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自首之后（1/2）

我祖父在西宁自首的时候，其实还是没有他预料的那么洒脱。人再洒脱都会在最后一刻做孬种。当人民警察们朝着他上来时，手枪、手铐刹那间就绪，他差不多后悔了。

就像从1942年到1944年，他在重庆被关押的时候，半地牢里腐烂的稻草和腐烂的生命的气味，长着青黑毛发的地砖，出着冷汗的墙壁，都使他后悔不迭。他满可以钝拙一点，藏起锋芒，少耍点俏皮，良知昧去一些，不管那些管不过来的闲事。他满可以跟韩念痕多过两年没有名分却十分甜腻的生活。

一个礼拜以后，人民警察们把他拉出拘留室，不跟他透露任何处置决议，只把他往一辆警车上拉，他发现自己一点种都没有，身体跟梁葫芦一模一样地向后赖，脚先上了车，脊梁还想在车外多待哪怕一秒钟。他想这次不会再有误会了，一定是直接押上刑场。梁葫芦就是那样被押上刑场的。他背对着警车的门，双膝着地，屁股坐在自己的脚跟上。他的眼睛的余光里，一边一双人民警察的脚，穿着西北的翻毛皮鞋。就在这两双翻毛皮鞋之间的警车地板上，他的记忆明确无误地把梁葫芦当时的脸孔回映给他看：非常奇怪的一张脸，从额头到鼻子都是青白色，剩余的地方还是污垢和日晒造成的乌紫，似乎青白的皮肉是先死了。眼睛也是先死亡的部分。梁葫芦的眼睛最后一定是谁也不认识的，老几跟着他后面，想来个草草的送行，但梁葫芦看不见他，他眼睛已经死了。

警车向前颠簸着，把又成了老几的他往最终的下场载去。

我祖父的膝盖骨磕碰在警车地板上，疼痛得跟碎了一样。他是习惯这种疼痛的，继续在两双翻毛皮鞋之间看自己的记忆播映梁葫芦的下场，因为那是他最新的参照。梁葫芦被枪毙之前，监狱的领导通知了他的弟弟。他最大的弟弟已经十六岁了，刚刚应征。因为梁葫芦即将被处死，公社反而照顾了他弟弟一个招兵名额，并替他改大两岁。弟弟来了后，被安排住在家属区的一间客房里，说好只待两天就回东北继续新兵训练。梁葫芦这时还在做好汉，对邓指说，有啥见的？老子还不是为了给他们争一个白面馍丢老命的？邓指知道梁葫芦比较听老几的话，把正在播种土豆的老几从田里叫回来，说：“老陆啊，组织上给买一张火车票让葫芦弟弟来跟他告个别，都两天了他就是不肯见面。你说说他去吧。”

老几两手的泥巴进了那个单间号子。这间号子一多半在地下，没有窗子，只有个出气孔。一般是惹了大祸的犯人给关在里面，什么也看不见，骂人叫喊都尽管叫，反正谁也听不见。即将处决的梁葫芦一动手脚都叮当响，给他上了最沉的脚镣手铐。老几于是便对着那叮当响的方位说起话来。他没有结巴。一个将死的男孩子配见识一个口才卓越的老几。对着完全看不见的梁葫芦，他说假如他是葫芦的话，绝不会错过跟亲人见面的最后机会。葫芦一声不吭，唯一的响动来自他的镣铐，或者屁股下的芨芨草。过了一会儿，老几又说，谁都为他可惜，不过这是没办法的事。老几还说，梁葫芦这三年对他的好，值得他老几在剩下不长的余生里怀念。

又过了伸手不见五指的几分钟，葫芦说：“狗日的老几，你他奶奶的不结巴呀？”

老几不置可否。反正梁葫芦就是顾得上揭发他，也来不及了。老几接下去还是尽自己的努力苦口婆心：葫芦弟弟在东北当兵，路上走那么多天，要他老几是梁葫芦，就冲这一点也会去见一面的。

