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事件（2/2）
纯一不由得看了杉浦律师一眼：“无心为他辩护？”
“是的，这是常有的事，”杉浦律师满不在乎地说，“审判这东西全看走运不走运。被告人的律师、检察官、法官等凑在一起，完全可以左右一场审判。有这样的说法：如果被告人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性，男法官就会作出较轻的判决，反之，女法官就会主张严惩。这也是自由心证主义 [1] 。哈哈……”
纯一根本没在意杉浦律师的哈哈大笑，而是低头思考着自己的事。自己因伤害致死罪被审判的时候，法庭是怎样一种状况呢？
“咱们言归正传，”杉浦律师继续说道，“对一审的死刑判决开始产生怀疑，是从二审开始的。新聘请的辩护律师非常执著地追究两个疑点。一个是始终没有发现被盗走的印鉴、存折和凶器。案发后警察进行了全面搜索，结果……”
杉浦律师离开通向宇津木宅邸的道路，指着通向山中未铺柏油的林荫路说：“在离这里三百米左右的地方，发现了一把铁锹。那把铁锹是被害人家里的东西。也就是说，凶手逃走之前曾一度进入山中，掩埋证据。”
纯一问：“凶手不但掩埋凶器，连印鉴和存折也掩埋，这不是太奇怪了吗？”
“辩护人也指出了这一点。但是检察院方面反驳说，被害人肯定是认为只要有银行卡，就能取出现金。”
南乡说话了：“这么解释有点勉强。”
“是的。但是，留在铁锹周围的轮胎印，确实是树原亮的摩托车留下的。”
“也就是说，去与逃走路线相反的方向掩埋证据是为了搅乱搜查？”
“审判方是这样认为的。”
纯一问道：“最后也没发现存折、印鉴和凶器吗？”
“是的。警察还分析了附着在铁锹上的泥土，在非常大的范围内进行了搜查，结果什么都没找到。但是，附着在铁锹上的泥土，与附着在摩托车轮胎上的泥土的土质是一致的。毫无疑问，树原亮的摩托车去过扔铁锹的地方。”
杉浦律师说到这里停了下来，为的是给纯一和南乡一点整理思路的时间。然后他继续说道：“第二个疑点是树原亮这个年轻人在事故现场被发现时没戴头盔。根据他周围的人的证词，树原亮在驾驶摩托车时总是戴全脸头盔。作案的时候，这是掩盖面部最合适的东西，可为什么在抢劫杀人这一天，却没戴头盔呢？”
南乡想了一下问道：“也就是说，有第三者的存在？”
“是的，辩护人就是这样主张的。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摩托车上应该有两个人，坐在后面的那个人，把树原亮戴着的头盔抢过去戴上了，所以事故发生时没受重伤。”
“您的意思是说，他一个人逃走了？”
“是的，事故现场周围虽然都是很陡的斜坡，但树木很多，抓着树枝树干下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纯一问：“警察没有查一查斜坡上是否有脚印吗？”
“查了，没发现脚印。但是那天下雨了，即使有人顺着斜坡下去过，也找不到脚印了。这却成了检方反驳第三者说的强有力的证据。”杉浦律师谨慎地说，“抢劫杀人后却没用被害人的存折取出现金，也就是说，如果是第三者拿走了印鉴和存折的话，为什么他不使用印鉴和存折呢？为了抢劫这些东西，他可是杀了两个人啊。”
纯一沉默了，南乡也陷入了沉默。辩护方与检方在二审时激辩的场面浮现在他们眼前。但是，结果呢？……
“二审驳回了上诉，最高法院也驳回了上诉，后来的判决订正申诉还是被驳回，最终确定了死刑判决。”
“请等一下，”纯一发现自己听漏了重要的事情，“关于刚才的第三者说，被抓起来的树原亮是怎么说的呢？摩托车后座上坐没坐人？坐的是谁？没有他的证词吗？”
“这个案子特殊就特殊在这里，”杉浦律师停顿了一下又说，“被告人因在摩托车事故中头部受到强烈撞击，完全丧失了犯罪时和犯罪前后那几个小时的记忆。”
