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2/2）
卡拉惊呆了。“你这是什么意思？”
“奥赫牧师显然已经被吓坏了。这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你们很可能被逮起来遭到虐待。即使是这样，阿克谢尔和库尔特也回不来了。”
卡拉难以置信地瞪着沃纳。“你想要我们放弃吗？”
“不是想不想的问题，而是你们必须要放弃。你们像是把德国还当成自由民主的国家似的。再这样下去，你们会把自己给害死的。”
“我们必须冒险！”卡拉愤怒地说。
“别把我牵连进去，”沃纳说，“盖世太保已经来找过我了。”
卡拉关切地问：“沃纳，发生了什么？”
“只是威胁威胁而已。如果有进一步举动，他们就要把我送上前线了。”
“感谢上帝，这还不算太糟。”
“已经够糟的了。”
卡拉和弗里达安静了一会儿，接着弗里达道出了卡拉的心声：“你必须明白，这事比你的工作重要得多。”
“别说什么‘必须明白’。”沃纳答道。他表面上很生气，但卡拉知道他事实上是为自己感到羞耻。“你们不会丢掉工作，你们也没接待过盖世太保的拜访！”
卡拉非常吃惊，她原以为自己很了解沃纳。她原以为沃纳对事物和自己有着一样的看法。“事实上，我见过盖世太保，”她说，“他们抓走了我的父亲。”
弗里达愣住了。“哦，可怜的卡拉。”说着，她伸出手抱住了卡拉。
“我们不知道纳粹把父亲关在了哪里。”卡拉说。
沃纳没有表现出同情。“那你应该知道违抗他们是什么结果了！”他说，“要不是马赫支队长认为女人构不成威胁，连你们也会被逮捕。”
卡拉非常想哭。她差点爱上沃纳，结果发现他是个懦夫。
弗里达问沃纳：“你不想帮我们了？”
“是的。”
“因为你想保住职位吗？”
“细究原因根本毫无意义——你们赢不过那些人的！”
卡拉对沃纳自认失败的懦弱言行感到非常气愤。“我们不能容忍这种事继续发生。”
“正面反抗等于送死，我们可以用其他方法对抗他们。”
卡拉说：“像传单上写的那样消极怠工吗？他们不会因此停止杀害残疾儿童。”
“对抗政府就是自杀！”
“不对抗就太懦弱了！”
“我不想被两个女孩教训。”说完这句话他就离开了。
卡拉强忍住泪水。她不能在教堂外阳光下，两百多个会众的面前哭泣。“我觉得他和以前不一样了。”她说。
弗里达也很失望，还迷惑不解。“的确不一样了，”她说，“我从小就很了解他，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一件他不愿意告诉我们的事。”
卡拉的母亲过来了。她没有注意到女儿非同寻常的沮丧，“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失望地说，“我根本不知道你爸爸可能会在哪儿。”
“继续试着问问吧，”卡拉说，“他在美国大使馆不是有朋友吗？”
“有几个熟人，我问过他们了，但至今为止还没任何有用的信息。”
“明天再问问他们吧。”
“我想有几千个德国人的妻子面临和我一样的境遇吧。”
卡拉点点头：“妈妈，我们回家去吧。”
她们缓缓走回家，母女俩各有心事，谁都没有说话。卡拉对沃纳很生气，因为误判了他的个性，她的生气更加深了一层。她怎么会爱上这么个软蛋呢？
她们回到了自己家所在的那条街上。“明天一早我就去美国大使馆，”走到门口的时候，茉黛说，“必要的话，我会一整天都待在接待大厅。如果有心帮忙，他们至少会为一个英国部长的姐夫进行半官方的质询。哦，为什么家里的门开着？”
卡拉起先觉得盖世太保可能又来了。但门前的人行道上并没有停着盖世太保的黑色警车。她看到门锁上插了把钥匙。
茉黛走进玄关，高声尖叫起来。
卡拉跟在她身后冲进了玄关。
地板上躺着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
卡拉尽力控制住尖叫的冲动。“他是谁？”她问。
茉黛跪在男人身边。“沃尔特，”她高声问，“沃尔特，他们到底对你做了些什么啊？”
这时卡拉辨认出了自己的父亲。沃尔特浑身是伤，几乎难以辨认。他一只眼闭着，嘴巴上出现了一大团乌青，头发上凝结着血块，一条胳膊奇怪地扭曲着，外套表面都是呕吐的污渍。
茉黛说：“沃尔特，说话，快说话啊！”
沃尔特张开被打烂的嘴巴，开始低声呻吟。
卡拉抑制住心中的悲愤，转变到护士的工作节奏中。她拿起一块坐垫垫在沃尔特的头底下，然后从厨房拿了杯水，滴进父亲口中。沃尔特咽下一口水，张开嘴唇想要喝更多。喝了几口以后，卡拉走进书房，拿起一瓶杜松子酒，往父亲嘴倒了几滴。沃尔特咽下酒，咳嗽了一阵。
“我去找洛特曼医生，”卡拉对母亲说，“帮他洗把脸，给他再喝些水。千万别去动他。”