“那你个老狗日的，你是假装的结巴？装了这么多年？”梁葫芦的口气几乎是崇拜的。“你为啥要装结巴？”

……

“为啥？”

“结巴好，嘴慢了，脑子就快了。”

老几想，梁葫芦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反正他的生命所剩的钟点全加起来，已经不到三位数了。

老几钻出那间伸手不见五指的号子的时候，正是晚饭时间。邓指在操场上等着，问老几谈的成效如何。老几摇摇头。邓指对老几摆摆手，让他掉头回去，问问梁葫芦，他弟弟明天一早走了，不见的话有没有什么临终遗言，或者遗物。老几只好再钻回去。临终遗言被老几说成“给你刚当兵的弟弟两句祝福吧”。至于遗物，老几尚未开口，梁葫芦就在芨芨草褥子上打点起来，铁镣响成一片。然后他和老几摸索着交接了东西，老几接过东西，抓住葫芦被冻疮疤痕弄变形的手，他把这只手用力握了握。

梁葫芦给他弟弟和妹妹们留下的是三套棉衣棉裤，已经破旧，是他在监狱两礼拜一次的交易市场以物易物换来的。他的刑期逼近，他每天都少吃一口，用一个馒头或者一碗小米饭换一个帽子或一双袜子，再把手套帽子集中起来，换成一件单外衣，再把单外衣搭上一支钢笔或一双旧球鞋换成棉衣。就这样一截一截地交换，最后给所有弟妹们都换上了棉衣棉裤。他在棉衣棉裤里包了他用沙柳树枝削的弹弓，那是给他最小的弟弟的；用牛骨头磨了个烟斗，说是给大队老支书的，支书照顾了他的弟妹。他还给他妹妹换了一对紫红色的毛线手套。准备这些东西用了他半年时间，现在终于都准备齐了。他唯独没有留下东西给这个当了兵的弟弟。他狠狠地对老几说：“他会稀罕这些？人家升官发财了！”

邓指拿着梁葫芦的遗物，掂量一会，还是决定让老几把事情做完。

“老陆，你最后听了梁葫芦说的话，也别跟我转告了；你就去跟他弟弟转告一下，把他送走就完事。就算组织上掏钱让他来西北玩一趟，啊。”

梁葫芦的弟弟比梁葫芦高出大半个头来，但不像哥哥那么有力量有血性。弟弟读了高小，十四岁就开始给大队记账。他看了看哥哥留下的遗物，眼圈红了。老几瞎编了几句梁葫芦对弟弟的祝福，弟弟听着听着，用涂了油漆一般僵硬闪光的新军装袖口抹开了眼泪。葫芦弟弟的两个口角也发白，跟葫芦一样，从小到大生口疮，不知军队伙食里的营养是否能根治他。

梁葫芦是第二天一早给拉上警车的。据说还要先去西宁，在那里跟一帮被处决的人一块参加个公审大会。梁葫芦给拉出黑号子的时候，所有犯人刚跑出号子准备早点名。本来计划是在早点名之前拉葫芦走的，但他在那黑号子里争拗了十多分钟，一个人有十个人的力气。

老几看着梁葫芦被拉着从犯人队伍前面过去，手和脚给拽到前面，脊梁和屁股往后，腿弓成骑马蹲裆式，脚镣和手铐响得跟铁匠铺搬家似的。所有犯人都半张开嘴，为梁葫芦行注目礼。一个犯人叫道：“葫芦一路走好！”

梁葫芦就在这当口上回过头，老几看到了他已经进入死亡的那部分脸。小凶犯在最后褪尽所有凶残，常年红烂的眼睛此刻是羔羊的。犯人们解散之后，早餐开始了，梁葫芦还没有给拽进警车，一滴滴尿从他棉裤管里漏出来。警察也不硬来，似乎对死囚的垂死挣扎充满理解和同情。人们捧着大盆的青稞糊糊聚向门口，见老几过来，都给他让路。老几看着对开的车门在梁葫芦被塞进去之后关上了，一切挣扎最终归于无济于事。

