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后男人（2/2）
他是在偷他最大的目标——加布里埃尔神父的银製打火机时被抓到的。他是趁他训诫到一半，必须中途停止，去接一通电话时，从他桌上偷走的。当时加布里埃尔神父弯腰越过电话键盘，他就伸手抓了打火机，握著那冰凉沉重的金属，直到终于下课。他一走出神父的办公室，就匆忙把打火机塞进内衣裡，儘快走回房间。结果转弯时没看路，跟帕维尔修士撞了个满怀。修士还来不及吼他，他就往后倒下，打火机也摔出来，砸在石板地上。
当然，他被揍了，还被骂了，而且在他以为是最后一次的惩罚中，加布里埃尔神父把他叫进办公室，说要教他有关偷别人东西的一堂课。他看著，不明白什麽意思，但是害怕得连哭都哭不出来。加布里埃尔神父折起手帕，凑到一瓶橄榄油的瓶口，然后把油抹在他左手背上。接著，神父拿了打火机——就是他偷的那一个——抓著他的手凑在火焰下，直到那油点燃，烧起来，整隻手被一片幽灵似的白光吞没。他尖叫又尖叫，神父因为他尖叫而打他耳光。「别叫了。」他吼道，「这就是给你的教训，你以后绝对不会忘记不可偷窃。」
等到他恢复意识时，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左手被绷带包扎起来。他所有的东西都不见了，偷来的东西当然没了，但他自己找到的东西也不见了，那些石头、羽毛和箭镞，还有卢克修士送给他当5岁生日礼物的化石。那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个礼物。
自从被抓之后，他被规定每晚要去加布里埃尔神父的房间，把衣服脱掉，由神父检查他身上是否藏了违禁品。后来事情一路恶化时，他会回想起那包饼乾，真希望他当初没偷，真希望他没有把自己害得这麽惨。
他的暴怒始于加布里埃尔神父的夜间检查。不久后，连彼得修士也在白天检查他。他会乱发脾气，去撞修道院的石牆，用尽力气放声尖叫。他会用烧伤的丑陋手背（直到六个月后，他的手背有时还是会痛，那是一种持续的深层抽痛）去敲木餐桌坚硬的角落，把他的颈背、手肘、脸颊——所有最容易痛、最柔软的部位——对著书桌的边缘撞去。他白天和黑夜都会这样暴怒，自己也控制不了。他感觉到那股怒气像一阵浓雾笼罩他，让他在其中放鬆，而他的身体和声音的种种活动方式，让他同时感到刺激和反感。儘管事后很痛，但他知道自己把修士们吓坏了，他们害怕他的怒气、大吼和力量。他们用任何能找到的东西打他，他们开始在上课房间牆壁的钉子上挂一根皮带，他们会脱下凉鞋打他个不停，害他次日连坐都没办法坐，他们说他是怪物，希望他死掉，说当初应该把他留在那个垃圾袋裡不予理会。他也很感激他们这样对待他，那样就可以让他累得筋疲力尽，因为他自己控制不了心底的那头野兽，所以需要他们帮忙击退它，让它往后退回笼子裡，直到下次又跑出来为止。
他开始尿床，被迫要更频繁地去找加布里埃尔神父，接受更多的检查，而神父检查他的次数越多，他尿床就越频繁。神父开始在夜裡去他房间找他，还有彼得修士，后来又多了马修修士，于是他的状况越来越糟糕：他们逼他穿著尿溼的长睡衣睡觉，逼他白天也穿著那身衣服。他知道自己身上很臭，闻起来像尿和血，他会尖叫、暴怒、哭号，上课上到一半，他会把桌上的书扫下桌，修士们就立刻开始打他，不再上课。有时他被打得失去意识，后来他开始想念这种滋味：时间在那片黑暗中流逝，但他不在其中，他也不知道别人对他做了什麽事。
有时他暴怒的背后有些原因，不过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觉得自己永远很髒、很龌龊，彷彿他体内有一座破败的建筑物，就像他有回难得离开修道院，被带去看的那座废弃的教堂：屋樑上生著点点霉斑，木椽裂开，上面佈满了被白蚁蛀食的孔洞，毁坏的屋顶难堪地露出一块块三角形的白色天空。他在一堂历史课中学到水蛭，知道古时候人们认为水蛭可以从人类身上吸出不健康的血液，愚蠢而贪婪地把疾病吸入肥胖蠕动的身躯中，于是他在自己的閒暇时间——上完课之后，开始做杂务之前——走进修道院产业边缘的那条小溪，寻找自己的水蛭。但他一条都找不到，听修士说那条溪中没有水蛭，他尖叫又尖叫，叫到声音都没了，还是停不下来，即使那时他感觉喉咙裡彷彿充满滚烫的血液。
有回他在自己的房间，加布里埃尔神父和彼得修士也都在。他设法不要叫出声，因为他已经学会只要他越安静，事情就会越快结束。此时，他彷彿看见卢克修士像一隻蛾似的飞快掠过门框外，他觉得受到了羞辱，儘管当时他还不认识羞辱这个字。于是第二天，他在閒暇时间溜到卢克修士的花园，把每一株黄水仙的花朵都摘下来，堆在卢克修士的园艺工具小屋门口。那管状的花冠指向天空，像一张张打开的鸟喙。
稍后，独自忙著做杂务时，他觉得很后悔，悲伤令他双手沉重。当他把水提到房间的另一头时，水桶落地，他整个人扑在地上，懊恼又自责地尖叫。
晚餐时他吃不下。他寻找卢克修士的身影，想知道自己什麽时候会被处罚、怎麽处罚，想知道什麽时候他得向卢克修士道歉。但是他不在。焦虑之下，他手上的金属牛奶壶掉在地上，冷白的液体泼溅在地板上，于是坐在他旁边的帕维尔修士把他从长椅上抓起来，推到地板上。「清理乾淨。」帕维尔修士朝他咆哮，把一条抹布朝他丢去，「星期五前你都不能再吃东西了。」那天是星期三。「回你的房间去吧。」趁修士改变心意之前，他赶紧跑回房间。
他的房间位于餐厅上方的二楼一角，原来是一间小储藏室，没有窗子，而且窄得只放得下一张行军床。他的房门向来开著，除非有修士或神父在裡头，门才会关上。当他上了楼、绕过转角，远远就看到门关著。有一会儿，他默默地在空荡的走廊上逗留，不确定裡头有什麽等著他：大概是某个修士吧，或是一个怪物。没在小溪找到水蛭，他有时会幻想角落裡深暗的阴影就是巨大的水蛭，摇晃著竖直身体，发亮的环状皮肤是油腻的黑色，等著用潮溼无声的重量闷死他。最后他终于鼓起勇气跑向那扇门，砰一声打开来，裡头只有他的床和泥褐色的羊毛毯子，还有纸巾盒，以及书架上的课本。然后他看到房间的角落裡，靠近床头处，有一个玻璃瓶插著一把黄水仙，顶端是鲜黄色有褶边的漏斗状花冠。
他坐在瓶子旁的地上，手指抚摸著那天鹅绒质感的花冠。那一刻他的忧伤很庞大、很强烈，他真想把自己给撕开，把手臂的伤疤扯掉，把自己撕成一片片的，就像他对卢克的花做过的那样。
但他为什麽要对卢克修士做那样的事？卢克并不是唯一对他好的人。不惩罚他的时候，戴维修士总是讚美他，说他脑子动得很快。就连彼得修士都常常从镇上的图书馆借书给他阅读，等他看完了再一起讨论，认真听他的意见，好像他是个真正的人。但是卢克修士不仅仅是没打过他，而且会努力让他安心，表现出对他的忠诚。前一个星期天，他站在加布里埃尔神父那一桌的桌尾，正要念餐前祷辞时，忽然被一股捣蛋的衝动攫住了，想从面前抓起一把马铃薯块，在餐厅裡乱丢。他几乎可以感觉到喉咙叫得沙哑的刺痛、皮带抽著背部的灼痛，还有他即将沉入的黑暗，以及醒来时将会看到白昼的炫目天光。他看著自己一手抬起来，看著手指张开有如花瓣，移向那个大钵。就在此时，他抬头看到了卢克修士。他朝他眨了一下眼睛，严肃而短暂，像照相机的快门般一闪，一开始他完全没意识到自己看到了什麽。然后，卢克又朝他眨了一下眼睛，出于某个原因，这个动作让他冷静下来。他控制住自己，说了餐前祷辞后坐下，平静无事地吃完晚餐。
现在又有了这些花。但他还没想到这些花可能代表什麽意义，门就打开了，是彼得修士。他站起来，在那可怕的一刻等待著他的，是他永远没准备好面对的事情，任何事都可能发生，任何事都可能降临在他身上。
次日，他上完课后直接跑去玻璃温室，决心要和卢克说些什麽。但当他走近时，决心就消失了。于是他磨蹭著，踢著路上的小石头，跪下去捡起小树枝，丢向修道院外围的树林。他到底打算说什麽？他转身准备离开，走向修道院北端的一棵树，他在那棵树根部的裂缝间挖了个洞，放入一批新的收藏，不过都是他在树林裡捡到的东西，不属于任何人：小石头、一根形状有点像瘦狗跃起的树枝。平常他大部分閒暇时间都在这裡度过，挖出自己拥有的这些东西，拿在手裡。此时他忽然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转身发现是卢克。卢克举起一隻手打招呼，朝他走来。
「我就觉得是你。」卢克修士说著走近他（太不诚实了，很久以后他才想到，不然还会有谁？他是修道院裡唯一的小孩）。无论怎麽努力想，他还是想不出该怎麽向卢克道歉，真的什麽话都想不出来，不知不觉他哭了起来。他以前哭时从不觉得难堪，但那一刻却很难为情，于是他转身背对卢克修士，用有伤疤的那隻手背遮著双眼。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好饿，而那时还只是星期四下午，他要等到第二天才有东西吃。
「哦，」卢克说，他感觉到修士跪下来，离他很近，「别哭，别哭。」但修士的声音很温柔，于是他哭得更凶了。
卢克修士站了起来，再度开口时，他的声音比较愉快了。「裘德，听我说。」他说，「我有个东西要给你看。跟我来吧。」修士开始走向玻璃温室，还回头确认他是不是跟了上来。「裘德，」修士又喊，「跟我来吧。」他不禁好奇起来，跟了上去，走向他熟悉的玻璃温室，带著一种陌生的急切感，好像他从没看过温室一般。
成年后，他有时会走火入魔，执迷地想找出事情开始出大错的确切时刻，彷彿他可以将那一刻冻结，保存在琼脂裡，拿起来在课堂上教导学生：这就是发生的时候。这就是开始的时候，他会想，是我偷饼乾的时候吗？是我毁掉卢克那些黄水仙的时候吗？是我第一次乱发脾气的时候吗？或是更不可能的：会是我做了一些事、让她把我丢在药房后头那个时候吗？那会是什麽事？
但其实他知道：是在他走进玻璃温室的那个下午。是在他放弃一切，愿意跟著卢克修士之时。就是那一刻。从此以后，一切都没再对劲过了。
再走五步，他来到了前门，可是手抖得太厉害，钥匙插不进锁孔裡。他诅咒著，钥匙差点掉地。然后他进了公寓，从前门到他的床只剩十五步了，可是走到一半，他不得不停下来，缓缓坐到地上，用手肘匍匐前进，完成最后那点距离。有一会儿他躺在那裡，周围的一切旋转著，直到他有力气把床上的毯子拉下来盖住自己。他会躺在那儿直到太阳离开天空，公寓内变黑，最后他会用手臂把自己撑起来，爬到床上。然后他会睡著，没吃饭、没洗脸也没换衣服，他痛得发抖，牙齿咬得格格作响。他会孤单一人，因为威廉演出结束后会跟女朋友出去，要很晚才回家。
他会很早醒来，觉得好过一些，但伤口会在黑夜渗出液体。他星期天上午出门走路（灾难性的散步行程）前换上的纱布会被脓汁浸透，而他的长裤会因为分泌物黏在皮肤上。他会传短信给安迪，得到回覆后会再传一则。然后他会冲澡，小心翼翼地拆掉绷带，上头黏著零碎的烂肉和发黑、黏溼的血块。他会喘著猛吸气，免得叫出声来。他会记得上回这种情况发生时他和安迪的对话，当时安迪建议他弄个轮椅以备不时之需。儘管他很不想再用轮椅，可是他但愿现在有一台。他想安迪说得没错，他的市区长途漫步的确代表著他不可饶恕的傲慢，他想假装一切没问题、不肯面对自己的残疾，实在太自私了，因为后果就是会影响到其他人。这些人多年来一直对他慷慨又和善，莫名又没有道理，到现在都快二十年了。
他会关掉花洒的水，放低身子躺在浴缸裡，脸颊贴著瓷砖，等自己感觉好一点。他会想起自己受困了，困在这具他痛恨的身体裡，怀著他所痛恨的过去，两者他都永远无法改变。他会想哭，因为挫折、憎恨和疼痛，但自从发生了卢克修士的事情以后，他告诉自己再也不可以哭了，从此他真的没再哭过。他会想起自己无足轻重，只是一个空壳，裡面的果实早就乾瘪，只能发出空洞无用的喀啦声。他会感受到在他最快乐和最难受的时刻都会出现的那种刺痛、打著冷战的厌恶，问他自以为是谁，竟然给这麽多人造成麻烦，以为他有权利继续活下去。其实他自己的身体都跟他说该停下来了。
他会坐在那裡等待，继续呼吸，然后他会庆幸现在时间还很早，威廉不可能发现他，也就不必再次救他。他会设法拖著身子站起来（虽然事后他不会记得是怎麽做到的），爬出浴缸，吃几颗阿司匹林，再去上班。上班时，他会觉得纸上的字模糊地舞动。等到安迪来电时，应该才早上7点，他会告诉上司马歇尔他病了，拒绝马歇尔开车送他，但是如果感觉太难受了，就让他协助他上出租车。去上城的路上，他会经过他前一天才愚蠢地走过的那段路。等到安迪开门时，他会设法保持镇定。
「小裘。」安迪会这般喊他，并且处于温柔模式，他今天不会说教。接著他会让安迪带著他穿过空荡荡的等候室，此时他的诊所还没开门。然后安迪会帮他坐上那张他度过好多个小时、好多天的检查台。他甚至会让安迪协助他脱掉衣服，再闭上眼睛，等著安迪拆开他腿上的胶带，揭开溼透的纱布，露出破皮的伤口，等著那令人晕眩的剧痛袭来。
我的人生，他会想著，我的人生。除此之外没法再想别的，他会一直重複默唸这几个字——一部分像唸经，一部分像诅咒，一部分像宽慰——同时滑入他经历这类剧痛时会造访的另一个世界。他知道那世界离自己的世界从来不远，但他事后总是想不起来：我的人生。
2
有一回，你问我是什麽时候开始认定他的，当时我告诉你我一直都知道。但是一说出口，我就知道那并非实情。我会这麽说，是因为这话听起来很美，像是书中或电影裡的角色会说的话。当时你我都觉得很痛苦、很无助，我觉得这样说，眼前的状况可能就不会让我们那麽难受。那个状况，我们一直觉得有办法阻止，但还是发生了。那是在医院裡，第一次发生的时候。我知道你记得：你那天早上从斯里兰卡的科伦坡搭上飞机，跳房子似的经过好几个城市和国家，花了好多时间，降落后停留一整天，然后又离开了。
但现在我想讲得精确一点。因为没有理由不精确，而且我应该力求精确。我一直想要这样，一直试著这样。
我不确定该从哪裡讲起。
或许讲些好听的话吧，也的确是事实：第一次见面时，我立刻就喜欢你了。当时你24岁，我47岁（天啊），我当时觉得你很特别。后来，他谈到你的善良，但他从来不必跟我解释，因为我知道你很善良。那个夏天你们四个第一次来我的房子，对我来说，那是个非常奇特的週末，对他也是。对我，是因为我在你们四个身上看到雅各布可能变成什麽样子；对他，则是因为他原先只把我当老师，但那回他突然看到我穿短裤和围裙，在烤架上烤蛤蜊，还跟你们三个争辩各式各样的话题。一旦我停止在你们脸上寻找雅各布的影子，我就开始享受那个週末了，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你们三个是那麽乐在其中。你们不觉得整个状况有什麽奇怪：你们三个假设人们会喜欢你们，不是出于傲慢，而是因为人们总是喜欢你们。而且你们觉得，如果自己礼貌又友善，就没有理由认为对方不会回报。
