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1/2）
1
艺术之于生活的不同，在于艺术是有形的，它有开始，有经过，也有结尾。然而，在生活中，一切就那样随风而逝，难以把握。在生活中，有人感冒了，你觉得不要紧，可是，他们突然就死了。或者有人得了心脏病，你悲痛万分，最后他们却活了过来，还又活了三十年，他们脾气任性，需要你来照顾。你以为一场爱情就这样结束了，正沉浸在安娜·卡列尼娜式的悲情中，可是两周后，那个男人又站在你的门口，向你张开双臂，敞开怀抱，脸上带着绵羊一般温驯的表情，说：“嘿，接受我吧，好吗？”或者，你以为一段感情正在茁壮成长，却不曾注意过去几个月来它一直在衰退，衰退，衰退。换句话说，在生活中，你的情感永远跟不上事件。要么就是你不知道这件事正在发生，要么就是你不知道它有什么意义。我们庆祝生日和婚礼，我们哀悼死亡和离异，然而，我们真正庆祝和哀悼的又是什么呢？仪式代表着我们的情感，但情感和事件是很难同步的。情感更加深远，而且会绵延一生。我会和你一起跳波尔卡舞，会用力地跺脚，以庆祝我曾拥有的活力。可那样的活力是短暂的，无法整理，无法保证，无法稳固。你可能被我引诱，以为我是为你而庆祝。无论怎样，这都是艺术的功效。它可以让我们在事件发生的那一刻，就把情感定格下来。它让我们的心灵与思想，语言与眼泪得以融合。然而在生活中，有时你连一个洋葱和一片烤面包都分不清。
一九五九年的最后一个月，米拉过得很满足，浑然不觉自己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娜塔莉已经走了，特里萨已经被毁了，不再容易接近。米拉已经有一段日子没和阿黛尔来往了，不过因为她还有其他朋友，所以一直不太在意。她和布利斯的关系越来越好，除了她的家人，她最爱的就是布利斯。她们的亲密不是口头上的那么简单，她们的心灵息息相通。有时，她们只需对看一眼，就会对同一件事心领神会。那是一种同舟共济的感觉。
这个秋天，几周以来，布利斯每周只过来一两次。她整个夏天都很反常，会哼着歌去买油漆。有段时间，她干脆不过来了。然后，不知怎的，米拉去她家时，她似乎总是很忙。她大多数时间都在家里，给客厅刷漆，装上新的窗帘，再给卧室刷漆，换上新的床单、新的灯罩和新的淡粉色遮光窗帘。最后米拉实在憋不住，问她到底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布利斯只是哼着歌，扬扬眉毛。没什么事啊，她只是很忙而已。米拉只好带着满腹疑云回到家。她曾以为的爱和支持突然就终止了，毫无缘由地终止了。至少布利斯没有告诉她为什么。她明白，去逼问布利斯也没什么意义，她知道布利斯是一个多么倔强的人。布利斯厌倦她了，她不知道为什么，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或许是因为她知道了布利斯和保罗之间的事吧。但这仅仅是怀疑，她也不能肯定。
后来，也在那个秋天，在布利斯完全和她绝交之前，葆拉和布雷特办了一场派对。在派对上，米拉隐约觉得自己在那群人中成了外人，于是，她比平常喝得多了些，也比平常更随意一些。第二天，她回想起，保罗时不时地过来邀请她跳舞，频率比往常高。她也觉得很奇怪，并且拒绝了许多次，可他仍然一次又一次地过来。她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可是她喝醉了，迷迷糊糊的，也想不出为什么，只知道自己昏昏沉沉的。直到后来，那种感觉才凝固成结论——原来自己被当成了诱饵。可是她有口难言，也无法核实这种猜测。此后，布利斯对她也只是出于社交礼貌似的打打招呼。之后，在狂风大作的一月，某天她正在收晾衣绳上结冰的床单，阿黛尔从后门走出来甩拖把。米拉和她打招呼。阿黛尔抬起头，看了她一眼，就转身回屋去了。
然后，她就什么都明白了。很多个晚上，她都在想这件事。她坐在黑暗里，端一杯白兰地，一边抽烟一边想。她终于明白了，保罗的声名狼藉是他活该的。他有外遇，而且阿黛尔也知道。可是，她又能做些什么呢？有那么多孩子，不管保罗给多少赡养费都是杯水车薪，如果离了婚，她和孩子们就得像乞丐那样生活。不会避孕的人是不容易离婚的，这倒给了保罗莫大的自由。如果他冒着失去家庭、房子和妻子的风险，他才会谨慎行事。当你拥有这些时，你很容易不当回事，甚至肆意挥霍。可是，一旦你失去了这些，你也不会好过到哪里去。阿黛尔唯一的选择是痛打他一顿。也许他们之间有不成文的约定。他不坚持避孕，但孩子们得由阿黛尔抚养，而他仍享有自由。不过保罗和布利斯还是不想让阿黛尔知道他们的事，以便家庭之间还能正常往来。他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找一个替罪羊，让阿黛尔去怀疑。布利斯不太担心比尔，他还蒙在鼓里，即便他有所怀疑，保罗和米拉的事也会让他转移注意力。毕竟，一个男人还能同时脚踏几条船呢？真是一个巧妙的计划啊。米拉痛苦地想象着，他们两人坐在一起，一边计划，一边得意地笑。
不过，她还是多少能理解。他们确实相爱，他们只是在保护自己的爱情而已。这可以理解，她并不怪他们。伤害到她的是布利斯的背叛。当然，米拉只能成为牺牲品。因为布莉斯知道，她有可能说出去。这下好了，她爱说就说吧，如今没有人会相信她了。阿黛尔是不会听她说的，阿黛尔现在理都不理她了。对了，米拉想象着，她可以去阿黛尔家控诉，坚持要求进门，她可以大声对阿黛尔喊出真相。她可以监视布利斯的家，保罗晚上去那儿时，她就亲自拉着阿黛尔去捉奸。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呢？阿黛尔会认为，米拉是因为保罗抛弃她去找布利斯而怀恨在心。或者，她会相信米拉，但她们再也做不成朋友了。阿黛尔会憎恨布利斯，她可能再也不会相信任何女人了。她还是会和保罗一起生活，带着屈辱和蔑视过日子。保罗和布利斯会失去他们所拥有的，阿黛尔可能会告诉比尔，布利斯也会失去她所拥有的，只有保罗能全身而退，然后去其他人身上寻求安慰。不，这样做不值得。因为米拉想要的，只是让一切恢复原样，但那已是不可能的了。她还记得那些曾经的亲密促膝长谈，她想要布利斯的爱，这是她曾经拥有过的。可是，你不能期待布利斯对米拉的爱能胜过她自保的欲望。她曾经拥有过布利斯的爱，但无论怎样，它都回不来了。对米拉做过这样的事情之后，布利斯再也不会爱她。
米拉把这件事想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最后，她终于想明白，自己并不会为此感到难过了。她对布利斯的爱渐渐转化成了理解和麻木。她没有选择怨恨，而是选择去理解。只是最后剩下的只有孤独。有一天，她把家里打扫完之后无事可做，便想找个人聊聊天，然后，她惊讶地发现，一切都变了，她已经没有朋友了。
一天晚上，诺姆在家，看他心情还不错，米拉就把整件事连同她的推测和盘托出。他听完嗤之以鼻。他认为米拉的想象力太活跃了。简直荒唐，没人会相信米拉会做出那样的事。除了有些同情比尔，他对其他部分都不感兴趣。“可怜的胖子，”他说，“去年夏天奥尼尔一家回去看望阿黛尔的家人时，比尔还过去把他们家的草坪给修剪了。”
这些年来，米拉感觉，和诺姆谈话是无意义的。他们的世界观有天壤之别。诺姆不明白为什么娜塔莉、布利斯和阿黛尔对米拉如此重要。她就和他争论，如果某些病人，或一些当地医学会的名人不喜欢诺姆，他也会心烦意乱的。可是他说，那不一样，那是工作，他得为了生计着想。而对于他们的私人感情，他是不在乎的。他不明白，她为什么要为那些愚蠢的荡妇和家庭主妇烦恼。他这么说时，她的脸色变得苍白：“那我呢，我又是什么？”
他伸手深情地揽过她，说：“亲爱的，你是个有思想的女人。”
“她们也是啊！”
他坚持说她与她们不同，但她还是推开了他。她知道，他这番话有很大的问题，但又说不清问题在哪儿。她在维护女人，不让他攻击她们，而他不明白她为什么要维护那些背叛了她的人。她最后只好放弃了。
她开始结识新的朋友，可再也没有几年前的热情。她喜欢莉莉，但她住在北边，和她隔了几个街区；她喜欢萨曼莎，可她住在十个街区以外；她还喜欢玛莎，可玛莎住在另一个小镇，若没有车，米拉便没法去找她。米拉有时会去找莉莉和萨曼莎，可是，比起以前，那种感觉不一样了。以前，你只需去隔壁或附近的人家，孩子们回来时，你可以看见他们，或给他们留张字条，告诉他们你去了哪里，他们就能跑过来找你。而现在，你得走一段路去某人家，多少有些拘谨地坐在那里，喝些咖啡或其他饮料。米拉深深地想念以前那种交往，想念邻里间每一天的亲密陪伴。她知道自己再也不会有那种亲密感了。
无论如何，要失去的注定留不住。一九六〇年春天，诺姆宣布，他已经把家里的债务都还清了。一两个月之后，他离开了当地的诊所，入伙了一个在建的现代医学诊所。他会在五年内，从自己的利润中偿清他的合伙人入股金，预计那将是一大笔钱。他说，他们是时候搬进一个“真正”的家了。夏初，他找了一个适合他们的地方，还带米拉去看过。那房子非常漂亮，可米拉一时难以接受。房子太大了，周围什么也没有。“要打扫四个浴室啊！”她惊叫道。这样的担心让他觉得她很土、很小家子气。“离最近的商店有五公里呢，我又没有车。”他一心想买这座房子。于是，他答应给她买一辆车，帮她做家务，但他还加了一句：“反正除了这些，你还有什么可做的？”
米拉和他争辩。当然，她也想买这座房子，她也想要物质的满足。可是，这座房子让她感到害怕。她觉得自己正在往下沉、下沉——沉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诺姆的父母为他感到骄傲，他才三十七岁，就能拥有那样一座房子！可是，他们也有一点儿担心：要交入股金，要买房子，还要再买一辆车，他不会欠太多债吧？他们意味深长地看了米拉一眼。她觉得自己在他们眼里成了工于心计、野心勃勃的女人。她不在乎他们怎么想，可是这样不公正的看法还是伤害了她。她自己的父母很是兴奋，米拉真是好样的，嫁了一个能买得起这样房子的男人。
米拉在往下沉。他们搬到贝尔维尤时，她三十岁了。
2
是的，我知道，你以为自己已经阅遍世事。那是一群年轻的、奋斗着的白人中产阶级，在向你展示了他们生活中不堪的那一面之后，我还要让你看看老一辈的、富裕的白人中产阶级的不堪暗面。你或许有些失望吧。在一个令人兴奋的时期，满是富有想法和激情的年轻人，我从哈佛开始讲起，却只为了让你看一下午的肥皂剧。对此，我很抱歉，真的。但凡我知道任何激动人心的冒险，我都会把它们写出来，这点我向你保证。如果我在讲述的过程中，想到了什么令人激动的事，我会很乐意把它们插进来。在之前描述过的那些年里，也发生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柏林墙建起，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1] 上台，还有卡斯特罗——他可是自由党人的宠儿，直到后来，他把那些参透了他的马基雅维利式手段的人都给枪毙了，突然就成了恶魔。此外，一位寂寂无名的参议员获得了民主党的提名，并拉上林登·约翰逊 [2] 和他一起。
