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1/2）

1947年，莫斯科

1947年初，全欧洲的国家似乎都有了赤化的倾向。

沃洛佳·别斯科夫不知道全面赤化还是全面民主化会给欧洲带来更大的希望。

红军占据了东欧，共产党人在西方一些国家的选举中获胜。共产党因为抵抗纳粹而获得了广泛的尊敬。在战后法国的选举中，五百万选民投了法共的票，使法国共产党成了法国的第一大政党。在意大利，意共和意大利社会民主党的联盟获得了百分之四十的选票。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获得了百分之三十八的选票，得到了战后政府的领导权。

奥地利和德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红军在这两个国家烧杀劫掠，无恶不作。在柏林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获得了一百三十个议席中的六十三席，共产党只获得了二十六席。但德国正处于百废待兴缺衣少食之中，苏联希望德国人像在大萧条时倒向纳粹主义一样在困境中向共产主义伸出求援之手。

英国的局面让苏联很失望。只有一个共产党员进入了战后的下议院。工党政府提供给老百姓所有共产党政府能提供的东西：社会救济、免费的医疗保险、全民教育，甚至连矿工都能一周休息两天。

但在其他欧洲国家，资本主义无法把民众从贫苦的泥沼中拯救出来。

连天气也站在了斯大林一边，当洋葱形圆顶房屋上的雪越积越厚时，沃洛佳这么想着。1946年和1947年之间的冬季是欧洲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冷的冬天。连圣特罗佩都下了雪。英国的铁路和公路都无法运行，大多数工厂停了工——战争期间都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在法国，食物的配给量比战时还低。根据联合国的计算，一百万欧洲人每天只能摄入一百五十卡路里的食物——几乎要造成营养不良。随着生活物资的减少，人们开始感到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了，革命成了他们唯一能够选择的道路。

苏联一旦有了核武器，其他国家就再不能挡它的路了。沃洛佳的妻子卓娅和她的同事们在科协的二号实验室建造了一个核反应堆。苏联给原子能的研究基地起了二号实验室这个讳莫如深的名字。核反应堆在他们的孩子康斯坦丁出生六个月后的圣诞节达到了临界值，此时，康斯坦丁正躺在实验室的托儿所里。卓娅小声对沃洛佳说，如果实验有什么纰漏，科特亚离实验室一英里还是两英里根本不会有差别：莫斯科的中部地区都会被炸平。

儿子出生以后，沃洛佳在原本对未来的矛盾心情上多了一层顾虑。他希望科特亚成为一个强大国家的公民。他觉得苏联配得上统治欧洲。在四年严酷的战事中，和纳粹军队血战的是苏联红军，其他国家都在旁观，只是在最后的十一个月中打了些零星的战役。他们的伤亡总和与苏联红军的伤亡总和相比根本不值一提。

但接着他又想到了共产主义的含义：任意妄为的大清洗，秘密警察在地下室的酷刑，红军战士在被征服土地上的肆意妄为，庞大的国土被一个比沙皇还要残暴的国家元首所统治。沃洛佳真的想把这种严酷的政体扩展到欧洲的其他地方吗？

沃洛佳回忆起到纽约的宾夕法尼亚车站时，买车票既不用开证明也不用查身份证件，这种感觉多么让人愉悦啊。他早就烧掉了西尔斯-罗巴克公司几百页可以自由选择的商品目录，但那些商品都还记忆在他的脑海中。苏联人觉得西方的自由和繁荣仅仅是宣传，但沃洛佳知道那的确是真的。在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沃洛佳希望共产主义能被资本主义击败。

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未来在某种程度上将在1947年3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外长会议上所决定。

现在已经升职成了上校的沃洛佳负责会议的情报工作。为方便起见，会议在莫斯科饭店附近飞机制造厂的华丽大办公室举行。和以往一样，外长和他们的翻译坐在圆桌前，助理们坐在他们身后的几排凳子上。苏联外长，外号“石头屁股”的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要求德国支付十亿美元的战争赔款。美国和英国反对这一提案，认为这一提案会给本已奄奄一息的德国经济带来致命一击。但这也许正是斯大林想要的结果。

沃洛佳又见到了伍迪·杜瓦，伍迪这次负责整个大会的摄影报道工作。伍迪也结婚了，他给沃洛佳看了张一个黑发美女抱着婴儿的照片。在克里姆林宫拍摄了些照片以后，伍迪在豪华轿车的后座上对沃洛佳说：“你们知道德国没钱给你们赔款，是不是？”

沃洛佳的英语有了进步，两人尽量不通过翻译进行交流。沃洛佳说：“既然没钱，他们怎么能养活那么多老百姓，重建他们的国家呢？”

“当然靠我们援助了，”伍迪说，“我们给他们建立了援助基金。如果要德国给你们战争赔款，那钱事实上是我们出的。”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美国在战争中发了笔横财。我们苏联却基本上被摧毁了。也许你们的确应该付这笔钱。”

“美国的选民们不这样认为。”

“美国的选民们也许错了。”

伍迪耸了耸肩：“即使他们错了，也是他们的钱。”