现在我祖父的背后也是这两扇对开的门，门外，遮天蔽日的一大团西北尘雾。已经进入大荒草漠了，从到处漏风的警车钻进草地和沙尘的气味。在他右边的翻毛皮鞋踢了踢他，问他要不要解手。

车停在一个道班房前，两个警察一边一个架着他的胳膊，等于把他从车上抬下来。只要他不再逃走，他们宁可伺候他。他们替他解开裆间纽扣，扯脱内裤。对此老几也习惯了，不像多年前在重庆被捕时脸皮那么薄，当着几个夜袭者他窘得穿不上裤子。

一个警察对另一个警察说，还是个大知识分子呢！在美国留过学，得了博士学位。另一个警察年轻一些，问道：啥叫博士学位？可能得了就是大知识分子，不得就是小知识分子。这下老几窘了：给他们看的不再是犯人老几撒尿，而是陆焉识博士撒尿。

梁葫芦被拖走之后的第三天，邓指把老几带到田边。当时老几在一块田里施化肥，看见邓指的头顶一蹦一蹦地从远处一大蓬骆驼刺后面走来。邓指这样一蹦一蹦地走路不是有急事就是在发火。结果是急事加上发火。他带着老几往田边走，走到犯人们听不见他们讲话的地方。一开口邓指就说：“老几，到底是梁葫芦瞎咬你，还是你就是个狡猾的老狐狸，一直在装蒜？”

他一听见邓指不再叫他“老陆”就明白大事不好。

老几呆呆地看着邓指，然后开了口。

“什、什、什……么？”他心里数着嘴里重复的字眼，看着邓指的脸色，给自己争取时间拿出对策：假如这个政工干部相信了梁葫芦，他该怎么办。

“梁葫芦被处决之前，揭发了一件事，他说你根本就不结巴。你是假装结巴装了这么多年的！”邓指五短的手指从露着棉絮的军大衣袖口里伸出来。

老几问，为什么要假装呢？邓指说他正要问他呢！老几觉得自己的脸还是绷得住的，对自己扮出的懵懂面孔还是比较自信的。当囚犯这么多年，他可以对着指控的人目光笃定，不会像多年前在重庆那样，人家一拍桌子说“没讲实话”他就灵魂溃散。邓指逼不出进一步的结果，便说给他一天时间考虑，如果像梁葫芦说的那样，老几一直是在假装结巴，捉弄政府和领导，他主动交代了，可以从轻处理；假如梁葫芦诬陷了他，那是另一回事。是否争取宽大，看老几自己的表现。他结巴着表达了谢意，感谢邓指给的一天时间，但他还是把它退还给邓指，因为他不需要一天来考虑本来就不必考虑的事实：他真的是个结巴；从陪绑杀场那次就落下了这个孬种毛病。这也不是什么光彩毛病，落下它是没办法的事。

邓指放他回去干活去了。太阳特别大，完全无风，尿素给蒸发起来，在田野上飘着一层奇臭的云烟。他就在让人睁不开眼喘不了气的尿素烟云中，思考梁葫芦最后的一刻是怎么了。

梁葫芦在被绑上粗大的绳索，背上插了打着红叉的名签时，想到一个或许可以自救的办法。犯人揭发其他犯人是可以受到减刑嘉奖的。他就把死里逃生的所有希望都押在这一句揭发上了。第二天就是公审大会，还有八小时他就要登台做最后亮相了，他一边手淫一边想着自己短短的一生：吃没吃穿没穿，连女人都没有过，就只有这个“右手情侣”，所有温柔、乐子都是来自它。他叫来了看守，说自己有一件大案要揭发。看守问他什么大案，他说看守不够级别。看守害怕耽误了国家办大案，连夜叫来侦讯科长。梁葫芦问侦讯科长，假如他揭发了大案，会不会得到减刑的奖励。侦讯科长说当然。谁担保？我担保。你拿啥担保？我拿啥都能担保。讨价还价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侦讯科长烦了，说：“啰嗦个啥呢？没啥揭发明天公审大会见吧！”梁葫芦这才事关重大地告诉了侦讯科长，七大队六中队的那个姓陆的大反革命是假装的结巴；看看，那老家伙隐藏得多严密啊，这么多年都没暴露。第二天一早，梁葫芦还是跟侦讯科长在公审大会上见了。梁葫芦太失望了，问科长的担保咋跟放了个屁似的，屁还臭一阵呢！

