Ⅹ 在布鲁日停靠（1/2）

携带画的乘客不再说话了。故事从午夜讲到了拂晓，两个乘客已经能在天光中看见彼此的脸。他们神色都有些茫然，就像刚经过一段长而昏暗的隧道，再见到光时便不得不眯起眼睛。对面的乘客也沉默了许久。看得出他有话要问，却迟迟不开口，仿佛他那些问题已经被别人问过了。

当经历由暗转明的时刻，人对宇宙的看法便分为了两种：一种将生命比喻为夜间穿越一座灯火通明的房子，生前死后都是茫茫黑夜；另一种则认为，生命之旅就如白日里穿越洞穴，活着时才恰恰在黑暗中。那么我们刚刚进入了哪个阶段呢，是生命的还是终点？前方将一直明亮下去，还是会再次进入黑夜？现在到哪儿了呢？既然天已经亮了，我们可能已经穿越了大半个佛兰德。两个人都听着列车前进的隆隆声，行李架上的画静静俯视着他们。

“我始终好奇您在雨果·凡·德·古斯的画中看到了什么，”对面的乘客说，“画框里的手记又是怎么写的。”

“我知道，我的故事难以服人。”携带画的乘客声音有些干涩，“或许这些都是我的臆想，画框里的手记或许也是某位先人的虚构之作，通向别的故事；但从哪里开始是臆想，哪里开始是真实呢？我们不知道雨果的画经历了什么。故事中的人物并没有实现他的愿望。扬的悲惨结局，也许让修道院的圣物被随意处置和变卖。也许堂·迪亚戈身不由己，无法完成他的心愿。毕竟，我在布鲁塞尔找到画时，它被遗忘在古董市场的角落，并没有被送往西班牙。我能找到的，也就是这么一小幅。我们不知画被谁肢解，不知它被分割成了多少份，落入何人之手，究竟散落在哪些地方……”

“我不认为您的故事全是臆想。”对面的乘客说，“也许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让您上了这趟火车，拉开了这节包厢的门，将这幅画置于我的头顶；如果画里真的有无以计数的镜像、无限纵深的世界，也许我们都是其中的一环。”

携带画的乘客听见这话，感到背后一震，不清楚那是来自铁轨的撞击还是内心的悸动。他低下头，这时才看清旅伴手边的书——《比利时古代历史与文献学档案》，1940年布鲁塞尔出版。

“啊，”他脱口而出，“我记得，您研究古代历史。”

“您别笑话我，”对面的乘客说，“这期杂志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不，严格说来是半篇。”

“为什么是半篇？另一半什么时候发表？”

“不会再有另一半了。”

现在，他不会听不出旅伴话中的苦涩。“样刊是在我动身前送来的。”旅伴继续说，“我本想把它扔进垃圾桶，可还是无意中带上了车。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人们还是会读它，会惋惜，会猜测，甚至自己续上结局。但一个没有结论的研究算什么呢？直到您拉开包厢门，我们开口寒暄，直到您放下行李，我们对面而坐，我都在想这个问题。然后，您开始讲故事了。我并没料到，在某一刻，我的疑问有了解答。作为回报，我也愿意给您讲一个故事，算是对您的故事的一个注脚。”

“啊，后半篇文章，您要用故事讲出来……”

“是的。而您将是唯一的读者……我不知道。我口才有限，也许不能像您讲的那样好。”

“不，我洗耳恭听。”

“好吧，我先前跟您说过，我住在奥斯坦德，时不时去一趟列日。每次，我在相熟的旅馆租个房间，就一头扎进这一带的图书馆。多年来，我都在探索古罗马时期比利时人留下的文献。

“任何一个中学生都能背诵恺撒著名的开篇：‘高卢全境分为三部分，其中一部分住着比利时人……’据恺撒说，他们是高卢人中最勇敢的一支。我不想枯燥重复罗马征服高卢、比利时人同日耳曼人的渊源，以及这里成为罗马行省的历史。我们不清楚高卢比利时人何时接受了基督教，但在《信经》形成的时期，他们确实已在大公会议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在漫长的时间中，流传至今的古籍固然有限，可我们连这些也知之甚少。在我看来，这工作就像拼拼图一样，常常错位，常常丢失，却渐渐组成了我们祖先的历史，只是没人知道这拼图最终能有多大。也许我暗地里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盼着发现一篇伪经，或者几封奥古斯丁佚失的书信。我的发现没那么有戏剧性。《圣马丁传》《编年史》《通厄伦人史》的某些抄本附录了四世纪通厄伦主教们的作品和书信，大多平淡无奇，没人留意。起初，我粗略翻过它们，却渐渐被其中一对通信者吸引。我开始留意关于他们的一切。抄本零散而断断续续，要确定先后并不容易。把能找到的信读过一遍后，这个事实深深震撼了我：在漫长的岁月中，两个朋友艰难地通信，超然于相隔遥远、路途凶险、蛮族肆虐，更超然于一个帝国的衰亡，却仅仅讨论了一个假想的问题：如果某人取代某人，世界将变成什么样子！

