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比利时（2）（2/2）
“法国人，就因为我们国家投降了，会朝我们扔石头。他们讥笑我们的国王。可他们自己手上拿着一只酒瓶就认了怂。”
要我们给他们干活儿！我说了：“抱歉，我们可不是奴隶劳工。”
我们能活着回到我们的街上来，这就是个信号，说明上帝是存在的。
我们没有被杀掉，这是个奇迹。
比利时这个国家真是什么都干得出来。居然和法国人合作。毫无顾忌。一个像约利斯·凡·赛维伦这样的正派人儿，他们就关了起来，交给了法国混蛋。你看到了，路易斯，只要觉得有必要，我们这个体面的比利时就会毫不犹豫地干掉我们弗拉芒人。比利时不是个国家，是种状态。但是凡·赛维伦的血也会流到他们头上的！
“别再想这些了，斯塔夫。”海伦娜姨妈说。妈妈还是有点儿迷惑，吃惊地看着这个用抱怨填满整个厨房的陌生人。接着，就像他似乎忘记了什么似的，他问道：“学校里咋样？给我说说！”
“好极了，爸爸。”（假如没有蛋头的话，他真能在最隐秘的角落里发现罪孽，厕所里、卧室里、树丛后、回家路上。）
那些在学校院门口互相砸书包、大声喧哗的男孩在叫路易斯，但蛋头拦住了他。他那像镜子一样光滑的脑袋反射着太阳光。他把自己的扣带扯高了些。
“你坐到那儿去。”蛋头在弥漫着粉笔灰和盐味的教室空气里说。
“不是，是那儿。”蛋头指着莫里斯·德·波特的板凳。他知道，莫里斯是路易斯最好的朋友。
“你肯定已经发觉，我在上课时或在课间长休时会时不时地观察你。”
“是的，阁下。”
“你觉得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答案是这么容易猜到，路易斯反而犹豫了，但他还是说：“因为您向我爷爷保证过……”
“不对。”蛋头说。他的脸颊、下巴，与他头盖骨一样光滑。他压根就不长胡子吗，还是每隔一小时就剃一次胡子？门口的吵闹声消失了，一艘船突突地响着开过莱厄河的水面，穿过了许多绑在水泥块上埋在泥浆里的胀鼓鼓的尸体。蛋头的长袍，妈妈肯定知道这是什么料子，对一个老师来说太精致了些。衣领是象牙白，不沾任何小污渍。做听写练习的时候，他有时候会用一小根银签把指甲边的死皮剔掉。他怎么不继续往下说呢？
“我看到的事儿，路易斯，可是我不乐意看到的。当然了，你挺努力，也非常有天分。你的天分倒不会给我们添什么麻烦。不，让我担心的，是你的灵魂。”（操心一下你自己没有胡子的灵魂！）
“你和你班上同学相处得好吗？”
“挺好，我们相处得挺好，阁下。”
“你和谁相处得最好？”
“和莫里斯。”
“我已经猜到了。那第二好的呢？”
“马特莱艾尔。”
“不是西蒙斯吗？”
“倒也是。好吧，那就先是西蒙斯再是马特莱艾尔。”
“对，我印象里也是这样的。这我倒不惊讶。你够滑头的，会让那些比你听话的男孩子都喜欢你。是啊，是啊。你还真做得到。谢谢，你可以走了。哦，对了，还有件事儿。你知道，你马上就要参加基金会选拔优等生的考试了。如果我是你，我一定会好好准备的。不会因为你祖父坐在评委席里就掉以轻心。你有什么想法吗？不要以为我是你的敌人，路易斯。我真的不是。我怎么会是呢？你相信我吗？”
“当然相信，阁下。”
“当然，他说。根本就没啥理所当然的。你为什么要相信我？我又不是像圣父那样从不犯错。”
“他从不犯错，因为他是从王座上往下讲话的啊！”路易斯说。这个教士到底想做什么，足足七个危险修女顺滑地结合成了一整个？是要给我下个圈套，把我弄糊涂。
“好，路易斯。1870年的宗教大会。好极了。”
“庇护九世！”
“哈尔贝克的修女给你上的好基础课，太棒了！说实在的，那是次有趣的宗教大会。就我们两人说说，庇护教皇整个胜券在握。五百三十三票赞成，两票反对。事该如此。当然可以怀疑圣父的负责能力，在某些圈子里也确实有人这么怀疑过。别忘了，路易斯，他那个时候已经八十多岁了，他的身体状况也不是最佳，他年少的时候犯过癫痫，落下了毛病。尽管如此，路易斯，那是怎样一种坚强不屈，怎样一种机智巧妙啊！你不觉得吗？”
他转动着刻有自己家族徽章的那枚淡金色的硕大的印章戒指，徽章是能够用一道不可见的灼热的光射击蚊子、学生和士兵的。
一个穿着浅灰色大褂的学校仆役用脚踢开了门，两只手各提着一只水桶，他赶紧抱歉。