老几一面施尿素一面想象着。枪口对准梁葫芦白白无毛的后脑勺时，他会不会觉得特别上当，觉得鸡飞蛋打、赔了夫人又折兵，把老几检举了而自己青白色的脑勺最终还是成了射击的靶心。老几完全能理解梁葫芦的揭发。十八岁一条命快没了，什么都拉扯来保命，这有什么不好理解？他揭发了老几，把老几的麻烦招来了，可命也没保住，这就让老几替他黯然神伤了。老几在入狱的头几年就明白什么都可能给其他犯人拿去保命或立功，所以他用自己的沉默和结巴筑起一圈隐形城堡，谁也别想让他打开城堡的大门。梁葫芦刚来的时候十六岁，把老几孝敬成了自己大爷，老几城堡的墙被他打出一个洞，现在是堵这个洞的时候了。他知道邓指接下去会紧密观察他，会布置犯人或者加工队员监视他，所以他既不多话也不少话，用尽力气地保持轻松。心理学他是懂一点的，人在内心压力大的时候往往话多或吃得多，说话和咀嚼都是减压的。因此他按照自己准确的记忆，沿顺他一贯的语言习惯。大概在三个月以后，他感到自己恢复了邓指心目中可靠的老几形象。因为他再次找老几到他家去帮着修理那只欧米茄。

此刻在警车上跪着的老几听见一个警察对另一个说：老家伙够呛吧？他的同志同意一对老膝盖这样跪一路的确够呛。所以他们共同决定让老家伙坐下来，就地坐在车子的地板上。其实对老几来说，此刻坐着和跪着已经没有什么区别，疼痛早变成了麻木。他坐了半小时膝盖的疼痛才追上来，等膝盖的疼痛减缓，屁股的疼痛开始了。

警车是午饭后不久到达劳改农场场部的。两个警察和保卫科长以及两个保卫干事把老几作为重大差事接过来。交接手续在保卫科办公室办理，老几给关在保卫科隔壁的一间空屋里，屋子的功用就是暂时禁闭或拘留犯人。他能听见隔壁嗡嗡嗡的说话声。老几知道自己的命运正在被嗡嗡嗡地决定。或者说部分地决定。因为根据他逃跑的恶劣性质，他的命运应该在他自首前就部分地被决定了。他还能为婉喻和孩子做点什么？也许写一张离婚协议书？

老几听见隔壁嗡嗡嗡的声音静下去，保卫科长和干事们跟两个西宁警察走出了办公室。走廊上，大家一边告别一边谦虚，强调自己的不是。保卫科长说他们警惕性不强，管理干部的素质训练松懈，造成老家伙的逃亡。警察们说他们警惕性也不强，老家伙混进市里都没有及时抓获他。说着他们就走到了关押老几的这个屋子。警察们打开了老几的手铐，换上了场部的手铐。警察的手铐式样新多了，功能也多得多，外松内紧，越挣扎越吃苦头。场部的手铐比较粗笨，看起来恐怖，戴上去轻松。老几刚刚这样想着，保卫干事们把他的双手背到背后，手铐在背后上了锁。没有脚镣，他们用一根绳子把老几的一双脚拴起来。绳子太长，于是就顺便把小腿也缠进去，结子打在小腿肚和膝盖下的凹槽里。这是最有利于打结的地方。

