到五十七街那家白俄餐馆rsian tearoo去吃俄国大菜，基辅鸡，两个人三杯“凡亚舅舅”下肚，竟谈得兴高采烈起来—— 从前两夫妻在一块儿，到了末期，三天竟找不出两句话——珮 琪滔滔不绝，谈到她那位炒房地产的男朋友，容光焕发。奇怪的是，他竟没感到一丝醋意，反而替她高兴，那么快便找到了对象，使得他也感到心安得多。结缡十八年，珮 琪很努力，一直想做个好太太，连自己的音乐事业都搁下了，一心一意，帮助他成为一个成功的医师。珮 琪对于他的成就，真是功不可灭。珮 琪的父亲金医生是国际知名的心脏科权威，也是吴振铎在耶西华大学，爱因斯坦研究院念书时候的指导教授。金医生不但把一身本事传给了这位中国女婿，而且一把将他提到纽约的上流圈子里去，加上珮 琪八面玲珑的交际手腕，吴振铎在纽约一路飞黄腾达，继承了金医生的衣钵，成为一个心脏科名医，连派克大道上有几个大亨名流都来找吴医生看病。前年金医生退休，他在耶西华大学的亚伯·爱因斯坦讲座，传给了吴振铎。他一生的事业，终算达到了颠峰。那天在爱因斯坦研究院举行了交接仪式后，回家的路上，珮 琪突然掩面悲泣起来：“查理，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那一刻，他也确实感到，他和珮 琪，夫妻的缘分已尽。他只有愧歉，觉得浪费了她的青春，她的生命。他终于不得不承认，他从来没有真正爱过珮 琪，从来没有过。婚前那三个月的热烈追求，回想起来，只不过因为他那时特别寂寞，特别痛苦，需要安慰，需要伴侣罢了。他等吕芳的信，足足等了两年，等得他几乎发了狂。可能么？他对一个女孩子真的曾经那般神魂颠倒过么？当然，他那时只不过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学生，而且又是初恋。