“没事的，没关系，您尽管进来，克伦斯。这里没什么见不得光的！不，我们已经结束讨论了！您安心继续干活吧。我们这就走。”
蛋头把路易斯推到门口。走廊上，他步子匆忙地走掉了，这难以捉摸的男人，数学老师说，他是一个伟大的学者，但不是个老师。
路易斯坐在桌前做讨厌的化学作业，爸爸丁零当啷地洗着碗碟，而妈妈在几个小时之前就已经回到房里，躺到床上，唱起了《风儿给我唱了首歌》了。
“现在她又开始了。”爸爸边说，边将洗碗布叠得整整齐齐。
“她又开始做什么了？”
“我要能知道就好了。今天还不到月圆呢。”
路易斯发现他母亲坐在床沿，穿着睡裙，膝盖上搁着一件毛刺刺、亮闪闪的皮毛大衣。
她的嗓音听起来比《哈巴涅拉舞》中的扎拉·蕾安达 [245] 要颤抖，要尖细。
“街上都会有人听到你唱歌了。”路易斯说。
“那又怎么样？这有什么要紧吗？”
“不要紧。”他坐在一把低矮的沙发椅中，仿佛是坐在从内衣内裤、睡衣和毛巾里耸立出的孤岛上。他小心翼翼地把脚放在这一堆绸、缎、棉料的衣物旁边。
“我作业做完了。”他撒谎说。
“我也做完了。”她呼哧呼哧地说。她手上的剪刀在动，刀刃反射着阳光。“他在做什么？”
“他在洗碗。”
她想了想。她的肩上和脖子上都有深红色的斑点，就像是用冲淡的红墨水点上去的。
整张床上散落着一撮撮的黑色皮毛，是从某头不知名的黑色动物身上扯下的。妈妈继续剪皮毛大衣的袖子。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妈妈？”
“只有大衣都剪成碎片，我才会心安。我要把剪碎了的皮毛塞进一个口袋，带到圣安娜桥上去，顺着贝尔弗里德钟楼的阶梯走上去。到时候，瓦勒这儿的所有人都会见到他们有生以来见过的第一场黑雪了。”
一阵低沉的咯咯的笑声，接着又变成了呼哧呼哧声。
“这是马鬃毛。”妈妈说，“是一匹马驹身上的，马驹可能是淡黄色的，这些毛的黑色都是染出来的。”
“教父要是知道了会说些什么啊？”
“既然是别人送的礼物，当然可以想怎么弄就怎么弄。他把这匹马驹送给了莫娜姑妈。莫娜可是他深爱着的情人。”
“谁送的？教父吗？”
“我们别谈这些了。”她从衣领上剪下来一个三角形。
接着，她从地板上一堆小三角里捡起来一个，往衣柜的镜子里看了看，把那撮黑毛贴在自己的下体上。她猛地笑起来，笑得快接不上气。路易斯移开了目光，他脚前是报纸《民族与国家》的头版。丘吉尔站在冒着黑烟和火焰的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前，噘起的嘴上叼着一支雪茄，光头上戴着一个桂冠花环，手上正拨着一把里拉琴。“一个新尼禄。” [246] 漫画下面写着。
街上有德国军人列队走过。踏地有声的靴子，响亮的、年轻的嗓音。妈妈走到窗前，将窗帘拉开了几厘米，注视着窗外。三文鱼红的内裤紧绷在两瓣屁股上。
“小心，别让他们看到屋里的光！”
“看到的话就让他们把我关进牢房里去吧！”她放下了窗帘。
“你疯了！”
“我是疯了，不过不是为你疯的！”
“我知道。”她被这愤懑的语气吓到了，带着她那温暖、柔软的味道走到他面前来，“不是这样的，孩子，我刚才只是说说而已。”她大概是想摸摸他的脸颊吧，但她的动作太猛了些，她大拇指下的肉球砸到了他脸上。
“哎哟！”她叫了起来，“痛不痛？不痛的，对不对？我不是有意的。啊，我什么事儿都会做错！”她在衣柜镜子前检查自己的脖子、自己的肩膀，用手按在现在颜色已经变深的一块斑点上。“你看啊，看这里！”
他们两人在镜子里看上去就像是《电影世界》 [247] 上的一张照片：一个头发蓬乱的女明星，双乳间一道沟；一个穿短裤的小男孩违反禁令留在她身边，闯进她卧室里捣乱，现在全身都像发烧了一样热，又舒服又觉得负罪。
“快点下楼去。”
“为什么？”路易斯问。
“去看看你父亲在干什么。”
“我还能在这儿再待会儿吧？”
“不行。”她缓慢地说，大概心里是不情愿的。
路易斯朝贝卡扔小石子，贝卡正要跳到一间残破房屋的破墙后面去。他扔中了她，她的呼号和让他害怕的苏族人式的得意大叫响彻街道。她说她的小兔肋骨断了一根，他要像牛仔片里戴着高礼帽、永远醉醺醺的医生那样给她听诊，她就会说：“别碰我的身体。”之后，他们就跑到了军营厨房，从德国人那里得到了一碗汤。