但他当然有充分的理由不这麽想，我是到后来才发现的。然后，我在用餐时观察他，发现争辩特别激烈时，他会往后坐，似乎完全退出战场，然后持续观察你们。你们三个是那麽轻鬆地提出挑战，完全不怕激怒我，也毫无顾忌地动手去拿桌上的马铃薯、节瓜、牛排，还会开口要求自己想要的，并大方接受。
那个週末，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件小事。那天，你跟他、朱丽娅和我，正走在通往瞭望台、两旁种了桦树的小径上（你还记得吗？当时那裡只有一条窄窄的小路，茂密的树林是很久以后的事了）。我跟他并肩而行，你和朱丽娅在后头。你们不知正在聊什麽，昆虫？野花？你们两个总是聊得来，你们都喜欢野外，也喜欢动物。我不明白乐趣何在，但我很喜欢你们两人这一点。你碰触他一边的肩膀，走到他面前，跪下来帮他把鬆开的鞋带重新绑好，然后回到后头跟朱丽娅边走边聊。整个过程很流畅，只是一个小动作：往前一步，弯下膝盖，又往后退到她旁边。对你来说这没什麽，连想都没想，甚至没有中断谈话。你总是留心著他（不过你们三个都是），以十几种小小的方式照看著他，在那短短的几天，我都看到了，但我怀疑你不会记得这起小事件。
当你这麽做的时候，他看著我，他脸上的表情——我至今无法形容，只知道在那一刻，我感觉心中有个什麽崩塌了，就像一座盖得太高的沙塔：为了他，为了你，也为我自己。在他脸上，我看到了呼应我的表情。真不敢相信有人会去帮另一个人做这样的事情，这麽不假思索，这麽有风度！我看著他，打从雅各布死后，我第一次明白，所谓有个人或有个东西会让你心碎是什麽意思。我以前一直以为这种说法太强说愁了，但在那一刻，我明白那可能是强说愁，但也是真实的。
而我想，我就是从那一刻开始认定他的。
我从没想过自己会为人父母，不是因为我有差劲的父母。事实上，我的父母很棒：我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死于乳癌，接下来五年只有我和父亲。他是自己开业的家庭医生，总是希望自己可以跟病人一起变老。
我们住在西端大道，靠82街，他的诊所就在我们住的那栋楼的一楼，我放学后常常会进去转一下。他的病人都认识我，我也以身为医生的儿子为荣，跟每个人打招呼，看著他接生的婴儿变成小孩，抬头看著我，因为他们的父母告诉他们我是斯坦医生的儿子，说我在一所很好的中学读书，是全纽约市最好的中学之一，还说如果他们够用功，说不定以后也可以去读。「亲爱的，」我父亲会这麽喊我。即使我后来长得比他高了，每次放学后去诊所裡，他一看到我，就把手掌放在我的后颈，吻一下我的脸颊。「我亲爱的，」他会说，「今天在学校过得怎麽样？」
我8岁时，他娶了他的办公室主任阿黛儿。我童年的每个时刻她都不曾缺席：她总是带著我去买需要的新衣服，陪著我们父子过感恩节，准备好我的生日礼物。对我而言，不是阿黛尔像母亲，而是母亲就该像阿黛尔。
她年纪比我父亲大，是男人会很喜欢、相处自在，但从来不会想娶回家的那种女人。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她长得不漂亮。谁需要母亲漂亮呢？我有回问她是不是想要自己的孩子，她说我就是她的孩子，还说她无法想像能有更好的孩子。这说明了你需要知道的一切：关于我父亲、阿黛尔，以及我对他们的感觉。他们对待我的方式使得我从来不曾质疑她那番话，直到我三十几岁，跟我当时的太太为了该不该再生一个孩子（取代雅各布）而争吵。
阿黛尔是独生女，而我是独生子，我父亲也是：一家三口都是唯一的孩子。但阿黛尔的父母当时还健在（我父亲的父母则不在了），我们週末常常到布鲁克林去拜访他们，现在那一带已经被纳入公园坡了。他们住在美国近五十年，还是不太会讲英文，阿黛尔的父亲很害羞，母亲则很勇于表达情感。他们跟阿黛尔一样身材矮壮，而且跟她一样很和蔼。阿黛尔会跟他们讲俄语，然后她父亲（我理所当然喊他爷爷）会张开胖胖的拳头，给我看裡头有什麽祕密：一隻木製鸟笛，或是一大块鲜豔的粉红色口香糖。即使我成年了，读法学院了，他照样会给我一些小玩意儿。他的杂货店老早就关了，这表示他那些玩意儿一定是从别处买来的。但是哪裡呢？我一直想像有间祕密商店，裡面都是几十年前流行过的玩具，但一些老移民还是忠实地光顾，买店家囤积的那些漆著螺纹的木陀螺、金属玩具兵和抛接沙包，裡头的橡胶球在没拆开的塑胶袋裡就已经黏著污垢了。
我以前一直有个毫无根据的理论，认为男生如果年纪够大（因为此年纪足以做出判断），目睹了他父亲的第二段婚姻，那麽他日后娶的太太就会像继母，而非母亲。结果我娶的人并不像阿黛尔。我的第一任太太莉柔，冷静又独立自主。她不像我认识的其他女生，总是把自己缩到最小（包括她们的才智，这是当然了，还包括她们的愿望、愤怒、恐惧与沉著），但莉柔从来不会。我们第三次约会时，才刚走出麦克杜格尔街的一家小餐馆，忽然有一名男子从旁边一处阴暗的走道踉跄走来，吐在她身上。她的毛衣沾了厚厚的橘黄色呕吐物，我清晰地记得其中一大团黏在她右手的那枚小鑽戒上头，好像鑽石上长出了肿瘤。周围的人猛吸一口气或惊叫起来，但莉柔只是闭上眼睛。换作别的女人，一定会尖叫（换作是我也会尖叫），但我记得她只是打了个明显的寒战，好像她的身体承认那很噁心，也同时摆脱了那种噁心。等到睁开眼睛，她就恢复了。她脱掉那件开襟毛衣，扔进最近的垃圾桶。「走吧。」她告诉我。我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但是那一刻，我想要她，于是我跟著她一直走，最后走到她的公寓，是沙利文街的一个烂地方。从头到尾，她的右手一直微微举著，而那团呕吐物还黏在她的戒指上面。
我父亲跟阿黛尔都不是特别喜欢她，虽然他们从来没这麽跟我说；他们很有礼貌，也尊重我的意愿。为了礼尚往来，我也从来没问过他们，免得逼他们撒谎。我不认为是因为莉柔不是犹太人（我父母并不虔诚），但是我想他们觉得我太敬畏她了。这也可能是我年老后才判定的。或许我佩服莉柔的那种能干，在他们眼裡却是冷淡或冷漠。天晓得他们不是第一个这样想的人。他们对她总是很有礼貌，她对他们也相当客气，但我想，他们比较想要的媳妇，应该会稍微跟他们撒撒娇，让他们讲些我小时候丢脸的故事，可以跟阿黛尔吃午餐，跟我爸下西洋棋。事实上，就像你。但莉柔不是那样的人，也永远不会是。一旦我父母理解到这点，他们就保持一些距离，不是要显示他们不高兴，而是某种自律，好提醒自己应该试著尊重某些界限，比如她的界限。我跟她在一起时总觉得异常放鬆，彷彿面对她那样强悍的能力，连厄运都不敢来挑战我们。
我们是在纽约认识的，她比我大一岁。当时我在上法学院，她在读医学院。毕业后，我在波士顿找到法官助理的工作，她则开始实习。她专攻肿瘤科。当然，我一直很佩服，因为这会让人想到：再也没有什麽比一个想治癒你的女医生更抚慰人心了，你想像她像个母亲般弯腰察看病人，身上的医生袍洁白如云。但莉柔不想被人佩服，她对肿瘤科有兴趣是因为这一科比较难，大家公认比较花脑筋。她和其他的肿瘤科实习生非常瞧不起放射科医生（太唯利是图）、心脏科医生（太趾高气扬且自鸣得意）、小儿科医生（太多愁善感），尤其是外科医生（极度傲慢）和皮肤科医生（不值一评，儘管他们常常和皮肤科医生合作）。他们喜欢麻醉科医生（诡异的书呆子、吹毛求疵，而且有上瘾倾向）、病理学医生（比他们还花脑筋），还有……唔，大概就这样了。有时他们一群人来我们家，吃过晚餐后会一起讨论病例和研究，而他们的伴侣（律师、历史学者、作家和比较次要的科学家）就被冷落在一旁。最后，我们便溜到客厅，讨论日常生活裡各式琐碎、比较无趣的事情。
我们是两个成年人，那样的生活也够快乐。我们从不抱怨相处的时间不够多，无论是她还是我。她当住院医生期间，我们继续住在波士顿，然后她在研究生期间搬回纽约，我则留下。当时我一面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一面在法学院兼课。我们每个週末会轮流在波士顿和纽约碰面。她完成医生训练后搬回波士顿，我们结婚，买了栋房子（不是我现在那栋），小小的，就在剑桥市的边缘。
我父亲和阿黛尔从来没问我们是否打算生小孩（说起来，莉柔的父母也是；难以理解的是，他们都比她容易动感情得多，我们少数几次去加州圣巴巴拉看他们，她父亲会跟我说笑打趣，她母亲则端上一盘盘切成薄片的小黄瓜和撒了胡椒的西红柿片，都是他们自己菜园裡种的，而莉柔会以一脸保持距离的表情看著我们，好像很难为情，至少被他们相对的开朗弄得不知所措。），我想他们以为只要不过问，就还有一点机会。但事实是，我觉得没有生小孩的必要；我从没想过要有小孩，甚至对小孩没特别的感觉。这个理由似乎足够让我们不要生了。我觉得，要生小孩，就应该很想要，甚至很渴望才行。这种事可不是怀著矛盾心理或毫无热情就能去试试看的。莉柔的感觉也一样，或者我是这麽以为的。
但接著，在我31岁、她32岁那年，有一天晚上我回到家，发现她已经在厨房裡等著我。这很不寻常，她的工作时间比我长，通常要晚上8、9点才会到家。
「我得跟你谈一谈。」她说，很严肃，我忽然害怕起来。她看到我的表情，露出微笑；她不是个冷酷的人，我也不想让你以为她没有关怀和柔情，她其实都有。「不是什麽坏事，哈罗德。」然后她笑了一声，「我想不是。」
我坐下来，她吸了口气：「我怀孕了。我不知道是怎麽发生的，一定是有一两次忘了吃避孕药。快八週了。我今天去萨莉那确认了。」（萨莉是她医学院时期的室友，也是她最要好的朋友兼妇科医生。）她说得很快，用不连贯、摘要式的句子。接著她沉默了一会儿：「之前我还吃了催经药，你知道，所以我不知道自己怀孕了。」然后，看我没吭声，「你说点话吧。」
一开始我没办法开口，好一会儿才问：「你觉得怎麽样？」
她耸耸肩：「我觉得还好。」
「很好。」我愚蠢地说。
「哈罗德，」她说，在我对面坐下来，「你想怎麽做？」
「那你想怎麽做？」
她又耸耸肩：「我知道我想怎麽做，但我想知道你的想法。」「你不想留下。」
她没有反驳：「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如果我想留下呢？」
她已经有所准备：「那我就会认真考虑。」
我没想到她会这样回答。「莉柔，」我说，「我们应该照你的意思去做。」这不完全是我宽宏大量，多半是出于懦弱。在这件事上，就像在很多事情上一样，我乐于让她做决定。
她叹气：「不必今天就决定。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她不必说，我也知道，还有四周的时间可以考虑。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思索著所有男人碰到女人跟他说她怀孕了都会想的事情：生出来的婴儿会是什麽样子？我会喜欢他吗？我会爱他吗？然后，更压倒性的是：为人父亲。有那麽多责任、条件、烦闷和失败的可能性。
次日早晨我们没有谈这件事，隔一天我们也没谈。到了星期五我们要上床睡觉时，她很睏地说：「明天我们得讨论这件事了。」我说：「那当然。」但是我们没谈，一直没谈，然后第九週过去了，接著是第十週，然后第十一週和第十二週也过去了。要做什麽都太晚了，不但困难，也不合伦理。此时我想，我们都鬆了一口气。时间帮我们做了决定（应该说，我们的不决定，帮我们做了决定），我们就要有小孩了。结婚以来第一次，我们两人都这麽犹豫不决。
我们原先想像会生一个女孩，如果是，我们就要给她取名阿黛尔，沿用我母亲的名字；中间名是萨拉，是萨莉的正式名。但结果不是女孩，于是我们请阿黛尔取首名（她高兴得哭出来，是我极少数看到她哭的一次），萨莉取中间名：雅各布·摩尔。（我们问萨莉，为什麽是莫尔？她说是因为托马斯·莫尔的缘故。）
有人觉得父母对子女的爱比较崇高、比较有意义、比较重要、比较了不起，但我从来不是那种人（我知道你也不是）。在雅各布出生之前我不觉得是那样，他出生之后我也没有改变想法。但是父母对子女的爱的确很奇特，那种爱的基础不是出于身体上的吸引，也不是出于愉悦感或才智，而是出于恐惧。有孩子之前你从来不知恐惧为何物；或许就是这种恐惧骗得我们以为这种爱比较重大，但其实恐惧本身才更重大。每一天，你的第一个想法不是「我爱他」，而是「他怎麽样了」，一夜之间，整个世界忽然被重新安排，成了种种恐怖的障碍赛场地。我抱著他等候过马路时，一想到我的小孩或任何小孩要在这样的生活中倖存，真是太荒谬了。那概率就像晚春的蝴蝶存活的概率一样低（你知道，就是那些小小的白蝴蝶），有时我看到那些小蝴蝶在空中摇晃著飞翔，总是差点撞死在汽车的挡风玻璃上。
另外，让我告诉你我学到的两件事。第一件事，不管子女年纪多大，或他们是在什麽时候、怎麽样成为你的子女，一旦你决定把某个人想成你的子女，事情就改变了。之前你从他们身上得到的一切乐趣，你对他们的所有感觉，全被那种恐惧压过去了。那不是生物学上的恐惧，而是超生物学的。那不是源自要确保一个人的基因密码存活下去，而更接近一种渴望，渴望证明自己不被这个世界的计谋和挑战侵犯，渴望击败那些试图摧毁你所拥有的事物的力量。
第二件事情是：当子女死了，种种预期中的感觉你都会有。这些感觉，有太多人详尽记录下来了，我就不在这裡一一列出了。只不过要说一声，那些关于悲痛的文字都一样，这种一致是有原因的——因为其实那些感受都没有偏离主轴。有时你觉得这种感觉比较多、那种感觉比较少，有时你觉得感觉的顺序不对，有时你觉得某种感觉持续得比较久、另一种感觉比较短暂；但那些感觉总是一样的。
没有人说过的是，当你的小孩死了，一部分的你（非常小、但不可忽略的一部分）也鬆了一口气。因为，从你成为父母的那一天起，一直在你预期中、你日夜担心且为之做好准备的那一刻，终于来到了。
啊，你告诉自己，终于来到了，就是现在了。
之后，你再也没什麽好害怕的了。
几年前，我的第三本书出版后，有记者问我能否一眼看出学生适不适合读法律。我的答案是：有时候。但往往你会看走眼，上半学期看起来似乎很聪明的学生持续退步，而一个你原先根本没注意的学生却逐渐散发光芒，你想要听他讲出自己的想法。
天资最聪颖的学生，第一年往往过得最辛苦。法学院，尤其是法学院的第一年，真的是不太鼓励锻鍊创造力、抽象思考能力和想像力。我常常觉得，在这方面（根据我听说的，并非第一手信息）有点类似艺术学院。