“……没错，您肯定早已猜到了，这便是胡安修士讲的故事。古时朋友分别，会锯开一块铭板，一人拿一半，以便重逢时相认。叙达修斯与爱梅卢斯的命运就像两半铭板，彼此相抵又彼此相合。它们丢失在时间的缝隙里，也许直到现在才得以拼合。胡安在故事中追溯了他的祖先，而我现在要讲的是我们的祖先。您提到过，胡安在编纂祖先的生平时，忍不住透过字母，直接同他讲话。我也忍不住想透过您的故事，在消逝的音节中间对胡安说：‘您好，修士，我来自月球的背面；也许您对我们并无好感，但您的祖先曾一直梦见我们脚下的土地……’

“我们必须承认，和他显赫的友人相比，爱梅卢斯的生平晦暗成谜。只有很少的抄本提到了他的名字，留下了有关他的只言片语。有的文字一代一代传抄，渐渐也就走了样。如果我们相信这就是叙达修斯的友人，那么他很可能就生于通厄伦。在您的故事中，雨果和雷米都曾取道通厄伦前往科隆，他们脚下的大道在罗马时代就已存在。它是比利时最早的主教城市，直到被旁边的列日取代。他祖上或许出过几位军官，甚至在罗马禁军任职，隐退时就把刚兴起的新宗教带回故乡。到了他那代，通厄伦把守军商要道，繁盛一时，家族也颇为阔绰，能把他送往罗马学习，在那里他认识了叙达修斯。也许家乡的某些变故让他不得不返回通厄伦，出于情势或家族传统，爱梅卢斯在通厄伦的教会担任了要职。

“接下来的事情，叙达修斯没有意识到，讲故事的胡安也没有意识到；又或者他们在某一刻意识到了，却出于某种缘由，没有明说。爱梅卢斯在故乡扎根以后，也许受当地习俗浸染，转向了某种神秘学说。有关这一流派的具体信条，我们所知甚少。或许它和普里西安的教派很相似，最终也因灵知色彩的教义被斥为异端。我不敢断言爱梅卢斯撰写了假托约翰的某些伪经，但他很可能抄写过其中几篇。如果我们相信叙达修斯的界定，相信约翰教派确实存在，相信他们声称彼得窃取了教会首席，主张教会应由约翰统领，那么，爱梅卢斯无疑是约翰教派的信徒。但我要说，爱梅卢斯一生忠诚不移，没有背弃过他的朋友。两人都意识到某位劲敌与自己遥遥相望，却都不知道此人就是自己的挚友。他们一直讨论着年轻时的议题，仿佛充满动荡的世界里，仿佛漫长时间的艰难通信中，在笔下还能够维持青春、温柔与信任。两人在信中只谈志趣不谈现实的习惯，听上去难以置信；又或者，就算触及某些要害，他们也都避免从字面意义理解信的内容。两人就像在午后惬意地对弈，让几个不朽的名字在棋局中游走、交手，几盘输赢无损于情谊，因为一切不过是在假想中推演。若要解释他们奇异的命运，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当他们放下情深款款的信简，投入神学写作，他们就是敌人。叙达修斯断然不会想到，当他在全罗马的大道上奔波论战，右手举着约翰教派的伪经加以痛斥，左手揣着的信却也出自同一人之手。

“爱梅卢斯会知道得更多吗？他应该早就听说，西班牙几位主教立志剿灭约翰教派，却在信中保持了沉默；又或者，两人剖白自己的信从未送到对方手中。命运阻止了信使，让它们四散在路上。罗马衰亡时险象丛生的大道，或许决定了人们动荡不定的命数，爱梅卢斯想必对此感触更深。他可能目送主教们踏上大道，在某次大公会议上撞见叙达修斯；他一生历经好几次蛮族的围城，眼见大道上路石逐年破败，商旅不再往来，连军团都逐批撤离，把他们抛弃。当篡权者希尔瓦努斯任由法兰克人侵入边境、大肆劫掠，他眼前想必满目疮痍。甚至今天，考古学家还能找到城市受摧残的痕迹。有人梦见燃烧的手将条条大道从地上抽走，像从水中抓鱼，我们分不清这是谁讲给谁的梦，那是两人通信中断最久的时候，直到尤里安解救了高卢。从他的演说中，人们才得知那里的惨象：‘蛮族的蔓延，几乎使道路全部中断；凯尔特人1 也无法放牧他们的牛羊……’这位年轻的恺撒亲自击退蛮族，下令加固城墙，在罗马上下获得了广泛的尊敬。就算如此，有些东西也永远地毁了。爱梅卢斯怀疑力量，怀疑物质世界。与叙达修斯不同，他从未对尤里安抱有憧憬。我不免想象，当尤里安收复通厄伦时，这位叛教者和这位异端分子是否曾在城中碰面：两人都将败给同样的东西，由此才被冠上这两种残酷的称号；假如他们知晓这一点，或许能够珍惜眼前短暂的相会。