树原亮骑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负的伤，除了四肢摔伤以外，右脸严重擦伤，皮肤几乎剥落，头盖骨也骨折了，造成脑挫伤。不过，颅内的血肿通过手术被清除，头部及面部骨折也复位了，术后恢复得很好。
但是，树原亮留下了让搜查员们感到困惑的后遗症。案发当天下午5点以后的事，树原亮完全丧失了记忆。
对于自称只丧失了案发前后四个小时的记忆的树原亮，搜查员们持怀疑态度，认为他有可能是假装失忆。刑警们执著地审问，想让他招供，但树原亮坚称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被告人失去的那段记忆，在后来的审判中也成了争议的焦点。如果是装病拒绝招供的话，那么他将受到更严厉的惩罚。但是，法官根据医务人员的证词推定，被告人记忆丧失是真实的。因为人在头部受到撞击的情况下，不仅发生事故那个瞬间的记忆可能会丧失，甚至此前很长一段时间的记忆也可能会丧失，这种现象被称为“逆行性遗忘”，而且“逆行性遗忘”并不是稀有的病症，在交通事故中受伤的人中频繁出现。法庭把医务人员的证言作为证据采用了。
但是，推定毕竟是推定。发生逆行性遗忘的病理机制还没有弄清，客观地观察到大脑的器质性病变的情况也很少。所以，说树原亮肯定是丧失了记忆，并没有物理性证据。
“问题就在这里，”南乡接着杉浦律师的话继续说道，“没有记忆就不能反驳检方主张的公诉事实。进一步说，正因为他丧失了记忆，才会被认为他接受了死刑判决。”
“这是什么意思？”
“量刑基准。量刑基准是这样的：关于抢劫杀人，如果被害人是一名，就不会被判死刑，而是被判无期徒刑。但是，如果被害人是三名以上，一般情况下都会被判处死刑。”
“这个案子的微妙之处在于被害人是两名，”杉浦律师说，“在这种情况下，审判结果转向哪边都不奇怪。但对于被告人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如果逃过死刑，被判无期徒刑，按照法律规定，服刑满十年就有可能回归社会。”
纯一看看杉浦律师，又看看南乡，然后说道：“那么，量刑基准跟树原亮有没有关于这个案件的记忆有什么关系呢？”
“这跟悔改之心有很大的关系，”南乡说，“法官判不判死刑的最重要的理由，就是看被告人是否有悔改之心。”
纯一对于悔改之心这个说法实在是太熟悉了，因为他自己被判刑的时候也存在这个问题。不过那时候也就是延长了几个月的刑期，并不是死刑与无期徒刑这么大的差别。
纯一再也忍不住了，干脆将一直存在于他心中的疑问说了出来：“悔改之心什么的，别人能做出判断吗？犯了罪的人是否真正从内心反省，从外表怎么能看出来呢？”
“从过去的判例来看，判断的标准各种各样。”杉浦律师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浅笑，“比如在法庭上痛哭流涕啦，愿意支付给遗属高额赔偿金啦，在拘留所做个被害人的灵位每天叩拜啦，等等。”
“被害人已经被杀死了，每天叩拜也活不过来吧？如果用这些作为判断的标准，不是对有钱人和爱哭的人很有利吗？”纯一真的生气了，毫不客气地反驳道。
南乡见纯一这么冲动，感到不可思议。“你这么说话就有点过分了。”南乡温和地批评了纯一，又加了一句，“当然我也不能否定你的话是有道理的。”
“我们还是回到树原亮丧失记忆这个话题上来吧。”杉浦律师说，“因为他本人丧失了记忆，当然也就不可能表现出所谓的悔改之心，因为他根本不记得自己干了什么。他本人非常自信地作出证词，除了失去记忆的几个小时以外，从未想过要杀害宇津木夫妇。”
南乡说：“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如果发生一个跟树原亮相同的案子，凶手即便被起诉，但只要主动坦白，并表现出悔改之心，也许就不会被判死刑了。”
纯一又想起自己不满两年的刑期。自己也夺走了别人的性命，结果纯一自己的生命却没有受到威胁。抢劫致死与伤害致死，同样都是夺去他人生命的犯罪，量刑却有如此大的差别。