朱丽娅有个朋友叫丹尼斯，从小就非常有艺术才华。他们小时候就很要好，有回她拿他10岁或12岁画的东西给我看，都是一些小素描：几隻鸟在啄地，他没有表情的圆脸，或是他的兽医父亲抚摸著一隻满脸痛苦的狗。丹尼斯的父亲看不出上绘画课有什麽用，所以丹尼斯从没受过正式训练。等到他们年纪稍长，朱丽娅去上大学时，丹尼斯则去了艺术学院学习绘画。他说，第一个星期，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画任何东西，教授总是挑出丹尼斯的素描，钉在牆上，供大家讚美与批评。
但接下来，他们开始学习如何绘画：本质上，就是重新学画画。第二个星期，他们只画椭圆：宽的椭圆、胖的椭圆、瘦的椭圆。第三个星期，他们画圆：三维空间的圆、二维空间的圆。然后画一朵花、一个花瓶、一隻手，再来是一颗头、一具身体。随著每週的训练，丹尼斯画得越来越糟。等到学期末，他的画就再也没被钉到牆上了。对于绘画，他变得很侷促不安。现在他看到一隻狗，它尾巴上的长毛轻轻扫过地面，他看到的不再是一隻狗，而是盒子上接著一个圆。当他试著画的时候，他担心的是比例，而不是要抓住那隻狗的神韵。
他决定找教授谈谈。我们的用意就是要击垮你，丹尼斯，他的教授说，只有真正有才华的人，才有办法重新站起来。
「那我想我不是真正有才华的人。」丹尼斯说。他后来成为出庭律师，和他的伴侣住在伦敦。
「可怜的丹尼斯。」朱丽娅说。
「啊，没事的。」丹尼斯叹气，但我们都不相信他真的没事。
同样的，法学院也会摧毁你的思维方式。小说家、诗人、艺术家通常在法学院的表现都不会太好（除非他们是差劲的小说家、诗人、艺术家），但是数学家、逻辑学者、科学家的表现也不见得好。前者失败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后者失败是因为他们只懂逻辑。
总之，他从一开始就是个好学生，杰出得不得了。但是他极力表现得很平凡，因而掩饰了他有多杰出。根据他在课堂上的回答，我就知道他有成为一流律师的所有条件：法律被称为一门买卖（trade）不是意外，就像所有的买卖一样，最重要的是记性要好，这点他有。其次重要的（也跟很多买卖一样）就是要看出眼前的问题所在，然后立刻看出后续可能的影响。那种眼光很像是工程承包商看房子的眼光，他们看到的不光是一座建筑，而是一大堆冬天会结冰的水管、夏天会潮溼胀大的护牆板、春天会涨满雨水的雨水槽、秋天第一波寒意来袭时会冻裂的水泥表面。对律师来说，他们眼中的房子也不是房子，而是一个上锁的保险箱，裡面放满合约、留置权、未来诉讼、可能的违法或侵权。这栋房子代表你的财产、东西、你这个人、你的隐私权可能遭受的各种攻击。
当然，你不能真的永远这麽想，不然你会把自己给逼疯。对大部分律师来说，一栋房子最终也只是一栋房子，需要放进东西、修理、重新粉刷、清空。但是有一段时期，每个优秀的法学院学生都觉得自己的观点转变了，他们瞭解到法律是无可逃避的，任何互动、日常生活的任何层面都逃不过法律善于攫取的长手指。一条街道变成一场惊人的灾难，聚集了各式各样的违法案例和潜在的民事诉讼。一场婚姻看起来就是一场离婚案。整个世界一时之间变得令人难以忍受。
他做得到，他拿到一个案子，就能看到结果。要做到这一点很难，因为你的脑袋必须想到所有的可能性、所有会发生的后果，然后选择要操心哪些、忽略哪些。但他同时也忍不住会思索案子牵涉的道德层面；这在法学院是没有帮助的。我有一些同事甚至不准学生在课堂上说出「对」和「错」。「对跟这个案子没关係。」我以前的一个教授常常这样对著我们咆哮，「什麽是法律？法律上是怎麽样？」（法律教授都很戏剧化，没一个例外。）另一个教授每回碰到有人提到「对」或「错」，什麽都不会说，只是走到那个犯规的学生面前，递给他一小张纸（他在西装内侧口袋裡放了一小叠），上头印著：锥蒙大楼二四一室。那是哲学系办公室。
比方说，有个假设性的案子：某个美式橄榄球队要去另一所学校打客场比赛，但是一辆麵包车故障了。所以他们问某位球员的母亲能否借她的车。母亲说没问题，但她不开车，于是她要求助理教练帮她开。结果，那辆车开到一半，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车子在路上打滑、衝出路面、翻车，车上的人全部死亡。
这裡头没有刑事案件。当时路面很滑，驾驶人也没有喝酒或嗑药。那是场意外。但那些死去球员的父母告了那辆麵包车的车主。他们主张那是她的车，更重要的是，驾驶人是她指定的。他只是她的代理人，因此要负责的是她。所以结果呢，原告胜诉吗？
学生们不喜欢这个案子。我也不常教，因为太极端了，我认为会掩盖其中的教育意义。但只要我教这个案子，就总是听到课堂上传来一个声音说「可是这样不公平！」这个字眼——公平——听了就让人很烦，但同样重要的是，学生对公平这个概念总是念念不忘。我会告诉他们，「公平」从来不是回答，但他们总会考虑到公平。
总之，他从来不谈公平与否。他好像对公平这件事没有什麽兴趣，这点让我非常好奇。因为很多人关心公平与否，尤其是年轻人。公平这个概念是用来教导乖孩子的，是幼儿园、夏令营、游乐场和足球场上的管理原则。雅各布还可以去学校学习事物、还可以思考和讲话的时候，知道什麽是公平，也知道公平很重要，需要受到重视。公平是针对幸福的人，他们有幸过著种种由安全感构筑出来的生活，其中模糊不定的事物比较少。
然而，对与错，就是针对——唔，或许不是不幸福的人，而是有伤痕的人、害怕的人。
啊，这一点，我现在才想到？
「所以原告会胜诉吗？」当时我问。那一年，他的第一年。我在课堂上教了这个案子。
「会。」他说，然后解释为什麽，他出于本能知道他们为什麽会胜诉。接著，果然，我听到教室后头传来一个小小的声音：「但是这样不公平！」我还没来得及开始那学期的第一次说教——「公平从来不是答案」云云，他就平静地说：「但这是对的。」
我从来没能问他那句话是什麽意思。那堂课结束，所有人立刻站起来急著离开，简直是用跑的，彷彿教室裡失火了。我还记得当时提醒自己下一堂课（就在那个星期的后几天）要问问他，但我后来忘了。然后忘了一次又一次。那几年，我不时会想起这段对话，每回我都心想：我一定要去问他那句话是什麽意思。但我始终没问，不知道为什麽。
于是这成了他的模式：他懂法律，他在法律领域特别有慧根。但接著，正当我希望他停下来不要讲的时候，他又会引入某个道德论点，并提到伦理。拜託，我会心想，拜託不要提道德。法律很简单，不像你想像的需要考虑那麽多细节。在现实裡，伦理和道德的确会影响法律，但在法学中不会。道德协助我们制定法律，但是道德无法协助我们应用法律。
我当时很担心他会让自己很辛苦，糟蹋自己真正的天赋，只因为思考过度（我很不想这麽说自己的专业）。停止！我很想告诉他。但我从来没说，因为后来我发现，我很喜欢听他讲自己的想法。
到最后，当然，我其实不必担心，他学会了如何控制，学会了不要提到对与错。一如我们知道的，他这个倾向并不影响他成为了不起的律师。但后来我常常替他难过，也替自己难过。我真希望当初逼他离开法学院，真希望叫他改唸哲学系。我教他的技巧根本就不是他需要的。我真希望我把他推到别的方向，让他的思维方式像当初那样柔软有弹性，不必硬逼自己朝乏味的方向思考。我觉得自己把一个原本会画狗的人变得只会画形状了。
谈到他，很多事情让我心生愧疚。但有时无来由的，我最感到愧疚的是：我打开了麵包车的车门，邀请他上车。虽然我没衝出路面，但我载他来到一个荒凉、冰冷、没有颜色的地方，还把他留在那裡。而他原先上车的地方有一片充满鲜亮色彩的风景，天空爆出五彩烟火，让他惊奇得合不拢嘴。
3
他要去波士顿过感恩节的前三个星期，一个包裹寄到了他的办公室（那是个又大又笨重的扁木板箱，每一面都用黑色马克笔写著他的名字和地址）。他把木箱在书桌旁边放了一整天，直到那天晚上很晚了才有空打开来。
看到寄件地址，他就知道裡头是什麽了。即使是你不想要的东西，拆开包裹时你还是会有那种不由自主的好奇。箱子裡是几层厚厚的褐色纸，接著是几层气泡垫，然后包著几层白纸，最后才是那幅画。
他把画转到正面。「献给裘德，致上我的爱与歉意，杰比。」杰比在画布上这麽写著，就在他的签名「让·巴蒂斯特·马里昂」的上方。画框背面贴著一封杰比代理画廊的信封，裡头的信件证明这幅画是真迹，并附上日期，信上还印了画廊的地址，以及登记员签名。
他打电话给威廉，知道他已经离开戏院，大概正在回家的路上：「猜猜我今天收到什麽？」
威廉只稍微顿一下，就回答：「那幅画。」
「没错。」他说，然后叹了口气，「所以我想，这件事是你在背后操纵的？」
威廉咳嗽：「我只是跟他说，这件事他已经没别的办法了——如果他希望你以后还会跟他讲话的话。」威廉暂停一下，他听得到呼啸的风声，「你需要人帮忙把画搬回家吗？」
「谢了。」他说，「我打算把画暂时留在这裡，以后再搬。」他把画包回原来的层层包装裡，放进木箱，然后推到办公桌底下。关掉电脑前，他开始给杰比写一条短信，但是又停下来，删掉原来写的，收拾东西回家。
杰比最后还是把这幅画送给他了。他很惊讶，但同时也不惊讶（而且一点都不奇怪是威廉说服杰比这麽做的）。十八个月前，就在威廉开始演出《马拉穆定理》之前，杰比接到上东城一家画廊的代理邀约，并在今年春天推出了首次个展「男孩们」。那一系列共有二十四幅画，是根据杰比拍摄他们三个人的照片画出来的。杰比遵守几年前的承诺，让他先看了打算画的那些照片。他同意了其中很多张（很不情愿，同意时还难受得反胃，但他知道这个系列对杰比有多麽重要），但结果杰比对他不同意的那些照片反倒更有兴趣，其中少数几张（有一张他蜷缩在床上，双眼睁著但看不见，很可怕，左手很不自然地张得很开，像食尸鬼的爪子），他惊慌地发现自己根本不记得杰比拍过那些。那时他们第一次吵架：杰比一直哄他，接著发脾气，又威胁，又大吼，看他不肯改变心意，就试图说服威廉支持他。
「你知道我其实不欠你什麽。」杰比发现说服不了威廉时，这麽告诉裘德，「我的意思是，严格来说，我根本不必徵求你的同意。严格来说，我他妈的可以爱画什麽就画什麽。问你一声只是礼貌，你知道。」
他可以说一大堆理由来驳倒杰比，但他实在气得不想说了：「你答应过我的，杰比。」他说，「这样应该就够了。」他还可以补上一句：「你是我的朋友，你本该这麽做。」但他几年前就明白，杰比对友谊和随之而来的责任的定义跟他不一样，而且这件事没有讨论的空间：要麽你就接受，不然就拉倒，而他当时决定接受。但是最近他开始觉得，要接受杰比和他的种种限制很吃力，似乎让人愤怒、疲倦、辛苦得没有必要了。
到最后，杰比不得不认输。展览开幕前的几个月，他偶尔会暗示被他称为「失去的画作」的那几件作品很伟大，把裘德画得不那麽僵硬、胆怯或害羞，而且没那麽庸俗（这是杰比最喜欢的论点）。后来，他觉得很难堪，因为自己竟然这麽好骗，相信杰比会尊重他的意愿。
画展开幕日是四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四，就在他30岁生日过后不久。那天晚上冷得反常，梧桐树刚冒出来的嫩叶都被冻得碎裂。他转过街角来到诺福克街，停下来欣赏那家灯火通明的画廊，它像个明亮的金色箱子似的，在寒冷单调的黑夜裡散发暖意。才刚进去，他就碰到了黑亨利·杨和他们在法学院认识的一个朋友，接著又碰到好多熟人，有大学时代的旧识，也有去利斯本纳街参加派对认识的人，还有杰比的两个阿姨，马尔科姆的父母，以及他好几年没见的杰比老友。因此他花了好多时间才挤过人群，看到那些画。
他一直都知道杰比很有才华。他们每个人都知道：无论你偶尔觉得杰比这个人有多麽不厚道，他的作品还是可以让你相信你错了，所有你曾认定是他性格上的缺点，都反过来证明了你自己的小心眼和坏脾气，而且你还会相信杰比其实是个非常有同情心、有深度而宽容的人。那一夜，他毫无困难地看到了那些画的强度与美感，对杰比只有单纯的引以为荣和感激：当然是因为这些作品的成就，也因为杰比有能力画出那种色彩和影像，让其他的色彩和影像变得黯淡、贫弱，此外杰比也有能力让你用全新的眼光看这个世界。那些画排成长长的一列，像五线谱般延伸过几面牆，而杰比创造出的色调——浓密的瘀血蓝和波本黄，彷彿发明了一套截然不同的色彩语言。
他停下来欣赏《威廉与女孩》，这幅他在展前已经看过，而且已经买下。画中的威廉并没有面对镜头，双眼似乎转过来直视观者，不过想必是看著照相机后头的一个女孩。他很爱威廉脸上的表情，那是他非常熟悉的：正要微笑、嘴巴还很柔软且尚未启动，但眼睛周围的肌肉已经开始往上拉了。那些画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所以排在这幅之后的是几个月前的他（他碰到画自己的作品就快步略过），再下一幅是《马尔科姆与弗洛拉，柏森街》，马尔科姆和他姐姐，他从裡头的傢俱认出这是弗洛拉在西村的第一间公寓，不过她早就搬走了。
他四处看了一圈要找杰比，发现他在和画廊经理交谈。那一刻，杰比拉长脖子看到他，朝他挥了挥手。「天才。」他隔著人群用嘴型向杰比示意。杰比咧嘴笑了，也用嘴型回他：「谢谢。」
接著，他转到第三面、也是最后一面牆，看到那两幅画，都是画他的，两件杰比都没先让他看过。第一幅裡面的他非常年轻，手拿一根香菸。第二幅他觉得是根据两年前拍的照片画的，他坐在床沿弯著腰，前额靠牆，双腿和双脚交叉，眼睛闭著——每次他疼痛发作结束都是这个姿势，集中全身的力气，设法再站起来。他不记得杰比拍了这张照片，也的确，这幅画的角度（相机从门框边缘往内窥看）说明杰比不打算让人记得他拍了照，因为根本是偷拍。一时之间，整个展览空间的声音笼罩在他周围，他只能盯著那两幅画看了又看：即使心裡很痛苦，他还是明白自己的反应主要不是因为这两个画面，而是画面勾起的回忆和感觉，也明白他因为其他人竟能看到他人生中两个悲惨时刻的纪录而产生的被侵犯感，只是个人的感受，只对他自己有意义。对其他任何人来说，这只是两件没有背景的画作，毫无意义，除非他公然说出其中的含义。但是啊，看到这两幅画让他很难受，他忽然急切地希望旁边没有人，只有他自己。
他设法撑过开幕之后的例行晚宴，感觉时间漫长得永无止境，他好想念威廉，但威廉那天晚上有表演，没办法来参加。至少他完全不必跟杰比讲话，反正杰比一直忙著招呼大家。对那些走过来找他——包括代理杰比的画廊老闆——跟他说最后那两幅以他为主角的画是全场最佳作品的人（不知怎的，好像他也有贡献），至少他还能微笑以对，说杰比的确是了不起的天才。