政府又一次屈服于选民，沃洛佳心想。在上次的对话中，伍迪也曾提到选民的看法高于一切。美国人说起选民和苏联人谈到斯大林完全一样：不管是对是错，他们的决定必须遵守。

伍迪摇下车窗。“不介意我看下莫斯科的街景吧，这里的街景很美。”他不迭地按着照相机的快门。

他知道他只能在允许的地方照相。但街上没有什么敏感的东西，只有几个女人在扫雪。但沃洛佳却说：“请不要这样做，”他把手伸过伍迪，摇上了车窗。“只能在指定的地方拍照。”

正准备问伍迪要照相机里的胶卷时伍迪突然说：“你还记得我曾经跟你提过我有一个和你同姓的朋友格雷格·别斯科夫吗？”

沃洛佳当然记得。威廉·伏龙芝也提到过一个姓别斯科夫的，也许他们是一个人。“不，我不记得了。”沃洛佳撒了谎。他才不想和西方可能的亲戚扯上什么关系呢，这种联系只能给苏联人带来苦难和猜疑。

“他在美国代表团里，你应该和他谈谈，看看你们是不是亲戚。”

“我会的。”沃洛佳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见到那个人。

他决定不向伍迪要胶卷了，普普通通的街景没什么大不了。

在接下去一天的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提出，四个盟国应该废除在德国划分的界限，把德国统一起来，使德国重新成为欧洲经济、矿业、制造业和流通业的中心。

这是苏联绝不想看到的。

在赔偿金的问题解决之前，苏联拒绝讨论让德国统一起来的议题。

会议陷入胶着状态。

沃洛佳觉得，这正是斯大林希望看到的局面。

格雷格·别斯科夫觉得，国际外交圈很小，英国代表团参加莫斯科外长会议的年轻助理劳埃德·威廉姆斯，恰好是格雷格同父异母的姐姐黛西的丈夫。起初，格雷格不太喜欢劳埃德西装笔挺的英国绅士样，但接触后发现，劳埃德是个很好打交道的人。“莫洛托夫就是个小人。”几杯马提尼下肚，劳埃德在莫斯科饭店的酒吧里说。

“那我们该对他怎么办？”

“我不知道，但英国不能接受这些没完没了的拖延。在德国驻扎的经费我们承受不起。冬天一到，存在的问题更是要总爆发了。”

“你知道吗，”格雷格边想边说，“如果苏联不肯合作的话，我们可以抛开它自己玩。”

“我们自己怎么玩呢？”

“美国需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格雷格掰起手指算了起来，“我们需要统一德国，进行民主选举。”

“这也是英国希望实现的目标。”

“我们希望废除废纸一样的德国马克，创立一种新的货币，使德国的经济正常运行起来。”

“我们也是。”

“我们希望德国远离共产主义噩梦。”

“这也是英国的想法。”

“苏联不愿加入讨论，我们无法把上述想法在东部德国实施。所以只能把他们扔到一边置之不理。我们拥有德国四分之三的国土——我们可以在这部分国土上实现我们的想法，就让东德走向毁灭吧！”

劳埃德若有所思。“你和你的上司谈过这个吗？”

“没有，这是我才想到的，但这又有何不可呢？”

“我也许会向厄尼·贝文反映一下的。”

“我跟国务卿说说看。”格雷格喝了口酒，转变了话题，“伏特加是苏联唯一还过得去的东西。对了，我姐姐怎么样？”

“她在待产，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就要出生了。”

“黛西当妈妈怎么样？”

劳埃德笑了：“你怕她会不合格吧？”

格雷格耸了耸肩：“她不是当家的料。”

“她有耐心，很稳重，做事井井有条。”

“黛西没有雇六个女佣人帮她照顾孩子吗？”

“就请了一个。这样晚上她可以和我一起出去了，通常是参加政治集会。”

“哦，那她可真变了。”

“没完全变，她还是很喜欢举办聚会。你怎么样——还是单身吗？”

“我正在和一个名叫内莉·福德汉姆的姑娘认真在交往。你应该知道我已经有了个教子吧？”

“是的，”劳埃德说，“黛西跟我说过乔治的事情。”

从略显尴尬的表情可以看出，劳埃德知道乔治是他的私生子。“我非常爱他。”

“那就好。”

一个苏联代表团的成员走进酒吧，格雷格朝这个人看了看，从他身上看到了一种似曾相识的东西。这个苏联人三十多岁，尽管剃了头军人的短发，长相却很英俊，有着一双令人生畏的蓝眼睛。他礼貌地向格雷格和劳埃德点了点头。格雷格问他：“我们之前见过吗？”

“也许吧，”苏联人说，“我在德国上过学，加入过柏林的童子军。”

格雷格摇了摇头。“你来过美国吗？”

“我没去过美国。”

劳埃德对格雷格说：“这就是那个和你同姓的家伙，他叫沃洛佳·别斯科夫。”

格雷格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对沃洛佳说，“我们可能是亲戚。我爸爸列夫1914年离开怀孕的女朋友移居到美国。后来那个女朋友嫁给了他哥哥格雷戈里·别斯科夫。我们会不会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呢？”

沃洛佳的态度很快就变了。“肯定不是。”他说，“对不起，我先走一步。”沃洛佳没买酒就离开了酒吧。

“我太唐突了。”格雷格对劳埃德说。

“是啊。”劳埃德说。

“他似乎被惊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