振铎：

我又回到美国来了，现在就在纽约，很想跟你见一次面——

吕芳的信终于来了，可是却迟到了二十五年。

吴振铎走进厨房里，咖啡的浓香已经熬出来了。他把电壶拨到低温，又从碗柜里，找出了一盒英国什锦饼干，用一只五花瓣的水晶玻璃碟盛了一碟，拿到客厅里，搁在花梨木咖啡桌上的银盘里。还不到五点钟，客厅里已经渐渐黯淡下来，吴振铎把茶几上的两盏台灯捻燃，暗金色的光晕便溶溶地散荡开来。下午罗莉泰问他，要不要在家里吃饭，他告诉她，晚上要请客人出去上馆子，趁机也就把她打发了出去。回头吕芳来了，他要跟她两人，单独相聚一会儿。罗莉泰爱管闲事，太啰 嗦，不过这两年，他的饮食起居倒还全靠她照顾。罗莉泰是古巴难民，卡斯特罗把她的咖啡园没收了，儿子又不放出来。罗莉泰常常向他唠叨往事，一谈到她儿子，就哭个不停。起初他还礼貌地听着，后来她一开口，他便借故溜掉。日间病人的烦怨苦楚，他听得太多，实在不愿再听罗莉泰的伤心史。这些年来，他磨炼出一种本事，病人喋喋不休的诉苦，他可以到达充耳不闻的境界。前天早上，费雪太太的特别护士打电话来告急，他赶到她派克大道那间十二层楼的豪华公寓时，费雪太太刚断气，心脏衰竭急性休克而死，死的样子很狰狞，死前一定非常痛苦。他把那床白缎面的被单盖覆到她那张老丑而恐怖的脸上时，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觉得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费雪太太不必再受罪，他也得到了解脱。这位阔绰的犹太老寡妇，给他医治了七年多，夜间急诊，总不下十五六次。她经常地害怕，怕死，一不舒服，就打电话来向他求救，有时半夜里，她那断断续续带着哭音的哀求，听得他毛骨悚然。有时他自己也不禁吃惊，怎么会变得如此冷淡，对病人的苦痛如此无动于衷起来。他记得初出茅庐，独立医治的第一个病人，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学艺术的，人长得很甜，不幸却患了先天性心脏瓣膜缺损，他尽了全力，也没能挽回她的生命，那个女孩子猝然病逝后，有很长一段日子，他寝食难安，内心的沮丧及歉疚，几乎达到不堪负荷的程度。那是他第一次惊悟到，人心原来是一颗多么复杂而又脆弱的东西。做一个医生，尤其是心脏科的医生，生死在握，责任又是何等地严肃、沉重。他不禁想到他父亲吴老医生悬壶济世的精神来。他父亲早年从德国海德堡大学学成归国后，一直在中国落后偏僻的内地行医，救济了无数贫病的中国人。抗战期间，国内肺病猖狂，吴老医生在重庆郊外歌乐山疗养院主持肺结核防治中心，他记得他父亲白发苍苍，驼着背终日奔走在那一大群青脸白唇，有些嘴角上还挂着血丝的肺病患者中间，好像中国人的苦难都背负在老医生那弯驼的背上似的。胜利后，他父亲送他留美学医，临离开上海时，吴老医生郑重地嘱咐过他两件事：一定要把医术学精。学成后，回到自己的国家，医治自己的同胞。他父亲的第一个愿望，他达到了，第二个却未能履行，当然，许多原因，使他未能归国，譬如国内的战事，而且珮 琪也绝对不肯跟他回中国去。但是如果吕芳的信，头一年就来了—— 哪怕就像这封迟到的信，只有短短两行—— 他相信，论文赶完，他可能也就回国去了，去找吕芳。那时，他是那么莫名其妙地爱恋着弹肖邦夜曲的那个女孩子。

吴振铎走到那架史丹威钢琴前面坐了下来，不经意地弹了几下，肖邦那首降d大调的夜曲，他早已忘却如何弹奏了。对音乐的欣赏，近年来，他的趣味变得愈来愈古典，愈严峻。莫扎特以后的作曲家，他已经不大耐烦。他不能想象自己一度曾经那样着迷过肖邦那些浪漫热情的曲调。当然，那都是受了吕芳的影响。那时他们都住在曼哈顿西边的六十七街上。吕芳那幢公寓房子里，住了几个朱丽亚音乐学院的女学生，拉拉弹弹，经常有人在练提琴钢琴。平常他也不太注意，有一天傍晚，那是个温热的仲夏夜，曼哈顿的夜空刚刚转紫，他从爱因斯坦研究院做完解剖实验回来，身上还沾了福尔马林的药味。经过吕芳那幢公寓时，临街那扇窗子窗帘拉开了，里面燃着晕黄的灯光，靠窗的那架乌黑的钢琴头上，一只宝蓝的花瓶里，高高地插着三朵白得发亮的菊花。有人在弹琴，是一个穿着丁香紫衣裳，一头长长黑发的东方女郎，她的侧影正好嵌在晕黄的窗框里。肖邦那首降d大调的夜曲，汩汩地流到街上来，羼进了那柔熟的夜色里。他伫立在街边，一直听完了那首夜曲，心中竟漾起一阵异样的感动。后来他认识了吕芳，发觉她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美，她是一个浓眉大眼、身材修长的北方姑娘，带着几分赵燕儿女的豪俊。而她所擅长的，也并不是夜曲那一类纤柔的作品，而是肖邦那些激昂慷慨一泻千里的波兰舞曲。肖邦逝世百周年纪念，在卡耐基礼堂举行的钢琴比赛会上，吕芳赢得了一项优胜奖，演奏的就是那首气势磅礴的《英雄波兰舞曲》。吕芳有才，但那还不是吴振铎敬爱她的主要原因。跟她接近以后，他发现，吕芳原是一个胸怀大志，有见解，有胆识的女子。开始他也并没有料到他对吕芳，会那样一往情深。只觉得两人谈得很投契，常常在一起，谈理想，谈抱负。吕芳出身音乐世家，父亲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名教授。她要追随父志，学成后，回国去推广音乐教育，“用音乐去安慰中国人的心灵”。他自己那时也有许多崇高的理想和计划：到苏北乡下去办贫民医院。他记得抗战后，曾经跟着他父亲到盐城一带去义诊，苏北地瘠人穷，他看到当地的人，水肿疥癞，烂手烂脚，真是满目疮痍。