茉黛说：“好的，好的——你赶紧去吧。”
卡拉把自行车推出门，飞一般地朝洛特曼医生家骑了过去。洛特曼医生已经被禁止了行医——犹太人不能当医生——但私底下，他仍然在为穷人看病。
卡拉拼命地骑着。父亲是怎样回来的呢？她猜测盖世太保用车把沃尔特送回来，把他扔在家门口。沃尔特拼尽全力走回家，却体力不支瘫倒在了玄关。
她很快就到达了洛特曼医生家。和卡拉家一样，这里也已经有很久没有装修了。洛特曼家大多数窗户被仇恨犹太人的家伙砸了个粉碎。洛特曼夫人替她开了门。“我爸爸被盖世太保打伤了。”卡拉急切地对洛特曼夫人说。
“我丈夫马上就来，”她转身对楼上大喊一声，“伊萨克！”
医生很快就下楼了。
“冯·乌尔里希先生受伤了。”洛特曼夫人告诉丈夫。
医生飞快地拿起靠在门边的帆布背包。因为被禁止行医，卡拉猜测他很可能无法携带看上去像急救包的东西。
他们离开了洛特曼医生家。“我骑在前面带路。”卡拉说。
回到家以后，卡拉发现母亲坐在门边，哀声哭泣着。
“医生来了。”卡拉告诉她。
“太迟了，”茉黛说，“你父亲已经死了。”
下午两点半，沃洛佳站在亚历山大广场边的维尔特海姆百货商店门外。他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寻找着看上去像是便衣警察的人。他确定没有人跟着，但不知道是否有恰好路过的盖世太保认出他，盘问他。人多是个很好的伪装，但远远称不上完美。
德国真的会入侵苏联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在柏林的时间就不会太长了。他也许会同杰尔达和萨宾吻别，回到莫斯科的红军情报总部。他向往着同家人度过更多的时间。安雅妹妹生了一对他尚未见到的双胞胎，他想借此休息一阵。回去以后的日常工作也会有压力：尽管没了盖世太保的追踪，但日常开会、招募特工、对同事的怀疑同样令人心焦。如果苏联能抵抗住德国的入侵，他也许会在总部平安待上一两年。但送到其他国家就职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他喜欢华盛顿。他非常想到美国去看一看。
他从口袋里拿出揉成一团的餐巾纸，扔进一个小垃圾桶。尽管并不抽烟，但沃洛佳却在三点差一分的时候点燃了一支火柴。他准确地把点燃的火柴扔到刚被丢进垃圾桶的那团餐巾纸上，然后便走开了。
不一会儿，他听见有人大喊：“着火了！”
当附近的所有人都去看垃圾桶着火的时候，有辆普普通通的黑色梅赛德斯出租车开到百货商店门口，一个穿着空军上尉制服的英俊小伙子从车上跳了下来。他付账时，沃洛佳跳上出租车，砰地关上了门。
沃洛佳从司机看不到的后座地板上拿起一份纳粹宣扬民粹主义的《国民周刊》，但是并没有看。
“不知哪个白痴在那个小垃圾桶里烧了把火。”司机说。
“去阿德隆饭店。”沃洛佳一吩咐，司机就开车了。
他翻着杂志，发现里面有个封了口的浅黄色信封。
沃洛佳想马上就打开信封，不过他等了等。
他在阿德隆饭店下了车，没有进门。他穿过勃兰登堡门，走进公园。公园里的树长出了新叶。这是个温暖的春日下午，有许多人在公园里散步。
他不安地拿着手里的杂志，找了条不显眼的长椅坐了下来。
他打开杂志，手藏在封面下面打开浅黄色的信封。
他取出一份文件，是复写的，字迹虽然有些模糊，但好在还认得清。文件的标题上写着：第二十一号指令：巴巴罗萨计划
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是领导1189年“十字军东征”的德国皇帝。
指令上写着：在全面占领英国之前，德军就要做好以闪电战击溃苏联的准备。
沃洛佳屏住了呼吸。这是份非同凡响的情报。斯大林错了，驻东京的间谍是正确的。苏联危在旦夕。
伴随着剧烈的心跳，他看到了文件末尾“阿道夫·希特勒”的签名。
他扫视着文件，想找到具体的日期，很快他便找到了。德军预定在1941年5月15日向苏联发起进攻。
日期旁边是沃纳·弗兰克用铅笔写的标注：进攻的日期延后到了6月22日。
“老天，他做到了，”沃洛佳大声说，“沃纳证实了德国入侵苏联的情报。”
他把文件放回信封，把信封夹在杂志里。
形势完全改变了。
他从长椅上站起身，走到苏联大使馆，把情报确证的消息告诉了大使馆的人。
阿克尔堡没有火车站，卡拉和弗里达只能在距离阿克尔堡只有十英里，最近的那个火车站下车。她们随身带上了自行车，到站以后，她们把自行车推下火车。
她们穿着短裤、运动衫和凉鞋，扎着辫子。两人看上去像德国女青年联合会的成员，这个联合会的成员经常骑车度假。人们常常想知道，除了骑车以外，联合会的女孩们在骑车外出期间还会干些什么，尤其是在简陋的宾馆里度过的那些夜晚。男孩们常说，联合会的缩写“bd”的意思是“伙计，来上我吧”。