老几和其他犯人一样，不怕铁铐，怕纸铐。他有过一次戴纸铐的经验，它和他后来坚持结巴有很大关系。戴纸铐也是他嘴巴不够老实造成的。那时候他和其他几万囚犯刚刚被车皮装运到大草漠上，相互对别人的事还有兴趣，打听同伴的罪状或者刑期是日常话题。老几那时还不叫老几，犯人们对他还比较尊重，叫他xx号。事情是这样出的：一群犯人被派去打桩子钉帐篷，一个人叫另一个人大主教。老几说主教怎么也进来了？一个犯人说，因为是反革命主教。什么是反革命主教？就像反革命博士、反革命教授。可是宗教不一样啊，不是说公民拥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吗？当晚一个干部来到老几的帐篷，给他戴上了纸铐。同帐篷的犯人一声不吭地看着上铐的过程，等干部走了一个犯人说，犯啥大事了？咋罚这么重呢？纸铐不过是两段纸条，用糨糊粘在一起，毫无分量，但戴了一会儿就让人想念起铁铐来。铁铐给人的自由度比纸铐大多了。干部上纸铐的时候，还伴随一句话：不准弄破了它，弄破了等着瞧！这句话的恐怖在于不知等着瞧瞧的是什么。那个未知的后果在等着你，对犯人来说，未知就是恐怖。那一夜老几一点都没敢动，纸头发出一点窸窣声他就从浅盹里惊醒。被子被睡在他旁边的狱友裹走，越来越多地裹在他的身上，他试着把它往回拽，但纸铐却出现了好几道裂纹。他想到干部说的“等着瞧”，便忍住恶心，将大半身体塞进扯他被子的狱友被窝。第二天他解手都是靠那个主教帮忙。主教从事了大半辈子神圣事业，末了让他解决如此世俗的问题，他满脸发烧地跟主教道歉。

也像对纸铐的认识不足一样，这次老几发现自己低估了保卫干部的捆绑手艺。他的小腿在太阳落山时渐渐麻木。最后的阳光从窗子透进来，在老几对面的毛主席相下面投出一片金黄。他听见一个个办公室的门打开，走出人来，然后一个个门被撞上，锁上锁。钥匙声音和干部们相互打招呼的声音顺着走廊渐渐远去。老几蹭着墙壁，想把裤腿蹭起来，看看自己的小腿怎么了，就像从膝盖下截走了似的。假如现在真要给他截肢，麻醉肯定是够的。他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彻底的肢体麻木。他的两手被手铐锁在背后，每次蹭裤腿的努力都让他失衡，不是侧着倒下就是向后倒去。他听见这一房子对面的那排房子还有声响：咳嗽，打电话。那是机械科的办公室，老几也就来过场部三次，对场部的办公室分布记得清清楚楚。机械科的人走了以后，他就成了被遗忘的一件差事。明天人们看到他，才会想起来，怎么把他给忘了呢――好了，现在已经是双腿坏死，屎尿满身，浑身灰土的一件过时的差事。

他终于把裤腿蹭上去了，看到的不是腿，而是乌紫的两截棍棒，坏死已经开始了。

他一次一次蹬动没有感觉的腿，尽可能使血液回流一些。在几分钟的蹬腿运动之后，腿似乎有了点反应，温度升上去一点，感觉变成密密麻麻的细小活物，顺着血管从活着的大腿往下爬，爬得他的小腿开始发痒。复苏的无数小虫子一直爬到脚底板，奇痒难熬。他不停地蹬动腿，但力气在失去。从海拔低的地方回到三千多米的大草漠上，十多分钟的蹬腿运动已经让他濒临气绝。这是几个月自由流浪的一个副作用，他的肺活量和耐力退化了。

对面机械科那个打电话的声音还在继续，是在电话上给机耕队的某人指导一台拖拉机的修理。老几必须在那个人离开之前提醒他，自己是那件被西宁警察和保卫科交接了但还没办理的差事。趁着小腿部分地恢复了感觉，他转成侧身，向一张办公桌爬去。办公桌不够沉重，他想用背在身后的两手扶住它往上起身，但他的企图一再失败，只不过每次都要把办公桌往一面的墙壁移动一下。他不再徒劳，索性把力气花在推动办公桌上，只要它有两面抵住墙壁，就能承得住他的体重。