那段时期跟他们常在一起的，还有大炮高宗汉，神童刘伟，三个人围着吕芳，三星捧月一般，周末聚在百老汇上一家犹太人开的咖啡店里，那家的咖啡煮得特别香，点心也不错，吕芳一杯又一杯，不停地喝着不放糖的浓咖啡，高宗汉在一本拍子簿上，画了一张中国地图，一支红铅笔在那张秋海棠的叶子上，一杠过去，从东到西—— 那是高宗汉替中国设计的铁路，从东北的长春横跨大溪直达新疆的伊犁。高宗汉在布鲁克林理工学院学土木工程，专攻铁道。他是个六尺轩昂的东北大汉，家里是个地主，有几百头牛羊，思想却偏偏激进，大骂东北人封建落后，要回到东北去改革。他的嗓门大，又口无遮拦，高谈阔论起来，一副旁若无人的狂态，一杠红笔下去，好像中国之命运都决定在他手中了似的。他那时专喜欢跟高宗汉抬杠，把他叫做布什维克恐怖分子。高宗汉也反唇相讥，笑他是小布尔乔亚的温情主义者，当然，高宗汉是笑他在追吕芳，吕芳倒也不偏袒，看见他们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只是笑着。刘伟却安静得多了，他人小，五短身材，戴着一副酒瓶底那么厚的近视眼镜，等他们争罢了，他才慢条斯理地耸耸眼镜，说道：“肥料，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化学肥料！”刘伟在哥伦比亚念化工，二十五岁便拿到了博士，论文是写氮肥的合成法。就那样，几个人在咖啡店里，高论国家兴亡，一直泡到深更半夜。那一段日子，他确实是快乐而丰富的。直到一九五一年，吕芳、高宗汉、刘伟几个人都比他先毕业，一同回国去了，他才突然感到完全孤立起来。他对吕芳是那样地依恋不舍，一直从纽约送她到旧金山去。吕芳临上船时，答应过他，一到上海，就马上给他来信。他们三个人坐的是克利佛兰总统号，三个人并肩立在甲板上，靠着栏杆，船开航了还在向他招手。吕芳夹在中间，头上系着一块大红的丝巾，三个都笑得那般灿烂，就好像加利福尼亚一碧如洗的蓝空里，那片明艳的秋阳一般。然而，二十五年，人世间又该经过多少的沧桑变化了呢？吴振铎不禁欷歔 起来，他抬眼看到钢琴上那一大捧菊花，插在那只桃红的花瓶里，上面盈盈的水珠还没有干，一球球白得那般鲜艳，那般丰盛。吴振铎用手捋一捋发鬓，大概吕芳也是一头星星白发了吧？吴振铎有点怅然起来，他突然又想到那个仲夏夜里，吕芳弹着肖邦夜曲，窗中映着的侧影来。今晚他真是要跟吕芳好好地谈谈心，话话旧，两个人再重温一下那逝旧的岁月。

吕芳的头发并没有变白，只是转成了铁灰色，而且剪得短短的，齐着耳根，好像女学生一般。她的人倒是发胖了，变得有点臃肿，穿着一套宽松粗呢沉红色的衣裤，乍看去，反而变得年岁模糊不清。