卡拉和弗里达查看了地图，然后骑车出城，朝阿克尔堡的方向而去。
卡拉每时每刻都在想着死去的父亲。她知道自己永远无法从看到父亲被野蛮虐待后悲惨死去的恐怖中摆脱出来。她哭了好多天。但伴随悲痛的是无尽的愤怒。独自悲伤解决不了任何事情，她必须做些什么才行。
悲痛的茉黛起先劝说卡拉别去阿克尔堡。“沃尔特已经死了，埃里克还在服役，我不想你去白白送命！”她哭着说。
葬礼以后，当茉黛从歇斯底里中恢复了平静，卡拉问她沃尔特碰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办。茉黛思考了良久。第二天她告诉卡拉：“他希望你继续进行战斗。”
作为一个母亲，说出这番话很难，但母女俩都知道沃尔特确实会这么说。
弗里达没有跟父母谈起这个话题。母亲莫妮卡曾经爱上过沃尔特，沃尔特的死让她大受打击，如果被她知道弗里达要去干什么的话，她肯定会吓坏的。要是父亲鲁迪知道的话，弗里达一定会被关进地下室。好在他们相信了她骑车远行的说法。即便不完全相信，他们顶多怀疑她和哪个不合适的男友约会去了。
出了城便都是山道，但她们的体力不错，一小时后就翻过山到了阿克尔堡。卡拉觉得有些不安：她们进入了敌人的领地。
她们走进一家咖啡馆。店里不提供可口可乐。“这里不是柏林！”柜台后面的女人像是被要求在乐队的伴奏下吟诵小夜曲似的充满敌意地说。卡拉觉得很奇怪，不喜欢和陌生人打交道的人怎么能开咖啡馆呢？
她们要了德国产的芬达，乘女店主不注意倒进了随身带的水瓶。
她们不知道医院的确切位置，需要找人去问，但卡拉又不想引起当地人的怀疑。阿克尔堡的纳粹肯定会盯上到处提问的陌生人。付钱的时候，卡拉问女店主：“我们要在医院旁边的十字路口和同伴会合，能告诉我医院在哪儿吗？”
女人没敢直视卡拉的眼睛：“我们这儿没有什么医院。”
“那家医院的名字叫阿克尔堡医疗中心。”卡拉引用了印在信头上的医院名。
“肯定是另一个阿克尔堡。”
卡拉断定她在撒谎。“这就奇怪了，”她继续装模作样，“我们千万别来错了地方啊。”
她们推着自行车走在镇中心的街道上，街道两旁除了住家就是小店，卡拉心想：必须找人问问路。
一个长相和蔼的老人坐在酒吧外面的长凳上晒太阳。“这里的医院在哪儿？”卡拉克制着急切的心情，愉悦地向他询问。
“穿过这个镇，左边的小山上就是，”他说，“千万别进去——没有多少人能从里面活着出来！”说完他玩笑似的干笑了一声。
老人的话很含糊，但至少大致指明了方向。卡拉决定不再多问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关注。
一个戴头巾的老妇抓住老人的胳膊，“别听他的——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老妇面露忧虑地说。她匆匆地把老人拽了起来，拉着他沿着人行道远去了。“老家伙，别多嘴多舌的。”她小声说。
镇上的人似乎都知道身边在发生着什么。他们对此的反应是继续自己的生活，别把自己牵涉进去。也许他们不会忙着把卡拉和弗里达出现的消息报告警察或这里的纳粹支部。
卡拉和弗里达沿着街道往前走，很快找到了这里的青年旅舍。德国各地有几千处这样的青年旅舍，提供给她们这样的在乡村度假，享受新鲜空气的青年旅行者居住。她们登记入住。房间里只有几张三层的板床，但非常便宜。
骑车出镇的时候已是傍晚。骑了大约一英里以后，卡拉和弗里达看见一个左转的道口。道口没有路标，但有一条山道，她们决定骑车上山。
卡拉开始害怕了。离医院越近，她们越禁不起提问。
又骑了一英里，她们看见了一幢附带花园的大房子。房子外没有围墙和篱笆，山路直通房屋的大门。这里仍然没有路标。
卡拉原以为会看见一座灰石砌成的可怖城堡，窗户上钉着木条，门是上了层铁板的橡木门。但眼前出现的却是一幢标准的巴伐利亚乡间别墅，坡度很陡的屋顶、木质阳台和小巧玲珑的钟塔一样不缺。谋杀儿童的恐怖事件怎么可能发生在这么温馨的地方呢？对医院来说这里也太小了。这时她发现别墅一边新造了一个高高的烟囱。
她们跳下车，把自行车斜靠在屋子的一边。从台阶走到入口时，卡拉的心都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为什么没有守卫？是因为没人会傻得来调查这个地方吗？
屋子外没有门铃或是门环，门一推就开了。卡拉走进屋内，弗里达跟在她后面。她们发现自己站在一个石头地板、没有粉刷墙壁的冰冷客堂里。客堂周围有几扇门，但都关着。一个戴着眼镜、穿着漂亮的灰裙子的中年女人从宽阔的楼梯上走了下来。“有什么事吗？”她问。
