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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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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原先住在胡同里,一条直线下去,一间房子连着一间房子,有的房子门口有片空地,我家就是。奶奶刨开土,种了些大葱和黄瓜。有时吃饭吃到一半,我叫一声:奶,吃饭吃得不过瘾,没有葱。奶奶就站起身来,迈着小脚,走到院子拔一棵葱,洗净放在我面前,笑说:孙子,吃完还有。谁家有这葱?

1991年年初,我十二岁,苏联快要解体,作家三毛刚刚用丝袜上吊自杀,一伙人走进了我家的院子。为首的一个递了一张纸给我爷爷,说:大爷,看看,这是现在的政策。爷爷说:我不认字,要交什么钱?那人说:不是交钱,大爷,是给你们钱。你们整个胡同要拆迁。爷爷说:拆我们家?你敢?爷爷那时已经半身不遂,可还是奋力举起拐棍要戳对方下阴。那人后退半步说:不是光拆你们家,也不是光拆这一条胡同,这一片都要拆迁,要盖一个大超市。找认字的人看看政策吧。说完领着那伙人向下一户走去。父亲从工厂下班之后,拿起“政策”仔细读过,对我们说:说啥也没用了,准备搬家吧。

爷爷和奶奶去了j市老姑那里,前提是拆迁费要给老姑。亲人们在炕上的小圆桌上签字画押,然后爷爷和奶奶上了火车。走之前,奶奶在院子里揪了两棵葱放进了包袱里。从此之后,我再没见过他们,因为一年之内,他俩陆续死在j市。字据上写的老姑的责任是“养老送终”,养老短暂,只剩下了送终,让人始料未及。

那天我们一家三口坐在马路边上,面前堆着大大小小的行李。那是盛夏的傍晚,蚊子在路灯底下成群结队地晃动。有几只吸了我的血逃走了,有一只被我打死在胳膊上,我从胳膊上拈起蚊子的尸体,说:爸,我们今晚要睡马路吗?凉快是凉快,可是有蚊子。父亲说:不睡马路,等我朋友来接。母亲一边检查着行李,把有些松散的绳子绑紧,一边说:你爸的这个朋友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听妈的话,以后住在你爸单位要处处小心,那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是国家的,不像在家里,都是咱们自己的。还有最重要的一条,离这个老马远点。他是三只手,还是大酒鬼。我心头一惊说:爸,你的朋友长了三只手,那只手长在哪里,是前胸还后背?父亲看了母亲一眼,说:三只手不是长了三只手,是有点别的本领,而且是很多年之前的事情了。从今天起,我们先住在车间,等爸妈攒够了钱,我们就出去租房子住,但凡爸有一口气,就不让你受委屈。正说到这里,一架倒骑驴停在我们面前。上面骑着一个瘦削的中年人,可打扮得却十分年轻,腿上穿着黑色的西装裤,脚上蹬着黑皮鞋,上身穿着一件花衬衫,最奇怪的是,这人头上戴着一顶黑礼帽,这样一身打扮坐在倒骑驴上,路人无不侧目,以为是在拍电影也说不定。见到我们之后,他用三根手指把礼帽从头发上拿起来一点点说:久等了吧,那妞缠着不让走,要不是她屁股大,让人舍不得,我早就来了。上车吧几位。然后又把礼帽放回了油光光的头发上。

于是呼呼啦啦地上了车,我和母亲一起抬那只红木箱子,那是母亲的嫁妆,每次搬家数它最为金贵,母亲来来回回地检查,可我从没见母亲打开过,上面挂着一只金色的小锁,不知道里面沉甸甸到底装了什么东西。我坐在倒骑驴的铁沿上,父亲提出要蹬车,黑礼帽一摆手说:我这倒骑驴,别人骑不了,一骑就歪,只认我,上去坐着吧!

一路上黑礼帽兀自讲话,说刚跟自己的小姨子睡了觉,那小姨子的奶子滚圆,拿在手里像只大白梨,皮薄汁多,让人忍不住去咬。说着说着,忽然插进一句:兄弟媳妇,你老拿那大眼瞪我干吗?母亲说:孩子才十二岁,你满嘴喷粪,我要领他下车走路,你给我站下。黑礼帽一脚踩住脚闸说:这车上的东西数你那红木箱子最沉,你也要扛着走?母亲默不作声,转头对父亲说:若是你有点能耐,能让人这么欺负?眼睛竟然含了泪。这时我忽然问:叔,啥是小姨子?黑礼帽说:小姨子就是我老婆的妹妹,你有小姨没有,那就是你爸的小姨子。我说:你不跟老婆睡觉,跑去跟老婆的妹妹睡觉?黑礼帽一笑,露出两排熏黄的牙齿说:老婆跑了,只剩下小姨子。准确地说,应该是前小姨子,前小姨子也有老公,不过睡一睡也无妨,她那玩意闲着也是闲着。因为这次离得近,我闻到他嘴里浓重的酒气,好像酒窖一样。父亲这时瓮声瓮气地说:老马,少说两句,孩子还小,什么都当真。老马说: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先互相了解了解嘛,难道是求我帮了一次忙就拉倒了?以后绕着我走?父亲说:哪能?住了车间,凡事还得依仗你,只是面子上要过得去嘛。老马说:嗬,出息了,面子于你有啥用?但还是住了嘴,剩下的路哼上了小曲,不再对我们讲话。