“老了，是吗，吕芳？”吴振铎发觉吕芳也在打量他，一边接过她那件深灰色的大衣，对她笑着说道。

“上了点年纪，你倒反而神气了，振铎。”吕芳也笑着应道。

吴振铎替吕芳将大衣挂到壁橱里，然后去把咖啡倒进了银壶，替吕芳斟了一杯，热腾腾的咖啡，浓香四溢起来。

“你喜欢黑咖啡，我熬得特别浓。”吴振铎弯下身去，把银杯搁在银碟里，双手捧了给吕芳。

“太浓的咖啡，现在倒不敢喝了，”吕芳抬起头来笑道，“怕晚上失眠。”

“那么加些牛奶跟糖好么？”吴振铎夹了两块糖放到吕芳的咖啡里，又替她倒上了牛奶，自己才斟了一杯，在吕芳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吕芳，讲讲你的故事来听吧！”吴振铎望着吕芳微笑道，“你信上什么也没有说。”

吕芳笑了一笑，低下头去，缓缓地在啜着热咖啡。

“你要听什么？”

“什么都要听！这些年中国发生了这么多事！”

“那还了得！”吕芳呵呵笑了起来，“那样三天六夜也讲不完了！先说说你自己吧！你这位大医生，你的太太呢？”

“她是美国人，美国犹太人—— 我跟她已经分开了。”

“哦！是几时的事？”

“两年了，她也是弹钢琴的，还是你们朱丽亚的呢！不过，她的琴弹得没有你好。”

“你说说罢咧。”吕芳摇着头笑道。

“她弹肖邦，手重得很，”吴振铎皱起眉头，“而我对她说：‘肖邦让你敲坏啦！’”说着吴振铎跟吕芳都笑了起来。

“你呢，吕芳？你先生呢？他是什么人？”

“巧得很，我先生也是个医生，外科医生，留英的。”

“哦？他也跟你一块儿出来了么？”

“他老早不在喽，死了快八年了。”

“吕芳，”吴振铎凝望着吕芳，“我们都走了好长一段路了。”

“我的路走得才远呢！”吕芳笑道，“兜了一大圈，大半个地球，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那天经过朱丽亚，一时好奇，走了进去，有人在练歌剧，唱茶花女——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又回到了纽约来。”

“吕芳，这些年你到底在哪里？你的消息，我一点也不知道！”

吴振铎把那碟英国什锦饼干捧起来递给吕芳，吕芳拣了一块夹心巧克力的，蘸了一下杯里的咖啡，送到嘴里，慢慢咀嚼起来。

“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上海，我回去后，他们把我派到上海音乐学院去教书。当然，其间全中国都跑遍了，最远还到过东北去呢。”

“你大概桃李满天下了，”吴振铎笑道，“从前你还发过宏愿：要造就一千个学生。”

“一千个倒没有，”吕芳也笑了起来，“一两百总有了吧。当然，那是刚回去那几年的事，那时倒真是干劲十足，天天一早六点钟便爬起来骑脚踏车去教书去了。中国的学生实在可爱！上海冬天冷，教室没有暖气，那些学生戴了露手指的手套，也在拼命地练琴，早上一去，一个音乐学院都是琴声。我有一个最得意的学生，给派到莫斯科去参加比赛，得到柴可夫斯基奖第二名，跟美国的van cliburn 只有半分之差！我真感到骄傲，中国人的钢琴也弹得那么好—— 可惜那个学生在‘文革’时让红卫兵把手给打断了。”

“是吗？”吴振铎微微皱了一下眉，“我也听闻一些红卫兵的暴行。”

吕芳低下头去，啜了一口咖啡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吕芳，我要向你兴师问罪！”吴振铎拿起咖啡壶替吕芳添上热咖啡。

“为什么？”

“我要你偿还我两年宝贵的光阴来！你知道，你回国后，我等你的信，足足等了两年！到七百二十九天那天早上，我去开信箱，心里还抱着一丝希望，希望奇迹出现。因为我发过誓：要是那天你的信再不来，我就要把你这个女人忘掉！”吴振铎说着自己先哈哈地笑了起来，“吕芳，其实我一直没有忘掉你，常常还想起你来的。你为什么一去音讯俱杳？你曾经答应过，回去马上来信的！”