贝卡的父亲写信来了。他在巴伐利亚待得很好，棚屋是弗拉芒式的，菜肴也是，他每个星期都可以往家里寄三十马克呢。他想要发蜡、两块阳光牌肥皂、一串祷告念珠和那种因为不用缝而被称为“单身汉纽扣”的裤子纽扣。
爸爸的店日子不好过，瓦勒人很少找别人印刷，纸又变得越来越短缺。每订五十公斤纸都得申请，至于申请的结果，凶多吉少。
“我倒是想帮你，斯塔夫，你知道我的为人的。但是，如果你给不了一张弗拉芒民族党的党员证或德—弗合作社的社员证之类的话，我要给了你纸，我就惹祸上身了。”
“可是我总是跑在最前面的，紧紧贴着弗拉芒的狮子，站在最前排，有照片为证。我可以给你看。而且我从来没有错过一次伊瑟尔塔楼朝圣！”
“就要一张党员证，斯塔夫。”
“那我就只能啃干面包了吗？我可是为了弗兰德和宪兵队拼过命的啊。”
“那你为什么不入党，我可真弄不明白了，你可是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弗拉芒人。”
爸爸骂骂咧咧地说着毫无用处的诅咒，冲出了办公室。但教父丝毫不愿意妥协。如果爸爸要加入这样一个组织，教父就会抽手撤资，“然后把一大包欠债的票据搁到桌子上”。
“可是，父亲，这样的态度放到以前，打仗以前，是挺对的，要不然我们就会在比利时政府和天主教会学校那儿惹麻烦。但是，今天弗兰德正在崛起，我为什么就不能加入他们？”
“斯塔夫，大丈夫一言九鼎。你发过誓的，那时候，在我借给你十万块的时候。我自己也向大主教发了誓，我的孩子不会加入任何一个反比利时组织。”
“我可以杀了他。”爸爸在家里说，接着又说，“我有这个权利。从法律来说，这是正当防卫，因为他会让我和我的家人饿死的。”
“杀谁？教父吗？”路易斯问。
“布鲁日的大主教。这样一个家伙居然是我们的远房亲戚！这样一个家伙还编了名册，记下谁加入了什么组织。这些人都得小心，不能说德国秘密警察或斯大林的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坏话。他们也好不到哪儿去。”
“我们必须尊重和敬爱我们的教会首领，听他们的话，支持他们履行自己的教会职责。”
“路易斯，好好儿念你的课本去，别瞎插嘴。”
“可是我念的就是第七课，爸爸。”
“你说啥？”
“就在宗教问答手册上。”
爸爸痛苦地看了一眼，开始读《飘》，但妈妈从他手上一把夺下了这本小说。“这书我正在读呢。”他开始读第四遍斯泰因·斯特略福斯 [248] 的《弗拉克斯之乡》。为了驱逐奥登阿尔茨大道上这座房子里贫穷与饥饿至死的幽灵，大家决定，妈妈还是该去工作。在校长先生的推荐下，她在艾尔拉 工厂里找到了份活儿，做厂长劳森吉尔先生的秘书。一个月后她就说起了流利的德语。随时随地。她变苗条了，妆化得格外出挑，但是再也不扑哧扑哧笑了。
黑卫队的男人们坐在“格略宁尔”酒馆里打牌。马尔尼克斯·德·派德和他朋友列法艾特蹲在将酒馆与内室隔开的一排棕榈树后面。两个人的脸都是通红通红的。马尔尼克斯·德·派德的蝴蝶结歪到了一边，额前的浓密鬈发黏成一串一串的。“惠泽 [249] 。”他咕哝了句。
“惠泽。”爸爸回应了句。
“要杯威士忌吗，斯塔夫？”
“不用了，谢谢。两杯果汁，诺埃尔！”
“波尔姆斯 [250] 博士，”马尔尼克斯·德·派德说，“我曾经有幸在选举的时候选过他，1928年，那时候他还蹲在比利时的牢房里。他不会忘记对他尽忠的诗人的。今晚，斯塔夫，我要为他的健康干杯，但是绝不能用果汁。”
“诺埃尔，来杯赫佐 [251] 酒！”爸爸喊道，“如果是要向波尔姆斯致敬的话，那就得……”
“波尔姆斯博士没辜负我，他提议让我参加一个负责给14-18年被捕的激进分子 [252] 赔偿的委员会。我要算出为了弗兰德受过苦的那些男人应该拿到多少赔偿金。我不会退缩的，我会主持正义。”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个好主意。”列法艾特说。他是教父的一个宿敌。教父记恨他，因为列法艾特打自己的老婆列娥。据婆妈妈说，教父有一次假装和列娥去了蓝色海岸，列娥的姐姐在那儿有栋别墅，冬天的时候没人住。
“为什么不好，你这叛徒？”派德嚷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