父亲的车间大概有两千平方米,老马给我们找的隔间大概有六七平方米,在车间的二楼。里面塞进了一个双层的铁床,就不剩什么地方了。因为料到是如此情况,所以原来的家当,凡不是生活必要的,搬家之前摆了地摊,卖的卖,丢的丢了,剩下的东西统统放得进去。母亲的红木箱子放在角落,上面铺了塑料布,当了饭桌和我的书桌。我掏出自己的台灯也摆在上面。卖东西的时候父亲问我:有什么东西一定要留着的,只能挑一件,要不然可就全卖了。我想了想说:把那个台灯给我留下吧,也卖不了几个钱。那台灯到我手里的时候就是个旧物,邻居用过的,要扔。我没见过台灯,看她扭着那东西的脖子走过我家的院子,我问:姨,这是什么东西?姨说:台灯,书桌上用的,我姑娘手欠,把开关按坏了,怎么也不亮。我说:姨,给我吧,我看罩子挺好,倒过来能盛点东西。台灯到了我手里,我鼓捣了一个晚上,终于亮了,只是开关还是不好用,就那么一直亮着。于是插头成了开关,即插即亮,拔了就灭,除了这点,是一个真正的台灯。

老马帮我们把东西搬进来,说:地方是小点,不过不要钱,厂里的保卫科每天八点来查岗,到时候你们把门锁上,不要点灯,一会他们就走。我小舅子那边已经打过招呼,就是走个形式,你们不要给他上眼药就好。电视我屋子里有,要看就下来。父亲说:老马,怎么谢你?老马说:兄弟还说这个?你看着办吧。父亲从裤兜里掏出二百块钱塞进老马手里,老马说:你租房子一个月多少钱?这里有我在,包你不花一分钱。父亲说:那是。又掏出一百块递过,老马接了,把礼帽翘了翘,走了。

从此住下。车间有一条生产线,无数的车床、吊臂、工具箱、电钻、扳手、螺丝。白天开动起来好像不是要生产什么,而是要砸碎什么那样嚎叫着。一到夜里,硕大的落地窗洒进月光,机器们全都安静,一点声音也没有,好像全都死了。潮气从地面返上来,弥漫着坟墓的气息。母亲不准我去老马的屋子里看电视,所以搬进车间三个月,我还不知道老马的屋子是什么样,电视是黑白的还是彩色的。每天八点之前,我点上台灯做完作业,就拔了插头,揣着父亲的半导体到车间四处溜达。一边捡起散落在四处的螺丝,放在就近的工具箱上,一边听着单田芳用沙哑的嗓音讲着《童林传》,那声音在空旷的车间里回荡,仿佛有无数个单田芳,无数个童林童海川。

有时晚上在车间里遇见老马,他提着手电筒检查电闸和门锁。一般我都躲开,只是半导体不舍得关,他其实能够听见我,但是并不找我。他总是醉的,即使是清晨,他也好像是刚刚喝过酒的样子,走路晃晃悠悠,见到女人就拈起礼帽,但是从不摔倒。

我一直纳闷父亲是怎么和他成为朋友的,两人的共同点像是夏天的雪花一样少。父亲年轻时是个运动健将,擅长跑圈,厂里一开运动会,便派他去跑圈,一圈一圈跑下去,据说有一次忘了已经过了终点,多跑了一圈,还是得了第一名,赢了两双黑胶鞋回来。有一次正跑着,忽然觉得汗好像一下子出光了,从身上的各个毛孔喷出去,随后一股热气袭进胸口,张嘴吐出一口血,便人事不省,一头栽倒在黄土跑道上。从此干不了重活,肺里面结了血块,经常上不来气。因是代表车间出战,好歹算个工伤,就留在车间里帮着收拾散落在地上的小零件,用只竹筐,一个一个捡起来放进去,再交给仓库保管员,第二天重新配发。其实是个可有可无的活,谁也不当回事儿,除了父亲自己。他每天按时上班,挎着竹筐在车间捡一天,下班之前一个个数过,分门别类交上去。一次母亲得了急性肠炎,吐得一塌糊涂,去工厂卫生所挂吊瓶,想让父亲请一天的假,父亲说:最近车间忙,脱不开身。母亲说:车间忙?关你屁事。父亲说:车间忙,乱丢的零件就多,捡一天都捡不完,晚上还要捡。母亲说:你还真把自己当根葱?谁不知道你是个废物?少你还能停了工?父亲盯着母亲看了半天,穿上工作服说:下班之后过去看你。然后依旧上班去了。