有时候，我在写这些时也会感到厌烦，就像你们读它时一样。当然，你们有的选择，可我没有。我之所以厌烦，是因为，你也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它确确实实发生过，它令人厌烦、痛苦，充满了绝望。我想，如果有另一种结局，我也不会感觉这么糟。当然，我不知道结局，因为我还活着。如果我不是活在这无以慰藉的孤独中，或许，我对事情的看法会不一样吧。那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在大街上朝一个陌生人走过去，说：“我的孤独无以慰藉。”他可能会把你带回家，介绍他的家人给你认识，然后留你下来吃晚饭。可是，那并没有用。因为孤独并非渴望陪伴，而是渴望友善。友善是指人们能看到你的本性，那就意味着他们要有足够的智慧、敏锐和耐心，还意味着他们能接受你，因为我们看不到我们不能接受的东西，我们抹杀它，我们迅速把它塞进装着陈规陋习的盒子里。我们不会去看那些可能动摇我们精心建立起来的精神秩序的东西。我尊重这种希望灵魂不被打扰的愿望。对于人类来说，习惯是一件好事。比如，你可曾花几天时间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旅行？你早上醒来，忐忑不安，每天你都要找牙刷，因为你不知道昨晚把它放哪儿了，你还得回忆一下自己是不是把梳子和毛刷拿出来了。每天早上，你都要决定去哪儿吃羊角面包、喝咖啡、喝卡布奇诺，或者喝卡瓦汁。你甚至得想，该用哪一种语言。我从意大利去法国，就说了两个星期的“si [3] ”，从法国去西班牙又说了两个星期的“oui [4] ”。那还是很容易说对的词。因为你没有这种习惯，所以你要花很大的力气去度过每一天，这样一来，你的精力就所剩无几了。你见游客们眼神呆滞地望着几个教堂，还一边在旅行指南上查找它们属于哪个城市。你每天到达一座新的城市，都得花一两个小时寻找一家价廉物美的旅馆，你的整个人生都会处于维持生活的状态。
这下，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每个你新认识并且真正接受的人，都或多或少会打扰你的灵魂。你得变着法让他适应。像我这样的人，别人会怎么看我——我也不知道。中年主妇、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好女人，抑或疯女人，我真的不知道。可是，她们看不到我的本性。所以，我很孤独。我想，或许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本性是什么。你需要通过外界的反馈，才能看清自己。有时候，当我情绪非常低落时，就会想起彼得·斯捷潘诺维奇 [5] 的话：“你不得不爱上帝，因为他是你唯一可以永远去爱的人。”这句话对我意义深远，每当我念起它，就会热泪盈眶。我从没听别人说过这句话。但我不相信上帝，即便相信，我也无法爱他/她/它。我无法爱上一个我认为创造了这个世界的人。
哦，上帝（比喻地说）。人们应对孤独的办法，就是把自己放进比自己大的外物里，放进某个框架或目的里。可是，这些大的外物——我说不清是什么——对我来说，没有诺姆对米拉或布利斯对阿黛尔说的那些话重要。比如说，你真的关心1066 [6] 吗？瓦尔会叫道，那多重要啊，可我的学生们并不关心1066。他们甚至不关心“二战”或者大屠杀。他们甚至不知道珍·亚瑟 [7] 。对于他们来说，猫王只是那奇怪而与他们无关的过去的一部分。你或许会说，不，重要的往往是小事。可是，当你忙于应付诸多无关紧要的生活细节，你又如何能看清事情的全貌呢？当你回望人生的时候，能否指着某个地方（就像地图上的十字路口，或学者在研究莎士比亚时遇到的难题）说：“是这儿！一切就是从这儿开始改变的，就是这个细节把所有的事情联系在了一起！”
我发现，这很难做到。我觉得自己就像个疯女人。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那里乱七八糟的，堆满了房东留下的零散的旧家具，窗台上还有几株垂死的植物。我和自己说话，和自己，只有自己。如今，我已聪明到可以想出一段流畅的自言自语的对白。可问题是，没有人回应，除了我，再无别人的声音。我想听别人的真话，可我强调那得是真的。我和那些植物说话，可它们枯萎了，死去了。
我希望我的人生是一件艺术品，可是，当我回望它的时候，它就像你眼花缭乱时看到的凹凸不平的墙面。我的人生无计划地绵延，下沉，就像一条宽松的旧裤子，可不管怎么宽松，你还是穿得上。
就像米拉、瓦尔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我在后半生也回到了大学。我同时带着绝望和希望回到那里。那是一种全新的生活，它本该让你重获新生，让你光芒四射地进入一个新的旅程。在那里，你可以结交比阿特丽斯·波尔蒂纳里 [8] ，让她带你去尘世的天堂。在文学里，新的生活和第二次机会，让你可以一睹上帝之城的风貌。可是，此刻我开始怀疑，以前读过的那些都是骗人的。你可以相信前四场戏，但不要相信第五场。李尔最后真的变成了一个整天胡言乱语的老呆子，他会对着燕麦粥流口水，能坐在位于斯卡斯代尔的里根家的炉火边，他就很高兴了。哈姆雷特收买了委员会，把克劳狄斯驱逐出境，然后自己当了国王，他穿着黑色皮衣和德国军靴宣布，乱伦者以死论处。他写信给他的表弟安杰洛，他们决定一起净化整个东海岸，于是，他们联合黑手党、海军和中情局，取缔了性的合法化。罗密欧和朱丽叶结婚了，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后来，因为她想回去读研，而他想住在新墨西哥的一个社区里，两人分手了。她现在靠救济金过活，而他留了长发，扎着印第安式头巾，常常把“噢呣”挂在嘴边。
茶花女还活着。她在波尔多开了一家小旅馆，生意还不错。我见过她。她亚麻色的头发褪了色，画着橘色系的浓妆，嘴角透出冷漠。她对苦艾酒、干净床单、瓶装橙汁和某些可供出卖的女性身体的价格了如指掌。她全身上下比以前丰满了许多，但身材还不错。她穿着闪亮的淡蓝色套装走来走去，或者坐在吧台前和朋友们说笑，同时留心着伯纳德的一举一动，那是她最近的情人，已经结婚了。除了爱上伯纳德令她偶尔脆弱，她是个坚强而有趣的人。别问我伯纳德有什么值得她如此迷恋的。她喜欢的不是伯纳德，而是爱情本身。她相信爱情，不顾一切地继续相信着，所以，伯纳德有点儿烦了。被人喜欢是一件令人厌烦的事。作为一个三十八岁的女人，她应该坚强而有趣，唯独不应该爱上一个人。一两个月后，当他离开她的时候，她会想要自杀。但是，如果她能够停止相信爱情，她就可以只是坚强而有趣，而他也会永远爱她。可若是这样她也会感到厌烦。于是，她不得不将他扫地出门。她选择停下来喘口气。
伊西和马克离婚后，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 [9] 结婚了。结婚后，他们放浪形骸，纵欲无度。他们发现，舒适婚姻带来的快乐无法与打破禁忌带来的兴奋相比，于是他们在《波士顿凤凰报》上贴了一则广告，邀请男男女女来参加派对，和他们一起尝试禁忌的快乐。他们办了三次、四次甚至五次派对。他们抽大麻，甚至会吸一点儿可卡因，同时确保自己还有底线，至少还知道害怕当地的警察来找他们的麻烦。你也不要胡乱批评，至少，他们在守护自己的婚姻。而你呢？
过去的伟大文学作品的问题在于，它没有告诉你如何去接受真正的结局。在这些作品中，你要么结婚，从此以后过上幸福生活，要么就死去。可事实是，这两种都不是真正的结局。哦，你也确实会死，可绝不会在恰当的时候，你周围不会挂满情深意切的挽联，不会有满场的人见证你的痛苦。事实是，你要么结了婚，要么没结婚，从此以后你不会过上幸福的生活，但你仍要生活下去。那才是问题所在。你想想，假如安提戈涅 [10] 确实存在过，一年又一年，她一直做着安提戈涅，那不仅可笑，而且让人厌烦。所以，岩洞和绳子是很有必要的。
不只是书中的结局。在真正的生活里，你又怎么知道你是在书的第一册还是第三册，或是在戏剧的第二幕还是第五幕？舞台的工作人员并不会在恰当的时候冲上来将帷幕拉下。那么，我又怎么知道，自己是正活在第三幕的中间，正向前进入伟大的高潮，还是已经活到了第五幕的尾声，一切都行将结束？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我可能是赫斯特·普林 [11] 或多萝西娅·布鲁克 [12] ，或者我可能是一部电视剧的女主角——她叫什么来着？缪尔太太！对，她走在沙滩上，她爱上了一个幽灵，她本来长得很像吉恩·蒂尔妮 [13] 。我一直想长成吉恩·蒂尔妮那样。我坐在一张椅子上，没人需要我给他织羊毛袜，于是，我会不会织就没什么关系了。（很奇怪的是，瓦尔就会。现实不会像书中所写的那样。你能想象彭忒西勒亚 [14] 织袜子的画面吗？）我只是坐在这儿，活到末日的边缘——什么？你说这些都是瓦尔的想象？那她可能忘了告诉我，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
3
米拉过上了一种新的生活。她本该是快乐的，在只有两三间屋子的公寓里住了那么些年，本该是苦尽甘来了。不就是这样吗？为了这座大房子，诺姆曾经拼命地工作，米拉也是。并不是所有努力工作的人都能过上这种生活，他们算是幸运的。米拉有了自己的车，是诺姆的旧车。他给自己买了一辆新的名爵和一座带四间浴室的房子。在与自己的良心搏斗了一阵，又和诺姆进行了一系列激烈的争论之后（他不想直说他不愿意请人做家务，而是说他们只能请一个黑鬼女人，而她无疑会把他们洗劫一空——好像他们有什么可偷的东西似的），她还有了一台烘干机、一台洗碗机、一个每两周会给厨房地板打蜡的丈夫，以及一个用来洗床单和诺姆的衬衣的洗衣房。到了一月份，床单再也不会冻得硬邦邦的了。
她在那空荡荡的大房子里踱步时这样安慰着自己。她站在宽敞的门厅里，望着那盏豪华的枝形吊灯和旋梯对自己说，一定要快乐，应该快乐。她别无选择。快乐是她身负的道德责任。她也不是很不快乐，只是——空虚。
在贝尔维尤，生活节奏和以前不一样。她每天早上七点要和诺姆一起起床，在他洗澡和刮胡子的时候煮好咖啡。他早饭不在家里吃。她会和他一起坐下来喝咖啡，他则在这时给她安排家务：西装要洗，鞋子要修，要去银行办点儿事，要打电话给保险公司，因为他的车上有了凹痕。然后他就走了，她则把孩子们叫醒，在他们穿衣服时，为他们准备好煎鸡蛋。趁他们吃饭的时候，她换好衣服，然后开车送他们去校车站。除了诺姆，每个人早上心情都不好，所以他们很少说话。送完孩子们后，她就返回家。
