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弗瑞林姆的路上（2/2）

随后十英里或二十英里的路程里，我们都没有说话。我错误地判断了从伦敦出发所需的时间，我们参加葬礼似乎要迟到了。事实上，若非查尔斯及时提醒我右拐，取道布兰德斯顿，避开了上次我在厄尔索汉姆遭遇的施工路段，我们肯定会迟到。这样一来，我们节省了十五分钟。十点零三分，车驶入弗瑞林姆，时间还有富余。我在负责招待葬礼宾客的皇冠旅馆预定了房间，所以可以把车停在他们的停车场。前厅的休息室已经布置齐备，只等葬礼结束后准备酒水饮料，供前来悼念的宾客饮用，我们匆忙地拿过一杯咖啡，快速走出前门，穿过马路。

“一场葬礼即将举行……”

这是《喜鹊谋杀案》开篇第一句话。

敞开的墓穴周围聚集着前来悼念的人们，等我走进人群中，依然觉得此情此景有些讽刺。

教堂的全名叫作圣迈克尔大天使教堂，与它坐落的这座小镇相比，显得太过巍峨——整个萨福克郡随处可见类似的纪念建筑，它们坚决要与周围的景物一较高下，仿佛每一片教区都觉得有必要大张旗鼓地进入人们的生活。我感觉不太舒服，不仅是因为被圈在一处，还因为完全来错了地方。当你回头朝铸铁大门外望去，你会惊讶地发现，当视线穿过一条繁忙的街道，映入眼帘的是一家陈先生中餐馆。墓地也有些古怪：地面微微隆起，以至于尸体埋葬的位置实际上要高于街道的水平线。绿草如茵，坟墓密集地连成曲折的线条，四周却是空旷的土地，丝毫没有节约用地。墓地显得既拥挤又空荡荡，然而，这是艾伦为自己挑选的葬身之处。我猜，挑选位置的时候他还是用了几分心思。墓穴就选在墓地中央、两棵紫杉树之间。人们走在教堂的路上，都无法对它视而不见。离他最近的那位邻居先他大约一个世纪前故去。新挖好的墓穴裸露着新鲜的疤痕，仿佛它没有权利出现在这里。

随着时间推移，天气慢慢发生了变化。当我们离开伦敦时还是艳阳高照，而现在天空灰蒙蒙的，飘着毛毛细雨。我忽然明白为什么艾伦要以一场葬礼作为《喜鹊谋杀案》的开头。这是一种成功的写作手法，他用这种方式来介绍所有主角，在舒缓的节奏下分析每个人物。我现在也可以这样做。他们中很多人我都认识，也感到颇为诧异。

首先是詹姆斯·泰勒，他身上裹着一件黑色的设计师款雨衣，湿淋淋的头发贴着脖颈。他在东张西望，似乎刚从某部间谍小说里走出来。他竭力做出沉痛而镇定的模样，但脸上却不由自主地浮现笑意——不是挂在唇角，而是藏在眼睛里，而他的站姿也暴露了他的窃喜。萨吉德站在他旁边，举着一把雨伞。他们两个是一起来的。这么说来，詹姆斯继承了遗产。他知道艾伦没能在他最新修改的遗嘱上签字，而格兰其庄园还有其他一切都将归他所有。这很耐人寻味。詹姆斯注意到我，冲我点点头，我报以微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却是真心替他高兴；我甚至从来没纠结过艾伦也许是死在他的手上。

克莱尔·詹金斯也来了。她一身黑色打扮，哭得很伤心。她是真的在抽泣，泪水混合着雨水，如涓涓细流般淌过她的脸颊。她拿着一块手帕，但现在一定也派不上用场了。一个男人站在她旁边，用一只戴着手套的手笨拙地扶着她的胳膊。我之前没见过他，但是如果下次再见到他，应该很容易认出他。首先，他是黑人，是出席葬礼的唯一一位黑人。他的身材也格外引人注目，体型健美，胳膊和肩膀处的肌肉结实，脖子粗壮，目光灼灼。起初，由于他健硕的体格，我以为他之前可能是一名摔跤运动员，但是接着我突然想到，他很可能是一名警察。克莱尔告诉我，她在萨福克警察局工作。难道这位难以捉摸的洛克警司的调查与我同步了？