“你好。”弗里达小心翼翼地说。
“你们来干什么？你们不能进入这幢房子。”
弗里达和卡拉早就准备好了一套说辞。“我只是想来看看弟弟死去的地方，”弗里达说，“他十五岁——”
“这里不对公众开放。”中年女人气势汹汹地说。
“是吧，就算是吧，但来了又怎么着呢？”弗里达生长在有钱人的家庭，不会被区区小官吓倒。
一个大约十九岁的女孩从侧门走出来，瞪着她们。穿着灰裙子的中年妇女对她说：“科尼格护士，快把罗默尔先生叫来。”
护士匆匆离开了。
女人对她们说：“来之前你们应该先写封信。”
“没接到我的信吗？”弗里达问，“我给这里的主治医师写过一封信。”弗里达随口扯了个小谎。
“我们没有接到过这种信！”女人显然是觉得这种令人吃惊的请求不可能被忽视。
卡拉静下心聆听着周围的动静。这里出奇地安静。卡拉和身体或智力上有缺陷的病人打过交道。不论是儿童还是成人，他们通常隔一会儿就要闹一下。尽管门关着，但他们的叫声、笑声、哭声和没什么意义的念叨声肯定会被人听见。但这儿什么声音都没有。这里更像是个陈尸所。
弗里达换了策略：“也许你能告诉我，我弟弟的墓地在哪里，我想到他的墓前看一看。”
“这里没有墓地，我们有个焚化炉，”她赶紧纠正了自己的话，“我们有火葬装置。”
卡拉说：“我看到了那个烟囱。”
弗里达问：“我弟弟的骨灰呢？”
“会按照一定程序送到你们家。”
“能不和别人的骨灰混在一起吗？”
女人的脖子一阵白一阵红。卡拉猜测他们认为没人知道这里的底细，因此早就把好些人的骨灰都混在一起了。
科尼格护士和一个穿白色护士服的结实男人走了进来。中年女人对刚出现的男人说：“罗默尔先生，快把这两个女孩送走。”
“等一下，”弗里达说，“你觉得你们这么做是对的吗？我只是想看一眼弟弟死的地方而已。”
“当然是对的，你们无权进入这里。”
“那你一定不介意让我知道你的名字吧。”
中年女子迟疑了一下。“我是施密特夫人，现在你们可以走了吧。”
罗默尔气势汹汹地朝她们走了过来。
“我们这就走，”弗里达冷峻地说，“我们没有理由给罗默尔先生提供骚扰我们的机会。”
罗默尔退到一旁，为她们打开门。
她们走出门，骑上车，下了山路。弗里达问卡拉：“你觉得她相信我们的说法吗？”
“当然相信了，”卡拉说，“她甚至没有问你和我的名字。如果有所怀疑的话，她会马上把警察给叫来。”
“但我们也了解得不多。我们只是看到了烟囱，没有找到任何可以被称作‘证据’的东西。”
卡拉觉得有点气馁。要拿到证据并不像听上去那般容易。
卡拉和弗里达回到青年旅舍。她们把身上擦洗干净，换了套衣服，去外面找吃的。镇上唯一的咖啡店就是先前她们去过的老板娘态度恶劣的那家。他们在那里吃了土豆饼和香肠。吃完饭，她们去了酒吧。她们喝了啤酒，热情地和其他顾客打招呼，但没人想和她们说话。这一点非常可疑。德国人此时对陌生人都很警觉，生怕对方是个纳粹探子。但即便如此，没人和两个在酒吧里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妙龄女郎调情也是不多见的，这里面必有文章。
她们回到旅社早早休息。卡拉不知道还有什么可做的。明天她们将空着手回家。知道正在发生着可怕的杀戮却无法阻止，她非常沮丧，真想大喊大叫。
她忽然想到，那个自称是施密特夫人的中年女人，很可能对来访者产生进一步了解的想法。方才出现在那幢房子里的时候，她相信了卡拉和弗里达的说法，但过后她也许会产生怀疑，因为要保全秘密而把警察叫来。警察来的话，卡拉和弗里达是不难找到的。这天，全旅舍只有五个客人，她们是唯一的女性住客。她恐惧地聆听着，等待致命敲门声的响起。
如果被警察提问的话，她们会说出一部分真相。她们会说弗里达的弟弟和卡拉的教子死在阿克尔堡，她们想到看看亲人的墓碑，或者至少到亲人死去的地方去看上一眼，站上几分钟寄托自己的哀思。地方上的警察也许会相信她们的说法。但如果和柏林联系的话，这里的警察会马上把她们与被盖世太保调查问离间问题的沃尔特·冯·乌尔里希和沃纳·弗兰克联系上，那样她们的麻烦就大了。
准备在外观简陋的三层床上睡下的时候，门被敲响了。
卡拉的心一惊，想起了盖世太保对父亲所犯的罪行。她知道自己忍受不了虐待，没几分钟就会把自己认识的所有“摇摆孩童”都招出来。
没她那么有想象力的弗里达说：“别害怕。”然后打开了门。
站在门口的不是盖世太保，而是个姣小美丽的金发女孩。过了一会儿，她才认出女孩是没穿制服的科尼格护士。
“我必须找你们谈谈。”女孩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她眼中含泪，表情非常紧张。
弗里达让她进来。女孩坐在三层床上，用裙子的袖口抹着眼睛。气定下来之后她说：“我不想再隐瞒下去了。”