“爱梅卢斯坚信，蛮族迟早会永远占据城市，毁灭罗马，可他没有活到那个时候。如果我们相信某些史书的说法，高卢日耳曼一带也深陷于教义与派系斗争。当时篡权者马克西穆斯驻扎在特里尔，他受叙达修斯鼓动，下令处决了普里西安和他的同党——这也相当于给当地的约翰教派判了死刑。骄傲的西班牙人不知道自己有多么接近他的朋友，又有多么临近他的末日！人们按照他编写的小册子搜寻约翰教派，最终毁了爱梅卢斯。我们不清楚爱梅卢斯的结局。《编年史》只提到他被放逐，远离家乡，身边只跟着一位少年人，可能是他唯一不离不弃的门徒。他还能活多久，还能去哪儿呢？他的故土本就接近罗马的尽头。我们只好祈祷，尽头的尽头将引向另一段旅程，一切将从头开始。我觉得，叙达修斯最终不可能不知道，正是他亲手毁了自己的朋友。如果我们相信胡安的说法，爱梅卢斯的信没有在西班牙保存下来，也许是叙达修斯怀着复杂的心情销毁了它们（也许我们会在他的墓中找到那些信，谁知道呢）。也许正是因此，他在最后几封无法送达的信里满怀歉疚。

“我誊写、注释了第一批书信，就罗马晚期文人的通信状况发表了一篇文章。我许诺会在下一篇谈谈爱梅卢斯本人，重建他的想法和一生，但要等到素材更加充实。直到前不久，我还在通厄伦某个图书馆发现了新的信件。那是爱梅卢斯在法兰克人围城时写给叙达修斯的信。我一直在寻找这样一封信，潜意识觉得它应该存在——人在围城之中不可能不写信。

“回想起来，那些天发生的事意味深长。我记得有人慌慌张张闯进图书室，我们都给赶出来，围在一起听广播。我们听到了国王的声音，听到背信弃义、入侵、抵抗和牺牲。那是1940年5月10日。三天后，德国轰炸机扫过了通厄伦。

“我的研究始于此地，也终结于此地。说到底，无论在400年还是在1940年，通厄伦不过是大地上小小一座城。我眼前的景象，也许和爱梅卢斯当年所见相仿。图书馆给炸开了屋顶，遍地都是残砖断瓦和烧焦的纸页。爱梅卢斯的信就这样消失其中，如同水滴混进大海。它的末日迟到了将近两千年，而我还没有誊抄完它。那时我出奇地平静。我满脑子萦绕的都是他写给友人的只言片语。‘亲爱的朋友啊，我在上封信说，约翰的温柔无损于教会的力量……不过，也许正是出于怜惜和爱，耶稣才没有让约翰统领教会……彼得正是我们每一个人。他的冲动、暴烈、怯懦，正与所有人相配……在这样一个世界，人们怎会相信，怎敢追随温柔的人……’暮年的约翰只重复一句话：‘要相爱，除此之外，任何事都不必相信……约翰是未来的使徒。直到人人不相信剑，不相信力量，不相信罗马，只愿爱和温柔，才配得上那个未来……朋友啊，不要建造高墙，不要追随必朽之城……’

“现在看来，这些句子有点古怪。也许我的记忆有些混乱。也许人在围城之中脑子都有些糊涂。这封信似乎没有送到对方手中。与其说它是对友人的劝诫，不如说是对两人命运的觉察。等到他们都死了，人们遗弃了通厄伦，罗马军团也永久撤离了高卢，君士坦丁大帝在科隆架起的桥也坍塌下来（这件事与乌尔苏拉的航行相比，不知谁先谁后；或许她们的船同样碾压了河道、桥梁和城市）。罗马灭亡了，只有基督教信仰留存下来。它不会知道，曾有两个朋友，一个为它走遍了罗马的每条道路，一个为它葬送了自己。最终，教会就建在这个它又恨又敬的罗马之上。罗马先是驱逐它，然后抬举它，把自己最后的每寸疆土投入了使它崛起的混沌旅程。它依赖罗马的道路树起自己的信条，在这艰辛的旅程中又一砖一石、一草一木地摧毁了罗马。这之后漫长的时间里，人们彼此隔绝，不敢跨出家门，连沟通的语言和意志都一点点失去了。人们彼此联结的渴望无穷无尽，地上的道路却总是有限而易逝。这也许是罗马衰亡时期与《信经》形成时期，所有人一生的写照……”

“女士们，先生们，下一站是布鲁日。”列车上响起了广播的声音，两个人都被它吓了一跳。他们都感到列车的速度放缓下来。历史学者有点害羞地掏出手帕，抹了抹鼻子。

“这就是我所有的故事。”他说，“我所能讲的也只有这么多。您别笑话我。”

“不，您的故事对我意义非凡。”携带画的乘客说，“我感谢您的这份礼物。”

“听您讲故事，和以故事为回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