“由于他的逆行性遗忘，判决确定后对他也很不利。”杉浦律师说，“法律赋予的可以挽救死刑犯的方法，有请求重审和请求恩赦两种，但请求恩赦必须是在承认自己罪行的前提下，所以他没有资格请求恩赦。”
“那么剩下的方法只有请求重审了？”
“是的。他三次重审请求都被驳回了，第四次也被驳回，但现在正在进行上诉。估计这次上诉也会被驳回。我要拜托南乡先生和你的，是为第五次请求重审收集证据。”
纯一决定积极参与这件事。他开始诚心诚意地考虑如何救这位叫树原亮的死刑犯一命。如果他自己身上没有背负着犯罪前科的话，也许不会如此同情一个死刑犯。
“但是我们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从第一次判决到现在已经过去快七年了，所以树原亮哪天被执行死刑都不奇怪。最危险的时刻就是这次重审请求被驳回的那个瞬间。”
“那么，即使我们找到了他无罪的证据，他也有可能在第五次请求重审之前被执行死刑，是这样吗？”
“是的，这次到我们事务所来的委托人也考虑到了这个情况，所以只给了我们三个月的期限。”
“委托人？”南乡感到意外，“这个工作，不是杉浦老师交给我们的吗？”
“不是我交给你们的。我还没有告诉您吗？”杉浦律师脸上浮现出讨好的笑容，“我只是转达委托人的愿望。他想为死刑犯昭雪冤案，所以让我找人收集证据。”
“于是您就选择了我们作为行动部队？”
“是这样的。”
“我也想过，如果是杉浦老师交给我们的工作，报酬也太高了。”南乡半开玩笑地笑了，但他眼神的一隅残留着对杉浦律师的些许怀疑，“委托人是什么地方的人？叫什么名字？”
“这是秘密，我只能告诉您，委托人是一位匿名的热心慈善事业的人。他反对死刑制度，是一个很有骨气的人。”
杉浦律师又圆滑地对依然持怀疑态度的南乡说：“关于报酬，您还满意吧？”
“啊，”南乡沉着脸点点头，“还有什么事没说给我们听吗？”
“还有一个。现在有不少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在援助树原亮，都是反对死刑制度的人士，你们绝对不要与这些组织接触。”
“为什么？”
“虽然这些援助树原亮的人士都是善意的志愿者，但其中也有思想极端的人士。如果你们收集证据的时候与这些人扯上关系，对重审请求的审查就会更加严格。”
这个解释没能说服纯一：“谁干不一样？证据就是证据。”
“那可不一样。这就是日本社会的复杂之处。”杉浦律师用一种抽象的说法回避了纯一的问题，“总之，你们两个人的活动，千万要保密。”
“可是我必须向监护人和监护观察官汇报……”
“那倒不要紧。他们有义务为三上你保守秘密，不会从他们那里泄露出去的。”
南乡问：“杉浦老师以前援助过树原亮吗？”
“没有。这次是第一次。”
见南乡皱起了眉头，杉浦律师慌忙说：“是这样的，树原亮还有别的律师，各种援助活动是以那位律师为中心开展的。可是有一个援助树原亮的人，这次特意跑到我的事务所来了。也许是在援助树原亮的组织内部与大家有了意见分歧，决定单独行动吧。”
“原来如此。”南乡说着用鼻子叹了口气。为了换换心情，他故作开朗地对纯一说道：“那好，我们就开始干吧!可是从哪里下手呢？”
纯一听南乡这样问自己，心里很高兴，可是纯一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反问南乡：“是啊，从哪里下手呢？”
“最后还有一点。”杉浦律师插话了。
纯一和南乡一起转过头去，不高兴地看着杉浦律师。
杉浦律师犹犹豫豫地说道：“这次促使委托人采取行动的理由，是因为树原亮想起来了一部分丧失的记忆。”
“一部分记忆？”
“是的。树原亮说，在丧失的那不到四个小时的记忆里，他正在某个地方上台阶。”
“台阶？”纯一立刻问道。
“是的。他说当时他处于一种死亡的恐惧之中，他在死亡的恐惧之中上台阶。”-
3-
杉浦律师钻进自己的白色轿车，顺着山路下山了。此后，纯一和南乡站在原地，盯着宇津木耕平宅邸看了好一会儿。
