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7）（2/2）

安托万正想辩驳。

“没错，”医生又继续说道，“这里太小了。我理解，您知道……我是说……”

沉思片刻之后，他又站起身来，与来的时候一样，脚步轻得像一只猫。他微微点了下头，不动声色地说了一句令人意外又充满谜团的话：

“我很欣赏您，安托万。”

安托万还在幻想着今后永远不再踏足博瓦尔，然而这个幻想很快就在这一天内灰飞烟灭。傍晚的时候，医院通知安托万，需要他提供库尔坦夫人的一些证件和物品，他必须去母亲家里拿过来，毕竟家里也没有别人了。

一想到要重返博瓦尔，他的心情就变得沉重起来。母亲与穆绍特一家人结邻而居，不难想象，如果被艾米丽撞见，场面将变得多么尴尬。

他想尽了一切借口来拖延时间，得等母亲梳洗打扮好，还得等医生来了之后，他再走……

他机械地打开电视，调到了晚间新闻。

从上午开始，所有的国家电视台新闻频道都在不断循环播放一则重大新闻：一具儿童骸骨在圣犹士坦公园刚刚被挖掘出来。

警察依然保持着谨慎态度，目前只是确认发现了一具骸骨，并未对其身份做出任何解释。显然，所有记者以及当地的居民们的脑海里都只有一个想法：这肯定是雷米·德梅特的遗骸，不然还能是谁呢？

安托万早就料到了有这一天，他甚至有超过十年的时间用来做思想准备，可是在内心深处，他也跟所有失去亲友的人一样，完全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一切。

报道一篇接着一篇，淹没了时下的许多其他问题。人们拍下了停工的工地、停摆的卡车、静默的推土机，还有穿着白色连体防护服的法医鉴定团队，在一辆辆警车旁忙得热火朝天。警车上的警灯不时地扫过安全护栏，一群穿着制服和军装的人，也神情严肃地在一旁忙碌着。然而这一切，都只是故事的背景，真正让媒体感兴趣的，是雷米·德梅特。在遗骸被发现的最初几个小时之内，那张曾经被用在寻人启事上的照片，也许成了法国传播得最广、观看次数最多的照片。记者们蜂拥而上，把德梅特太太的居所围得水泄不通。虽然目前他们还没能成功采访到她，可是周边的邻居发言却也收集了不少。不管是商贩、选民代表、路人、邮递员，还是老师、学生家长，所有人都感动得泪眼婆娑。整个小城的人，都情感共通地沉浸在悲痛中，这样的共情甚至带着某种愉悦。

安托万曾经十分理性地思考过这件事可能发生的后果，可是他的所有想象都被这铺天盖地的报道给扰乱了。他在心里默念，加油，赶快想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这时，劳拉不早不晚地打来了电话。安托万实在鼓不起勇气接电话。

与此同时，身后的库尔坦夫人又开始说起了胡话，声音也越来越大了。整整一天，安托万不停地在跟进所有事件的发展，遗骸分析结果的不断更新，确认受害者身份的可能性(有人又展示出那张微笑着的雷米的照片，额前一缕光滑的发丝，身着蓝色小象t恤)，人们还在等待专家澄清这名儿童的死因，以及他死前或死后曾经遭受过什么样的伤害，还有人提出要重新调查这起案件，而警察、法院和部长们都一再澄清，这起案件从来没有结案。人们充满虔诚和希望地期待着出现新的线索，有新的人被质问，最后把罪犯逮捕归案。

新闻频道里出现了一个年轻的女记者，她一脸凝重地举着麦克风，站在市政厅广场上。在她身边围着一群安静而镇定的群众，然而，还是有人试图在摄像头监视器屏幕里观察自己的身影。安托万看到这里，突然感到一阵恶心。

“根据调查，绑架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但是这名儿童应该并未被带到很远的地方，比较大的可能性，是被关在公社周围。如果情况确实如此，调查范围将主要集中在这个小城本身……也就是说，我们所在的博瓦尔镇。”

事情又回到了，就像蛇一样，朝着库尔坦夫人家逶迤蔓延而来。安托万很有可能被再次询问，人们会问他是否还记得，雷米曾经是一个怎样的孩子。每一个谎言，都如磐石在身，他觉得自己再也没有力气扛下去了。

他宁愿警察此刻就立即按响门铃，安托万则会一言不发地递上手腕。

他完全忘记了自己本该去博瓦尔取回一些证件。尽管库尔坦夫人的胡话说得越来越奇怪，也越来越大声，但安托万还是坐在椅子上昏昏地睡了过去，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五点钟了。他走进浴室，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像极了法庭上被判刑的犯人。于是他离开医院，一直走到火车站，看到已经有出租车在那里等着开往巴黎的第一趟列车。他叫了一辆出租把他送到母亲家，心里不停默念，千万不要碰到任何人。一路上确实都很顺利。

下出租车的时候，他还是忍不住朝旁边的房子看了一眼。不知是偶然还是直觉使然，当时早上六点都还没到，穆绍特夫人已经一动不动地站在门窗后面，眼神紧紧地注视着他。她那如同鬼魂的美丽容颜就像一个噩梦，安托万仿佛看到一只挂着网角的蜘蛛，随时就要跳起来……