但稍后回到家，可以重新控制自己之后，他终于能够跟威廉清楚表达自己遭到背叛的感觉。威廉毫不犹豫地站在他那一边，替他抱不平。因此他暂时消了点气，然后才明白，连威廉都对杰比的欺骗行为感到讶异。
这引发了第二次争执。他们在杰比公寓附近的一家小餐馆碰面，谈话证明杰比就是不肯道歉，顽固得令人火大。杰比只是说了又说，说那两幅画有多棒；说有一天等他克服了自己的那些问题，就会懂得欣赏这两件作品；还说这件事根本没什麽大不了；说他真的得面对自己的不安全感，那种不安全感根本毫无根据，在这个过程中，说不定会证明这件事对他有所帮助；又说除了他之外，每个人都知道他长得有多好看，这一切难道不能让他明白，或许——不，铁定——他才是错估自己的那个人；最后，杰比还说那两幅画都画出来、完成了，他觉得应该怎麽做？把画毁掉他会比较高兴吗？难道要把画从牆上拆下来，拿去烧掉吗？反正大家已经看过了，时间也不可能倒退，为什麽他不能乾脆接受，别再计较了呢？
「我没要求你毁掉它们，杰比。」他说，被杰比怪异的逻辑和简直就是冒犯人的诡辩气得脑袋发昏，想大叫，「我是要你道歉。」
但杰比没办法，或者不愿意道歉。最后他站起来离开，杰比也没有试图阻止他。
之后，他再也不跟杰比说话了。威廉也去找杰比谈过。根据威廉的说法，他们两个最后就在马路上吼来吼去，然后威廉也不跟杰比讲话了。所以从那时开始，他们主要是靠马尔科姆得知杰比的消息。马尔科姆还是一如往常地不表态，但也坦承他认为这件事错的绝对是杰比，同时又暗示他们两个太不切实际。「小裘，你明知道他不会道歉的，」他说，「这可是杰比啊。你只是在浪费时间而已。」
「我要求他道歉过分吗？」跟马尔科姆谈话之后，他问威廉。
「不。」威廉立刻说，「这件事太扯了，裘德。他太扯了，而且他一定要道歉。」
那次展览的画全数卖光。他买的《威廉与女孩》和威廉买的《威廉与裘德，利斯本纳街，ii》都送到了他的办公室。《裘德，病后》（他后来知道画名，心底又生起一股怒火和羞辱感，霎时体验到所谓「气得盲目」是什麽意思）被某个收藏家买走。他的购买向来被视为祝福和未来获得成功的预言：他只买艺术家首展的作品，而且被他买下作品的艺术家后来大都发展得不错。只有展览中最重要的作品《拿著香菸的裘德》还没确定归属。这是因为一个非常可怕的外行错误：画廊经理把这幅画卖给一位重要的英国收藏家，画廊老闆却把它卖给了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
「所以，好极了。」威廉跟马尔科姆说，知道马尔科姆会把他的话转达给杰比，「杰比应该跟画廊说，那幅画他要自己留著，而且应该把它送给裘德。」
「他不能这麽做。」马尔科姆说，吓得好像威廉是在建议把那幅画丢到垃圾桶裡，「那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啊。」
「谁在乎？」威廉说，「如果他真的那麽厉害，还是有机会进现代艺术博物馆。不过马尔科姆，我告诉你，如果他想保住裘德这个朋友，真的只有这个解决办法。」
于是马尔科姆传了话。想到可能失去威廉这个朋友，足以让杰比打电话给威廉要求碰面。见面时杰比哭了，还控诉威廉背叛他，总是站到裘德那一边，根本不在乎杰比的事业，而杰比向来很支持威廉的事业。
这一切耗上了好几个月。当春天转入夏天时，他和威廉去了特鲁罗度假，没有杰比（也没有马尔科姆，他说他很怕留下杰比一个人）。杰比跟马尔科姆一家人去马撒葡萄园的阿奎纳过五月底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假期和七月四日国庆节假期，而他和威廉则踏上了计划已久的克罗地亚和土耳其之旅。
然后是秋天，威廉和杰比第二度碰面。在此之前，威廉很意外地获得了他的第一部电影片约，饰演格林童话改编的《银手姑娘》裡的国王，一月就要去保加利亚的首都索非亚拍片；他在工作上获得晋升，全纽约最好的大型律师事务所之一克瑟葛罗的一位合伙人也来找他加入，但同时，他偶尔不得不开始使用安迪在五月帮他买的轮椅。此外，威廉和交往一年的女友分手，开始跟服装设计师菲莉帕在一起；还有他以前当法官助理时的同事克里根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所有曾与他共事的人，在信中出柜，同时还谴责了保守主义；哈罗德一直在问今年感恩节有谁会来，还问他同行的人离开之后，能不能留下来住一夜，因为他和朱丽娅有事要跟他谈谈。这几个月，他和马尔科姆去看舞台剧，和威廉去看画展，另外还读了几本小说。以前他都是跟杰比讨论，因为四个朋友裡就他们两个最爱看小说。有好多事情以前他们四个会一起讨论，但现在都是其中两个或三个人讨论。一开始他们有点无所适从，毕竟这麽多年都是四人行，但他逐渐习惯了，而且就算他想念杰比——包括他的机智和自我中心，他有本事只看到这个世界可能影响他的事情——他也发现自己无法原谅他，甚至他已经完全可以接受没有杰比的生活。
而现在，他想他们的吵架结束了，这幅画是他的了。那个星期六，威廉跟他去办公室，他把画拆开来靠在牆上，两人沉默地看了好久，好像那是一隻不会动的动物园动物。这幅画曾登上《纽约时报》的艺评版，稍后《艺术论坛》也有报导，但是直到现在，它平安地抵达他的办公室之后，他才有办法真正欣赏它。如果他能忘记裡头画的是自己，他几乎可以看出这张画有多美好，也明白杰比为什麽会被这个画面吸引：画中的陌生人一副害怕又提防的模样，无法分辨是男是女，衣服像是借来的，模仿著成人的动作和姿态，但显然对两者一点也不瞭解。他对画中那人再也没有任何感觉，但这种没感觉是刻意靠意志才办到的。就像你常常在街上碰到一个人，却故意不去看，随著一天天过去，都假装看不到，直到有一天，你真的看不到此人了，或者你让自己相信你看不到。
「我不知道要怎麽处理这幅画。」他向威廉坦承，他很后悔，因为他不想要这幅画，而且很内疚威廉之前为了他跟杰比绝交，为了一个他知道自己不会再看的东西。
「嗯，」威廉沉默了一会儿说，「反正你可以送给哈罗德，我很确定他一定会很喜欢。」他这才明白，威廉或许一直都清楚他不想要这幅画，而且他不在意，也不后悔选择了他而非杰比，更没有因为必须做这个选择而怪他。
「是啊。」他缓缓地说，但他知道他不会这麽做。哈罗德会很喜欢这幅画（他当初看展时就非常喜欢了），还会把画挂在显眼的位置。这麽一来，每回他去拜访哈罗德都会看到。「对不起，威廉。」最后他终于说，「我很后悔把你拖过来。我想我要把画留在这裡，等到我想出该怎麽处理再说。」
「没关係。」威廉说。于是两人又把画包回去，放到办公桌下。
威廉离开后，他打开手机，终于写了一则短信给杰比。「杰比，」他写道，「很谢谢你的画，也谢谢你的道歉，两者都对我意义重大。」他暂停下来，想著接下来要说什麽，「我一直很想念你，想知道你的近况。」他继续写，「等到你有空碰面时，记得打个电话给我。」这些都是实话。
忽然间，他知道自己该怎麽处理这幅画了。他查到杰比那家代理画廊的登记员地址，写了一封短信给她，谢谢她把《拿著香菸的裘德》寄来，说他想把这件作品捐给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问她能不能帮忙促成这件事？
后来回头看时，他把这起事件当成某种转折点，是一段人际关係从此改变的关键：适用于他和杰比的友谊，这很自然，但也适用于他和威廉的友谊。在他二十来岁时，有时他会看著自己的朋友，感觉到一种非常纯粹、深厚的满足。他恨不得环绕他的世界当场停止，没有一个人必须离开那一刻，因为一切都处于均衡状态，他对他们的情感也是最完美的。当然，这样的事情永远不会发生。片刻之后，一切都改变了，那个时刻悄悄消失。
如果说在这起事件之后，杰比对他来说没有以前那麽重要，未免太夸张、太决绝了。但他的确第一次有办法理解，自己多年来信赖的人有一天可能会背叛他。这很令人失望，但是也无法避免。人生会持续推著他前进，就算每个人都可能在某方面辜负他，但至少有一个人永远不会。
他认为哈罗德总有把感恩节搞得太过複杂的倾向（朱丽娅也赞同）。自从他第一次受邀到他们家过感恩节起，每年哈罗德都跟他保证（通常在十一月初，此时他还对计划充满热忱），今年他要彻底翻转美国最逊的烹饪传统，让他大吃一惊。哈罗德一开始总是野心十足：九年前他们共度的第一个感恩节，也就是他读法学院的第二年时，哈罗德宣佈他要做法式橙汁煎鸭，不过要用金桔来取代柳橙。
但是他带著前一晚做的核桃蛋糕抵达哈罗德家时，只有朱丽娅来门口迎接他。「别提鸭子的事。」她低声说，然后亲吻他的脸颊来打招呼。厨房裡，愁眉苦脸的哈罗德正把一隻大火鸡从烤箱裡拿出来。
「一个字都不准说。」哈罗德警告他。
「说什麽？」他问。
今年，哈罗德问他觉得鳟鱼怎麽样。「在鳟鱼裡塞其他馅料。」他补充。
「我喜欢鳟鱼。」他小心翼翼地回答，「但是你知道，哈罗德，我其实喜欢火鸡的。」他们每年的对话都大同小异，哈罗德会提议把各种肉类和蛋白质主菜作为火鸡的改良菜色，有蒸乌骨鸡、菲力牛排、豆腐木耳、薰白肉鱼自製黑麦沙拉。
「裘德，没人喜欢火鸡啦。」哈罗德不耐烦地说，「我知道你想干嘛。别假装你喜欢火鸡，因为你不认为我有本事做别的，那是侮辱我。我们要吃鳟鱼，就这样。另外，你可以做去年做的那种蛋糕吗？我觉得跟我准备的这种葡萄酒很搭。把你需要的材料开清单给我就是了。」
他总想，最令人不解的是，大体上哈罗德对食物（或葡萄酒）不是那麽有兴趣。他的品位其实很糟糕，常常带他去价钱很贵的二流餐厅，还开开心心地大吃烧黑的肉，吞下缺乏想像力、黏糊糊的义大利麵。他和朱丽娅（同样对吃的兴趣不大）讨论过哈罗德每年感恩节这种奇怪的执迷：哈罗德迷过的东西很多，有些难以理解，但感恩节大餐尤其如此，能持续这麽久更是诡异。
威廉觉得哈罗德会展开感恩节挑战，一开始有点为了耍宝，但经过这麽多年，他变得更加认真，他现在真的停不下来了，即使知道自己从来不会成功。
「可是裘德，你知道，」威廉曾说，「这都是为了你。」
「什麽意思？」他问。
「他在表演给你看。」威廉说，「他用他的方式告诉你他很关心你，才会试著让你刮目相看，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
他立刻摒弃这说法：「威廉，我不认为是这样。」有时，他会假设威廉说的可能有道理。这个想法让他乐坏了，觉得自己又傻气又有点可悲。
今年感恩节，威廉是唯一陪他去过节的朋友。因为等到他和杰比和好时，杰比已经说好要带马尔科姆去他阿姨家；他试著取消，但两个阿姨非常不高兴，他只得放弃反抗。
「今年会做什麽主菜？」威廉问。感恩节前夕的星期三，他们搭上北上的火车，「驼鹿肉？鹿肉？龟肉？」
「鳟鱼。」他说。
「鳟鱼！」威廉回答，「唔，鳟鱼很简单。今年我们说不定真能吃到鳟鱼。」
「不过他说他打算塞一些馅料。」
「那收回刚刚讲的话。」
晚餐席上总共有八个人：哈罗德和朱丽娅夫妇、劳伦斯和吉莉安夫妇、朱丽娅的朋友詹姆斯和他的男友凯里，以及他和威廉。
「哈罗德，这是炸药鳟鱼。」威廉说，手上正切著他的第二片火鸡肉，全场大笑起来。
他很好奇，要到什麽时候，他在哈罗德家吃晚餐才能不再觉得这麽紧张、这麽格格不入？当然，他的朋友帮了他忙。哈罗德喜欢跟他们争论，试著挑衅杰比说出过分又逼近种族歧视的话，问威廉他什麽时候要定下来，跟马尔科姆辩论结构和美学趋势。他知道哈罗德喜欢跟他那些朋友互动，他的朋友也乐在其中，这给了他机会，只需聆听他们发挥本色，不必觉得非得参与不可；他们是一群鹦鹉，对彼此摇晃著一身鲜亮的羽毛，把自己展示给同伴看，丝毫没有畏惧或隐瞒。
那顿感恩节晚餐的主要话题是詹姆斯的女儿，那年夏天刚结婚。「我老了。」詹姆斯抱怨道，劳伦斯和吉莉安也发出同情的叹息声，因为他们夫妇的两个女儿还在念大学，这个感恩节去了加州卡梅尔的朋友家过节。
「这个让我想到，」哈罗德说，看著他和威廉，「你们两个什麽时候才要定下来？」
「我想他指的是你。」他说，看著威廉微笑。
「哈罗德，我今年32岁！」威廉抗议道，每个人又大笑起来。哈罗德一嘴食物，说：「这句话什麽意思，威廉？算是解释吗，还是答辩？你又不是16岁！」
他那天晚上过得很开心，但心底有一部分还是很焦虑，担心哈罗德和朱丽娅次日要跟他谈的事情。在搭火车北上的途中，他终于跟威廉提了。之后在两个人一起合作的片刻（填火鸡料、把马铃薯烫了去皮、在餐桌上摆好餐具），他们设法猜想哈罗德可能要跟他谈什麽。晚餐后，他们穿上大衣到后院坐著聊天，又开始思索这个问题。
至少他知道他们没事，他第一时间就确认了。哈罗德跟他保证他和朱丽娅都很好。那会是什麽事呢？
「或许他觉得我太常跟他们在一起了。」他跟威廉说。也许哈罗德只是厌倦他了。
「不可能。」威廉说，快速又肯定，这让他鬆了口气。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或许他们其中一个在别处找到更好的工作，所以要搬家？」
「这个我也想过。但我觉得哈罗德不会离开波士顿。朱丽娅也是。」
到最后，可能的选项实在不多，至少没那麽多需要跟他谈的事情：或许他们要卖掉特鲁罗的房子（他很喜欢那栋房子，但为什麽得跟他谈？）。或许哈罗德和朱丽娅要分开了（可是看起来他们的互动还是老样子）。或许他们要卖掉纽约的公寓，想问他有没有意愿买（不大可能，他很确定他们绝不会卖掉那间公寓）。或许他们要整修公寓，需要他帮忙监工。
之后，他们的猜测变得更具体也更不可能：或许朱丽娅要出柜（或是哈罗德）。或许哈罗德皈依了福音教派（也许是朱丽娅）。或许他们要辞掉工作，搬去纽约州北部的静修处。或许他们要成为苦行者，搬去克什米尔的偏僻小村定居。或许哈罗德成了共和党员。或许朱丽娅发现上帝了。或许哈罗德被提名为检察长，又或许哈罗德要代表社会党竞选总统。或许他们要在剑桥市广场开一家餐厅，只卖塞入肉类馅料的火鸡。此时，他们两个已经笑到不行，既是出于对未知的紧张、无助和自我纾解，也是出于这些猜测的荒谬性。总之，两人笑到坐在椅子上直不起腰，用大衣领子捂住嘴巴好闷住声音，笑出的眼泪把脸颊都冻得发痛了。
夜裡躺在床上，他又开始想这件事。那些思绪有如触鬚般从他心底的某个黑暗空间悄悄爬出来，像一根细细的绿色藤蔓，缓缓鑽进他的意识裡。或许他们其中一人发现了他的过去。或许他们会把证据拿出来给他看，一份病历、一张照片，甚至是一段影片（这是他最大的噩梦）。他已经决定不去否认、争论，也不会为自己辩护。他会承认那是真的，他会道歉，解释他不曾故意欺骗他们，并且主动表示再也不会和他们联络，然后他会离开。他只会要求他们帮他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他练习说那些话：对不起，哈罗德。真的很对不起，朱丽娅。我从来没有故意要让你们难堪。当然这样的道歉毫无作用。他可能不是故意的，但结果没有区别：他会让他们难堪，他已经害他们难堪了。