卡拉看了眼弗里达。两人想到了一处。卡拉问：“科尼格护士，你隐瞒了什么啊？”
“我叫依尔莎。”
“我叫卡拉，她是弗里达。依尔莎，你知道些什么？”
依尔莎用卡拉和弗里达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我们杀害了他们。”
卡拉惊讶得几乎难以呼吸。她结结巴巴地问：“在医院吗？”
依尔莎点了点头。“我们杀了乘灰色巴士来的那些人。有孩子也有老人，孩子中甚至包括一些婴儿。他们都是些无助的人。有一些人非常可怕，他们嘴里流口水，身上全都是自己拉的屎尿，但那是因为他们生病了。另一些人十分可爱。可他们的结局都一样——全都被我们杀害了。”
“你们是怎么干的？”
“给他们注射莨菪碱。”
卡拉点点头。莨菪碱是一种常用的麻醉剂，过量会导致死亡。“医院准备给他们进行什么特殊的治疗？”
“没什么特殊的治疗。”
卡拉问：“依尔莎，我想问清一点，他们是否杀害了来这儿的每一名患者？”
“是的。”
“一来就杀吗？”
“一天之内，不会超过两天。”
情况和卡拉预测的一样。尽管如此，这个严酷的事实还是令人恶心，她感到一阵晕眩。
过了一会儿，卡拉又问：“那里还有病人吗？”
“没有活着的了。下午我们又给几个刚送来的病人打了莨菪碱。这也正是施密特夫人看到你们来这么害怕的原因。”
“为什么他们不对进入那幢建筑的陌生人设置点障碍呢？”
“他们觉得卫兵和围绕着医院的铁丝网会令人生疑，让人怀疑医院里是不是在发生一些邪恶的事情。另外，在你们之前，也从没有人来过医院。”
“今天死了多少人？”
“五十二人。”
卡拉顿时起了鸡皮疙瘩。“仅仅是我们到这儿的一个下午，你们医院就给五十二个人注射了吗？”
“是的。”
“现在他们都已经死了吗？”
依尔莎点了点头。
卡拉酝酿过一个主意，现在决定把这个主意付诸实施。“我想去看看。”她说。
依尔莎露出害怕的表情。“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想去医院，看看那些尸体。”
“他们已经把尸体烧掉了。”
“那也要看看骨灰。你能带我们溜进去吗？”
“今晚吗？”
“就现在。”
“哦，天哪！”
卡拉说：“你不必做任何事情。光是和我们聊，你已经够勇敢了。不想冒更大的风险也没关系。但如果想制止这种暴行，我们还缺少证据。”
“证据？”
“是的。这么跟你说吧，政府对推行这个计划感到心虚——因此这个计划是秘密进行的。纳粹很清楚，德国老百姓不会容忍对儿童的杀戮。但人们宁愿相信这种事不会发生，很容易把这视为流言。如果出自年轻女孩之口的话，人们就更不会相信了。我们必须有过硬的证据才行。”
“我明白了，”依尔莎漂亮的脸蛋上露出坚毅的神色，“那好，我带你们去。”
卡拉站起身：“你平时是怎么去那里的？”
“骑外面那辆自行车。”
“那我们都骑车去。”
三个女孩一起走出了青年旅舍。天黑了，乌云遮住了星星，路上几乎没什么亮光。她们靠着微弱的车灯才走完了出城和上山的路。看到远处的医院之后，她们关上车灯，推着车往前走。依尔莎带着卡拉和弗里达上了一条通向医院后门的林间小道。
卡拉闻到一股类似汽车废气的难闻气味。她吸了口气。
依尔莎小声说：“是焚化炉的气味。”
“哦，天哪！”
她们把自行车藏在灌木丛里，悄悄地走到医院后门。后门没锁，三个人踮着脚尖走了进去。
走廊里亮着灯。房子里没有阴暗的角落：这里像其对外宣称的医院那样整洁明亮。如果碰到什么人的话，她们会很快被发现。一看衣着就知道她们是侵入者。万一被人发现，她们该怎么办呢？也许只有撒腿就跑吧。
依尔莎飞快地走过走廊，拐过一个弯后打开一扇门。“进来吧。”她小声说。
卡拉和弗里达跟着依尔莎走进房间。
弗里达发出凄厉的尖叫，然后马上蒙住了嘴巴。
卡拉小声惊叹：“哦，天哪！”
冰冷的大房间里有三十多个死人。他们面部朝上，赤身裸体地躺在桌上。死者中有胖子，也有瘦子。有行将就木的老人，也有年纪不大的孩子，甚至还有个一岁的婴儿。一些尸体佝偻着身躯，但大多数从外表上看是健康人。
每个人的左上臂都粘着一块小绷带。那里应该就是注射莨菪碱的部位。
卡拉听见弗里达轻声哭泣起来。
卡拉突然想到了什么。“其他人呢？”她轻声问依尔莎。
“已经送进焚化炉了。”依尔莎回答。
突然，房间另一头的双层门外传来一些声响。
“快出去。”依尔莎说。
三个人退回走廊。卡拉合上门，不过留了条小缝以便观察。她看见罗默尔先生和另一个男人推着医院的轮床进了门。
两人讨论着足球，没有往卡拉这边看。她听见罗默尔说：“我们夺取全国冠军仅仅是九年之前的事情，那时我们2：0击败了法兰克福队。”
“是啊，但那时你们的主力中有五六个犹太人，现在他们都已经离队了。”
