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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不必说话。他脸上的表情，悄然无声的房间，摆在桌上的x光片和化验结果已经让一切不言自明。医生的办公室位于哈利街尽头，装修颇有格调。两个男人面对面坐着，彼此都心知肚明，他们已经进入了戏剧的最后一幕，而这一幕之前不知已经在心里反复排练了多少次。六个星期以前，他们还不认识对方，现在却产生了最亲密的交集。事关生死，一个传信，一个接信。两个人都控制着脸上的表情，没有表现出太多情绪。这也是他们绅士协议的一部分：尽全力让喜怒不形于色。

“本森医生，我想问问，据你判断我还剩下多长时间？”阿提库斯·庞德问道。

“很难给出准确的时间，”医生回复说，“恐怕你体内的肿瘤已经恶化，要是早点发现，手术也许还有一线生机。而现在……”他摇摇头，“我很抱歉。”

“大可不必。”庞德的英语无可挑剔，用词地道，显然这位外国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的每个音节都发音清晰，就像是在为他的德国口音致歉。“我都六十五岁了。我活了一大把年纪，可以说，从很多方面来看，我这辈子都算没有虚度。在此之前，有许多次我都预料到自己要死了。甚至可以说，死亡一直与我如影随形，总是慢两步跟在我身后。而现在他终于赶上我了。”他张开双手，挤出一个微笑，“我和它已经是老朋友了，我没有理由惧怕它。但是，我有必要安排一下后事，把它们理清楚。因此，为了心里有个数，按正常估计……我还剩下几个星期还是几个月？”

“呃，恐怕你的病情会每况愈下。头痛会更加严重。疾病可能会突然发作。我可以发给你一些资料，帮助你了解大致的情况，我再帮你开一些强效的止痛药。你或许需要考虑接受专业护理，我可以推荐汉普斯特德的一家护理机构，非常不错。它是由居里夫人基金会经营的。等到后期，你会需要人时常照顾。”

这些话犹如石沉大海。本森医生打量着他的病人，脸上充满掩饰不住的困惑。阿提库斯·庞德的大名他自然如雷贯耳，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报纸上——一名二战中的德国幸存者，曾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被关押了一年。他被逮捕的时候，是柏林或者是维也纳的一名警察；等他来到英格兰后，他成了一名私家侦探，协助警方破获过无数起案件。他看上去不像一名侦探。他身材矮小，双手交叉放在身前。他穿着一身深色西装，内搭白色衬衫，系着黑色窄边领带，鞋擦得油光锃亮，十分干净整洁。如果他不是事先知晓他的身份，可能还以为他是一名会计——就是那种为家族企业效劳、绝对可靠的类型。还不止如此。甚至在他听到这一消息之前，在他第一次进入诊所的时候，庞德就流露出一种令人感到奇怪的紧张感。那双眼睛，躲在镶边的圆形眼镜框背后，时时刻刻都充满警惕。还有，每次在他开口说话前，他似乎都在犹豫不决。奇怪的是，在他得知消息之后，就像现在，他看起来反倒更放松一些，就好像他一直在期盼着这个消息，而现在终于得知消息，心中只是感激。

“两三个月，”本森医生给出结论，“也可能更久，但是在那之后恐怕你会发现你身体的各项官能也会越来越差。”

“非常感谢你，医生。我从你这里接受了很专业的治疗。我能否提一个请求，我们之后的所有通信都请直接寄给我本人，并标记为‘私密和机密’？我有一个私人助理，还不想让他知道这件事。”

“当然没问题。”

“我们之间的业务都结束了吗？”

“几周之后，我希望再见你一面。我们得安排一下后面的事。我真的认为你应该去汉普斯特德实地考察一下。”

“我会去的。”庞德站起身来。说来也奇怪，这个动作却没有让他整体的身高发生更显著的变化。他站在那里，房间里的深色木隔板和高高的天花板让他看上去显得很是渺小单薄。“再次感谢，本森医生。”

他拿起他的手杖，那根手杖由花梨木制成，上面有一个坚固的青铜手柄，是十八世纪的老物件。它来自萨尔茨堡，是德国驻伦敦大使馈赠的礼物。在不止一个场合，它都被证明是一件有用的武器。他在经过接待员和门卫身旁时向他们礼貌地点点头，然后走到外面的大街上。他站在明媚的阳光下，欣赏着周围的景致。他发现他的每一种感觉都变得敏锐起来，而他并不感到惊讶。建筑物的线条就像是数学模型一般精确地印在他的脑海里；他可以在汽车汇入喧嚣嘈杂的车流前辨别出每辆车独有的声音；他能感觉到阳光暖洋洋地洒在皮肤上。他突然想到，自己可能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他如今六十五岁，可他不可能活到六十六岁了。这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

然而，当他沿着哈利街向摄政公园[1]走去时，他已经把这件事抛诸脑后了。这只是命运在又一次掷骰子，毕竟，他这一辈子都是在下赌注。比如，他很清楚，自己的存在就是源于历史上的一次意外事件。当巴伐利亚王子奥托一世在一八三二年成为希腊国王时，一些希腊学生选择移民德国。他的曾祖父就是其中之一。五十八年后，一名德国女人生下了阿提库斯，他的母亲在州警察署担任秘书，他的父亲是署里的一名警察。一半希腊血统，一半德国血统？就算有和他同样血统的人，也占少数。接着，当然就是纳粹主义的崛起。庞德一家不仅是希腊人，他们还是犹太人。随着那场“伟大的游戏”如火如荼地进行，他们的生存概率日渐渺茫，直到只有最鲁莽的赌徒才会下注赌他们能渡过此劫。果然，他接连失去了母亲、父亲、兄弟和朋友。最后，他发现自己被关进了贝尔森集中营，而自己之所以能苟且偷生，只是因为一个非常罕见的行政纰漏，概率是千分之一。解放后，命运又给了他十年的生命。所以，他真的可以抱怨命运最后掷下的那枚骰子对他不公吗？如果不是圣灵的慷慨，阿提库斯·庞德就什么都不是。走到尤斯顿路时，他已经说服了自己。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他不会抱怨。

他打车回到家中。他从未坐过地铁，他不喜欢那么多人挤在一个逼仄的空间里；那么多的梦想、恐惧、怨恨在黑暗中混杂在一起，让人不堪重负。黑色出租车就相对更加冰冷，它包裹着他，把他与现实世界隔离开来。正午，街上车流不多，他很快就发现自己来到了法灵顿的卡尔特修道院广场。出租车在坦纳公寓外面停了下来，他就住在这栋高雅的公寓楼里。他付了司机车钱，加了一笔慷慨的小费，然后走进公寓楼里。

他用从鲁登道夫钻石案[2]中赚的钱买下了这套公寓——两间卧室，一间宽敞明亮的客厅，可以俯瞰广场；最重要的是，公寓里还有一条走廊和一间办公室，方便他与客户见面。当电梯升到七楼，他这才想起目前没有什么案件需要调查。总之，那也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