威廉次日早晨离开了，当天晚上他有演出。「你一知道就打电话给我，好吗？」威廉问，他点点头。「裘德，一切都会没事的。」威廉保证，「无论是什麽，我们都会想办法解决。别担心，好吗？」
「你知道我无论如何一定会担心。」他说，试著响应威廉的微笑。
「是，我知道，」威廉说，「但努力看看，还有记得打给我。」
剩下来的白天，他一直忙著打扫（屋子裡总是有很多要打扫的，因为哈罗德和朱丽娅都不太注重整洁）。等到他们一起坐下来，提早用晚餐，吃著他做的火鸡肉炖菜和甜菜沙拉时，他整个人简直紧张得像浮在半空中，只能假装在吃东西，把食物在盘子裡移来移去，像罗盘的指针般乱晃，同时希望哈罗德和朱丽娅不会注意到。吃完后，他把盘子堆起来，准备收到厨房去，但哈罗德阻止了他：「裘德，先搁著吧。」他说，「或许现在我们该谈谈了？」
他觉得自己恐慌得手忙脚乱。「我真的应该先把盘子冲一下，不然剩下的汤汁会凝结在上头。」他无助地反抗，觉得自己好愚蠢。
「别管那些盘子。」哈罗德说。他知道哈罗德真的不在意盘子上的汤汁是否凝结，但一时之间他想到自己无所谓的态度是否太随意了。这样轻鬆的假象太不真实了。但最后，他没办法，只能放下盘子，跟著哈罗德走进客厅。朱丽娅正在给自己和哈罗德倒咖啡，同时给他倒茶。
他坐在沙发上，哈罗德坐在他左边的椅子上，朱丽娅坐在他对面那张饰有中亚手工刺绣的软凳上：他们总是坐在这样的老位置，三人中间是一张矮几。他真希望这一刻能冻结，因为这可能是他在这裡的最后一刻。他最后一次坐在这个温暖而昏暗的房间裡，有好多书，还有酸甜的苹果汁的气味；茶几底下是海军蓝和暗红色相间的土耳其地毯，蜷曲得皱成一团；沙发抱枕上有几处被磨得很薄，都能看到底下衬的白色薄布。他曾被允许珍爱这一切，因为它们是哈罗德和朱丽娅的，而他允许自己把他们的房子当成他自己的。
有一会儿，他们兀自喝著咖啡和茶，不看彼此，他也试著假装这只是个寻常的夜晚。但如果这是个寻常的夜晚，他们不会这麽沉默。
「好吧。」哈罗德终于开口，把杯子放在茶几上，做好准备。他提醒自己，无论哈罗德说什麽，他都不要为自己找藉口。无论哈罗德说什麽，只要接受就好，然后谢谢他所做的一切。
接下来又是一阵沉默。「这件事很难启齿。」哈罗德接著说，一手转著马克杯，他逼自己静心熬过哈罗德的下个停顿。「我本来都准备好讲稿了，对不对？」他问朱丽娅，她点点头，「但是我比我原先以为的还要紧张。」
「我知道。」朱丽娅说，「但是你做得很好。」
「哈！」哈罗德回答，「你这样撒谎，真是太好心了。」还朝她微笑。此时，他感觉客厅裡只有他们两个人，一时之间，他们根本忘了他也在场。但接著哈罗德又沉默了，努力试著说出他想说的话。
「裘德，我已经，我们已经，认识你快十年了。」哈罗德终于说了，他看著哈罗德的双眼转向自己，随即又别开，转到朱丽娅头部上方，「这些年来，你逐渐成为我们非常关心的人，对我们两个都是。当然了，你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觉得你对我们不只是朋友而已，而是更特别的人。」他看著朱丽娅，她再度点点头，「所以我希望你不会觉得这件事太，太冒昧，但我们在想，你或许愿意考虑让我们，呃，收养你。」现在哈罗德又转向他，露出微笑，「你会成为我们法律上的儿子，也是法律上的继承人。有一天，这一切……」他空著的那隻手挥向空中，滑稽地模仿豪爽的姿势，「都会是你的，如果你想要的话。」
他没吭声。完全讲不出话来，无法回应，他的脸颊麻痺了，不知道自己是什麽表情。这时朱丽娅也匆忙补充：「裘德，」她说，「如果你不想，无论原因是什麽，我们都完全理解。这样的要求太过分了。如果你拒绝，也不会改变我们对你的感觉。对吧，哈罗德？你在这裡永远、永远都会受到欢迎，而且我们希望你永远是我们生活中的一分子。老实说，裘德，我们不会生气，你也不该觉得难受。」她看著他，「你需要一点时间考虑吗？」
这时，他才感觉到麻痺消退了。好像出于补偿似的，他的双手开始发抖，他便抓了一个抱枕用双臂抱住，好掩饰自己的颤抖。他试了好几次，才有办法开口。可是说话的时候却无法直视他们任何一个。「我不必考虑。」他说，觉得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奇怪又虚弱，「哈罗德、朱丽娅，你们在开玩笑吧？这是我这辈子最渴望的，绝对、绝对没有任何事情比得上。我只是从没想到……」他停下来，觉得自己的话变得破碎。一时间，三个人都沉默下来，最后他终于有办法看他们两个：「我还以为你们要告诉我，你们再也不想跟我当朋友了。」
「啊，裘德。」朱丽娅说。哈罗德一脸困惑不解：「你怎麽会这样想？」
他摇摇头，无法跟他们解释。
他们又沉默了，然后所有人都露出笑容——朱丽娅望向哈罗德，哈罗德朝他看，他则对著怀裡的抱枕，不确定该如何结束这一刻，不确定接下来该怎麽办。最后，朱丽娅两手一拍站起来。「香槟！」她说，随即离开客厅。
他和哈罗德也站起来，看著彼此。「你确定吗？」哈罗德低声问他。
「跟你一样确定。」他也低声回答，脑中浮现一个显然很没创意的笑话——这整件事还真像是求婚，但他实在不忍心开这玩笑。
「你知道，这样你就会一辈子跟我们绑在一起了。」哈罗德微笑，一手放在他肩膀上。他听了点点头，希望哈罗德一个字都别说了。要是说了，他就会哭出来、吐出来，或是晕倒、尖叫，整个人都燃烧起来。他忽然意识到自己有多疲惫、多精疲力竭，因为过去几个星期的焦虑，也因为过去三十年那份强烈的渴念、期盼、奢望，即使他一直告诉自己他不在乎。等到他们三个向彼此举杯，先是朱丽娅拥抱他，然后是哈罗德——被哈罗德抱住的感觉熟悉又亲密，搞得他差点要扭动起来。哈罗德叫他别去管那些该死的盘子，赶快去睡觉，他才鬆了一口气。
等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在床上躺了半小时后，才想到要去拿手机。他需要感受身子底下那张床的结实、棉被贴著脸颊的丝滑，以及他在床上挪动时床垫那种熟悉的凹陷。他需要跟自己保证这是他的世界，他还在其中，而且刚刚发生的事情是真的。忽然间，他想起自己以前跟彼得修士的一段对话。当时他问修士他有没有可能被收养，修士大笑，「不。」修士说，太斩钉截铁了，从此他再没问过。当时他年纪一定很小，但他清楚记得修士那坚定不移的态度，反倒增强了他寻求的决心。不过当然，这种事根本不是他能控制的。
他整个人迷迷糊糊的，打电话时都忘了威廉这会儿已经在台上了。不过威廉在幕间休息时间回电时，他还躺在床上原来的位置，处于同样类似昏迷的状态，手机还握在手裡。
「裘德，」威廉喘著气听他说。他听得出威廉有多麽替他高兴，只有威廉知道他成长过程的大致状况（还有安迪，以及哈罗德，在某种程度上）：修道院、少年之家、寄养的道格拉斯家。至于对其他人，他都儘可能避开不谈，到最后他会说自己很小的时候父母就过世了，后来是在寄养家庭长大的，这样对方通常就会停止追问。但威廉知道更多的真相，还知道被收养是他最不可能、却也最热烈的渴望。「裘德，这真是太好了。你有什麽感觉？」
他设法挤出笑声：「觉得我会搞砸。」
「不会的。」两人都沉默了。「我还不知道可以收养成年人。」威廉说。
「可以的。我的意思是，这种事情不常见，不过可以的。只要双方同意。这类收养的目的大都是为了继承。」他设法再度挤出笑声（他暗骂自己，别再试著发出笑声了），「我以前修过的家庭法都快忘光了，不过我知道我会拿到一张新的出生证明，上头有他们的名字。」
「哇。」威廉说。
「我知道。」他说。
他听到电话那头有人在喊威廉的名字，口气很威严。「你该挂电话了。」他告诉威廉。
「该死。」威廉说，「不过裘德，恭喜你。没人比你更有资格了。」然后朝吼他的人喊了一声。「我得挂电话了。」他说，「我想写信给哈罗德和朱丽娅，你不介意吧？」
「当然没问题。」他说，「不过威廉，先别跟其他人说，好吗？我想自己先沉淀一下。」
「我一个字都不会说。明天见。还有裘德……」但他没说完，或是没办法说下去。
「我知道，」他说，「我知道，威廉。我也有同样的感觉。」
「我爱你。」威廉说。他还没回应，威廉就挂断电话了。每回威廉跟他说这句话，他都不知道该说什麽，但他总是渴望听到威廉这麽说。这是个不可思议的夜晚，他挣扎著不想睡，儘可能保持清醒和警觉，好好享受并一再回忆刚刚发生的事情——一辈子的嚮往，在短短几小时内成真了。
次日回到纽约的公寓，看到威廉留下的字条，要他晚上等著，先别去睡。威廉回到家时带著冰淇淋和胡萝卜蛋糕，两个人不是特别喜欢甜食，但他们都吃了；还有香槟，虽然他隔天得早起，但他们也喝了。接下来几个星期飞逝而过。哈罗德负责处理文书部分，寄来了一些表格要他签字，包括收养申请书、更改出生证明的宣誓作证书、查询他潜在犯罪记录信息的请求书，这些文件他趁午餐时间带到法院公证了；同事间，他只告诉了马歇尔、西提任、罗兹，他不希望其他任何人知道。他也告诉了杰比和马尔科姆，他们的反应一方面跟他预期的一模一样：杰比讲了一连串不好笑的笑话，速度快得简直像抽筋，好像最后总会有一个好笑的；马尔科姆则提出了各种他无法回答的假设性问题，一个比一个粗糙。另一方面，他们也真心为他兴奋不已。他告诉了黑亨利·杨，他在法学院时修过哈罗德的两门课，一直很佩服他；还告诉了杰比的朋友理查德，他和理查德相熟是因为一年前埃兹拉家一个漫长无聊的派对，当时他们两个从法国的福利制度聊起，然后转入各式各样的话题，成了派对上仅有的两个没醉倒的人。另外，他也告知大学时代认识的菲德拉，她听了开始尖叫；还有另一个大学时代的老友伊莱贾，也是听了直尖叫。
当然，他告诉了安迪。安迪一开始只是瞪著他，然后点点头，好像他在问安迪有没有多的绷带好让他带回去备用。但接著安迪开始发出一连串海豹似的怪异声音，既像吠叫，又像在打喷嚏，不久他才明白安迪在哭。那幅景象让他又惊骇又有点歇斯底里，不确定该怎麽办。「你出去吧。」安迪哭到一半命令他，「我说真的，裘德，他妈的滚出去。」他照做了。次日上班时，他收到一大把像栀子花灌木的玫瑰花束，上面附了一张短笺，是安迪愤怒的粗体手写字：
裘德，我他妈的糗到简直没法写这张字条了。拜託原谅我昨天的表现。我真是太为你高兴了，唯一的问题是他妈的哈罗德怎麽会拖到现在。我希望你把这件事看作一个讯号，务必更认真地照顾自己。这样等到哈罗德一千岁又失禁的时候，你才会有力气帮他换成人尿布。因为你知道，他才不会像正常人那样死在一个体面的年纪好让你轻鬆。相信我，父母就是这样烦死人了（不过当然，他们也很棒）。爱你的，安迪。
他和威廉一致同意，这是他们看过写得最棒的信之一。
但接著，狂喜的一个月过去了。到了一月，威廉去保加利亚拍戏，古老的恐惧又回来了，还伴随新的恐惧。他们预定二月十五日要到法院完成正式的收养程序。哈罗德告诉他，经过一些安排，劳伦斯会负责主持。现在时间这麽接近了，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可能会无法避免地毁掉这件事，于是他开始迴避哈罗德和朱丽娅，一开始是不自觉的，然后是刻意的。因为他相信如果他们太常被提醒、太认真去思考自己到底在做什麽，他们就会改变心意。于是一月的第二週，他们来纽约看一场表演时，他假装去华盛顿出差；每个月通电话时他的话都很少，而且儘量简短。在他心中，每天的情势似乎变得越来越消极，而且越来越真实；每回他经过建筑物侧面，看到玻璃上映出自己丧尸般丑陋的跛行身影，就觉得很想吐。真的，谁会想要这个？自己可能成为别人的儿子，这个念头似乎越来越荒唐可笑，只要哈罗德多看他一眼，怎麽可能不得出同样的结论？他知道这件事对他的影响不该这麽大——毕竟，他是成年人了，他知道收养的仪式性质大过实际的社会意义——但他是这麽想被收养，简直违反逻辑。现在，他受不了这个机会被夺走，不只因为每个他在乎的人都这麽替他开心，也是因为他已如此接近了。
之前他也曾接近过，就在他抵达蒙大拿州那一年。当时他13岁，少年之家参加了一个三州合办的领养会。十一月是全国领养月。于是一个寒冷的早晨，他们被命令穿得乾淨整齐，搭上两辆校车巴士，坐了两小时的车到米苏拉市。下车后，他们被带到一家饭店的会议厅。他们的巴士是最晚到的，整个会议厅裡已经坐满了儿童，男生在一边，女生在另一边。会议厅中央是一排长桌，他走到男生那一边时，看到桌上堆著贴了标识的活页文件夹：男，婴孩；男，学步幼童；男，4－6岁；男，7－9岁；男，10－12岁；男，13－15岁；男，15岁以上。他们得知，文件夹裡是每个人的简介，有照片、姓名，还有他们的资料：来自哪裡、族裔、在校成绩、喜欢的运动、才华和兴趣等。他很好奇，他那张纸上写了些什麽？他们会编出他有什麽才华，是什麽族裔跟什麽出身？
年纪较大的男孩，被归在「15岁以上」的活页夹裡面，知道他们永远不会被收养，所以等到育幼院的辅导员一转身，他们就从后门溜了出去，大家都知道他们去嗑药了。婴儿和学步幼童就继续当婴儿和学步幼童，他们会是最先被挑走的，但他们自己根本不知道。当他慢慢退到角落观察，看到某些男孩——那些年纪够大、参加过至少一次收养会，但还小得足以抱有希望的——就很有策略。他看著他们阴鬱的脸转为笑脸，粗暴和霸道变成逗乐和玩闹，在少年之家彼此痛恨的男孩，现在玩耍逗趣的方式看起来很友善。他看到那些平时对辅导员很粗鲁、总是在走廊上彼此骂粗话的男生，现在满脸笑容地和穿梭在会议厅裡的养父母候选人聊天。他看到男孩中最凶悍、最残忍的那个（是个14岁、名叫肖恩的，有回他在浴室裡把他按在地上，膝盖用力压进他的肩胛骨）对著刚刚讲过话、这会儿正走向活页夹的那对男女指著自己的名牌。「肖恩！」他在他们身后喊道，「肖恩·格雷迪！」从那充满希望的沙哑声音，他听得出来肖恩竭力让自己不要听起来抱有任何希望，他头一次为肖恩感到难过，也很气那对男女。他看得出来，他们其实在翻「男，7－9岁」的档案夹。但那些感觉很快就过去了，因为那些日子裡他设法不要有任何感觉：不要有飢饿，不要有疼痛，不要有愤怒，不要有忧伤。
他没有花招，不会讨人欢心。他刚到少年之家时，整个人还很麻木，所以前一年十一月院方没带他出席领养会。但是一年之后，他不确定自己有任何好转。没错，他越来越少想到卢克修士，但他在教室外的日子一片模糊；大部分时间他觉得自己像在飘浮，只希望没有人注意到他。好多事发生在他身上，他不像以前那样会反抗；有时他被伤害，身上仍有意识的那部分会很好奇以前那些修士现在会怎麽想他：他的暴怒、乱发脾气、挣扎全消失了。现在他成了当年他们一直期盼的乖小孩。现在他希望成为一个飘浮的人，又薄又轻又不重要，彷彿毫无实体。