他赶紧匆匆地走进母亲家。

库尔坦夫人的房子依然充满着乡土气息，那些证件还在原处，好像从世界诞生之初就在那里了。在医院的椅子上，他睡得乱七八糟，又时时被惊扰，导致现在浑身酸痛。于是他躺在沙发上沉沉睡去，上午过去了一半，才筋疲力尽地醒过来，心情沮丧，身体轻飘飘的，像是宿醉之后刚醒过来的早晨，又好像是圣诞节的后一天，不过这两者也没什么差别。

他用母亲古董般的机器给自己做了一杯咖啡，这香气和味道跟他小时候喝过的一模一样。

没能抵挡住心里的焦虑，他又把电视新闻打开，想看看事情是否有了新的进展。共和国检察官的一张脸充斥着整个电视屏幕，他提到了“昨天被找到遗骸的受害者的身份”：

“确实是1999年12月23日失踪的年幼的雷米·德梅特。”

安托万的咖啡杯从手中滑落，掉在了地毯上。奇怪的是，他仍然不自觉地朝窗外瞟了一眼，就好像能看到整个博瓦尔镇的人都聚集在德梅特一家人的老房子前，能听到人们喊着要报仇的嘈杂声，正透过窗户传进来。

“1999年的那场洪水并未到达圣犹士坦高地。当时很多树木被风刮倒在地上，保护了这名儿童的遗骸，这么多年过去，并未受到太大的损害，因此，法医鉴定团队得以顺利进行分析工作。”

安托万盯着地毯上的咖啡杯残渣，泼在地毯上的咖啡形成了一块巨大的深色污渍，在地毯上越变越大，就像滴落在桌布上的红酒渍，渐渐蔓延开来……

“这名儿童右边的太阳穴曾经遭受猛烈的撞击，这有可能是导致他死亡的原因。显然，现在还不能完全确认他是否还受过其他暴力侵害。”

目前事情的眉目并未清晰，然后安托万也很惊慌地发现，调查研究的进展速度是如此之快。再加上这两天以来，他的奔波劳累……

他站起身来，艰难地收好要带去医院的证件，马上叫了一辆去菲兹利埃尔的出租车，然后出来等车，他实在太需要透透气。

当安托万走出花园的时候，一个广播记者马上拦住了他，他甚至没有时间抽回脚步。

“小雷米·德梅特失踪的时候，您曾经住在他的隔壁，您当时跟他很熟吗？他是一个怎样的孩子呢？”

安托万支支吾吾地挤出了几个人们要求他重复的词：

“呃……他当时是我的邻居……”

他实在说不出什么话来：记者有些恼火，难道他不明白，得说出一些涉及个人的、煽情的言论吗？

“对，没错，可是……当时的他是一个怎样的孩子呢？”

这时，出租车刚好到了，安托万赶紧上了车。

透过车窗，他看到记者已经飞快转身，拦住了一个年轻的金发女郎。原来是艾米丽。她裹着母亲的披肩从家里出来，身形已经发福不少。只见她一边回答着记者的问题，一边用充满怨念的眼神追随着越走越远的出租车。

库尔坦夫人依然不住地说着胡话，她的样子痛苦不堪，时而激动地抽动着脑袋，时而喊出一些毫无关联，又不断重复的字句，还有一些名字(安托万!克里斯蒂安!)，有儿子的名字，前夫的名字，还有其他人的(安德烈!)，也许是她童年时认识的人。

安托万在她身边陪了一整天，不停地抚摸着她的额头。护工们来给她梳洗时，他走出去回避了一会儿，然后又回来坐下，一脸疲惫，病恹恹又痛苦不堪的样子。

库尔坦夫人的怪症像是在循环往复。她的头依然不停抽动，嘴里依然说着混沌不清的字眼：“安托万!安德烈!”这样待在她身边，又看着挂在高墙上的电视机不断播放的“雷米·德梅特案件”，安托万简直透不过气来。

从前存档的视频又被挖掘出来，才过了十几年，这些画面已经老得不像样子：博瓦尔镇政府以及广场上的那棵梧桐树；小雷米的家；还有对着记者镜头发火的德梅特先生，正不耐烦地驱赶记者，就像在驱散某种有害的烟雾；作为镇长的韦泽先生，大早上的正在忙着组织搜救行动；出发去共有林区搜救的人群，再有就是风暴以及洪水的画面，那些残破不堪的汽车，倒下的树木，筋疲力尽无精打采的人们……

劳拉给安托万发了一整天短信，最终只汇成一句话：我爱你。

快到下午六点的时候，库尔坦夫人终于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安托万赶紧叫来了护士。接下来便是一阵手忙脚乱，他们像打仗似的带走了她，安托万焦急地等在走廊上。等了一个小时，才有护士来通知他，说他的母亲已经恢复了意识，但还需要长期观察，还说他在这里等也没用，一旦情况有任何发展，医院会马上通知他。

于是他收拾好衣物，准备回酒店好好睡一觉……

墙上的电视依然在播放。安托万抬头看了一眼屏幕：

“法医鉴定团队的技术人员在现场发现了一根不属于受害者的头发。显然，我们并不能因此断定这就是凶手的头发，然而这种可能性也是很高的……人们正在对这根头发进行基因检测，结果很快就会出来。随后，我们会将它与国家基因数据库里的dna数据进行匹配。如果匹配到相应的人，他就必须解释清楚，为什么他的头发会出现在这个孩子的遗骸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