那是一天中最难熬的时候。她从大门进来，走进厨房，屋子里满是培根和烤面包的味道。炉子上还摆着油腻腻的煎锅，锅的后面是溅满咖啡渍的咖啡壶。脏碗摆在餐桌上，四床被子还没有叠，屋子里丢满了穿脏的内衣裤。客厅和餐厅里也满是灰尘，起居室里还扔着昨晚用过的苏打水杯和掉落的薯条屑。
令她烦恼的不是那些要做的活儿。它们并没有对她产生多大影响，也并非多令人讨厌。只是，她感觉，其他三个人都过着自己的生活，而她却得围着他们团团转，替他们收拾残局。她成了一个仆人，他们一分钱都不给她，却希望她没完没了地干活。作为回报，她可以把这里叫作她的家。可这也是他们的家啊。她只在每天早上送孩子们去上学后想这个问题，其余时间，她并不多想。她也会小小地犒劳一下自己：我要做这个，还有那个，然后我就坐下来看会儿报纸。该做的还是得做，她把一堆衣服丢进洗衣机里，打扫厨房，叠被子，整理房间，然后动手收拾家里的其他地方。你不得不每天都收拾一遍，因为房子太大了。当她四肢着地，打扫着巨大的浴室时，她告诉自己，她算是幸运的。米拉心想，擦洗三个男人用过的厕所、浴室地板和四面的墙壁，这是每天必须做的事。这就是为什么女人比男人更理智。她们不必去接触那些男人才提得出的疯狂或荒谬的计划，她们有自己必须做的事——刷马桶和擦地板。她不断这样告诉自己。
大概十一点半的时候，她重新煮了一壶咖啡，坐下来一边喝咖啡，一边看《纽约时报》，这是她的另一份小小的奢侈享受。她至少要坐一个小时，逐字逐句读完报纸上的内容。下午，她就去完成她的任务。没有任务的时候，她就去找莉莉、萨曼莎或者玛莎。可三点钟她必须回家，孩子们该回来了。他们年纪太小，还不能独自待在家。对于这点，她倒不是很在意，尽管她也希望偶尔能有那么一次，她可以想在外面待多久就待多久，尽管她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到那时，莉莉、玛莎或者萨曼莎的孩子们也都回家了，女人们就得围着孩子转。那只是她渴望中的自由的感觉。可是，孩子们回家后，她喜欢和他们说话。他们聪明又有趣，她总想拥抱他们。他们会边吃零食边聊天，吃完就换上衣服出去。她又有了一个小时的自由时间。这时，她会把衣服从烘干机里拿出来，耐心地仔细叠好。她还会从冰箱里拿出点儿什么东西解冻。接着，她会拿起一本书坐下来看。孩子们总是跑进跑出的，经常打断她，所以下午她就只看一些轻松的书。之后就该准备晚饭了。诺姆一般六点半到家，如今，他们都在一起共进晚餐。在餐桌上，诺姆总在吃饭的时候批评孩子，说他们叉子拿错了，让他们不要把胳膊肘放到桌子上，嚼东西的时候要把嘴巴闭上，所以气氛总是很紧张。之后，孩子们去做作业，诺姆在起居室里看报纸，米拉就去打扫厨房。孩子们已经会自己洗澡了，她只需提醒和监督他们，等他们洗完再去把浴缸刷干净。他们可以在睡觉前看会儿电视，但他们都得看诺姆想看的节目。有一次，她坚持让他们看儿童节目，诺姆就生了一晚上的气。他们看电视的时候，她就和他们坐在一起，看看书或缝缝补补。然后，他们就上床睡觉了。诺姆会多坐一会儿，到十点钟，他就会在椅子上睡着。她走过去摇醒他：“诺姆，别在椅子里睡。”他醒来，站起来踉踉跄跄地回卧室去。
米拉关掉电视。这时，她已经太累了，没法专心看书。可她还不想睡。于是她给自己倒上一杯白兰地，关掉所有的灯，坐在起居室角落的窗子旁，一边喝酒，一边抽烟，直到十一二点才去睡觉。
她知道，自己正活在美国梦里，她索性就给自己戴上这副面具。她在有档次的理发店里做头发，理发师见她有白头发，建议她染发时，她就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她买了高价的针织三件套；她还修了指甲；她有一叠信用卡。
当然，也会有美妙的时刻。有时候，在给孩子们叠被子时，她会想到他们，心里充满柔情。她会躺在他们的床上，把脸埋在床单里，轻轻闻一闻，床单上还残留着孩子们的味道。有时候，她一边喝咖啡一边看报纸，阳光从厨房的大窗户里斜照进来，倾泻在木桌上，她的心就会平静下来。有时候，她穿好衣服准备出门时，会慢慢地从这大房子里走过，感受它的干净和整洁，心里想着，这种整洁有序带来的舒适感，或许就是她最大的愿望了，也许，这样就足够了。
她并非不幸福。她过得比她的朋友们要好。她的朋友们都有各自的烦恼。整个下午，听了莉莉、萨曼莎或玛莎的抱怨后，回到她那安静整洁的家中，那种感觉真好。在了解了其他人的生活后，她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首先是莉莉的生活。
4
女人在年轻时都是好看的，而莉莉则称得上美艳动人。她生着一张轮廓分明的古典式脸庞，浓重的眉毛，线条清晰的下巴，还有一双精致的棕色大眼和修长的脖子。她的身材也很完美，是那种你梦寐以求的身材：肩膀不宽不窄，纤腰细腿，前凸后翘，小腹紧实而平坦，各部分比例恰到好处。她将头发和眉毛染成了红色，喜欢穿艳丽的衣服——上面装饰着亮片、雪纺纱和银线。每当莉莉走入餐馆或酒吧时，所有的男人都会回头看她。如果她意识到这一点，也许会很高兴。可是她并不知道。她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美丽。她一直在担心自己的容貌。她从杂志上学习如何化妆，花上几个小时来试验不同牌子和种类的化妆品。她在脸上的某些部分施以暗色粉底，再在其他地方施以明亮的浅色粉底，鼻子周围的出油区则用另一种特制的粉底。她修了眉，小心翼翼地给它上色。她在眼周要用三种不同的化妆品，又在粉底之上擦了胭脂和扑粉。谈起化妆品，她可以说得头头是道。米拉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在乎化妆。“你这么漂亮，根本就不需要化妆。”莉莉定定看着她。“啊，你是没见过我不化妆时的样子。”莉莉很认真地说，“怪吓人的。”她把自己的外表描述得一无是处，到处都是缺陷。
她的生活也如出一辙。表面上看起来，什么都好。她的丈夫卡尔是一个沉着而友善的人，好像无论发生什么他都不会激动。在孩子们遇到危机的时候，他总会说：“没关系，莉莉，不会有事的。”他们最大的孩子安德里亚似乎遗传了他爸沉静的性格。而小卡尔（他们叫他卡洛斯）则有点儿难缠。然而，莉莉曾遭遇过非常严重的不幸，她刚二十七岁就切除了五分之四的胃。不知为什么，和别人说起话来，她总是很痛苦的样子。她的声音忽高忽低，说话时总爱扯着头发或是咧着嘴。人们说，“莉莉很情绪化”，或是“莉莉有些焦虑”。如果换个场合，谈话可能就到此为止了。可莉莉和米拉所处的文化让她们相信幸福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说一个人不幸福，米拉会去追问为什么这么说。于是人们又补充道：“莉莉脑子有病。”那已经不是描述，而是一种评判了。莉莉并不去追究她为什么不幸福，她似乎知道为什么。在谈话当中，她从一个问题跳到另一个问题，做一些隐晦而含糊的评论，你很难从中推断出让她烦心的到底是什么。她总是顾左右而言他。
她们还住在梅耶斯维尔，米拉曾和莉莉谈起她的童年。那是很残酷的。你不得不因痛苦的童年付出代价。那些经济理论都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在生活中，你因痛苦而付出代价，因快乐而获得报偿。莉莉的父亲是个疯子。他是个操意大利口音的瘦小而亲切的人。从表面看，他是一个好男人。他撑起他的家庭，不喝酒，也不做坏事。他和莉莉的母亲的婚姻是由家里包办的。当时莉莉的母亲才十六岁。她不想结婚，也不喜欢这个男人，就离家出走了。可是，俗话说得没错，离开家，女人什么也做不了。她在外面很害怕，也没法照顾自己，于是她决定回家，还提前给家里发了电报，告诉他们她的车次。家里人在中央车站接她，她的未婚夫也一起去了。就在车站中央，当着她家人的面，他将她暴打一顿，她的一只眼睛肿了，鼻子也血流不止。一个月后，她嫁给了他。女人还能需要什么？ [15] 那是一个西西里的旧式家庭。
结婚之后，他对妻子照打不误。孩子们出生后，他那无名的怒火又找到了新的发泄对象。他做砖瓦匠养活他们，他们从没饿过肚子，只是常常鼻青脸肿。他用多年积蓄在布朗克斯区买了一座三层小楼，并把顶楼租了出去。至于他如何残忍，以及莉莉的童年如何痛苦，我就不一一赘述了。这就够了。
高中毕业后，莉莉想到艺术家的画室工作。她一直想当一名画家，尽管她也不太清楚画家是做什么的。家里人认定这样的目标证明了她的叛逆和自私。每当父亲气哼哼地进来寻找发泄对象时，母亲总会喊道：“打孩子们！别打我！”母亲给她找了一份在服装厂上班的工作。这样一来，她每周能赚二十五美元，交给家里二十美元。可就算她开始工作了，父亲还是会打她。
有一次晚上挨了打后，第二天早上，莉莉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脸是肿的，肩膀上还有伤痕。她壮着胆子对母亲说：“妈，我十八岁了，我可以给家里赚钱了，不再是一个孩子了。他什么时候才能不打我？”
对于她母亲来说，这番话一定很可笑，因为她自己都还带着伤呢。但她还是对莉莉的桀骜不驯大为不满，冲她嚷道：“只要你还住在这家里，你就得挨打！”
莉莉暗自决定，她要逃离这个家。
她把每一分钱都节约起来。除了从午餐费里省钱，她周六晚上也不和姐妹们一起去看电影了，那可是她唯一的乐趣，可她并不觉得这是一种牺牲，为了实现她的目标，别的一切她都可以不在乎。她的工资涨了一点儿，她并没跟家里说。几个月后，她存下了一小笔钱。
你也许会说，莉莉这样是在承认失败，她并不真的想离开家。如果她真的想，就会拿那笔钱买一张去皮奥里亚或芝加哥的火车票。可是莉莉平生从未走出过布朗克斯，从没有单独行动过。她很害怕，她的眼界非常有限。她在离家五公里的基督教女青年会租了一间房子。也许，她并不想切断与家人之间的联系，只是想维护自己的独立和自由而已。她很聪明，每天去上班时，她都会在挎包里装一件衣服，下班时就留在工厂的柜子里。到了周五晚上，她就假装和朋友去看电影，悄悄地用一个纸袋把这一周积累的东西装起来，带回那个她租下却没住过的房间里去。她逐步地集齐了所有生活必需品。她不敢带走所有的衣服，那样会被发现的。接着，她要把缝纫机也带出来，那是她唯一的贵重物品。一开始，她每天就带些小零件，可马达是个问题。于是，她等待着最后一天。在一个周日，她的父母去亲戚家了，她把马达和她的最后一些个人物品装进一个纸袋子里，离开了家。她留了一张便条，告诉父母别担心她，她受不了家里的情况，所以搬出去住了。
她觉得女青年会的那间屋子简直像是宫殿一般。她自由了！