卡拉意识到，他们正在谈论德国足坛昔日的巨无霸拜仁慕尼黑队。
罗默尔说：“如果采取正确的策略，往日的辉煌终究会回来的。”
两人一边谈论，一边把桌子上一具肥胖的女人尸体抬上了轮床。他们抱起她的肩膀和膝盖，粗鲁地把她扔上轮床，嘴里还在埋怨尸体太重了。
他们把轮床推到另一个桌子旁，把桌上的尸体扔在胖女人尸体上面。
在轮床上堆了三具尸体以后，两人把轮床推出了房间。
卡拉说：“我跟去看看。”
她穿过陈尸室，走到双层门边，弗里达和依尔莎跟在她后面。她们进入了一个与其说是医院还不如说是工厂的地方：漆成棕黄色的墙，水泥地，场地上还堆放着许多纸板箱和工具架。
她们把头伸过墙角，观望着墙角那边的动静。
她们看见一个类似车库的大房间，亮着刺眼的灯光，地面上覆盖着一道阴影。气温很高，她们依稀闻到一股做饭的味道。房间中间放着一只能放下汽车的大铁盒。一根巨大的金属管从铁盒通到屋顶。卡拉意识到自己看到的是一个焚化炉。
罗默尔和同伴把尸体抬下轮床，转移到一条钢制的传输带上。罗默尔按下墙上的一个按钮。传输带开始移动，尸体随着炉门打开进入了焚化炉。
接着，他们把另一具尸体放上了传输带。
卡拉没法再看下去了。
她转过身，示意弗里达和依尔莎往后退。弗里达撞在依尔莎身上，依尔莎不由自主喊了一声。三个人吓呆了。
她们听见罗默尔说：“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是鬼叫吧。”另一个人说。
罗默尔声音颤抖着说：“别拿这种事开玩笑。”
“你能抓住这具尸体的另一头吗，还是干脆歇一歇？”
“好吧，我抓住她。”
卡拉、弗里达和依尔莎快步走回陈尸室。看见还没送进焚化炉的这些尸体，卡拉对艾达的儿子库尔特涌起了一股哀伤。库尔特曾经戴着胳膊上的一块绷带躺在这里，之后被送上传输带，像一袋垃圾似的被丢进焚化炉。尽管如此，库尔特会一直留在我的心里，她这样想着。
三人进入走廊。接近后门的时候，他们听见施密特夫人狐疑的声音：“那两个家伙怎么拖了这么久？”
她们飞快地走过走廊，跑出后门。月亮从乌云后面出来了，花园被月光照得非常亮，两百码外，她们藏自行车的灌木丛清晰可见。
弗里达最后一个从后门冲了出来。一不留神，她把后门甩得砰砰直响。
卡拉脑子转得飞快。施密特夫人很可能过来调查声音的来由。她们很可能无法在施密特打开后门前藏进灌木丛。她们必须另找个地方暂且先躲一躲。“这边。”卡拉嘘了一声，带头绕到了屋子一边。弗里达和依尔莎很快跟了上来。
卡拉、弗里达和依尔莎紧贴在墙边。卡拉听见门开了，她恐惧得屏住了呼吸。
一阵寂静之后，施密特夫人嘀咕了两句，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卡拉把头伸过墙拐角，施密特夫人已经进屋了。
三个女孩跑过草地，走到各自的自行车前。
三人沿着林中小道推车，很快就到了公路边。她们打开车灯，骑上车，然后踏着自行车朝镇上骑去。卡拉非常兴奋，她们真的拿到了证据！
接近小镇的时候，卡拉的兴奋逐渐被冷静的思索所代替。她们真正收获了什么呢？接下来她们又该怎么做？
必须把目击的情况说给谁听！卡拉不知道该告诉什么人。无论如何，她们必须让人相信发生了这种事。有人会相信吗？卡拉越想越无法确定。
骑到旅舍下车以后，依尔莎对卡拉和弗里达说：“终于结束了，我这辈子从没有这么害怕过！”
“还没结束呢。”卡拉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
“关掉医院和其他类似的机构才算真正结束。”
“怎么可能做到呢？”
“这要靠你了，”卡拉对她说，“你就是活生生的证据！”
“我就害怕你会这么说。”
“明天你能和我们一起回柏林吗？”
依尔莎深思了一会儿，说：“好吧，我跟你们一起去！”
沃洛佳·别斯科夫很高兴回到家。莫斯科正处于一年中最热的夏天，天气温暖，阳光明媚。6月30日星期一，沃洛佳回到了毗邻霍登卡机场的红军情报中心。
沃纳·弗兰克和东京间谍的情报是正确的：德国于6月22日入侵了苏联。沃洛佳和柏林苏联大使馆的其他人员乘船和火车回到了苏联。沃洛佳比大多数人优先回到国内：许多人现在还在回国的路上。
沃洛佳意识到柏林给自身带来了多大的伤害。纳粹自以为是，认定自己必然会取得胜利。他们像一支胜利后参加庆功会的足球队，个个都醉醺醺的，讨人厌，还不肯回家。沃洛佳很烦这种人。
一些人也许会因为苏联的秘密警察、苏联严酷的国内统治以及苏联人对抽象艺术清教徒式的态度而对苏联留下同样的印象。但他们错了。社会主义是成长中的意识形态，在走向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然会犯些错误。内务委员会的酷刑室是个例外，只是社会主义健康肌体上的一个不良癌变而已，总有一天会手术切除的。但战时也许不行。