所以当天晚上，当他得知有一对黎瑞夫妇选中他时，觉得很惊讶，辅导员们也很惊讶。他注意到一对男女看著他，甚至朝他微笑吗？或许吧。但那天下午就像大部分下午，过去后一片模糊，甚至在回程的巴士上，他已经开始忘却一切。
感恩节假期前的那个週末，他会去黎瑞夫妇家试住，让他们看看彼此是否适合。那个星期四，一个叫博伊德的辅导员载他去黎瑞家；博伊德平常负责教工艺和水管配修，跟他不太熟。他知道博伊德瞭解某些辅导员对他做的事情，儘管他从没阻止他们，但也没参与。
当他在黎瑞家（一栋砖造平房，四面是休耕的黑暗田野）的车道下车时，博伊德抓住他的前臂，把他拉近，吓得他警觉起来。
「你他妈的别搞砸了，圣弗朗西斯。」他说，「这是你的机会，听到没？」
「是的，先生。」他说。
「那就去吧。」博伊德说著便放开他。他走向黎瑞太太，她正站在门口。
黎瑞太太胖胖的，而她先生纯粹就是魁梧，那双大大的红色手掌看起来像武器。他们有两个女儿，都二十来岁、嫁人了。他们觉得家裡如果有个男孩应该不错，可以帮黎瑞先生（他专门修理大型农业机具，自己也务农）做些田裡的活儿。他们说，之所以选中他，是因为他看起来很安静、有礼貌，他们可不想要一个惹是生非的捣蛋鬼；他们想要一个勤奋、懂得感激有个家的人。他们看过活页夹裡的数据，知道他懂得干活儿，会打扫，而且听说他在少年之家的农场表现很好。
「你的名字可真不寻常啊。」黎瑞太太说。
他从没想过自己的名字不寻常，但还是说：「是的，夫人。」
「或许换个名字，你觉得怎麽样？」黎瑞太太问，「比方叫科迪呢？我一直很喜欢科迪这个名字。听起来比较——唔，比较像我们家的孩子。」
「我喜欢科迪。」他说，其实他一点意见也没有。不管裘德还是科迪，对他来说，叫什麽根本没差别。
「唔，很好。」黎瑞太太说。
那天夜裡独自一人时，他对著自己说出那个名字：科迪·黎瑞，科迪·黎瑞。他走进那栋房子后，整个地方被施了魔法，把他变成另外一个人，有可能吗？就这麽简单、这麽快吗？裘德·圣弗朗西斯不见了，连带的，卢克修士、彼得修士、加布里埃尔神父、修道院，还有少年之家的辅导员以及他的羞愧、恐惧和污秽，全都一起消失。他会变成科迪·黎瑞，有父母，有自己的房间，可以成为任何他想成为的人。
那个週末接下来的时间都平静地过去了，平静得让他觉得随著每个小时、每一天过去，心底的自己也逐渐甦醒，可以感觉到他刻意收拢在自己周围的那些云散开、消失，可以感觉到未来，可以想像自己在其中的位子。他尽力保持礼貌，并且勤奋工作，这并不难：早上他很早起床，给黎瑞夫妇做早餐并洗碗（黎瑞太太大声又夸张地夸讚他，让他害羞得对著地面微笑），帮黎瑞先生的工具去除油污，重新接好一盏灯的电线。虽然有些事情他并不喜欢，例如星期天上教堂做无聊的礼拜、睡前还要在他们夫妇面前祈祷，但这些事不会比少年之家那些他不喜欢的事情更糟，他知道自己做得到，绝不会露出怨恨或不知感激的神情。他可以感觉到，黎瑞夫妇不像课本裡描述的父母，也不是他渴望中的那种父母，但他懂得如何勤奋工作，懂得如何让他们满意。他还是很怕黎瑞先生那双红通通的大手，每回穀仓裡只剩他们两人时，他就会发抖、充满警觉，但至少要怕的只有一个黎瑞先生，而不是好几个——就像之前那样，或像在少年之家那样。
博伊德星期天晚上来接他时，他为自己的表现感到高兴，甚至很自信。「状况怎麽样？」博伊德问他。他可以很诚实地回答：「很好。」
从黎瑞先生告别时跟他说的话——「科迪，我觉得我们很快就会再看到你了」，他很确定他们星期一就会打电话来，很快，甚至星期五之前，他就会成为科迪·黎瑞，而少年之家就可以成为另一个他抛在脑后的地方了。但星期一过去了，接著是星期二、星期三，然后是第二个星期，他都没被叫去院长办公室，他寄去黎瑞家的信也没人回，而且每一天通往宿舍的那条车道依然漫长、空荡，没有人来接他。
最后，试住的两週之后，他知道星期四晚上博伊德会在工坊待到很晚，就跑去门口等他。他从晚餐时间起就在冰冷的户外等候，脚下的积雪嘎吱作响，直到博伊德走出门来。
「天啊。」博伊德一看到他就说，转身时还差点踩到他，「圣弗朗西斯，你不是应该回宿舍吗？」
「拜託，」他哀求道，「拜託告诉我——黎瑞夫妇要来接我了吧？」他看到博伊德的脸之前就知道答案了。
「他们改变心意了。」博伊德说。虽然辅导员和男孩们都公认博伊德不是个温柔的人，那一刻他几乎温柔起来，「结束了，圣弗朗西斯。他们不会收养你了。」他朝他伸出一隻手，但他身子一缩躲开了。博伊德摇摇头走开。
「等一下。」他喊道，总算回过神来，吃力地跑过雪地追上博伊德，「再让我试一次。告诉我，我做错了什麽，我会再努力的。」他可以感觉到那久违的歇斯底里又降临了，心中那个乱挥拳乱叫、尖叫得吓呆全场的男孩又冒出头来。
但博伊德再度摇头。「圣弗朗西斯，没有用的。」他说，停下来直视他，「听我说，再过几年，你就可以离开这裡。我知道感觉好像很久，但其实并不是。然后你会成为大人，做你想做的事情。只要撑过这几年就好。」说完他又转身，这回很坚决地迈著大步离开了。
「怎麽撑？」他在博伊德后头大喊，「博伊德，告诉我怎麽做！怎麽撑，博伊德，怎麽撑？」他都忘了该尊称他为「先生」，而不该直呼「博伊德」。
那一晚，他多年来第一次乱发脾气。这裡的处罚跟修道院一样，大同小异，现在却不能给他解脱，给他那种飞翔的感觉：现在他更懂事了，他的尖叫改变不了什麽，他的怒吼只是召回原来的自己，召回过往的一切。于是每一种伤害、每一次侮辱，都变得更尖锐、更鲜明、更难受，而且比以往更刻骨铭心。
他永远、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在黎瑞夫妇家的那个週末做错了什麽。他永远不会知道那是不是自己能控制的事。多年来，他一直想忘却修道院和少年之家的种种，但他最努力忘记的是那个週末。因为他想忘掉那特别的耻辱：当时他竟然相信自己可以去当另一个人；他明明知道那不是真正的自己。
但现在，随著去法院的日子只剩六星期、五星期、四星期，他一直想著这件事。现在威廉不在家，没人监视他的作息和活动，他总是熬夜不睡，在家裡打扫，用牙刷清理冰箱底下的空间，把浴室瓷砖的每一道小缝隙都漂白一遍，直到太阳开始照亮天空。他打扫是因为这样他就不会割自己，他割得太多了，就连他也知道自己有多疯狂、多具毁灭性；甚至他都被自己吓到了，包括自己做的事，还有自己的无力控制。他开始一种新的自残方法，把刀片一角放在皮肤上，然后往下压，儘可能深入，这样抽出刀片时（像斧头砍入树干般卡住），就会有半秒的时间可以拉开肉的两侧，出现一道乾淨的白沟，像是培根的侧面，然后血才开始涌出来，填满那道口子。他觉得晕眩，好像身体裡充满了氦气。食物在嘴裡总是有腐烂的气息，于是他停止进食，除非必要。他留在办公室加班，直到夜班清洁工开始在走廊上走动，胶底鞋摩擦地板发出有如老鼠的吱吱声，他才回家。有时他突然醒来，心脏跳得好快，得深吸几口气才能平静下来。只有工作和威廉的电话才能逼著他恢复正常，否则他永远不会离开屋子，会割自己割到手臂上的肉一块块掉光，然后冲进马桶裡。他幻想著一刀刀割掉自己的肉，先是手臂，然后是双腿，然后是胸部、脖子和脸，直到只剩骨头，成了一具空荡、脆弱的骷髅，四处移动、叹气、呼吸，摇摇晃晃地过日子。
他每六週该去安迪那看诊一次，但最近两次都拖著没去，因为他很担心安迪可能会说的话。但最后，离法院公证日期不到四周时，他终于去了安迪那裡，坐在一间诊室裡，直到安迪站在门口说他晚一点才有空。
「你慢慢来，没关係。」他说。
安迪打量著他，稍稍眯起眼睛。「不会太久的。」他终于说话了，但随即就走开了。
几分钟后，他的护士凯莉进来。「嗨，裘德。」她说，「医生要我帮你量体重；可以麻烦你站到体重计上吗？」
他不想，但他知道这不是凯莉的错，也不是她的决定。于是他慢吞吞地下了检查台，站到秤上，没看数字。这时凯莉把数字写在他的病历表上，谢谢他，就离开了。
「那麽，」后来安迪进来，看著他的病历表说，「首先我们要谈什麽？你体重一下子减轻太多，还是你太常割自己？」
他不知道该怎麽回答：「你为什麽觉得我太常割自己？」
「我一向看得出来。」安迪说，「你眼睛下头有点——有点发青。你自己大概没注意到。另外，你在病人袍外穿了毛衣。每回状况糟糕的时候，你就会这样。」
「啊。」他说，他以前都没意识到。
他们都没说话，安迪把凳子拖近检查台，问他：「是哪一天？」
「二月十五日。」
「啊，」安迪说，「快了。」
「对。」
「你在担心什麽？」
「我在担心……」他开了口，接著停下来，又试著开口，「我担心如果哈罗德发现我的真面目，他就不会想……」他又停下了，「而且我不知道哪种状况比较糟糕：如果他在收养前发现，那表示这事就不会成了；倘若事后才发现，他会明白我一直在欺骗他。」他叹了口气；之前他一直没法讲清楚，现在说出口，他才明白自己害怕的是这个。
「裘德，」安迪小心翼翼地说，「你觉得自己有什麽地方那麽糟，糟到让他不想收养你？」
「安迪，」他恳求，「别逼我说出来。」
「我真的不知道啊！」
「我做过的那些事。我因此染上的疾病。」他结巴了，非常恨自己，「那太噁心了，我太噁心了。」
「裘德，」安迪再度开口，每说几个字就停下来，他可以感觉到安迪谨慎地挑选著字眼，像在一片佈满地雷的草坪，极其谨慎缓慢地往前走，「你当时年纪很小，是个小孩。那些事情是别人对你做的。你没有什麽可以怪自己的，完全没有，从来没有，绝对不可能有。」
安迪看著他：「就算你当时不是小孩，只是个精虫上脑的男人，看到什麽都想上，结果得了一大堆性病，那也没有什麽好羞愧的。」他叹了口气，「你能不能试著相信我？」
他摇头：「我不知道。」
「我明白。」安迪说。他们沉默下来，「裘德，我真希望你去做心理谘询。」安迪又补了一句，声音好忧伤。他无法回答。过了两分钟，安迪站起来。「好吧，」他说，口气很坚定，「我们来看看那些割伤吧。」于是他脱掉毛衣，伸出双臂。
根据安迪的表情，他看得出状况比他预期的更糟。当他视线往下移，试图客观地看自己的手臂时，在几个短暂的瞬间，他瞥见安迪所看到的：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团隆起的绷带贴著新的割伤，而半癒合的割伤，脆弱的缝线底下是尚未完全成形的疤痕组织，还有一个感染的割伤，上头乾掉的脓已经结成厚厚的一块。
「那麽，」安迪沉默许久才开口，此时他几乎检查完了他的右手臂，清理了那个感染的割伤，又在其他割痕上擦了抗生素药膏，「你的体重一下子减轻是怎麽回事？」
「我不认为是一下子。」
「裘德，」安迪说，「不到八週瘦了十二磅 [10] ，这就叫一下子。而且你原本就没那麽多体重可以减。」
「我只是不饿。」最后他终于说。
安迪没再说别的，默默检查完两隻手臂，叹了口气再度坐下来，开始在笔记本上写字。「裘德，我要你每天吃完整的三餐。」他说，「外加这个清单上的每一样，每天吃。这个是标准三餐外要补充的，懂了没？否则我就要打电话给你的组员，叫他们在每一段用餐时间陪著你，看你吃。相信我，你不会想要这样。」他从笔记本撕下那张纸递给他，「另外，我要你下週再来这裡。不准有藉口。」
他看了一下清单——花生酱三明治、奶酪三明治、牛油果三明治、三颗鸡蛋（要有蛋黄！！！！）、香蕉冰沙——然后折起来塞进长裤口袋。
「另外我还要你做一件事。」安迪说，「你睡到半夜醒来、想割自己的时候，我要你改成打电话给我。我不在乎几点，反正打给我就是了，好吗？」他点点头。「我是说真的，裘德。」
「我很抱歉，安迪。」他说。
「我知道你很抱歉。」安迪说，「但你不必觉得抱歉，总之不必对我抱歉。」
「对哈罗德吧。」他说。
「不。」安迪纠正他，「也不必对哈罗德抱歉，只要对你自己。」
他回家后吃了一根香蕉，觉得像在吃泥巴。然后换了衣服，继续刷洗客厅的窗子。他是前一夜开始洗的，他刷著，把沙发拖到窗前，这样就可以站在沙发的扶手上，也不管爬上爬下时背部的阵阵剧痛。接著，他把那桶灰色的髒水缓缓拖到浴缸倒掉。等他清理完客厅和威廉的房间，已经痛到只能爬到浴室。割完自己之后他打算休息一下，一隻手臂举到头上，把地垫拖过来盖住自己。手机铃响时，他坐起身，茫然不知身在何处，接著才呻吟著移向卧室——裡头的钟显示是上午3点，然后听到安迪非常暴躁（但警觉）的声音。
「我太晚打了。」安迪猜，他什麽都没讲，「听我说，裘德。」安迪继续，「你再不停止，我就得把你强制送医了。而且我要打电话给哈罗德，告诉他为什麽。我说到做到。」他暂停一下，「除此之外，裘德，你不累吗？你知道你不必对自己这样。你不必的。」
他不知道原因是什麽——或许只是安迪声音裡的冷静，那平稳的口气让他明白这回安迪是前所未有的认真；或许他只是发现，没错，他累了，累得终于愿意接受他人的命令——下一个星期，他乖乖遵照安迪的话。他每顿饭都吃，儘管那些食物被某些奇怪的魔法变成了泥巴和被丢弃的动物内脏，他仍逼自己咀嚼后吞下去，咀嚼后吞下去。他吃得并不多，但好歹都吃了。安迪每天晚上12点会打电话来，威廉则是每天早上6点打来（他无法鼓起勇气问是不是安迪联络过他，威廉也从没主动说）。12点到6点之间是最难熬的。他无法完全不去割自己，但他设下了限制：割两道，就停下。不割自己的时候，他觉得有一股力量把他拖向更早的惩罚——在他被教导割自己之前，有一段时期他会站在他和卢克修士住的汽车旅馆房间外，一次又一次朝牆壁撞，直到他最后垮在地上，筋疲力尽，身体左侧永远是一块块蓝色、紫色、褐色的瘀伤。他现在不会去撞了，但他记得那个感觉，那种身体撞在牆上的满足感，把自己摔向一个固定不动的物体时所产生的可怕愉悦感。
星期五他去看安迪，他并不满意（他的体重完全没增加），但也没跟他说教（也完全没减轻），次日他飞到波士顿。他事先没告诉任何人他要过去，连哈罗德都没说。他知道朱丽娅正在哥斯达黎加参加学术会议，但哈罗德会在家。
六年前他有回要去过感恩节，因为抵达时他们夫妇碰巧都在各自的部门开会，于是朱丽娅事先配了一副钥匙给他。这回他自己用钥匙开门进去，倒了一杯水，边喝边看著后院。此时不到中午，哈罗德还在打网球，所以他走到客厅等候。但他睡著了，醒来时，哈罗德正摇著他的肩膀，著急地猛喊他的名字。
「哈罗德。」他说，坐了起来，「对不起，对不起，我应该先打电话的。」
「天啊。」哈罗德喘著气说，身上一股冰冷、辛辣的气味，「你还好吧，裘德？出了什麽事？」
「没事，没事。」他说，还没说出口就觉得自己的解释很荒谬，「我只是想过来看看。」