傻莉莉，她竟然还去工厂上班。没过多久，周二那天，她下班时父亲正等在外面，教区的牧师也一起来了。父亲一把将她从下班女工的行列中拽出来，粗暴地拉着她的胳膊。他朝她吼着，说她是贱人，是淫妇，是竟敢离开父母的坏女人。他扇了她一个又一个耳光。牧师就在一旁看着。她啜泣着，试图解释，为自己的贞洁辩护。她说她住在女青年会，她并没有乱来，可是根本没用。她父亲看向牧师，希望他认同自己给女儿定的罪，而牧师也真的认同了。他们一路推搡着她回到青年会，收拾好她的东西，把她拖回了家。牧师在她家里喝了杯酒，吃了些自家做的蛋糕，觉得自己已经尽到了维护道德的责任，就离开了。莉莉则因为自己的放荡行为受到了惩罚。之后，她再也没去过教堂。
她终于明白了，要想脱离父亲的家，只有一个办法。她开始四处留意。虽然她的性本能非常强烈，可她从没在那个禁区中花过心思，她还有更加迫切的问题要解决。她得到父母的允许，可以去“约会”，这就对了，她终于有了自己的空间。不久后，她认识了卡尔。他温文尔雅，完全不像她的父亲。无论是他的个性，还是他的生活，都很稳定。得到父母的同意后，莉莉和卡尔订了婚。从那一刻起，一切都改变了。她得到了更多的自由，父亲也不再打她了，虽然偶尔还会轻拍一巴掌。她明白了，如今，她已被看作是另一个男人的财产。
因为卡尔很温和，这种约束对她来说倒像是一种解放。她的行动越来越独立。她二十岁时，一天晚上回到家后，她宣布自己已经辞职了，还租了一个店面，打算开一家服装店。父母甚至都没问她哪儿来的钱——也许他们以为是卡尔给她的吧。但那是她一年半的积蓄。他们耸了耸肩，他们不再对她负责了。
傻莉莉啊。对于服装生意，她又知道些什么呢？她开始往返于各工厂间，进一些自己喜欢的衣服，估算着利润。她每天都去店里，从早忙到晚。她精力充沛，乐此不疲。一到周六晚上，她就从店里挑一件衣服穿上，化上浓妆，和卡尔一起去夜店。卡尔喜欢带她去夜店，他喜欢盛装打扮地带她去炫耀，喜欢花钱和朋友们一起玩儿。但他并不急于结婚。
莉莉的生意并不景气。她不够心狠，没有经验。有些女人周五买了衣服，周一就拿来退，而衣服明显是穿过的。她不知道怎么拒绝。另外，她对衣服的选择也不够客观，只是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货。她撑了一段时间，一个人守在店里，热情并未减退。她就这样苦撑着，直到所有的积蓄都花光，连房租都交不起。她的美梦只持续了一年。最终，她含泪以低于成本价盘出了剩余的库存，宣布破产。之后，她就嫁给了卡尔。
5
卡尔沉静的外表源于他严格的自我克制和性格遗传。卡尔五岁时父亲就抛弃了他们。他的母亲是一个冷淡而沉静的女人，她找了一份给人打扫房屋的工作，五个孩子大部分时候都自己待在家。她的收入微薄，每天早出晚归。当她疲倦地回到家时，家里乱七八糟，孩子们也饿着肚子。于是大女儿玛丽就尽量帮忙。可正如卡尔后来所说，玛丽很“自私”，她想要自己的生活，她只是心不在焉地做做饭，仅此而已。她做了四年，到她十八岁的时候，她就搬出去住了。家里没人打扫，没钱去采购。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那种生活很凄凉，而对于卡尔这种那时就已经很讲究的人来说，更是令人沮丧。所以，即便他长大以后，也从不帮忙做家务，哪怕是举手之劳。他认为那是女人的事。卡尔一度看不起母亲的软弱，怪她没能力操持家庭，怪她没有给自己一个像样的生活环境。
每个孩子都必须工作。他们要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卖报纸、擦鞋、跑腿，为杂货店擦地板。老三在十二岁那年得肺结核死了。玛丽不管他们以后，莉莲接替了她。最小的孩子卡尔也跟着哥哥埃德温到街上去游荡。这让他们体内的躁动得以释放。没有工作的下午，他们就去运动、捣乱和打架。有一次，他们去偷水果摊上的东西被抓住了；还有一次，他们把当地的一个“娘娘腔”绑在挂晾衣绳的杆子上，后来有人发现了那孩子，才把他放下来，不然他就被勒死了。这两件事都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些年来，街上的野孩子不断被送进少管所，再后来就进了监狱。卡尔开始思考起他的未来。
卡尔总说，“二战”使他交了好运。他的身体有点儿缺陷，倒也不是多严重，主要是小时候营养不良所致。可这些缺陷足以让他被定为4-f [16] 。所以，当其他男人被选拔入伍时，卡尔却在一家兵工厂谋得一份工作。他刻苦学习，终于成了一名技术精湛的机械师。他的技术非常好，这或许是他的德国父亲将精确有序的本能遗传给了他。他工作很出色，大家都喜欢他。在大街上的那些年，让他学会了如何保持沉着冷静。他看上去很冷静、随和、友善，也不会妄自评价别人。至于他的外表之下是什么，你只能去猜了。就连莉莉也说不清。他从不敞开心扉。
卡尔、埃德温和莉莲都工作了。他们让母亲辞掉工作，搬进漂亮的公寓享受天伦之乐。可是这个女人太虚弱了，已经累垮了。她早就放弃了一切希望。她做饭，上街买东西，可她从不学着去用他们给她买的洗衣机。她会胡乱地打扫一番，但总是扫不干净。卡尔童年时期对她的蔑视有增无减。他觉得是她意大利人的本性让她变得如此懒散。她已经油尽灯枯了，本以为她能享受几年奢华日子，但不过两年她就死了。直到她死，比尔也不曾改变对她的看法。
虽然卡尔不反对结婚，但他也不想改变自己的生活。工作日的晚上，他和老朋友一起出去玩儿，打打扑克；周六晚上，他带莉莉出去；周日，他几乎睡一整天。他享受这种生活。母亲死后，他的家就分崩离析了。埃德温结了婚，莉莲在曼哈顿找了份工作，也搬了出去。所以，莉莉的店倒垮得正是时候。对于卡尔来说，结婚是他延续目前生活的最好方式。他催促莉莉赶快找一份工作。她为此很高兴，因为在她看来，她似乎不会再像母亲那样受压迫了。她在高档办公楼找了份前台接待员的工作。卡尔说这工作不错，虽然赚得不多，但工作很轻松。她后来才渐渐发现，虽然卡尔从不明说，但他希望她工作，是为了有钱去夜店。他还希望她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打扫得干干净净，希望她默默地去采购、做饭、洗衣服。他并没有明说，但如果你哪里没做好，他就会冷冷地说“你还没洗衣服呢”，或者“莉莉，厨房的地板好脏啊”。但他从不帮忙。他坐在椅子上看报纸、看电视，偶尔站起来指点她哪里没做对。她和他顶嘴，可总是落于下风。卡尔从不抬高声音说话，只是冷眼瞧着她。如果她做事出现什么马虎或疏漏的地方，他就很瞧不起她。他在床上背过身去，碰都不让她碰一下，好像她的身体很脏似的。
潜移默化之下，莉莉的独立和勇气瓦解了。如果他像她父亲那样打骂她，她还能鼓起勇气反抗。可情况变成这样，她就只能乖乖就范。他的蔑视是那么冷酷，所以她想尽办法不被他蔑视。她不停地擦洗，用吸尘器除尘；她费尽心思研究菜谱。可他还是能找出瑕疵来：一个没有擦的壶，一顿他不喜欢吃的饭。很多个晚上，他都背对着她睡。在蜜月期间，他发现莉莉性欲旺盛。这很奇怪，好像不太符合课本上的知识。可莉莉的确享受性爱。她的高潮一阵又一阵，而卡尔则满腹狐疑，一脸厌恶地看着她。有时候，她用手指轻轻触碰卡尔，他会打着寒战避开。对她来说，这比任何惩罚都要伤人。她感觉，他似乎认为她很放荡，而她则极力证明自己是值得尊敬的。
虽然卡尔常常背对她，但莉莉还是怀孕了。这着实让卡尔震惊。有了孩子就意味着他这种生活的终结。莉莉不得不辞去工作，那样一来就没钱供他和朋友们一周打三次扑克了，周六晚上也没法到卡迈恩家的夜店去和朋友们消磨时光了。孩子整天都哭哭啼啼的，需要你去哄。他坚持让莉莉做流产。
莉莉就像奴隶一样服从了。她如机器人一般接受了这件事，几乎没机会看清肮脏的手术室和周围的环境。可是，这件事改变了她，也改变了她和卡尔的关系。对于这次流产，她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但她并没有对他提起，也没有和任何人说过。直到多年以后她才提起这件事。经历这件事后，她对他变得冷酷了。她也不确定自己真的想要一个孩子，生孩子让她感到害怕。可是，流产这件事毁掉了她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她不曾意识到自己还有这种感情。生孩子变得非常重要。在她和卡尔在婚姻里进行的权力斗争中，那是胜利的标志。几个月后，她又怀孕了，这一次，她坚决要生下来。无论卡尔说什么，她都无动于衷。即便他从此拒绝和她做爱，她也毫不动摇。她甚至不用辞去工作，因为她被解雇了。前台接待员的工作不适合显怀的孕妇。卡尔希望她再找一份工作，至少再工作几个月，可是她拒绝了。她在争取自己待在家里的权利，只需把家里打理好就行了。她仍然在努力做到让卡尔满意。卡尔不情愿地抱怨着，他推掉了两个晚上的牌局，周六晚上也不去夜店了。莉莉吵嚷着要卡尔带她出去。卡尔每两周带她去一次中餐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他不满地说。莉莉生了一个女孩，一个平静而快乐的孩子。宝宝哭闹的时候，卡尔就喊莉莉，自己权当听不见。莉莉很不解。她感到自己赢了这场战役，却输掉了整个战争。
在莉莉的敦促下，他们搬进了杰克逊高地的一座小房子里。两年后，莉莉又怀孕了。她生下了一个情绪热烈、好动、不怎么听话的孩子。卡尔又找到一份好工作，公司总部在新泽西，他们不得不搬家。他在郊区买了一个小房子。他想念他的老牌友们，现在他只好待在家里看报，看电视，修整草坪。他养成了一种习惯，无论莉莉怎么和他吵嘴，无论她说什么，他都回答：“好了，莉莉，没关系，会好的。”
6
卡洛斯是个个头很大的婴儿，脑袋很大。他两岁时脑袋就已经像四岁孩子那么大了。他的性情也很暴躁，易沮丧、易怒，动不动就发脾气。他令莉莉想起了她的父亲。她害怕他。他不住地往她身上爬，总是向她伸出手，摸她，抱住她的腿。而她则不断地推开他。她不喜欢他在她身上。她把他的手从自己的耳朵上拿开，只许他抱着她的脖子，或者只许他抓着她的胳膊。有时她会把他的两只手都拿开，把他放在地板上，他就开始大哭大闹，叫得脸色发青。
莉莉对这个孩子的冷淡似乎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两个孩子卡尔都不会管）。一方面，他非常害羞，如果陌生人进来，他就用双手遮住脸。虽然他已经会走路了，可有客人在时，他会爬到角落里躲起来，即便是熟悉的人来也是如此——比如他的外祖母。可是在莉莉面前他就非常不客气。等他再长大一点儿，他对待外界的态度时而腼腆，时而富有侵略性。他对认识的孩子非常暴力、粗鲁，可见了陌生的孩子又会躲起来。
五岁时，他不再去摸莉莉了。即便她去摸他，手也会被推开。他学会了父亲那一套隐晦的刻薄劲儿：“你说你能做好什么？你什么都做不好，你连地板都擦不干净。你为什么还不去擦地板，蠢货？”莉莉听了会心里一颤，然后责骂他。等卡尔回来，她向他抱怨，卡尔总说：“没关系的，莉莉，他还是个孩子，等他长大了就不会那样了。”他坐到餐桌旁，还不忘加上一句，“再说，他说得也没错，你看，你都没把叉子放在餐桌上。”