我的目光落在另一个男人身上，他独自站在一旁，教堂塔楼在他身后赫然耸立。对于这样一座小镇，教堂显得过于巍峨，而塔楼相对于教堂又过于庞大。我最先注意到那人穿着一双赫特威灵顿靴[1]。那是一双崭新的靴子，亮眼的橙色——穿这样一双靴子参加葬礼颇为奇怪。我几乎看不清楚他的面容。他戴着一顶棉布帽子，穿着一身巴伯尔[2]夹克。当我在观察他时，他的手机响了，他没有选择把手机调成静音，而是接起电话，转过身去保护隐私。“约翰·怀特……”我听到他介绍自己的名字，再也没有多余的信息。不过，我立刻就知道他是谁了。他就是艾伦的邻居，那位在艾伦死前不久与他闹翻的对冲基金经理。

葬礼仪式还没有开始。我在人群中搜寻，找到了梅丽莎·康威和她的儿子，他们站在墓地上竖着的战争纪念碑旁边。她紧紧裹着雨衣，似乎要把自己勒成两半。她的手深深地插进口袋里，围巾遮住她的头发。我差点认不出她来，而她的儿子已经都快要成年了。他和他的父亲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至少是艾伦后来的化身。他局促地穿着一身深色西装，衣服显得有些肥大。出现在这里，他一脸不情愿——我的意思是，他不高兴。他盯着墓穴，目光像要吃人一样。

我至少有六年没见过梅丽莎了。她出席过《阿提库斯·庞德来断案》的新书发布会，发布会是在德国驻伦敦大使馆举行的。那是一个美妙的夜晚，空气中弥漫着香槟的芬芳和德国小香肠的香气。那时，我和安德鲁还只是偶尔会见面，因为他是我们共同的熟人，我们还勉强能打开话匣子。我记忆中的她礼貌而疏离。嫁给一位作家并不是很有趣，她明确表示，她来这里只是满足丈夫的期待。房间里的人她一个都不认识，也没有人和她有什么共同语言。说来遗憾，我们两个人之前从未在伍德布里奇中学适当的场合见过面：除了知道她是艾伦的妻子以外，我对她一无所知。她现在仍是一脸茫然，虽然这次要抬上来的不是什么法式吐司条，而是一口棺材。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来。

灵车抵达。棺材被一路送进墓地。这时，从教堂里走出一位牧师。他就是汤姆·罗伯森牧师，他的名字上过报纸。他大概五十多岁，尽管之前从未见过面，我还是立刻就认出了他。“……面庞像墓碑一样冰冷，长发有些凌乱。”艾伦在《喜鹊谋杀案》就是这样描述罗宾·奥斯本的，我还来不及细想，忽然想起一件事。之前进入墓地时，我在一个标牌上看见过这个名字，而视觉提示却无意间点醒了我。

如果把罗伯森（roben）的字母交换位置，就变成了奥斯本（osborne）。

这又是艾伦私下开的一个玩笑。詹姆斯·泰勒摇身一变，成了詹姆斯·弗雷泽；克莱尔就是克拉丽莎；这么一想，对冲基金经理约翰·怀特就是书里那位有前科的卖二手家具的约翰尼·怀特海德——这就是和他为钱争执的下场。据我所知，虽然他选择了传统的葬礼，但艾伦却从来都不是一个宗教人士。我不得不问自己，他和这位牧师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会值得他大书特书。奥斯本在我的嫌疑犯名单上排名第三。