「唔。」哈罗德说，顿了一下，「看到你，我很高兴。」他坐下来看著他，「过去几个星期，你有点像陌生人。」
「我知道。」他说，「对不起。」
哈罗德耸耸肩：「不需要道歉。我只是很高兴你没事。」
「是啊。」他说，「我没事。」
哈罗德歪著头：「你看起来不太好。」
他微笑：「我之前得了流行性感冒。」他往上看著天花板，好像他的台词就写在上头，「外头的那些连翘树篱都快垮了，你知道。」
「我知道，今年冬天风很大。」
「我可以帮你把那些木桩撑好，如果你想的话。」
哈罗德看了他半天，嘴巴稍微动了一下，好像同时想说话又不想说话。最后他说：「好啊，我们去弄吧。」
外头的寒冷简直是折磨，他们两个人都开始吸鼻子。他把木桩摆好，哈罗德用槌子把它敲进土裡，冰冻的泥土像碎陶片般往上裂开。等到木桩敲得够深，哈罗德就把一段段绳子递给他，他再把灌木树篱中央的树干绑在木桩上，必须绑得够紧才好固定位置，但也不能紧到限制树的生长。他慢慢绑好，确定那些结打得很紧，又折掉几根太弯、无法挽救的树枝。
「哈罗德。」他说，此时他们已经处理完一半的灌木树篱，「我想跟你谈一件事，但是……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真蠢，他告诉自己。这个主意真蠢。你太蠢了，居然以为这种事情可能发生。他张开嘴想继续说，随即又闭上，然后又打开：他是一隻鱼，傻乎乎地吐著泡泡。他真希望自己根本没来，根本没有开口谈。
「裘德，」哈罗德说，「告诉我吧，不管是什麽事。」他暂停一下，「你改变心意了吗？」
「没有。」他说，「不，不是那样的。」他们又沉默了一会儿，「那你呢？」
「没有，当然没有。」
他绑完了最后一个结，吃力地站起身子，哈罗德刻意不帮他。「我不想跟你说这件事。」他说，低头看著连翘，那些光秃而细瘦的树枝好丑，「但是我一定得讲，因为，因为我不想欺骗你。哈罗德，我想你以为我是某一种人，而我不是。」
哈罗德沉默了一会：「我认为你是哪一种人？」
「好人。」他说，「像样的人。」
「唔，」哈罗德说，「没错，我是这样想的。」
「但——我不是。」他说，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双眼发热，儘管天气很冷，「我做过一些事情是，是好人不会做的。」他小声地说，「我只是觉得你应该知道关于我的这一点。我做过很可怕的事，让我羞愧的事。你要是知道了，会很后悔认识我，更别说跟我扯上关係了。」
「裘德，」哈罗德终于说，「我无法想像你做过的任何事会改变我对你的感觉。我不在乎你以前做过什麽。或者应该说，我其实在乎，我很想听听你认识我以前的人生。但我总有个感觉，非常强烈的感觉，就是你绝对不想谈。」他停下来等著，「你想现在谈吗？你想告诉我吗？」
他摇摇头。他想谈，也不想谈。「我做不到。」他说。在他后腰下方，他感到第一股不舒服开始出现，一颗发黑的种子伸出它带刺的树枝。不要现在发作，他向自己哀求，现在不要。那恳求就像他真正的意思一样不可能：现在不要，永远都不要。
「唔，」哈罗德说，「因为缺乏确切的细节，我也没法确切跟你保证，所以我就给你一个概括性、全方位的保证好了，而且我希望你能相信。裘德：无论是什麽事，无论你做过什麽，我跟你保证，无论你以后会不会告诉我，我想让你成为我家裡的一分子，绝对不会后悔。」他深吸一口气，举起右手，「裘德·圣弗朗西斯，我以你未来父亲的身份，在此赦免你——赦免所有你想寻求赦免的事情。」
这就是他想要的吗？赦免？他看著哈罗德的脸，熟悉得连闭上眼都记得他脸上的每道沟纹；儘管刚刚的宣告那麽夸张又那麽正式、严肃、毫无新意。他能相信哈罗德吗？最难的事情不是找到答案，卢克修士有回跟他坦承自己很难相信上帝之后这麽说，而是找到之后要相信。他觉得自己再度失败了：他没有适当地坦白一切，没有事先确定自己想要听到哪种答案。如果哈罗德跟他说他是对的，说他们或许应该重新考虑收养的事情，那麽就某种意义而言，他不是会比较好过吗？当然，他会非常震惊，但那是以前就体验过、已经瞭解的感觉。哈罗德不肯放开他，就等于提出一个他无法想像的未来；在那个未来中，某个人可能真的希望永远接纳他。但那种现实是他从来不曾体验过的，所以他毫无准备，没有路标可以参考。于是哈罗德走在前面领路，他跟在后面。直到有一天他醒来，哈罗德不见了，他会毫无防备地被困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中，没有人可以指引他回家。
哈罗德等待他的回答，但他已经痛到无法忍受，也知道自己必须休息。「哈罗德，」他说，「对不起，我想，我想我最好去躺一会儿。」
「去吧。」哈罗德说，并没有不高兴，「去吧。」
他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在薄被上，闭上眼睛，但直到疼痛发作结束，他还是筋疲力尽。他告诉自己只能小睡几分钟，就要起来看哈罗德家裡有什麽材料，如果有红糖，他就要烘焙点心，厨房裡有一钵柿子，或许他可以烤个柿子蛋糕。
但是他没有醒来。一个小时后，哈罗德进来查看，把手背贴在他脸颊，然后帮他盖了条毯子，他没有醒；晚餐过后，哈罗德又进来查看了一次，他也没有醒。他一直没有醒来，半夜12点电话响了，然后是清晨6点，同时固定电话在12点半和清晨6点半也都响过，于是哈罗德先是跟安迪、接著跟威廉讲了电话。他一直睡，睡过了上午，睡过了午餐时间，直到最后，他感觉到哈罗德的手放在他肩膀上喊他的名字，跟他说他的航班再过两三个小时就要起飞，这才醒来。
醒来之前，他梦到一个男人站在一片田野裡。他看不到那个男人的脸，但是那人高而瘦，正在帮另一个比较老的男人把一台曳引机的笨重车壳钩在一辆卡车后头。他知道地点是在蒙大拿州，因为有一片发白、圆碗状的辽阔天空，还有那种独有的寒冷：完全没有溼气，比他去过所有地方的冷都更纯粹。
他还是看不到那个男人的脸，但他觉得自己知道他是谁，认出了他长长的步伐和双臂交抱听老男人讲话的姿势。「科迪。」他在梦中喊道。那男人转身，但他离得太远了，不太确定那男人棒球帽的帽簷底下，是不是一张跟他一样的脸。
二月十五日是星期五，这一天他请了假。本来大家考虑在星期四晚上举行晚餐派对，但最后还是决定在仪式（杰比这麽称呼）之后再办一场早午宴。法院排定的时间是10点，等程序结束，大家就回到哈罗德家吃饭。
哈罗德本来想找外烩厨师，但他坚持要做菜，于是整个星期四傍晚他都在厨房裡忙。当天晚上他做了烘焙——哈罗德喜欢的巧克力核桃蛋糕；朱丽娅喜欢的反转苹果塔；酸麵糰麵包则是他们夫妇两个都爱的——然后把十磅螃蟹的蟹肉剔出来，加上鸡蛋、洋葱、西芹和麵包丁，做成蟹肉饼。他把马铃薯洗乾淨，又迅速刷好胡萝卜，切掉抱子甘蓝的梗，这样次日他只要用油拌过、放进烤箱就好了。他把几盒无花果倒进一个大钵，打算烤过后，放在冰淇淋上，再淋上蜂蜜和义大利陈年酒醋酱。这些都是哈罗德和朱丽娅最喜欢吃的，他很高兴能准备这些，很高兴自己有东西可以送给他们，无论是多小的东西。一整夜，哈罗德和朱丽娅不时走进厨房逗留。儘管他叫他们不要管，他们还是在旁边帮忙洗他用过的盘子和锅子，倒水或葡萄酒给他，还问能不能帮上忙，不管他一直要他们放轻鬆。最后他们终于去睡觉，他保证他也会去睡。结果他继续熬夜，在明亮寂静的厨房裡小声唱著歌，双手忙碌著，防止自己陷入疯狂。
过去几天非常难熬，有些甚至可以列入他记忆中最难熬的时刻。他难受到有天夜裡接到安迪12点的查勤电话后，又打过去。安迪提议凌晨2点跟他在一家小餐馆碰面，他接受了，只想赶紧逃离他的公寓，因为裡头忽然充满种种无法抗拒的诱惑：当然有刮鬍刀片，但也有刀子、剪刀、火柴，还有可以让自己摔下去的楼梯。眼前是在哈罗德的厨房裡，他知道如果回到自己的房间，他就无法阻止自己直接进入浴室。他一直在裡头藏了一个袋子，裡头装的东西跟利斯本纳街那个袋子一模一样，就贴在水槽的底架上。他的手臂渴望得发痛，但他决心不要投降。他还剩下一些麵糰和麵糊，决定加上松子和蔓越莓做一个水果塔，或许再做个圆形海绵蛋糕，覆上柳橙片和蜂蜜。等两个都烤好，应该就快天亮了。那样他就可以度过危险，成功拯救自己。
马尔科姆和杰比明天都会搭早班飞机去法院跟他们会合。倒是本来该到场的威廉却不会来了，他上星期打电话来，说拍片进度延迟，要十八日才能回家，而不是原定的十四日。他知道这是没办法的事，但威廉的缺席还是让他难过得要命：这麽重大的一天却少了威廉，一切简直变得无意义了。「结束后马上打电话给我。」之前威廉跟他说，「真受不了，我居然没办法赶到。」
不过，他有次在午夜的谈话开口邀请了安迪。他逐渐喜欢上这段时光：在那些谈话裡，他们会讨论日常、平静、普通的事情，例如刚被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最近的医疗法案（他赞成，安迪则不）、一本他们都读过的罗莎琳德·富兰克林（rosald frankl）传记（他喜欢，安迪则不）、安迪和简正在重新装潢的公寓。他喜欢听到安迪带著真正的愤慨说「裘德，你他妈的一定是在跟我开玩笑」，感觉很新奇，因为他以前听到安迪讲这句话，总是在质问他的割伤，或是看到他外行的包扎技巧，而不是听到他发表关于电影、市长、书籍，甚至油漆颜色的意见。一旦他知道安迪不会利用这段谈话时间斥责他，或跟他说教，他就放鬆了，甚至得知了更多安迪本人的事情：安迪谈到他的双胞胎兄弟贝克特也是医生，心脏外科医生，住在旧金山；安迪很讨厌他的男朋友，正在设计甩掉贝克特；谈到简的父母要把长岛东端谢尔特岛的房子送给他们；谈到安迪高中时加入美式橄榄球校队，这种极富美国人风格的运动使他爸妈很不安；还谈到他大三时曾到义大利锡耶纳当交换学生，他在那裡跟一个来自卢卡的女孩交往，胖了二十磅。他们以前不是没谈过安迪的私生活——每次约诊都会聊——但通过电话，他们谈得更多，也可以假装安迪只是他的朋友而非他的医生，即使安迪打电话来的前提恰恰可以推翻这个错觉。
「当然，你不必觉得有义务要来。」他邀请安迪去法院观礼之后，又匆忙补了一句。
「我很愿意去。」安迪说，「我还在想，你什麽时候才要邀请我呢。」
他觉得很愧疚：「我只是觉得我已经害你的生活这麽麻烦了，不希望你额外花更多时间在这个怪病人身上。」
「裘德，你不光是我的怪病人。」安迪说，「你也是我的怪朋友。」他暂停一下，「至少，我希望你是。」
他对著电话微笑，「我当然是。」他说，「我很荣幸能成为你的怪朋友。」
于是安迪也要来了，他当天下午就会飞回纽约，不过马尔科姆和杰比会留下来过夜，他们四个会在週六一起离开波士顿。
一到哈罗德家，看到哈罗德和朱丽娅把家裡打扫得非常彻底，而且一副得意的样子，他很惊讶，也很感动。「你看！」总有一个会说，得意地指著平常堆放书籍或期刊的桌子、椅子或地板的角落，现在所有的凌乱都被清理了。到处都有鲜花——冬天的花：几棵叶牡丹、整枝白蕾山茱萸和白水仙，散发著甜美、微带粪便的芳香——书架上的书也排得整整齐齐，就连沙发上快磨穿的地方都修补好了。
「你看看这个，裘德。」朱丽娅说，挽著他的手臂，带他去看走廊桌上那个青瓷钵。从他认识他们以来，那个钵一直是破的，侧边两块断掉的破片永远放在碗裡，积了厚厚的灰尘。但现在修好了，洗得乾淨发亮。
「哇。」他说，他们指什麽给他看，他就惊叹，咧嘴傻笑著，因为他们这麽开心，他自己也开心极了。他从来不在乎他们家是否乾淨，就算他们家裡的《纽约时报》堆得像一根根柱子，脚下有成群胖嘟嘟的老鼠鑽来鑽去吱吱叫，他也无所谓。但他知道他们以为他在乎，还误以为他不断勤勉地到处打扫是一种责备，儘管他一而再再而三跟他们保证不是。他现在打扫是为了分心，阻止自己去做别的事情，但他读大学的时候，帮其他人打扫是为了表达感激：那是他可以做的，也做习惯了，而且他们给了他这麽多，他给他们的却这麽少。杰比向来髒习惯了，从来没注意到。马尔科姆从小家裡就有管家，所以他向来会注意到，也会跟他说谢谢。只有威廉不喜欢他这样。「别打扫了，裘德。」有天威廉说，在他捡拾杰比扔在地上的髒衬衫时抓住他的手腕，「你不是我们的佣人。」但他没能停止，当时没有，现在也没有。
等到他最后一次把料理台擦乾淨时，已经快4点半了。他踉跄走进自己的房间，写短信给威廉叫他别打电话来，就倒下去短暂、狠狠地睡了一觉。起床后，他把床铺好，衝完澡，换好衣服又回到厨房。哈罗德正站在料理台前，喝著咖啡看报。
「唔，」哈罗德说，抬头看他，「你看起来可真帅啊。」
他下意识地摇摇头。其实，他买了一条新领带，而且前一天才去剪了头髮，觉得自己就算不帅，也至少清爽像样，这是他始终努力做到的。他很少看到哈罗德穿西装，但今天他也穿了西装。想到这个场合的郑重程度，他忽然害羞起来。
哈罗德朝他微笑：「你昨天夜裡显然很忙。你有睡觉吗？」
他也微笑：「睡了。」
「朱丽娅正在准备。」哈罗德说，「不过我有个东西要给你。」
「给我？」
「没错。」哈罗德说，从装咖啡的马克杯旁拿起一个皮革小盒，大约像棒球那麽大，然后递给他。他打开来，裡头是哈罗德的手錶，白色的圆形表面和朴素、清楚的数字，不过换上了一条崭新的鳄鱼皮錶带。
「这是我30岁的时候，父亲送给我的。」哈罗德看他没说话，便开口说，「现在是你的了。而且你现在正好还是30岁，我至少还没破坏其中的对称性。」他把他手上的盒子拿过来，取出那支表，翻过来让他看背面刻的缩写：ss/hs/jsf。「索尔·斯坦（saul ste），」哈罗德说，「是我父亲。hs是我，jsf是你。」他把表递还给他。
他用拇指指尖轻轻拂过那行缩写。「我不能收，哈罗德。」他总算开了口。
「当然可以。」哈罗德说，「裘德，这是你的了。我已经买了新表，你不能再还给我了。」
他可以感觉到哈罗德在看他。「谢谢你。」最后他终于说，「谢谢你。」他好像说不出别的话了。
「这是我的荣幸。」哈罗德说。然后有几秒钟他们都没吭声，直到他回过神来，解下手上的手錶，把哈罗德的表（现在是他的了）戴在手腕上，朝哈罗德举起手臂，哈罗德点点头，「不错。」他说，「你戴起来很合适。」
他正要回答些话，这时他听到、然后看到杰比和马尔科姆，两人也穿了西装。
「门没锁。」杰比说，马尔科姆吐口气。「哈罗德！」他拥抱他，「恭喜！是个男孩！」
「我很确定哈罗德没听过这个梗。」马尔科姆说，然后跟正要走进厨房的朱丽娅挥手打招呼。
下一个抵达的是安迪，接下来是吉莉安，他们会在法院和劳伦斯会合。
门铃又响了。「还有其他人要来吗？」他问哈罗德。哈罗德耸耸肩：「裘德，你能不能去开门？」