这时候已经是下午1点半了，开始倾斜的阳光使周围新鲜的绿叶在逆光中格外显眼。淡淡的光线照射下的木造房屋，看上去就像落后于时代潮流的古代遗迹。
“真是奇怪，”南乡终于说话了，“这是座平房啊，怎么会有……”
“是啊，怎么会有台阶呢？”纯一也觉得奇怪。
“征得遗属的同意以后，无论如何也要进去看看。”南乡环顾四周，看到宇津木宅邸前面那条路，一边通向海边中凑郡繁华的街道，一边通向凶手掩埋证据的山中。
“不管怎么说，我们要先找有台阶的建筑物。”南乡主意已定。
“树原亮恢复的记忆，”纯一说道，“是不是过于模糊了？他想起来的，只有死亡的恐惧和他自己踏上台阶的脚。”
“除此之外他什么也没想起来啊。”
“不能跟本人见一面，详细问问吗？”
“那是不可能的。已确定死刑的囚犯与社会完全隔离。能够见到他的只有律师和他的部分亲属。从被判处死刑的那一刻起，他就跟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样。”
“南乡先生作为管教官也不能见吗？”
“也不能见。”南乡想了想又说，“不过，同为死刑犯，在最高法院确定执行死刑之前，也有见到过的。不管怎么说，我们只能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
“南乡先生怎么看？树原亮是被冤枉的吗？”
“只能说有这种可能性。”南乡脸上浮现出为难的笑容，“从刚才杉浦律师介绍的情况来看，应该有四种假说。首先是树原亮单独作案。如果是这样，判决就是正确的。第二，有第三者存在，但如果第三者与树原亮同为主犯，死刑判决也不会更改。不过如果第三者是主犯，树原亮是从犯，就可以减刑至无期徒刑以下。”
以上三个假说，都是将树原亮当作罪犯。纯一把希望寄托在第四个假说上。
“第四个假说是第三者单独作案。去拜访监护人的树原亮偶然遇到了这个强盗，强盗胁迫树原亮，让树原亮帮他处理证据并帮他逃走，结果在下山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
“头盔不就证明了这个假说吗？如果一开始就是两人一起作案的话，应该有两个头盔才对呀。”
南乡点点头，说出了自己的疑问：“可是，强盗为什么不在事故现场杀死树原亮呢？也许树原亮已经看到他的脸了。”
“大概强盗以为把树原亮扔在那里不管，也肯定会死掉的。如果警察发现摩托车事故现场的尸体是他杀，强盗不就惹火烧身了吗？”
“你说得有道理。也许摩托车事故刚一发生，宇津木夫妇就正好经过那里。”
“就是说，强盗没有杀死树原亮的时间。”
“是的。于是，强盗为了加罪于树原亮，把装着银行卡的钱包留在了现场。”
纯一见自己的推论说服了南乡，感到十分满足。
南乡又说：“还有一件叫我觉得奇怪的事，就是存折和印鉴为什么不见了。如果说存折、印鉴和凶器一起被掩埋了，怎么想都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如果说是被那个第三者拿走了，还比较自然……可是，他为什么不去银行取钱呢？”
“怕被银行的监控录像录下来？”
南乡笑了：“能想到监控录像的家伙，一开始就不会偷存折。”
“啊，那倒也是。”
“如果我们相信第四个假说，就无论如何也要找到台阶。我觉得警察没有找到的凶器就在那里，说不定其他的证据也在那里。”
纯一对此也有同感。强盗行凶后，将树原亮带到一个有台阶的地方，强迫他掩埋了证据。树原亮一定想过，警察会根据他的供述把证据挖出来的。可惜的是，摩托车事故发生后，他丧失了记忆。
但是纯一马上又想到，所谓的台阶如果是楼梯的话，一般应该在房子里，跟用铁锹挖洞的行为没有什么关联。
“先回东京吧。”
南乡说着向汽车走去。纯一跟在他身后，试探着问了一句：“刚才那位杉浦律师，我们可以信任他吗？”
“律师嘛，就是为了让人们信任而存在的。”南乡笑着说道，说完又补充了一句，“当然，这只不过是理想主义的说法。”
南乡特意把纯一送到了位于大塚的家。大概是想跟从今以后要一起工作的搭档加深感情吧。南乡跟纯一确认了从第二天开始需要做的准备工作之后，就回位于川崎的哥哥家去了。