玛丽·布莱基斯顿发现了他桌上的某个秘密。罗伯森有没有杀害艾伦的动机呢？他看样子当然有几分复仇杀人狂的特征：冷酷、毫无血色的五官，在雨中绝望地飘曳着的一袭长袍。

他形容艾伦是一位受欢迎的作家，他的作品给全世界上千万的人带去了快乐，仿佛艾伦正在参加广播四台的名人讨论，而不是在自己的葬礼上。“艾伦·康威因为一场悲剧早早地离开了我们，但我确信，他将永远活在文学团体的心中，活在它们的思想里。”撇开文学团体有没有心这一问题不谈，我认为他说的话不太可能实现。根据我的经验，故去的作者会以惊人的速度被人遗忘。即使是在世的作家，也很难在货架上始终占据一席之地；新书浩如烟海，而相比之下货架少得可怜。“艾伦是国内最知名的侦探作家之一，”他继续说道，“他在萨福克郡度过了他人生的大部分时光，他一直都希望死后能够被埋葬在这里。”在《喜鹊谋杀案》中，葬礼致辞与谋杀案有某种程度的关联。在打印稿的最后一页，当庞德谈起解开谜团的线索时，他特别提到了“牧师的致辞”。不幸的是，罗伯森的演讲似乎做作平淡而空洞无物。他没有提到詹姆斯或是梅丽莎，也没有提及诸如友谊、慷慨、幽默、个人习性、小小的善举或是特别的时刻这些在逝者身上让我们由衷缅怀的东西。如果艾伦是一座从公园里偷来的大理石雕像，汤姆·罗伯森牧师表达的关心也不过如此吧。

整篇致辞只有一段打动了我。当然，我被打动，是因为它也许值得问问牧师。

“现在很少有人能埋葬在这片墓地上，”他说，“但艾伦坚持如此。他给了教堂一大笔钱，帮助我们修缮了天窗和主祭坛的拱顶；作为回报，他要求死后在此处安息，我又怎么能拒绝他呢？”他莞尔一笑，似乎想轻描淡写地带过，“艾伦这一生，性格霸道，我很早之前就发现了。当然，我不会拒绝他最后的愿望。他的贡献确保了圣迈克尔教堂的未来，只有他被葬在教堂这片土地上才合乎情理。”

这部分致辞显然话里有话。一方面，艾伦慷慨大方。允许他葬在这里是他应得的回馈。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不是吗？是艾伦“要求”的，他的性格“霸道”，还有“我很早之前就发现了”。艾伦和牧师显然有纠葛。难道我是唯一一个听出他表述不一致的人吗？

等葬礼结束，我要问问查尔斯的想法，虽然我实际上根本没坚持到最后。雨势渐渐小了，罗伯森开始收尾。异乎寻常的是，他完全把艾伦抛到了脑后。他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弗瑞林姆的历史，尤其是诺福克郡的第三任公爵，托马斯·霍华德，他的坟墓就在教堂里面。有那么一刻，我的注意力开始涣散，而就在那时，我注意到一个迟到的送葬者。他正在大门口徘徊，远远地眺望，急切地想要离去。就在我打量他的时候，牧师的声音回荡在耳畔，他转过身，拐到了大门外的教堂街上。

我没有看清他的脸。他戴着一顶黑色的费多拉帽。

“不要离开，”我对查尔斯窃窃私语，“我们酒店见。”

阿提库斯·庞德用了一百三十页才弄清玛丽·布莱基斯顿葬礼上那名男子的身份。我可等不了那么久。我冲牧师点点头，从人群中退出，匆匆追赶那个人。

[1]赫特威灵顿靴，发源于英国苏格兰地区，由美国人亨利·李·诺里斯于一八五六年创立品牌，靴型沿袭惠灵顿公爵所创并加以发扬光大，因此又称惠灵顿靴。

[2]巴伯尔是英国老牌的服装品牌，由约翰尼·巴伯尔于一八九四年创立，以生产质量上乘、经久耐穿的防水外套而闻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