他们说得没错，莉莉为自己没当好家庭主妇而感到内疚。她把房间收拾得很干净，可她自己却乱成一团。她的头脑非常混乱，因为她知道自己曾经想当一名家庭主妇，和孩子们一起待在家，可内心深处她又深感困扰，她并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她认为这都是卡尔的错。他从不和她交流，从不陪孩子们玩儿。于是，她开始对卡尔抱怨、唠叨。一到晚上，每当她开始这些长篇大论时，卡尔就会叹口气，放下报纸，关掉电视，双臂环胸坐在椅子里，面对着她。
“好吧，莉莉，好，好。你想聊什么？”
她顿了顿：“嗯……今天工作怎么样？”
卡尔沉默了好一阵儿，思索着。最后他说：“嗯，对了。今天的确发生了点儿事。几个小伙子带着工具和电线到店里来，他们又是钻孔，又是钉扣环、接线，忙活了足足一个小时。然后，他们在店里另一头装了一部新电话。”
莉莉不自然地笑了笑：“卡尔……”她嗔怪道。
他说完拿起报纸，“就这些了，莉莉。今天工作时就发生了这些事。”
她抱怨他不管孩子们。比如，除了饼干和花生酱三明治，卡洛斯什么也不吃。他得学会好好吃饭。卡尔就会随他去。他说：“好了，莉莉，没关系，他想吃花生酱就让他吃好了。”可是每次卡洛斯不肯吃饭，卡尔就会站起来，抓起他的胳膊，把他拖到房间里，用皮带抽他。莉莉就会哭喊着，攥紧双手，不知所措。他则无动于衷地看着她说：“哦，你还想怎样？是你说他得学会好好吃饭。我不明白你到底想怎样，莉莉？”
莉莉和他一样倔强，她始终没有停止抱怨。一年又一年，她的抱怨声此起彼伏。卡尔再也受不了了，他打电话叫他哥哥来，和一群朋友一起忙活了三个月，就在车库旁边盖了一间屋子。那屋子又大又明亮，还带浴室和通往家外面的楼梯，从家里面是过不去的。卡尔搬了进去。下班回来后，他会和家人一起吃晚饭，吃完饭后，他马上就回他的房间去。只有他有那房间的钥匙。他在那里安静地看电视，看报纸，睡觉时也不会有人摸他了。莉莉一见到他就开始嚷嚷，而他则温和地回答：“你看，房子是你的，孩子也是你的，账单我来付。我们还一起出门，不是吗？没有人会知道的。你还有什么可抱怨的？”米拉就是在这时遇到了莉莉，她对莉莉社交时那俗艳的打扮感到好奇。莉莉似乎没想去吸引男人。米拉从没想过，莉莉是在引诱自己的丈夫。
7
米拉的生活已与从前截然不同。她彻底过上了轻松的新生活。只有早上不太好过。她讨厌起床。诺姆先是叫她，叫不醒就把她摇醒，醒来后，她像一个疲惫的醉汉一样摇摇晃晃地下楼去，倒一杯咖啡。
早上的时候，孩子们和她一样不开心。他们会争吵，抱怨早餐不好吃。鸡蛋煮久了他们不吃，煮得不够久他们也不吃。他们不喜欢吃麦片粥，他们想吃英式松饼或烤面包片。当他们抱怨自己好可怜时，米拉就离开厨房去穿衣服。等她将他们送到校车站回来后，常常需要把他们的早餐倒掉。
她回来以后，看到那油腻的煎锅和乱七八糟的桌子，心情瞬间低落，她得打扫卫生。下午会稍微好过些。虽然要还贷款，可家里的钱还是够用的。诺姆唯一舍得花钱的地方就是房子，所以米拉的下午就用来计划如何装饰房间，买家具、地毯、帷幔、灯和装饰画。慢慢地，家里就什么都齐全了。可是，东西一多，就更难收拾了，于是她买了一个小的文件盒和几叠规格为2厘米x3厘米的卡片。她在每一张卡片上写下一个需要完成的任务，然后分门别类地将卡片装进文件盒里。标题为“擦窗子”的那一叠注明了家里每一个房间的擦窗任务。每当她擦完一个房间的窗子，就在卡片上记下日期，把它放到那一叠卡片的末尾。“家具抛光”“洗地毯”“抹瓷器”也都是如此安排。她定期将餐厅瓷器柜里的所有餐具拿出来，用手洗干净（这些都是好瓷器，她可不敢交给洗碗机去洗），再放回洗干净的架子上。对于厨房也是如此；对于书籍，她依旧如此。她把它们搬出来，仔细拂去灰尘，再放回那擦拭过的、一尘不染的、打了蜡的书架上。她没有把普通的日常打扫记在卡片上，只记下了那些大规模的任务。所以，每天她把那些小的杂务（比如打扫厨房、叠被子和打扫两间浴室）做完后，还会进行大扫除，擦洗窗户和镜子，给目之所及的每一寸木地板打蜡，清理小的装饰物，拂去天花板上、墙上和家具表面的灰尘，还要用吸尘器为地毯除尘。之后，她再把完成的大任务标注在相应的卡片上。她解释说，这样可以避免遗漏。她把整个房子清扫一遍要花两周，也就是十个工作日。她不会在周末的时候打扫卫生。对于那些超大型的任务，比如清洗厨房和食品储藏室的所有餐具，她一年只做两次。洗窗帘也是如此。这是代代相传的家政方法，米拉的母亲也是这样做的，只是没有卡片。她母亲在搓衣板上擦洗床单和衬衣，走路去两公里外的地方采购。沃德家总是窗明几净，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柠檬油和肥皂的清新味道。
每天早上做完家务后，米拉会感到非常满足。接下来，她就去洗澡，用昂贵的沐浴精油，在全身涂满高级润肤露。她觉得这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她穿着用料讲究的丝绒长袍，站在巨大的壁橱门前，挑选一套下午穿的衣服，然后再根据衣服挑选出与之相配的香水和化妆品。她换好衣服从家里走出去，在阳光中享受着家里的安静、有序，欣赏着抛光的木头在阳光下耀眼的光芒。婆婆给了她一个老式座钟，上面有一块拱形的大玻璃罩，米拉以前也有过一个类似的，它每到整点会报时，每过一刻钟就响一次铃。它的嘀嗒声很大，在楼下的每个房间里都能听到。她一边走一边听着它的嘀嗒声，感受着这种秩序与平静、清洁与舒适。她走进厨房，上午的晨光已经消逝，淡淡的光芒洒在旧橱柜上，透亮的瓷器、古老的陶罐和水杯、美丽的盘子在架子上整齐地排列着，光洁明亮，闪闪发光。这是她一手创造的美。时钟嘀嗒作响。
接下来，她要出去采购或是办事，要么就去会朋友。如今，孩子们都长大了，她可以多在外面逗留一会儿，到四点钟才回家。可是，她经常一回到家就生气，地板上不是有脏脚印，就是干净的墙上有手指印，要么就是毛巾脏兮兮的。她对孩子们发脾气，可他们根本不理她。她知道，他们还不懂。干净和整洁就是她的生命，她为此付出了一切。
回家之后，她总是又得出去。孩子们预约了牙医，还要参加少年棒球联合会的比赛，出席童子军会议。克拉克要去上小提琴课，诺米要去学小号。周六早上，她要带孩子们去上骑术课，并等他们上完课接他们回家。而此时诺姆正在外面打高尔夫球。她的夜晚比以前平静多了。最近诺姆很忙，经常不回家吃晚饭。她习惯了让孩子们早早吃饭，等诺姆回家再吃晚饭。后来即使诺姆回家吃晚饭也如此安排。这样好多了。他们吃完饭就去做作业，做完就看电视。夏天的傍晚，他们会出去打一会儿球，然后洗澡睡觉。没有孩子们在餐桌旁，诺姆会吃得更香。大约九点钟以后，她就闲下来了。诺姆会坐在那儿看电视，她间或抬头瞟一眼屏幕，又埋头看她的书。诺姆很早就困了，上床去睡觉。她喜欢一个人坐在那儿，聆听着这沉睡的家里的寂静和屋外的吵闹声——一声狗吠或一阵汽车发动的声音——融入时钟的嘀嗒声之中。
天气好的时候，她会打理一下花园。春天，她会开车去苗圃，选几箱春季开的花，比如三色堇、紫罗兰、番红花、鸢尾、铃兰、黄水仙和长寿花，把它们精心栽种在潮湿芬芳的泥土里。空气柔和微润，她喜欢用手去摸那凉爽、潮湿而松软的土壤。她站在那儿，环顾四处，计划着如何布置花园。她要买一些刻着精致花纹的白色铸铁，围在假山花园的旁边作为篱笆。她还在露台上摆了躺椅和带玻璃面的桌子，并在花园里挂了一个小鸟投食器。
在诺姆不回家吃饭，或者吃过饭又出去开会时，米拉会用晚上的时间看书。到十一点左右，她会给自己倒上一杯饮料，关上灯，坐下来陷入沉思。他一般不会太晚回来，一般都在十二点左右。从车库走到厨房时，他总会在门阶上绊一跤，他就会大声抱怨：“真是的，你为什么就不能留盏灯？”可她还是会把所有的灯都关掉。
她会给他端来吃的，可他总是不饿。他会给自己倒一杯黑麦威士忌或白兰地，然后坐在她对面。这时灯已经亮了。
“今天过得怎么样啊？”
“还好。”他会叹口气说。他解开领扣，松了松领带，看起来很疲惫。那个烧伤的病人已经好转了。那个得荨麻疹的病人病情比他们想象的严重，已经转移到体内了。可怜的沃特豪斯太太得了癌症，癌细胞已经扩散，没有希望了，他已经移交给鲍勃医生。他们可以对她采取放射性治疗，但那只会延长她的痛苦。可她的孩子们仍然想治疗。他和鲍勃已经向他们解释过，那样会花很多钱，而且没什么作用，只会延长痛苦。可他们仍然坚持要这样做。他们想让自己觉得已经尽一切努力救她了。
“他们觉得内疚，因为他们希望她死。”
他愤怒地喊道：“你怎么能这么说？真是荒唐！你都不认识他们，却说出那样的话！他们只是想为救她全力以赴而已。她可是他们的母亲啊，我的上帝！”
米拉养成了一个习惯，喜欢胡乱在脑中编一些打油诗。但她从不写下来，从不会有意识地这样做。现在，她又开始在脑中作诗了。
鸟儿飞，鸟儿落，鸟儿不懂该想什么 。
她说：“他们明知道没用，却还要坚持，唯一的解释就是为了减轻负罪感。他们之所以会愧疚，是因为他们希望她死。”
“米拉，别胡扯了。”他厌恶地说，“你知道吗，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他们的动机很简单，他们只是想为爱的人竭尽全力。”
爱啊爱，头上苍天在，我们都以爱之名搞破坏。
她不说话，诺姆就换了话题：“莫里·斯普拉特也去了诊所，你还记得他吗？他比你大两岁。我认识他是因为和他哥哥伦尼是同学，伦尼篮球打得很好。莫里说他哥哥现在是一家铝业公司的副总，卖室内壁板之类的东西。”他笑了笑，“天哪，简直无法想象！瘦得皮包骨的伦尼·斯普拉特现在是一名成功的商人，我是真没想到啊。莫里来诊所是因为头皮问题——头皮问题！他都已经全秃了，你能想象吗？秃得就像一个台球。真好笑！他在一家软饮公司工作，还向我透露阳光公司将与洲际罐头公司合并，开发罐装饮料。我可以投一股。”
“投一股？”
“买点儿股票。”
“哦。”
一阵沉默。
“你呢？你一整天都做了些什么？”
“我就打扫卫生啊。就是这儿。你没看见家里干净得发亮吗？”
他环顾四周：“我倒真没注意。”
“我还种了些花。”
“哦，好啊。”他善意地对她笑了笑。她的生活如此简单而温馨。她可以莳花弄草，并乐在其中。因为他赚钱给她花。
你整天都在做什么？
小男人对小女仆说。
你无所事事只会玩，
扫扫灰尘擦擦盘。
你随心所欲大声唱，
我却辛苦把房钱赚。
她清了清嗓子，开始说起她心里所谓的“家庭记事”：
“今天下午，诺米打棒球时把窗户玻璃打碎了。”
“你应该告诉他，他得拿出自己的零用钱来赔！”
“他又不是故意的。”
“我不管。他得学会负责任！”
“好吧，诺姆。我就说是你说的……”
“你为什么总让我当坏人？我以为你想把他培养得有点儿责任感呢！那个小鬼还以为钱是从树上长出来的呢！”
我家院里有棵摇钱树，
花开又花落，我却白辛苦。
每日锄草浇水把它养护，
财富邻人也羡慕。
树上的美元都归诺姆，
我只是普通的家政妇。
“好吧，诺姆。还有，克拉克的数学考试得了a。”
“好，好。”他站起来，叹了口气。他累了。他把杯子放在木桌上说：“我要睡了，明天可是个大日子。”