晚上，一家三口在一起吃晚饭，纯一对父母说，他找到了一份给律师事务所帮忙三个月的工作。就像他希望看到的那样，俊男和幸惠都高兴得瞪大了眼睛。儿子是接受了松山监狱的首席管教官的邀请参与这个工作的，这让纯一的父母格外喜悦和安心。看着父母的笑脸，纯一对邀请自己参与这个工作的南乡，从心底里涌出感激之情。
一家三口的晚饭很简朴，但在欢快的气氛中，纯一吃了很多。关于高额报酬的事，他没有对父母说。三个月的工作就能挣到300万，如果能够救了树原亮的命，还会有1000万的奖金。他打算到时全部交给父母。
从第二天开始，纯一用了两天时间做准备工作。他用在监狱里劳动挣来的6万日元，买了换洗用的衣服和洗漱用具。
然后他又去监护人久保老师家汇报，并向监护观察所提交了“旅行申请”。
看来南乡已经向久保老师做了详细的说明。久保老师笑容满面地说：“监护观察官落合先生也很高兴。这是一份很好的工作，你要好好干!”
“是!”纯一也笑容满面地答道。
与此同时，南乡又是跟杉浦律师见面，又是前往中凑郡，也在忙着做准备工作。
为了节省经费和时间，南乡打算租一套可以住三个月的公寓。最初他想去中凑郡的房地产公司，但考虑到中凑郡住着纯一事件的被害人遗属，万一佐村光男和纯一碰面的话，说不定会遇到预想不到的麻烦。
最后，南乡决定去胜浦市租房子，从胜浦市到中凑郡开车只需要二十分钟。考虑了一下之后，他认为应该让纯一自己睡一个单间，于是租了一套有两个卧室的公寓。这是南乡为了关照纯一做出的决定，他想让刚刚出狱的纯一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一套有两个卧室的带浴室的公寓，房租是55万日元。加上礼金，比租一套一个卧室的公寓贵了10万日元，不过还在经费允许的范围之内。
做完这些杂事，南乡直奔位于东京都小菅的东京拘留所。树原亮就被监禁在这个拘留所新4号楼二层的死囚牢里，当然，南乡不可能见到树原亮，他的目的是见到那些他在频繁调动工作过程中认识的管教官。
南乡顺利地找到了一个。这个人姓冈崎，是南乡在福冈拘留所工作时的老部下，现在的职务是看守长。冈崎下班后，南乡把他约到附近的小酒馆，说是有机密事情。
“树原亮要是有被执行死刑的动静，能马上告诉我吗？”
南乡压低声音说出这句话以后，比南乡小七岁的老部下紧张得全身都僵住了。冈崎看守长比南乡晋升得快，现在已经是企划部门的首席管教官了。如果树原亮的死刑执行通知书送到拘留所，他应该最早知道。当然，关于执行死刑的日期，上边肯定会发出严禁向外人透露的命令，但是南乡认为冈崎的沉默有别的理由。
“不用说，我不会对任何人说，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南乡再次请求道。
冈崎环视了周围一下，微微点了点头：“明白了。”
“对不起，让你为难了。”
冈崎拿起酒杯一饮而尽：“因为我确实受到过南乡先生很多关照。”
听冈崎这么说，南乡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
跟冈崎分手后回到川崎的哥哥家时，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了。
南乡从哥哥家拿了些锅碗瓢盆和被褥之类的日常生活品，塞进从租车公司租来的一辆本田思域的后座上。
一切都准备好了。
南乡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为了挥去郁闷的心情，南乡抬头仰望夜空。南方天空上，星星都被乌云遮住，一颗也看不到了。
梅雨季节马上就要来临了。
[1] 自由心证主义的主要内涵是：法律不预先设定机械的规则来指示或约束法官，而是由法官针对具体案情，根据经验法则、逻辑规则和自己的理性良心来自由判断证据、认定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