吕芳一直望着吴振锋微笑着，隔了好一会儿说道：

“我一回到上海，公安局便派人来要我交代海外关系。他们问得很详细，而且什么都知道。我在纽约去看过国民党办的一个国画展，他们不知怎么也知道了，问我画展的门票多少钱。一共问了三次，我前后答错了，惹了许多麻烦，还用书面交代了半天。一进去，里面是另外一个世界，跟外面的关系，切断还来不及，还去自找麻烦？而且—— ”吕芳迟疑了一下，“我怕我写信给你，你也会跑了回去。”

“吕芳—— ”吴振铎手上的银咖啡杯搁到那张花梨木的咖啡桌上。

“振铎，我在里头，很少想到你，想到外面，”吕芳定定地注视着吴振铎，“回去后，等于是另外一生的开始。可是有一次，我却突然想起你来，六七年，‘文化大革命’闹得最凶的时候，我们音乐学院首当其冲，被列为资本主义学阀大本营，给整得很厉害。教西洋音乐的先生们，尤其是留过学的，统统打成了黑帮，变成革命的对象。群众冲击，红卫兵冲到我家里，把我带回去的两百多张唱片砸得粉碎，几箱琴谱，我一夜都来不及烧。当然我们一个个都挨斗了，斗我的时候，要我向群众认罪。平常我并没有犯过政治错误，最大的错误不该是个留美学生。我站到一只肥皂箱上，转了一圈，嘴里一直念着：‘我是洋奴。’‘我是洋奴。’真是装疯呀，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你来，心里暗自嘀咕：‘幸好吴振铎没有回来！’”

“咳，吕芳！”

“你不知道，我那时成了有名的‘洋奴’，个个都叫我‘吕洋奴’—— ”吕芳咯咯地笑了起来，“大概我确实有点洋派吧，喜欢穿几件外国带回去的衣服，而且还有洋习惯，爱喝咖啡，这也教我受了不少累！香港亲戚有时寄罐咖啡给我。有学生来看我，我便煮点咖啡招待他们—— 谁知道这却变成了我主要罪状之一：毒化学生思想。其实我的‘洋奴’罪名恐怕真还救了我一条命哩！‘洋奴’还不是‘反革命’，不必治死，在里头，想不出个好罪名来，是过不了关的—— ”

“真亏了你，吕芳—— ”吴振铎含糊地说道。

“我还算好，整个‘文革’只挨过一鞭，”吕芳指了指左边肩膀笑道，“就打在这里。有一个时期，我们统统关进了学校里，隔离审查，吃饭睡觉都是集体行动。从宿舍到饭厅大约有两百米，每天吃饭，我们都是排队走去的，不过，要一直弯下身，九十度鞠躬，走到饭厅去，那些红卫兵在我们身后吆喝着，手里拿着长皮鞭，赶牛赶羊一般，哪个落了队，便是一鞭过去。有一次，我是在最后，腰实在弯痛了，便直起身来伸了一下，嗖的一声，左肩上便挨了一鞭，疼得我跳起来，回头一看，那个红卫兵，最多不过十五六岁，又瘦又小，头上的帽子大得盖到眉上。我们一个照面，两人同时都吃了一惊，我看见他一脸青白，嘴唇还在发抖。那些孩子大概给自己的暴行也震住了。我只不过挨过一鞭，我们院长却给斗得死去活来，趴在地上逼着啃草。好几位先生熬不住都自杀了。我们钢琴系一位女教授，留英的，是个老处女。红卫兵把她带回去的奶罩三角裤统统搜出来，拿到校园里去展览。那个老处女当夜开煤气自尽了，她穿上旗袍高跟鞋，涂得一脸胭脂口红，坐得端端正正死去的。红卫兵走了，工宣队又驻了进来，七折八腾，全国最好的一家音乐学院，就那样毁掉了—— ”