明天可是个大日子。她听他洗完澡，关了卧室的灯。她站起来拿起他的杯子，用睡袍的袖子擦了擦桌上的水渍。她把杯子拿进厨房，回来时又给自己倒了杯白兰地，然后关了灯。她从不和他一起就寝。
8
明天是个大日子。她在想，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她的每一个明天都很忙——比如，明天，她要整理客厅。但那仍然不算是大日子。大日子，会是什么样的呢？对此，她唯一能想象到的就是，早早出门，坐在车里或是开车——哦，开车去随便什么地方，去曼哈顿，或者去——去博物馆，或者去小岛边划船。总之，就是放着这些家务不管，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不准时回家，让孩子们自己在家，自己找吃的。要很晚才回家，和诺姆一样晚，没准还有点儿微醺。
不，她当然不会这么做。她也不想这么做。孩子们会担心、害怕。诺姆做了他分内的事，她也该尽自己的责任。她也确实做到了。
有些晚上，他们会说点儿别的。诺姆回家可能稍早一些，他可能心情很好。她总是能审时度势，带着一点儿胆战心惊。这种时候当她问他今天过得怎么样，他会带着特别亲切的笑容看着她说：“我们的小妈妈今天都做了些什么呀？”
米拉知道，诺姆认为她是一个很称职的母亲。他没有对她这么说过，但她听到他对别人是这么说的，而且他在责骂孩子们时，经常会说：“你们有全世界最好的妈妈，怎么能那么做，让她担心呢？”但他自己对他们一点儿耐心都没有。他和他们一起吃午餐时，他们似乎总会犯错。他们经常因为小孩子家的琐事哭着跑回来，诺姆就会说他们没用。可是，每当诺姆如此问她时，她心里就很紧张。他脸上总是挂着同样的笑容，那是一种腼腆的、父亲般的笑容，是你会对刚爬到你腿上的小女孩展露出的那种笑容。这总会让米拉脸红，或者觉得双颊发烫。这时，她会结结巴巴地说一些不相关的事，比如羊排的价格是多少，在干洗店碰到斯蒂尔曼太太，或者今年的家庭教师协会会议将投票表决给每间教室买圣诞树的事。无论她说什么，都是结结巴巴地，红着脸，舌头好像打结了，一副初次与人通奸的模样。可他好像从来没注意到。或许，他希望在他质问她的时候，她表现出紧张的样子，就像那些来来去去的年轻前台姑娘一样。或者，像那些得了阴道炎悄悄找他看病的年轻女子，当他提出一连串问题时，她们红着脸，屏住呼吸，小声作答。
为了表示爱意，他会耐心地听着，包容地等她说完这些鸡毛蒜皮。然后，他会亲切地看着她，稍微伸一伸手，说：“去睡觉吧？”好像这是一个问题似的。有时她会说“我还是先看会儿报纸吧”，或者“我还不是很困”，可他还是会向她伸出手，这个时候，她知道她必须站起来，拉住他的手，和他一起去睡觉。她别无选择。她心知肚明，他也是。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或者它是一条成文的规定：他拥有对她身体的权利，即便她不想如此。仿佛履行职责似的，她会站起来，可她内心深处却在挣扎，在尖叫。她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被贵族霸占了初夜权的乡下姑娘。她感觉自己是花钱买来的，一切都明码标价：房子、家具、她，都是他的，仿佛这是白纸黑字写下来的。她站在那儿时，他就去检查灯和门锁，然后回来搂着她，轻轻地推她上楼进卧室。她那不情愿的样子似乎正能取悦他。
她开始感到自己走路的样子与往常不同。有时候，她会在美容院里或大街上，看到一个女人像她这样走着，好像她们的臀部、手臂和脖子是一件件借来的瓷器，需要特别呵护；好像它们是属于另外一个人的珠宝；好像那些动作不是由肌肉和骨骼做出来的，而是由外界的音乐指挥着的。她们的身体不是由肌肉和骨骼、脂肪和神经构成。她们就像买来为酋长跳舞的女奴隶，她们那涂满浴油的柔嫩肌肤，在温水中洗浴，芳香四溢，却都是为了他。她们的身体只存在于主人的眼里和手中，无论他是否在场。她还记得，布利斯经常哼歌的那些天，就是这样走路的。米拉曾以为布利斯是在跟着音乐的节奏舞动。她不知道她现在走路是什么样子，但感觉就是那样。
诺姆总是坚持要她上他的床，他总是坚持戴避孕套。她的子宫帽用盒子装着，干巴巴地躺在床头柜里。她就那样躺着等他戴上它，已然有了一种无助和被侵犯的感觉。他总是戴不好。然后，他就躺下来，靠近她，用嘴吸她的乳头，她感觉痛了就会推开他的头。这时，他会认为她已经准备好了，便进入她，花几秒钟的时间进去后，他把头往后仰，眼睛闭着，手放在她的身体上，神思早就飞到九霄云外去了。而她就那样躺着，无比讽刺地看着他，心想：他在想什么呢？是某个明星或者病人的身体，或者只是一种颜色或气味？他在想象着什么呢？这一切结束得很快，事后他从来不看她。他会马上起来，去浴室彻底地洗一遍。等他回来的时候，她已经回她自己的床上去了，闭着眼睛，让下身缓一缓，放松下来。他会说“晚安，亲爱的”，说完便上床，很快就睡着了。她则会躺在床上，花半小时或更久的时间抚慰自己，直到性起，之后她会自己手淫，十五或二十分钟后，她就到高潮了。高潮到来时，她会哭，她也不明白为什么。那是艰辛而苦涩的眼泪，高潮的那一刻，她除了快感，还有空虚感，一种痛苦的、残酷而又绝望的空虚。
多年以来，米拉已经了解了一些性知识。有几个月，她曾试着让诺姆和她以另一种更为温柔的方式做爱，可是诺姆完全拒绝改变。他认为自己的方式是最好的，除此之外，任何改变都会让他不高兴。所以，在他看来，那是不对的，是不自然的。他唯一愿意尝试的方式是口交，可米拉坚决不同意。诺姆可能觉得，能让他高兴的方式她也会喜欢吧，不然就是她和其他许多女人一样性冷淡。米拉放弃了改变他的想法，可她找到了别的方式，好让整件事于她不那么可悲。她尝试走神，让他以他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只要她心里不想着就好了。可是，她始终做不到这点，因为当他的脸触碰她乳房的那一刻，她的心里就充满了愤怒，根本无法分神想其他事。不管时间多么短，她都有一种被侵犯、被利用、被勉强的感觉。月复一月，年复一年，这种感觉有增无减。任何表明他欲望的迹象都令她感到害怕。所幸的是，这种迹象出现的频率越来越低了。
9
米拉的朋友们也有了一些变化。葆拉和布雷特离婚了，她后来又嫁给了一个很像布雷特的人，只是比布雷特更活泼些，而且比布雷特有钱多了。罗杰和桃瑞丝也离婚了。桃瑞丝过得很不好，她在一个州政府机关工作，整天打印文件。萨曼莎高兴地宣布，她在家里待烦了，找了一份工作。米拉感到震惊。萨曼莎的孩子休吉才三岁，就连弗勒也才是个六岁的小孩。她认为这样做太过于贪心。萨曼莎不再染发，脸颊上也不再扑腮红，可她走路的样子仍然像一个机器娃娃。他们家的问题层出不穷。萨曼莎上班时，弗勒在学校生病了，发高烧，不得不让邻居帮忙照顾。萨曼莎将休吉也交给同一个邻居照顾，结果休吉从树屋里掉下来，摔断了手腕。萨曼莎赶到医院签家属同意书之前，他在急诊室里受了几个小时的罪。听到这些，米拉撇了撇嘴。之所以会发生这些事，全都是因为萨曼莎不在家。如果她安安分分在家带孩子，事情就不至于发展成这样，甚至根本不会发生这样的事。米拉自己是绝不会让自己三岁的儿子在树屋里玩的。每当萨曼莎打电话来，告诉米拉最近又出了什么祸事，她总会冷冷地批评她。
肖恩和奥利安搬到了巴哈马群岛，据她信上所说，肖恩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他们在那里买了一艘小船，过上了天堂般的日子。玛莎又回到学校去了。一开始她只是旁听生，后来因为成绩好，被录取为全日制学生。她说，她想当一名律师。听到这话，米拉又撇了撇嘴，简直太荒唐了，诺姆也这样认为。待玛莎完成学业时，她都已经三十七八岁了，谁肯聘用一个没有经验的中年女律师呢？诺姆对米拉保证，玛莎连法学院也进不了。米拉是相信这点的。她只需看看自己周围的情况，就知道诺姆说的是实情。最后米拉说“嗯，只要她高兴就好”，掩饰了她不高兴的真正原因——身边的朋友已经没剩几个了。大家都在工作、学习，或者已经离开。她只能在偶尔一次的晚间聚会上见到她们。后来，有一件事打破了这种局面。
那是莉莉的主意。她说，她已经很久没有出去过了，她的朋友桑德拉和杰拉尔丁也是，所以大家何不一起聚聚，再叫上以前的那群人，大家一起去打保龄球如何？玛莎和乔治、萨曼莎和辛普、米拉和诺姆、莉莉和卡尔，还有新加入的两对夫妇，他们都是卡尔和莉莉的老朋友。这听起来很不错，大家一致赞同。
没轮到她们的时候，她们就站在球场外聊天，还从吧台点了很多饮料。米拉很高兴见到他们。萨曼莎的状态让她很吃惊，她看上去紧张又疲倦，可嘴里却说个不停，就像她曾经唠叨家里发生的灾难。辛普还如往常一样，以谄媚而故作亲密的方式表现着他的圆滑。他很快灌下了两杯马丁尼酒，但他喝酒从来不会脸红。玛莎看上去很高兴。她小巧玲珑，有着瓷白的肌肤和一双深邃的蓝眼睛。她的样子很甜美，或许正因为这样，她才容易大惊小怪。
“啊，真是个不折不扣的白痴！”她正在笑乔治，“那个浑蛋！我告诉他放错了，他偏不听，他也不再退回去看看！就像瞎了眼的白痴一样，还在继续干！等到他发现镶板倾斜得都快和楼梯扶手平行了，他才停下来。天哪！”她笑着说，“结果，每块都斜了很多。我就朝他嚷嚷，可是，嘿，那个男人太没用了。”
乔治坐在那儿看着她，面无表情，但萨曼莎不太喜欢玛莎批评人的方式。如果是像平常一样的笑声，或者用更缓和一点儿的语气，这也许会是个有趣的故事，可是玛莎的笑声中有太多真实的愤怒，她的措辞也太激烈了。
“噢，好了。”突然传来萨曼莎安慰的声音，“乔治是一个诗人，又不是木匠。辛普连灯都挂不好，最后还得叫我父亲出马。还记得吗，辛普？”她转向他，欢快地说。
“萨曼莎，其实我自己能挂好的。是因为休吉，他总是把螺丝钉拿走，又不知道丢哪儿去了。”
“得了吧，辛普！”
“是真的！”他几乎是在哀诉，“你做什么那孩子都会捣乱。”
“唉，至少乔治还尝试过，”米拉生硬地说，“诺姆根本管都不会管。上周，我还是自己把百叶窗穿起来的。诺姆就坐在那儿看球赛。”
“呃，米拉，他每天都要工作嘛。”卡尔懒懒地说。
“你以为我就什么都不用做了？”她尖锐地反驳道。
卡尔仿佛没听见她的话似的，继续说：“这样一来，他就能一边看球赛，一边看你的屁股。”
乔治避开了这场由他的毛病引发的谈话。他总是尽量不和人交谈，要说话也是跟女人说。乔治在一家大公司做无名的工作。他业余时间会写诗，但从没拿给任何人看过。他把阁楼简单修理了一下，把他收集的那些神秘的书放了进去，他在家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那里。他们有两个孩子和一辆开了九年的破车。玛莎每次坐上去都会边踢边骂。男人和女人都觉得乔治很奇怪，因为他从不站在厨房里谈论足球和汽车。他总是和女人们坐在一起，有时候会和她们聊天，但更多时候一言不发。他曾经对米拉坦言自己更喜欢女人，说她们更加活泼、有趣和敏锐，她们会和别人打成一片，而男人就不会。每次和乔治聊天，他都会把话题引向某个神秘的教义之类的东西。他可以讲上几个小时的卡巴拉 [17] 或者《吠陀经》 [18] 。没有人会对此感兴趣，也没有人会听。如果从这些还看不出他一点儿都不像男人，那么，还有他瘦小的身材，像挂在铁丝衣架上的软料衣服似的无精打采。他颤颤巍巍，膝盖弯曲，看起来总是一副要跌倒的样子。米拉觉得他简直像是羞于拥有一具躯体，而他沉浸在他的“研究”中时，甚至会忘了这具肉体的存在。不过，乔治喜欢跳舞，而且跳得不错，玛莎常说，他还是个性爱高手。