预料到战争将要发生，沃洛佳早就给潜伏在柏林的谍报人员配备了秘密电台和密码本。这时，有限的反纳粹人士能否继续给苏联传递消息变得至关重要起来。离开前，沃洛佳销毁了这些人地址和姓名的记录，他把这些信息都记在了脑子里。
回到家后，他发现父母的身体都很好。父亲有些劳累，准备对付德国的空袭是他的职责所在。沃洛佳去看了妹妹安雅和妹夫伊利亚·德沃尔金，以及他们十八个月的双胞胎儿女：小名德米卡的德米特里和小名塔妮娅的塔蒂阿娜。不幸的是，在沃洛佳看来，他们的父亲还是和以前一样性格阴暗。
在家休息了一天，好好睡了一觉，他准备重新投入工作。
他在情报大楼门前通过了金属检测器。尽管楼里的设施很简陋，但似曾相识的走道和楼梯还是引起了他的一腔乡愁。在楼内行走的时候他指望着有人能上前向他致以祝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一定知道他证实了巴巴罗萨计划。但同事间连个和他打招呼的都没有，也许这里的人都太谨小慎微了。
沃洛佳走进打字员和文件管理员工作的巨大开放工作区，和一个中年女接待员打了个招呼：“妮卡，你好——你怎么还在这儿工作啊？”
“你好，别斯科夫上尉，”妮卡的态度没有他预想的那么热情，“莱米托夫上校想立刻见到你。”
和沃洛佳的父亲一样，莱米托夫上校的职位还不足以使他在30年代末的大清洗中遭殃，现在他填补了被清洗的不幸前任留下的空缺。沃洛佳对大清洗知之不详，但他不相信背叛祖国应当被严惩的高层人士有如此之多。这些人有的可能被监禁在西伯利亚或其他什么地方，有的可能已经被处决了。沃洛佳只知道他们都已经消失了。
妮卡告诉她：“莱米托夫上校现在搬进了走廊尽头的那间大办公室。”
沃洛佳走过开放的大办公区，向一两个熟悉的同事点头微笑，但他们对他也是熟视无睹，在他们眼中，沃洛佳显然不是自己以为的英雄。他拍了拍莱米托夫上校办公室的门，希望上司能给他点提示。
“进来吧。”
沃洛佳走进莱米托夫上校的办公室，向上校行了个礼，然后关上门。
“上尉，在外这么些年辛苦了，欢迎你回来！”莱米托夫上校绕到书桌前，“你在柏林成功地完成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为此我要私下里向你表示感谢。”
“先生，这是我的分内工作，”沃洛佳说，“但为什么要私下里呢？”
“因为你的情报忤逆了斯大林的意旨，”他扬起手，示意沃洛佳听他说完，“别担心，斯大林不知道证实那条情报的人是你。但大清洗之后，这里的人都很紧张，生怕哪天站错了队。”
“我做错什么了？”沃洛佳难以置信地问，“虚构假情报吗？”
莱米托夫上校使劲摇了摇头。“别误会，你做得非常正确。我也会保护你。但千万别指望这里的人把你当作英雄。”
“好吧。”沃洛佳说。事情比他预料的要糟。
“至少上面还分配给你一间单人的办公室——隔三扇门就到了。用上几天，恢复正常上班的节奏吧。”
沃洛佳知道莱米托夫上校这是在让他走。“好的，先生。”他敬了个礼离开了。
他的办公室不算奢华——一个没有地毯的小房间——但好歹是属于他一个人的。沃洛佳火速回到莫斯科，把德国入侵部队的步伐远远甩在身后。他把失落抛在一边，开始阅读一线指战员们第一周的战地报告。
看着看着，他的心情愈发低落下来。
德军以惊人的速度和效率打击着红军。
看似不太可能，但证据就放在他眼前。
6月22日德军发动进攻的那一天，苏联前沿阵地的大部分部队连支装满弹药的枪支都找不到。
这还不算完。停放在停机坪上的一千二百架战斗机因为没有伪装，在开战的二十四小时之内被德国空军全歼。军队在没有武器补充、没有空军掩护、对敌军方位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被丢到前沿阵地上——很快被敌军消灭殆尽。
斯大林严令前线部队不能撤退，这导致了更大的一场灾难。每支部队必须战斗到最后一名战士，军官为避免被抓必须在被捕前自杀。部队也因此失去了重新集结，组成最坚固防守阵地的可能性。这意味着每次撤退都会演变成一场杀戮。
前沿阵地的官兵和武器很快将被消灭殆尽。
东京间谍的情报和沃纳·弗兰克的验证都被斯大林忽略了。即便进犯开始以后，斯大林还坚持认为这只是一次小范围的骚扰行动，是一些没领会希特勒意图的德国军官私下进行的，希特勒一听说就会立即制止。
当小范围骚扰的猜测被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侵犯的事实替代时，德国人已经席卷了苏联的前沿阵地。一周以后，他们已经在苏联国境内推进了三百英里。