我们的隔间在车间的北向,没有窗户,极潮。夏天过后是秋天,蚊子少了,身上的红点也少了,不用每天夜里起来杀蚊子,往身上涂牙膏了。因为蚊子杀不净,车间里除了老马,只有我们三个活物,每天晚上准时到我们身上就餐,前赴后继,大啖人血,杀累了,困得不行,第二天还要上学,只好往身上涂上牙膏,就着一点点的清凉和不痒赶快睡去。秋天蚊子虽少,却有蜘蛛,蜘蛛不咬人,只在你身上乱爬,有时还要坐在脸上休息,伸手去抓,马上迈开八脚,水上漂一样逃走。等你住手睡着,它们便扭头回来,继续在你身上旅行。隔间的角落里都是蜘蛛网,捣毁之后它们又结,索性放任自流,反正不咬,让它们爬去,每天起夜尿尿,站起来都有蜘蛛落下,我也不看,端起夜壶尿完,倒头再睡。十二岁的我,夜里的事情还数睡觉是头等大事。

一天正睡得结实,没有做梦,忽听见有人用拳头砸门,拳势之猛烈好像要把铁门砸穿,伸手进来抓人。父亲和母亲马上翻身坐起,好像从没有睡过一样,眼睛瞪得溜圆。“别出声,可能是保卫科的。”父亲在底下用嘴形对我说。我的心怦怦乱跳,自从住进车间,“保卫科”三个字成了最大的咒语,因为从没有见过。每次来做夜查,我们都藏进隔间里把门紧闭,所以只听见过脚步声,从没见过保卫科的脸。这时听见门外说:兄弟,我是老马啊,快快开门,有好事讲给你。父亲长出了一口气,做手势叫我继续睡觉,母亲翻身穿上衣服,父亲在门里说:老马,半夜两点啊,有好事明天再讲吧。又一个拳头砸下,外面说:非得今天说不可,人生能遇见这么大的喜事,一定要跟你讲讲,老婆是你的,哪天抱着睡觉不行?父亲只好把门打开,披上衣服出去。刚一露头,就被老马一手抓住,说:走,下楼喝酒,我专门摆了宴啊,单请你一个人。

于是,怎么也睡不着了,母亲在底下倒是不久就睡熟了,她是车工,每天要站八个小时。又翻转了一会,还不见父亲回来,我蹑手蹑脚从床上下来,绕过母亲搭在床边的手,开门出去,下楼来到老马的屋子门前。老马的屋子在车间的大门旁,任何人进入车间都要经过它,白天是收发室,晚上就是更夫的卧室。只见一缕缕烟从四面门缝冒出来,我敲了敲门。老马在里面说:谁?我说:我妈让我来找我爸,他明天还要上班。门开了,里面一片烟雾缭绕,一张两米长、一米宽的大铁桌子上乱七八糟地铺着报纸,报纸上面摆满了用一次性塑料盒盛的盒菜,两只白酒瓶和无数的啤酒瓶摆在地上。一只啤酒瓶倒了,碎成两半,啤酒流得到处都是。铁桌子旁边是一张铁床,床上的被褥向外翻着,床单被罩都已经油黑。在门的旁边,是一个一人高的旧工具箱,上面放着一台彩色电视机,开着,可不知是故障,还是因是午夜,已无节目,翻着白眼一样冒着雪花。父亲手里拿着筷子,上面夹着一块锅包肉,刚要送进嘴里,看见我站在门口,笑着用锅包肉指着我说:儿子。我从没见父亲这么醉过,因为有病,他很少喝酒,也不抽烟。今天他完全变了模样,衣服敞着,露出雪白的胸口和胸口上的汗珠,手里的烟卷已经烧到了指边,还是夹着。

老马也叼着烟,一把扳过我的肩膀,说:小子,进来。父亲用脚踢过一把椅子说:儿子,坐这。听你马大爷讲,嗬,你这个马大爷啊,真是个好汉。我站着没动,说:爸,回去睡觉吧,再喝天就亮了,妈妈自己在屋里。父亲说:是啊,快坐,你马大爷正讲到关键的地方。老马说:兄弟,你这儿子我喜欢,一双手白白净净,一看就是念书的坯子,我那个种认字还没有我多。不说这个,跟他妈过,我也见不着。刚才讲到什么地方?父亲说:说你倒在地上,一把把那女警察的裤腰带抓住。老马吐出一口烟,说:是啊,那女警察的裤带真紧,手也硬,看我抓住她的裤腰带,马上扬手给了我一个嘴巴,说,松手,要不你不光是盗窃,你罪大了。我说,同志,我偷东西我认,但是实话告诉你,我偷东西是副业,主业是偷人,今儿第一次见,让我摸一把,算个见面礼。女警察一脚踹在我裤裆,把我那玩意踢得七荤八素,差点把我绝了后。但我死死抓住她的裤腰带不放,趁她劈腿,手就往里伸。她叫了一声,照我的胳膊就是一口,那娘们前世一定是个畜生,这一口好像咬到了我的骨头。我大喊一声,一使劲把她的裤腰带拽折了。她赶紧松开我,拉住裤子,我站起来撒腿就跑,边跑边喊:下回请我摸也不摸,干巴巴的,没什么意思,回见。父亲听得哈哈大笑,笑得口水都流了出来,他举起一杯啤酒冲着老马说:好汉!然后仰头喝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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