“你该和乔治试试的，”每当米拉抱怨她和诺姆的性生活时，玛莎就会说，“我说真的。他的床上功夫很棒。”这时，米拉会略带狐疑地盯着她。她从没听一个女人这么说过自己的丈夫。“如果说我们的性生活有什么问题，那都是我的缘故。”玛莎坚持说，“我们做爱的感觉很好，只是我到不了高潮。”
“自慰呢？”
“不能，自慰也不能。不管怎样，就是到不了。不过，乔治倒是乐意花上几个小时来帮我，他甚至很高兴能帮我。但还是没用。我想我该去看看心理医生了。”
轮到米拉和玛莎之后，她们就去打球，回来后远离人群，两人单独坐在一起。
“莉莉的朋友都很奇怪。”米拉不以为然地说。
“是啊，很与众不同。”她们暗中把他们四个审视了一遍。哈利又矮又胖，面色灰白。她们听说他做了违法的事，喜欢赌马还是什么的，可他的形象与电影里的罪犯一点儿都不符合。他看上去阴郁中带着疲倦，好像连睁眼都很费力。汤姆则是个大块头，他个子很高，肌肉发达，看上去像是干重体力活的人。他发色很深，眉眼深邃，总是与不熟悉的人保持距离，皱着浓眉打量别人。他的妻子也不太与人接近，她没有待在他身边，但离他也不太远。她穿一件镶银线的淡蓝色包身裙，薄薄的针织面料紧裹住身体。她的身材还不错。她把淡蓝色的缎面高跟鞋脱下来，换上保龄球鞋，把换下来的高跟鞋放在凳子下面，上面放着她的银色手包。她的头发染成金色，高高地盘在头顶，还戴了假睫毛。打保龄球的时候穿成这样，是有点儿另类。
莉莉打倒了三根球柱，叹了口气，转过来加入玛莎和米拉的聊天中。她重重地坐在长凳上。她今天也穿着参加派对的裙子，缎面衬衫配短上衣，头上还插了一把水钻发梳。
“那个杰拉尔丁可真不简单。”玛莎说。
像她丈夫一样，杰拉尔丁也比较矮小，还有一点儿丰满，但凹凸有致。她精力非常充沛，一边说话，一边摆弄着手中的木球，用力把球抛出去，让它在球道上一直滚到头。她看起来有用不完的力气。
“是啊，她很性感，向来如此。”莉莉说。
米拉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个女人。性感是什么意思？她什么地方让人觉得性感了？她并不比她们中任何一个人更有魅力，尤其比起莉莉。照米拉看来，她有点儿胖。她并不像其他女人那样扭动腰肢，也没有弯下身子，或有任何搔首弄姿的举动。可那些男人似乎很为她着迷。
“那个——他叫什么来着，莉莉？那个大个儿……”
“汤姆。”
“噢，对，他看起来好像很讨厌她。”
那个男人正在看杰拉尔丁打球，他的表情很阴郁。
“是啊，”莉莉叹了口气说，“他很奇怪。你知道吗？杰拉尔丁人挺好的，风趣活泼。可是汤姆，呃，我说不好。他们都是老邻居，卡尔和汤姆、哈利和迪娜 [19] ，他们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只是迪娜年龄要小一些。那些男人都很奇怪，他们都很守旧。要说卡尔不好，那汤姆就更糟糕了。他们不知道怎么去生活，只知道怎么去扼杀。哈利还好，他对杰拉尔丁不错。偶尔会有像黑手党一样的人从黑色轿车里出来恐吓她。我猜他们是来找哈利麻烦的。可怜的桑德拉，她从没走出过家门。汤姆把她锁在家里，他自己拿着钥匙，所以我才策划了今天的派对，我想帮帮她，让她喘口气。”
“你的意思是他真的把她锁在家里？”米拉惊呼。
“我是说……她住在法明顿的一座小房子里，距离商店很远，而她又没有车。”
“她的朋友有车吧。”
莉莉看向一边，闪烁其词：“是——吧，也许吧。”
杰拉尔丁全中了。她高兴得跳起来，一边拍手，一边转过身热情地朝卡尔喊：“卡尔，我很棒，是不是？”她抱了抱卡尔和站在他身边的乔治，又跑过去抱了抱桑德拉。接着，她欢蹦乱跳地朝三个女人走过来，重重地坐在她们旁边的凳子上。
“你们看到了吗？”
她那暖棕色的眼睛带着笑意看向你，喋喋不休地说着她之前打得多么不好，后来又是如何提高的；她看着别人打，别人得分高她就高兴地叫起来，别人得分低她就大呼遗憾；再次轮到她的时候，她就边喊着“看我的！”边迈着军人般的步伐走向线。
其实，她兴奋过了头。大家都看着她，她自己却浑然不觉。每个人都看着她，被深深感染了。萨曼莎很羡慕杰拉尔丁的率性和快乐，但她不喜欢辛普对她的态度，于是，她对米拉和玛莎说：“她真够拼的，依我看，简直是有病，对吧？”米拉也这么认为，但她觉得她是无辜的。“这样可不太好。我都有点儿替她担心了。”
玛莎咯咯轻笑着说：“天哪，你真傻！她就是个发情的婊子！”
“噢，她只是喜欢引人注意而已，”莉莉语气和善地反驳道，“她一直都是这样，她没有恶意的。”
“她很棒！”玛莎说，“我喜欢她！可她仍然是个十足的贱人啊。”
男人们的反应并不在口头上。辛普似乎没注意到她对待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他溜到她身边，偷偷用一只手搂着她，紧贴着她的脸，对她露出故作亲密的笑容；诺姆离她很远，可眼睛一直没离开她；卡尔也离她很远，可是每当她朝他走过来，他都会笑着用一只手搂住她。只有汤姆阴森森地盯着她，每次她跳着朝他走过来，说些什么话逗他时，他就会不客气地回她两句，转身离开。哈利则坐在长凳上，看着这一切，温和地笑着，一副懒散的样子。她每次走过去，都会搂着他或者拥着他，要么用其他方式碰碰他。他总是无动于衷，只是茫然地对着她笑。
打完保龄球后，他们就去餐馆喝酒吃东西。那家餐馆又大又空，里面有几张长桌和一台自动点唱机。吧台占据了整面墙。那地方看上去很简陋，也不是特别干净，只有几个十几岁的孩子站在吧台前。诺姆撇了撇嘴，瞪着米拉。
他在无声地表达，你看，你的朋友常来的就是这种地方。
“丈夫们不要挨着妻子坐！”萨曼莎安排道。这是她们的老规矩，以促进交流。虽然他们已经认识多年，这样分开坐也不会觉得新奇，可他们仍然老老实实地换了座位。但是汤姆对萨曼莎怒目而视。他挨着他的妻子坐在桌子的一端，挨着莉莉。他和谁都不说话。米拉也靠近桌边，一边是哈利，另一边是乔治。杰拉尔丁已经踏入舞池了，她往自动点唱机里投了币，跳着舞回到桌边。
“有人想跳舞吗？”
辛普一跃而起。其他人也陆续两两起身。诺姆领着萨曼莎进入舞池。只剩下汤姆和桑德拉坐在桌子的一边，哈利和米拉在另一边。
“你还真不一样。”
“不一样？”
“我也不一样。”
“哦？”
“我住在下水道里。看得出来吗？”
她不以为然地看着他。
“我敢打赌，你老公一定是个差劲的情人。”
“你再说一遍！”
“我看得出来，我什么都能看出来。”他轻松地说，懒懒地扫视着周围，寻找侍者。他打了个手势要了杯酒，然后转身对米拉说：“你用不着对我摆架子，没必要。”
她小口抿着酒。就连她自己都觉得她的语气有些冲了。她低头盯着桌子。
“我也是个差劲的情人。”他继续说。他说话时声音轻柔而缥缈，好像连嘴唇都不动一下，表情冷漠。他甚至看都不看她，似乎只是疲倦地凝视着前方。“没错，可怜的杰拉尔丁，她白纸一张。她十六岁就嫁给了我，她求我娶她，我就娶了。可怜的孩子，她父亲经常毒打她，她得逃出那个家。我当时二十五岁。我从小就认识她，你知道吗？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你看她，她现在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了，你肯定看不出来，是吧？她自己都还是个孩子。可我什么都为她做不了，再也不能了。很多年前就是这样了。只要我不在她身边，就给她打电话，我跑很远的路去打电话，只是想和她说说话，你知道吗，只是想听听她的声音。我什么也做不了。它自己就硬了，精液喷在我的裤子上，顺着腿流下来。但是，我和一个女人在一起时，我却什么也做不了。不只是杰拉尔丁，其他人我也试过，可仍然不行。”
当音乐换成摇滚乐时，跳舞的人回来了。辛普请米拉跳舞，她马上站了起来。杰拉尔丁正领着卡尔跳某种林迪舞和摇摆舞的混合舞。一曲舞毕，米拉从另一张桌子旁拉了把椅子过来，坐在玛莎和萨曼莎中间。哈利独自坐在桌子另一端，盯着墙看。杰拉尔丁跳得正欢，她把每一个能拉上的人都拉着在屋里旋转。
比萨端上来了，大家都开始吃，除了杰拉尔丁。
“吃吃吃，你怎么能光想着吃呢！”她独自舞动着，在桌边徘徊，“嘿，哈利，亲爱的，快过来！”
哈利没有转身看她，只是摇了摇头。
“卡尔？”此时，音乐换成了慢拍。“噢！这是我最喜欢的歌！”杰拉尔丁激动得快掉眼泪了。
桑德拉怜爱地看着她。“迪娜，我和你跳。”她同情地说。
汤姆的大手猛地抓住她的胳膊，拧了她一下，把她拉回椅子上。
“哎哟！”她大叫一声。
“你坐下！”他命令她。
乔治站了起来。“宝贝儿，我来和你跳。”他放下吃了一半的比萨，亲切地说。
杰拉尔丁贴在他身上，他们开始一起摇摆。又上了一些饮料。比萨吃完后，大家又都站起来跳舞。这时，一群穿着黑色皮夹克，手里拿着摩托车头盔的年轻男人走了进来，他们聚集在吧台前。诺姆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米拉，米拉不理会他，可已经默默地准备离开。她拿起桌上的烟和打火机，塞进手提包里。杰拉尔丁把她最喜欢的歌又放了一遍。其他人坐了下来，她和乔治还在跳舞，紧紧贴在一起摇摆着。玛莎向前探出身子，想和桑德拉说话，可桑德拉几乎头也不敢抬，只是含含糊糊地应了几句。汤姆时不时会把目光从杰拉尔丁身上移开，盯着桑德拉，就好像在检查一个开战之初被抓住的俘虏，生怕他在战争中动什么手脚。俘虏的手被反绑在身后，他的双脚也被捆在一起，你把他丢在战壕的一角，此时敌人在向你射击，你还得反击，脸上满是泥浆和炮灰，你怒不可遏，又要时刻保持警惕。可你还得时不时回头看看，确保俘虏没有挣脱束缚，没有挣扎着爬过去，捡起掉在地上的带刺刀的步枪，一刀刺向你的背。虽然桑德拉盯着面前的桌子，可每次汤姆看她的时候，她的眼睛都会眨动一下，她眼角的余光能感受到汤姆的视线。
此时，音乐换成了伦巴。杰拉尔丁和乔治还贴在一起跳着舞。他们不只是摇摆，屁股也贴到了一起，还相互轻轻撞着，好像在做爱一样。玛莎问了桑德拉关于孩子的问题，桑德拉刚回答完，突然，汤姆一下子站起来，撞翻了自己的椅子，跨进舞池打了乔治一拳。乔治用手护住脸。大家都站了起来。卡尔和辛普试图抓住汤姆的手臂。萨曼莎叫了出来：“辛普！你的牙齿！当心你的牙齿！”她抓着汤姆的外套，汤姆朝辛普挥拳，辛普躲开了。然后汤姆抓着辛普的手臂，把他的外套袖子扯了下来。女人们围聚起来，用拳头捶着汤姆，试图把他从乔治身边拉开。乔治坐在高脚凳上，双手抱着头。保安从酒吧后面进来了。他个头比汤姆小，但他抓住汤姆的双臂，拖着他朝门外走。走到门口时，汤姆转过身，对保安说了些什么，可保安仍然没有松手，他又回头看向这边的桌子，望了望瘫倒在地、面色惨白的桑德拉。