于是他打开门，外头站著威廉。他瞪著威廉一秒钟，然后，他还来不及提醒自己冷静下来，威廉就像一隻麝香猫似的跳上来拥抱他，抱得很紧，让他一时之间很怕自己会往后倒下。「吓了你一跳吧？」威廉在他耳边说，他可以听出来他在微笑。这是今天早上他第二次说不出话来。
在法庭裡将会出现第三次。他们坐两辆车过去。在他那辆车上（哈罗德开车，马尔科姆坐在前座），威廉解释他离开剧组的日期的确是延后了，但后来又改回来了。他没告诉他，只跟其他人说了，好给他一个惊喜。「是啊，谢了，威廉。」马尔科姆说，「我还得像中央情报局职员似的盯著杰比，好确定他不会说漏嘴。」
他们没去家事法院，而是来到了彭伯顿广场的上诉法院。裡头是劳伦斯的法庭，今天大家都穿著正式服装，穿上法官袍的劳伦斯看起来有点陌生。他和哈罗德及朱丽娅对彼此说了誓词，劳伦斯从头到尾都在微笑。正式程序走完之后，有一小段混乱的拍照时间。每个人都忙著帮其他人拍照，于是有了各种组合和位置。他是唯一完全没拍摄的人，每一张照片裡都有他。
他正和哈罗德跟朱丽娅站在一起，等著马尔科姆搞清楚那台巨大而複杂的相机该怎麽操作，此时杰比喊他的名字，他们三个人同时朝杰比看，杰比便拍了照。「好了，」杰比说，「谢了。」
「杰比，这张你最好不要拿去……」他开口说，但马尔科姆宣佈他要按快门了，于是他们三人又乖乖转向马尔科姆。
他们在中午前回到哈罗德家。很快地，人们陆续抵达——吉莉安、劳伦斯、詹姆斯、凯里，还有朱丽娅和哈罗德的同事，有些人他从法学院毕业后就没见过了。他以前的歌唱老师也来了，还有他的数学教授李博士、硕士指导老师卡申博士、以前烘焙工房的老闆艾莉森，以及他们四个在虎德馆的老友莱诺，他现在在韦斯利学院教物理学。一整个下午，人们来来去去，去上课、开会、审判，或是下课、下班后赶来。他原先不太希望有这样的聚会，有这麽多人——哈罗德和朱丽娅成为他的养父母，不就会激起、甚至鼓励人们提出问题，问他原先为什麽没有父母呢？——但时间逐渐过去，没有人问任何问题，总之没有人想知道为什麽他需要新的父母，于是他也忘了原先的恐惧。他知道告诉其他人关于收养的事情，彷彿是在自夸，而这种自夸会造成一些后果，但是他忍不住。就这麽一次，他恳求某个为了他的不乖而处罚他的人，不管那是谁。就这麽一次，让我庆祝这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吧。
这样的派对没有既定的送礼准则，于是客人们便自行挑选：马尔科姆的父母送了一大瓶香槟，还有一箱很棒的托斯卡纳葡萄酒，产自义大利蒙塔尔奇诺附近、他们家也有股份的一家酒庄；杰比的母亲要他转交一麻袋稀有的水仙球根给哈罗德和朱丽娅，还有给他的一张卡片；杰比的阿姨们则送了一盆兰花；联邦检察官送了一大箱水果，附上一张卡片，马歇尔、西提任和罗兹也在上头签了名；还有很多人带著葡萄酒和鲜花来；艾莉森几年前就曾跟哈罗德说细菌饼乾是他做的，这回她带了四打他当初设计的饼乾来，他脸红了，朱丽娅则开心得大叫起来。接下来众人就大吃各种甜食，他那天做的每件事都很完美，他说的每句话都很得体。有人过来找他时，他没有移动或躲开；别人碰触他时，他就由著他们。他笑得脸都发痛了，二十几年来的认可和关爱全都被塞到这个下午，他大口吞下，被所有这一切的陌生感搞得晕头转向。他不小心听到安迪和卡申博士为了印度北部城市古尔冈（gurgaon）要兴建一个大型垃圾掩埋场而争辩，看著威廉耐心听著他以前的侵权法教授说话，还偷听到杰比跟李博士解释为什麽纽约艺术圈烂到无可救药，暗中留意到马尔科姆和凯里试图抽出最大的那块蟹肉饼，又不想把整堆弄垮。
等到傍晚，每个人都离开了，只剩他们六个人四肢大张地坐在客厅裡：他和哈罗德、朱丽娅、马尔科姆、杰比和威廉。房子裡又是一片混乱。朱丽娅提到过晚餐，但每个人（包括他）都吃太多了，所以没有人（包括杰比）愿意去想晚餐。杰比送了哈罗德和朱丽娅一幅他的肖像，在递给他们之前说：「这张不是根据照片画的，而是根据速写。」这幅画用水彩和墨水画在硬纸上，主要包括他的脸和脖子，不同于他熟悉的杰比风格，更加简约也更具动势，而且以灰色调为主。画中，他的右手悬在喉咙上方，好像要掐住自己的脖子，而他的嘴巴微开，瞳孔非常大，像黑暗中的猫眼。画中人无疑是他——他甚至认出那是自己的手势，不过那一刻，他想不起那个手势的含义，或者伴随著什麽情绪。画中的脸比真人略大一些，他们所有人都沉默地盯著那张画。
「这真的是一件好作品。」杰比最后终于说，口气很满意，「哈罗德，万一你想卖，一定要通知我。」然后，每个人终于都笑起来。
「杰比，这真是太美了，真谢谢你。」朱丽娅说，然后哈罗德也说了类似的话。他一如往常，在面对杰比画他的那些作品时，总觉得很难把作品本身的美和他对自己影像的厌恶分开来，但他不想没礼貌，也跟著附和那些讚美。
「等一下，我也有个礼物。」威廉说，走向卧室，然后拿著一尊木雕回来，大约十八英寸高，是一个大鬍子男人穿著绣球花蓝的长袍，一缕火焰有如响尾蛇昂起的头般环绕著他的红髮。他的右手臂斜举在胸前，左手臂垂在身侧。
「妈的这位老兄是谁啊？」杰比问。
「这位老兄，」威廉回答，「是圣裘德（st jude），又称朱达·撒迪厄斯（judas thadde）。」他把木雕放在茶几上，把它转向朱丽娅和哈罗德，「我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一家小古董店买的。」他告诉他们，「店家说这是19世纪晚期的作品，可惜我不懂，我想可能只是民间雕刻。不过我很喜欢。这尊木雕英俊又庄严，就像我们的裘德。」
「我也觉得。」哈罗德说，把那尊木雕握在手裡。他抚摸著木雕打褶的长袍，还有头上的那圈火，「为什麽他的头髮著火了？」
「是要象徵在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他不自觉地说了起来，旧日的知识从不曾远离，塞满他心中的地窖。「他是十二位使徒之一。」
「你怎麽会知道这些？」马尔科姆问，坐在他旁边的威廉碰了一下他的手臂。「他当然知道了。」威廉轻声说，「不像我总是忘记。」他忽然满心感激威廉，不是因为他记得，而是因为他忘了。
「他是绝望处境的主保圣人。」朱丽娅说，从哈罗德手中接过那尊雕像。他脑中忽然浮现出句子：为我们祈祷，圣裘德，绝望的协助者与守护者，为我们祈祷。在他小时候，这是他夜裡的最后一段祷词。后来大一点，他才会以自己的名字为耻，以这名字向世界所宣告的意义为耻，他很好奇修士们是否故意给他取这个名字（他很确定别人都是这麽看的）：是一种嘲笑，是一种诊断，是一种预言。但有时他又觉得，这个名字是唯一真正属于他的名字，儘管他曾有过一些机会可以、甚至应该改名，但他从来没改过。「威廉，谢谢你，」裘德说，「我很喜欢。」
「我也是，」哈罗德说，「各位，你们真是太好心了。」
他也带了一个礼物要给哈罗德和朱丽娅，但随著时间越来越晚，他觉得这个礼物似乎愈发渺小、愈发愚蠢了。几年前，哈罗德提过他和朱丽娅去欧洲度蜜月时，曾在维也纳听过一系列舒伯特早期独唱曲的表演。但哈罗德不记得他们喜欢的是哪几首，于是他自己列出一份清单，加上他喜欢的几首歌（大都是巴哈和莫扎特的作品），租了个小录音间，录製了一张自己唱这些歌的光碟；因为每隔几个月，哈罗德就会要他唱给他们听，但他总是因为太害羞而没唱。如今，他感觉自己搞错了，这份礼物不仅没价值，还是一种可耻的自我夸耀。他为自己的妄自揣测感到难堪，但是也无法鼓起勇气把礼物丢掉。于是，趁每个人都站起来伸懒腰、互道晚安之时，他溜到一旁，把那张光碟，外加他分别写给朱丽娅和哈罗德的信，塞进下层书架上的两本书之间（一本破烂的《常识》和一本翻得很旧的《白噪音》）。这份礼物放在这裡，可能几十年都不会有人发现。
在通常的状况下，威廉会跟杰比睡楼上的书房，只有他忍受得了杰比的鼾声，而马尔科姆则跟他睡楼下。但那天晚上，大家各自回房休息时，马尔科姆自愿跟杰比同房，好让他和威廉可以多聊聊。
「晚安啦，情人们。」杰比在楼梯上往下喊。
他们准备上床睡觉时，威廉告诉他更多拍片现场的趣事：女主角很会出汗，每拍两个镜头整张脸就要补粉；演恶魔的男主角总是想巴结摄影和灯光设备等器材组人员，买啤酒请他们喝，还邀他们一起打美式橄榄球，但有回他想不起台词，就乱发了一顿脾气；那个演女主角儿子的9岁英国童星，有天走到点心桌旁找威廉，跟他说他真的不该吃那些苏打饼乾，因为都是没有营养的热量，难道他不怕发胖吗？威廉说了一件又一件，他洗脸刷牙时边听边笑。
可是等关灯以后，他们躺在黑暗裡，他睡床上，威廉睡沙发（他本来想让威廉睡床，两人还争执了一番），威廉轻声说：「公寓裡真他妈的乾淨得要命。」
「我知道，」他皱了一下脸，「对不起。」
「不必对不起，」威廉说，「但裘德——状况真有那麽糟吗？」
此时他明白，安迪的确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威廉，至少是一部分。他决定诚实回答。「的确不太好。」他承认，然后，他不希望威廉觉得内疚，便说，「不过也没那麽恐怖啦。」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我真希望当时陪著你。」威廉说。
「你是陪著我啊，」他跟他保证，「威廉——我想念你。」
威廉很小声地说：「我也想念你。」
「谢谢你赶回来。」他说。
「我当然要赶回来，小裘。」威廉在房间那头说，「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
他没说话，细细体会这个保证，决心牢牢记住，这样日后最需要的时刻他就可以想起来。「你觉得这事情进行得还好吧？」他问。
「那还用问？」威廉说，他听得出他坐起身来，「你没看到哈罗德的脸吗？他看起来像是得知绿党候选人首次当选总统，外加宪法第二修正案被删除，外加红袜队拿到总冠军，全都发生在同一天。」
他笑了：「你真这麽觉得？」
「我非常肯定。裘德，他真的非常、非常高兴。他爱你。」
他对著黑暗微笑。他想听威廉一次又一次说著这样的话，不断地保证与确认，但他知道这样的愿望太自我耽溺了，于是改变了话题，两人聊起了一些琐碎小事，直到威廉睡著，接著是他。
一个星期后，他的晕眩感转变成了一种满足的宁静。过去一週，他每晚都一觉到天亮，梦到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有关工作的蠢梦，关于朋友的可笑荒唐梦。自从他学会割自己，这是将近二十年来，他头一次整整一个星期没在半夜醒来，头一次觉得他不需要刮鬍刀片，于是他有勇气这麽想：或许他痊癒了，或许他一直需要的就是这个；现在发生了，他就好转了。他觉得很棒，自己像是变了一个人：完整、健康又冷静。他是某人的儿子，有时这件事太难以抗拒了，他想像这件事是有形的，会显现出来，彷彿有金黄发亮的东西写在他的胸膛上。
他回到了他们的公寓，威廉跟他在一起。他带回来的第二尊圣裘德像放在厨房裡，但这个圣裘德比较大，是中空的瓷製塑像，后脑勺有一道窄窄的开口。他们每天回家都会把零钱塞进去；他们决定，等到满了，就要去买一瓶很好的葡萄酒来喝，然后再从头开始存。
此时他还不知道，接下来几年他会一次又一次地测试哈罗德对他宣称的种种关爱，会不惜拼上性命去考验他的种种承诺，看这些承诺有多麽坚定。他甚至不会意识到自己在这麽做。反正他就是会，因为一部分的他永远不会相信哈罗德和朱丽娅；就算他很想相信他们，而且觉得自己相信，但他就是不会，他永远认为他们最终会厌倦他，有一天会后悔收养他。所以他会挑战他们，因为当他们的关係无可避免地终止时，他就可以回顾过去，确定是自己造成的，不仅如此，连造成的确切事件都清楚。这样他永远不必好奇或担心他做错了什麽，或是该如何做得更好。不过那是未来的事情了，眼前，他的幸福完美无瑕。
从波士顿回来的第一个星期六，他如常去菲利克斯家当家教，贝克先生请他提早几分钟来。他们短暂谈了一下，然后他去音乐室，菲利克斯正在裡头等他，一边叮咚弹著琴键。
「菲利克斯，」他说，此时他们刚上完钢琴课和拉丁语，要休息一下再学德语和数学，「你父亲跟我说，你明年要离家去住校了。」
「是啊，」菲利克斯说，低头看著自己的双脚，「九月。我爸以前也读那个学校。」
「我听说了。」他说，「你觉得怎麽样？」
菲利克斯耸耸肩：「不知道。」他沉默了一会儿才说，「我爸说你今年春夏会帮我补课，让我赶上进度。」
「没错。」他保证，「我会帮你准备得很好，吓得他们都不明白是怎麽回事。」菲利克斯还是垂著头，但他看到他的脸颊上方微微鼓起，知道他笑了，只是微微地笑。
他不知道是什麽促使他说了接下来的话：是他希望的移情作用，或者只是在炫耀、刻意地宣告他人生过去一个月来所经历的难以置信并且奇妙的转折。「菲利克斯，你知道，」他说，「我以前也没有朋友，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直到我比你大好几岁的时候。」他看不到菲利克斯，但可以感觉到他警觉起来，而且在认真听，「当时我也一直想交朋友，」他继续说著，而且说得很慢，因为他想确保他正确传达了自己的意思，「而且我一直很好奇自己会不会找到朋友，会怎麽找到、什麽时候找到。」他的食指抚过深色的胡桃木桌面，往上划过菲利克斯数学课本的书脊，再往下停在装了冷水的玻璃杯上，「然后我去上大学，碰到一些人。不论出于什麽原因，他们决定当我的朋友，而且他们教了我所有的事——真的，他们让我成为更好的人，到今天还是如此。
「你现在不会了解我的意思，但有一天你会懂的。我想友谊的唯一诀窍，就是找到比你更好的人——不是更聪明、更酷的人，而是更善良、更慷慨，也更宽容的人——然后为他们能教你的一切而感激他们。当他们建议你做一些事情，无论是坏是好，都要认真听，同时要信任他们。这是最难的，但也是最棒的。」
他们两个人都沉默了好一会儿，听著节拍器的滴答声；这个节拍器有点毛病，有时关掉后，还是会随时动起来。「菲利克斯，你会交到朋友的。」最后他终于又开口，「你会的。你不必太努力去寻找，不像日后要维繫那麽努力。不过我跟你保证，这是值得付出的努力。比很多其他事都更值得努力，比方拉丁语。」此时菲利克斯抬头看著他，露出微笑，他也对他笑。「好吗？」他问他。
「好。」菲利克斯说，还在微笑。
「那接下来你要先学什麽，德语还是数学？」
「数学。」菲利克斯说。
「选得好。」他说，然后把菲利克斯的数学课本拉过来，「看上回教到哪裡，我们接著上吧。」于是菲利克斯翻到那一页，他们开始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