吕芳耸了耸肩膀，苦笑了一下。

“真是的，”吴振铎喃喃应道，“你先生呢？”

“他本来是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的外科医生，‘文革’一来就给下放了，一直放到湖北黄冈一个乡下又乡下的地方，他最后一封信说，那里的蚊子，随便一抓就是一把。他怎么死的，几时死的，我到现在还不清楚。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以为他仍旧活着—— ”吕芳摇了摇头，“我跟他的感情其实并不很好，两人在一起，常吵架，但那几年，我却特别想念他，我一个人在上海完全孤立了起来，连找个人说话也找不到。偏偏那时却患上了失眠症，愈急愈累愈睡不着。上海八九点钟，大家都熄灯在家里躲了起来。一个几百万人的都市，简直像座死城。我躺在床上，睁大眼睛，望着窗外一片漆黑，真是感到长夜漫漫，永无天明一般—— ”

“你的失眠症怎么了？现在还吃药么？”吴振铎关切地问道。

“有时还吃安眠药。”

“安眠药不好，我来给你开一种镇静剂，不太影响健康的。”

“来到纽约后，我的失眠症倒减轻了许多。一个月最多有四五晚。你不知道我现在多么贪睡，没有事，便赖在床上，一直睡到下午两三点也不肯起来。”说着吕芳自己笑了起来，吴振铎起身执起银壶又替吕芳添上热咖啡，吕芳垂下头去，喝了两口，她把托杯子的银碟放回桌上，双手握着咖啡杯，一边取暖，一边出起神来。在朦胧柔和的暗金色灯光下，吴振铎突然怵目到吕芳那双手，手背手指，鱼鳞似的，隐隐地透着殷红的斑痕，右手的无名指及小指，指甲不见了，指头变成了两朵赤红的肉菌，衬在那银亮的镂着w花纹的咖啡杯上，分外鲜明。吕芳也似乎察觉到吴振铎在注视她的手。

“这是我在苏北五七农场上的成绩。”吕芳伸出了她那只右手，自己观赏着似的。

“你到苏北去过了么？”

“在徐州附近劳动了两年，那是‘文革’后期了。”

“从前我跟父亲到过盐城，那个地方苦得很呢。”

“现在还是一样苦，我们那个农场漫山遍野的杂草，人那么高。有一种荆棘，顶可怕！开一团团白花的，结的果实爆开来，一球球的硬刺。我们天天要去拔野草，而且不许带工具，拢下来，个个一双手都是血淋淋的，扎满了刺，那些刺扎进肉里，又痛又胀。晚上在灯下，我们便用针一根根挑出来。我这只手指甲里插进了几根，没有挑干净，中毒化脓，两只手指肿得像茄子，又乌又亮—— 只好将指甲拔掉，把脓挤出来—— ”

“吕芳—— ”

吴振铎伸出手去，一半又缩了回来。吕芳从前那双手，十指修长，在钢琴键盘上飞跃着，婀娜中又带着刚劲。吕芳很得意，手一按下去，便是八个音阶。那次在卡耐基礼堂中，肖邦逝世百周年比赛会上，吕芳穿着一袭宝蓝的长裙，一头乌浓的长发，那首《英雄波兰舞曲》一奏完，双手潇洒地一扬，台下喝彩的声音，直持续了几分钟。台上那只最大的花篮便是他送的，有成百朵的白菊花。吕芳一向大方洒脱，两人亲昵也不会忸怩作态。周末他有时请她出去，到t arter去跳舞，握着她的手，也只是轻轻的，生怕亵渎了她。他对吕芳的情感、爱慕中，总有那么一份尊敬。

“吕芳，”吴振铎望着吕芳，声音微微颤抖地叫道，“有时我想到你和高宗汉、刘伟几个人，就不禁佩服你们，你们到底都回去了，无论怎么说，还是替国家尽了一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