“你他妈的还不滚回家去！”他吼道。桑德拉抓起她的包和外套，急匆匆地跑了出去。
“你他妈的还没付酒钱呢。”乔治厌恶地说。
10
诺姆嘴唇紧闭，牢牢抓住米拉的胳膊肘，把她都抓疼了。然后他向大家道了晚安。她很庆幸，第二天电话响个不停的时候，他到外面打高尔夫球去了。这就是你那些朋友，他说，他再也不会和这群粗鲁之徒来往。她争辩说，只有汤姆很粗鲁，而且他不是他们的朋友。他不和她争，但他不会再参加和他们有关的一切派对，也不会邀请他们中的任何人，不会再和他们来往。就是这样了。
“可他们是我的朋友啊，诺姆！”米拉抗议道。
他冷冷地看着她：“那是你的问题，他们又不是我的朋友。”
“可你那些无聊的医生聚餐，每次我都去了。”她都快哭出来了。
“我的朋友很礼貌，很正派。你不想参加，我也不会逼你去。”
“你不参加算了，我自己去。”她倔强地说。
“你也不许去。”他严厉地沉声说。
这让她想起了桑德拉被汤姆拉着坐下时的样子，她明白那个女人的感受。你没办法摆脱他们，没有办法。她不会去，当然不会去了。他不会允许她去了。她已是一个三十二岁的成年女性，可还得像孩子一样需要得到别人的允许。她坐下来，心情沉郁，无可奈何。
第二天，她们打电话来，对昨天发生的事情解释、说明或妄加揣测。可米拉已经不再对此感兴趣了，这一切都太粗野了。
萨曼莎兴奋又激动地讲个没完。她咯咯笑着承认，当时她只想到一件事，那就是辛普的假牙。去年，他把整口牙都换了，花了他一千五百美元。乔治的懦弱让她很惊讶，她很同情玛莎。还有那个叫汤姆的简直是疯了！
莉莉则对桑德拉满怀同情。她说，可想而知，她过着怎样的生活。
“有天晚上，我和她一起去参加特百惠派对。噢，一点儿都不好玩儿，无聊死了，就是为那些愚蠢的家庭主妇办的，你知道的。但那好歹也是一个出门的机会，于是我问她要不要去。最后她说服了汤姆，还是来了。我开车接上她，载着她到我的朋友贝蒂家去，派对就是他们办的。派对结束后，大家都回家了，贝蒂拿出一瓶酒，我们畅饮一番。我们玩得可开心了！我们聊天，说笑，非常高兴。可是，我们待得有些晚了，我估计，我送桑德拉回家时已经是半夜了。我们走进她家大门。我们聊得太投机了，根本停不下来。于是，桑德拉让我进去喝点儿咖啡，因为我喝醉了，不方便开车。当时，汤姆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他看了她一眼，立马冲上去狠狠地扇了她一巴掌，把她打倒在地。然后，他朝我走过来，我赶紧逃走了。”
“他还想打你吗？”米拉惊骇不已。
“当然。他还以为他是在帮卡尔的忙呢。”
“莉莉！”
“哦，他们就是那样的。你不知道。那是他们老一套的做法，他们以前是邻居。”
米拉把哈利说的话告诉她。莉莉并不惊讶。
“是啊，可怜的哈利。他人一点儿都不坏。我们来到这世上都是白纸一张。残暴是一种生活方式。若不这样，男人们会感觉自己一无是处，明白吗？”
她很同情乔治，却又有点儿瞧不起他。
“你和那样的人打交道的时候，得按他们的方式来。”她冷冷地说。
从那以后，再没有桑德拉和汤姆的消息。乔治脸上的伤痊愈后，哈利和杰拉尔丁依然高高兴兴地出去。莉莉和卡尔仍然和他们来往。
可是，她的朋友们对这次事件的反应让米拉百思不得其解。她认真地想了好几个星期。不管他们观点如何，都觉得那个晚上充满戏剧性。确实发生了些事情，那是铁的事实。似乎他们还很羡慕汤姆的率性——这样的念头在她脑中一闪而过，她想想都觉得厌恶。他们自己的生活里也有很多微妙之处：微妙的权力游戏、微妙的惩罚和微妙的奖励。这个汤姆可能是个野蛮人，可他的行为中也有一些干净、直率的东西。
只有玛莎不这么认为。在这群朋友中，只有玛莎不怪乔治。她认为，杰拉尔丁自己招蜂引蝶，乔治只是逢场作戏。他没有逼迫她，也没有对她动手动脚，一切都很自然。所以，汤姆因为迷恋杰拉尔丁而打乔治，是在以清教徒的方式发泄自己的欲望。乔治能怎么样呢？汤姆比他重三十公斤，比他身强力壮得多。所以，他防卫的方式是护着自己，那是一种理智的、非暴力的做法。
米拉吞吞吐吐地向玛莎讲述了她的困惑，她感觉，大多数女人都喜欢这样的场面，觉得这令人兴奋。“可这是为什么呀，你说呢？”
玛莎冷笑一声。“这个嘛，你应该知道的啊，米拉。”她阴阳怪气地说道。
米拉困惑地看着她。
“汤姆和桑德拉之间的关系让她们想起了她们自己和丈夫之间的关系。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米拉摇了摇头。真是太荒谬了。诺姆从不打她，她也不害怕他。她从玛莎家回去，一路上心情很烦躁。诺姆说得对。她的朋友们一点儿都不文明，一点儿都不优雅。她们怎么就不能变得更加……能被人接受呢！她真心觉得诺姆说得没错。她应当接受他的命令。于是她决定只在白天去会她的朋友。可她暂时不想见到玛莎，玛莎简直是个泼妇。她只想见莉莉和萨曼莎。
可要见莉莉也越来越难。
莉莉的儿子卡洛斯长到六岁时，简直变成了一个怪物。他时而残暴凶狠，时而又像得了紧张性精神分裂症一样胆小羞怯。他去上学后，更加表现出胆小的一面。他很少说话，也不做作业，甚至不回答老师的问题。可一旦放了学，回到自己住的街区，他就开始羞辱其他孩子，他打他们，骂他们，朝他们扔石子，按响他们家的门铃又跑开。
他的行为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善。到他八岁时，就已经在邻里间出名了，还被扣上了怪人的帽子。处在他那个年龄段的孩子，全都比他小一些，他们一看见他就跑。这些年来，那些有哥哥的孩子会去找他们的哥哥帮忙。于是，大一点儿的孩子就开始报复他。他们会在上学的路上拦住他，因为那时他总是很胆小。他们会联合起来对付他，打他，把他推倒，撕烂他的衣服。然后他就会哭着跑回家，不肯去上学了。莉莉抓狂地跑去学校，让他们想办法解决。她向卡尔哭诉，让他想想办法。最后，她提出开车送卡洛斯上学，放学后再接他回来。
可是，他总有自己出门的时候。一天下午，他独自走进街角一家糖果店，准备买一个甜筒。一群孩子看见了，就跟着他，等他出来时，他们把他团团围住。他们羞辱他，嘲笑他，逼着他走到离家较远的一个废弃加油站后面的空地上。他们把冰激凌涂在他的脸上。他们叫其中一人去找绳子。他们一边等一边羞辱他，威胁他。卡洛斯被逼急了，可他们人太多，他再拼命也没有用。绳子拿来后，他们用绳子套住他的脖子，想把他吊在树枝上。可他个头太大了，又在拼命挣扎，没那么容易挂上去。树枝太细了，承受不住他的体重，而他们又没法拽着他往更高处爬。他们争论着，那愤怒的吵闹声穿透了秋日午后的余晖。
最后，他们决定把他吊在加油站坡形屋顶的边缘。他们把他拖过去，他尖叫着，拳打脚踢。他们用绳子套住他，其中一个孩子爬上屋顶，把绳子的一头拴在烟囱上，然后爬下来。他们抬头向上望着，不知道怎样才能把他吊起来。他们从电影里看到的都是用马拉的，于是，他们决定用自行车。
一个住在附近的女人听到了吵闹声和哭喊声。她已经习惯了这种声音，只是从窗口往外看了一眼，她看到一群孩子像往常一样大吵大闹着。可声音越来越高，和往常有些不一样。她又往外看了一眼，看到一个孩子脖子上套着绳索站在废弃的加油站前。于是她报了警。警察像骑兵一样赶到了，孩子们作鸟兽散，只留下卡洛斯，他站在那儿，哭得歇斯底里，未绑紧的绳子还缠在他身上。
警察蹲下来，帮他解开绳子，他们试图安抚他，问他叫什么名字，家住哪儿，知不知道是谁干的。但卡洛斯只是哭。他们想让他坐进警车里，可是他踢他们，骂他们杂种，还把绳子扯开，跑掉了。警察跳进车里，开车跟着他。见他冲进一家院子里，他们按响了那家的门铃。应门的是莉莉，安德里亚就站在她身后。她一一回答了他们的盘问：是的，她有一个金发蓝眼的儿子，没错，他在家，他刚回来。他们坚持要进来看看他怎么样了。于是，她让他们进了卡洛斯的房间。他们进去时，他抬起头看着他们，满脸的挑衅和愤怒。其中一个警察在那孩子的床边蹲下来，轻声和他说话。他检查了一下卡洛斯的脖子，平静地问他是哪些孩子干的，有没有伤着他。但卡洛斯就是不肯张开他那发青的嘴唇。
莉莉完全摸不着头脑。片刻之前，卡洛斯从后门飞一般地冲进来，她转头笑着跟他打招呼，他却朝她大叫：“贱人！没用的贱人！”然后冲进房间，砰的一声摔上了门。她正要去他房间，就听到门铃响了，然后警察们就进来了。他们问他话，他也不回答。他做什么了？她那双大眼睛愈发深陷，黑眼圈更暗沉了，眼窝仿佛嵌在一副骷髅上。警察走了。她转身问安德里亚：“怎么了？怎么回事？”
十一岁的安德里亚向她解释了刚才发生的事。莉莉一直问：“是啊，怎么回事？他做了什么？”安德里亚解释了一遍又一遍。最后莉莉终于明白了。一些男孩想把她的孩子吊死。对，就是吊死，杀了他。莉莉开始喃喃自语。
卡尔下班回来的时候，莉莉正在家里走来走去，疯了似的咕哝着，哭喊着，对着空气挥动拳头，好像天花板上住着隐形的敌人。她会突然停下来，仰起脸，挥起拳头，冲他大喊，那个想象中的敌人，那个浑蛋、人渣、垃圾。卡尔试图搞清楚状况，可他听不明白她在说什么。安德里亚光看着，什么也不说，直到卡尔转过身问她。
“这他妈是怎么回事？”
安德里亚也不太明白，只是把知道的告诉了他。卡尔试着把莉莉推到椅子边坐下。
“没关系，莉莉，没事的。来，坐下。过来。”
她坐下了，可还在胡言乱语。卡尔进去看卡洛斯，他还躺在床上。他不和爸爸说话，但没有骂他。他从来不骂他的爸爸。卡尔确认了卡洛斯没事，又返回去看莉莉。
“莉莉，听我说，没事的。我小时候也干过同样的事。我和邻居的孩子们也曾试图把一个‘娘娘腔’吊起来。没事了，没有伤着他。只是孩子们闹着玩儿，小孩子就是那样的。”
他的声音舒缓、平和、不屑。没事的。可莉莉更狂躁了。
他耸了耸肩：“莉莉，小孩子都很坏，人都是很坏的，你没办法改变这一点。他没事了。”
莉莉安静了一会儿。她不去看卡尔，仍然好像盯着什么邪恶的东西，但她安静下来了。她不再吵闹之后，卡洛斯也振作起来。他下了床，打开门。
“好了，莉莉，我给你倒点儿喝的。”卡尔说。
卡洛斯悄悄穿过走廊，下了楼梯，在台阶上坐下来，从客厅刚好看不到那里。他的爸爸给妈妈倒了杯酒，她小口地喝着，爸爸也小口地喝着自己的饮料。她不再抽泣和哭喊，安静下来。
“可是，莉莉，听着，”卡尔又发话了，“你为什么让他自己去商店呢？你应该和他一起去的。他没有马上回来，你怎么不出去找他呢？”
莉莉又开始呼吸急促起来。卡洛斯往下走了两步，用他像妈妈一样的大眼睛远远望着。卡尔的话从宽慰变成埋怨，可声音还像往常一样平和。
“你知道那些孩子有问题，可你怎么还让他一个人出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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