老几成功了。他现在非常怪异地直立，五分之一的身体被绳子捆成了木乃伊。他扶着办公桌计算，需要多少步可以跳到窗口。四步或者五步。五步。他要像大袋鼠一样双腿蹦跳，并且不能摔倒，摔倒他还得爬回办公桌，再撑着桌腿爬起站直。他无意中看见办公桌上有个茶杯，他用下巴把它打翻。这是藏民喜欢的砖茶，茶叶比水还多。他咂干了茶，吞吃着茶叶，牙齿挤出茶叶里的苦汁。茶杯出现的正是时候，他已经一天没有喝水了。

窗外光线抖动了一下，暗了，那是太阳最后往地平线下一沉。

正如他的计算，他用了五步跳到窗口。但最后一步他没有站稳，晃了晃还是向后倒去。只能再侧过身，以军事动作匍匐前进，侧身爬回办公桌。气喘如牛的老几在跟机械科打电话的人竞赛，必须在有关拖拉机修理的电话指导结束前冲到窗前。老几同时还寄希望于机耕队那个接受电话指导的人，他希望他笨一些，越笨越好，越是能把对面机械科打电话口授修理技术的人拖住，给老几赢得时间。老几扶着办公桌站起，把桌面上所有的茶叶舔舐干净，用牙齿把苦极的水分一滴不漏地挤出来，连同提神效用吞进肚子。落霞

这一次他是分七步跳到窗前的。他总结了上一次的经验：步子太大必然跳得过猛，所以导致了落脚不稳。他此刻站在窗前，看见对面机械科的办公室确实只有一个门还开着。他怎么出去是下一步的难题。没有手，没有脚，剩下的就是一个头。窗子不高，窗台只达到他的胯骨，假如他用头撞碎窗子上的玻璃，运气好的话，那个人会被这种危险响动惊扰。但他的风险是，第一，头破血流以致破相；第二，被误会畏罪自杀。他不会自杀的。从干部们给刘胡子自杀的总结里他明白自杀是一种对抗性行为，是示威，是敌意的最后表白。一切敌意都可能给婉喻和孩子们找来进一步的麻烦。他看到她们生活得还不错，虽然离报上说的社会主义幸福生活比较远，但天伦之乐还可以尽享，小笼包子还有得吃，他一对抗，她们连那一点享受都没了。

机械科的人挂电话了。老几看着他站起身，打开抽屉，拿出一沓公文纸，大概是顺手拿回家给孩子当草稿本用的。老几用头磕了磕玻璃，对方没有听见。就是听见他会怎么样？老几现在必须把自己闹成一个大响动，才会保住正在废掉的腿。腿成了废物之后，他要依赖别人的帮助蹲厕所，从现在一直到处决之前。他在流浪中做了许多人的“老先生”、“老伯伯”、“老人家”，让他把十多年监狱生活养出的厚颜丢得差不多了。他看着对面打电话的人走出办公室，开始锁门，他心一横就把头撞在玻璃上。他听见“砰”的一声巨响，眼前出现白亮的一片，亮光从一个大盆那么大迅速缩小，最后消失了，被红色替代了。红色把他眼前的傍晚刷上了红漆，红漆扩开，傍晚渐渐被挡住。一个声音在红色的那一边叫喊起来。

“你是哪一个？！”四川籍的机械干部觉得画面比较惊悚，声音都冒调了。

老几血头血脸地回答，他是哪个大队哪个中队的哪一个。不管是哪一个，也不能把他丢在空办公室里，让他的腿废掉。

“那你咋跑这儿来了呢？！”

四川人把手伸进玻璃上那个被老几的脑袋撞出的洞，顺着洞插下来，提起窗子的插销，把窗子打开。然后他纵身一跃，从窗口翻进来。四川人把老几的一双乌紫的小腿看了看，这里掐一把那里戳一指头，同意老几对它们的判断：这双腿确实很快要不得了。

“拜托首长你了，快去叫我们队的邓指导员来。”老几声音沉稳，为四川人压惊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