这是个天大的灾难——沃洛佳想大声呼号，这本应是个能够避免的灾难。
错误无疑是一个人犯下的。苏联是极权社会。只有约瑟夫·斯大林能做最后的决定。斯大林顽固，愚蠢，犯下了天大的错误。苏联正处于生死攸关的存亡之际。
在这之前，沃洛佳一直认为苏联推行的共产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仅仅因为内务委员会特工的存在而有所失色。这时，他才意识到，最大的问题实际出在上层。贝利亚和内务委员会的存在是因为斯大林的纵容。斯大林是苏联没能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一往无前的罪魁祸首。
下午晚些时候，正当沃洛佳看着窗外阳光照耀的机场跑道，思考回苏联后的所见所闻时，卡门来了。四年前，他们作为中尉进入军事情报学院学习，和另两个学员同住一间屋子。那时的卡门简直是个小丑，他不仅见人就开玩笑，还胆敢嘲笑虔诚的东正教徒。现在，他比过去胖了，看上去也更严肃了。也许是为了显得成熟一些，他还留了撮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式的小胡子。
卡门关上门，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他从兜里掏出一个背上带钥匙的锡制玩具兵。他上足发条，把玩具兵放在沃洛佳的办公桌上。玩具兵像游行一样挥着胳膊，身体内部的发条随着胳膊的甩动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
卡门压低了声音说：“斯大林已经有两天没有露面了。”
沃洛佳这才意识到发条装置恰巧能屏蔽办公室里可能隐藏着的窃听装置。
他说：“有两天没露面，这是什么意思？” “他没去克里姆林宫，也没有接电话。”
沃洛佳惊呆了。一国的国家元首不能就这样平白无故地消失了。“他在干什么？”
“没人知道，”玩具兵的动作停了下来。卡门上足发条，玩具兵又挥起手来，“星期六晚上，听说苏联的西线部队被德军包围以后，他说：‘一切都丧失殆尽，我放弃了。列宁建立了这个国家，我们把它糟蹋了。’然后他去了昆采沃。”斯大林在莫斯科市郊的昆采沃有一处乡间别墅，“昨天，他没有像平常那样在中午时分出现在克里姆林宫。打电话去昆采沃找他，那里也没有人接电话。今天也是一样。”
沃洛佳凑上前去：“他是不是……”他尽量压低声音，“精神崩溃了？”
卡门做了个无助的手势。“这并不奇怪。尽管有那么多的证据，但他就是不相信今年德国会侵略我们。现在看来，他的判断完全错了。”
沃洛佳点了点头。卡门的话完全在理。斯大林让官方媒体把自己称为苏联之父、伟大导师、强大领袖、大自然的改造者、伟大舵手、人类精英、有史以来人类最伟大的天才。但在德国入侵的问题上，即便在他本人看来，其他任何人的判断都要比他更为正确。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往往会结束自己的生命。
苏联的危机比沃洛佳所想的更严重。除了德军的威胁之外，苏联还面临着群龙无首的状态。苏联正处于革命之后最危急的时刻。
但这不也是个机会吗？能利用这个机会把斯大林除掉吗？
斯大林在1924年时也软弱过。那一年，列宁在遗嘱中说，斯大林不适合执掌国家大权。那次的危机过后，他的权威一直都没有受到过挑战。即便在他做出疯狂决定的时候——事后在沃洛佳看来大错特错的大清洗、西班牙内战所犯的战略错误、任命贝利亚为秘密警察头子以及与希特勒结盟——他还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德国大举入侵的这一时刻能不能成为让他走下权力巅峰的契机呢？
沃洛佳把这份期盼放在心里，没有让卡门和其他人看出来。在夏日暮光中坐车回家的时候，他一直考虑着这个想法。公共汽车被一队运送高射炮的货运卡车拖慢了——这队卡车进行的运送任务很可能是负责莫斯科防空事务的父亲布置的，他心想。
斯大林会被免职吗？
也许克里姆林宫的红墙之内也有很多人在自问吧。
沃洛佳走进父母所住的政府家属大楼，这幢十层建筑与克里姆林宫之间，只隔着一条莫斯科河。父亲和母亲都不在家，但妹妹安雅和她的一对双胞胎儿女德米卡和塔妮娅在家。德米卡长着黑色的头发和一双黑眼睛，他正拿着一支红色的铅笔，在旧报纸上乱涂乱画。塔妮娅和沃洛佳的父亲格雷戈里一样有着一双专注的眼睛——熟悉他们家的人都说，沃洛佳也有一双这样的眼睛。看到沃洛佳，塔妮娅立刻把手里的玩具拿给他看。
卓娅·沃洛茨采娃正好也在。四年前，沃洛佳前往西班牙前夕，曾经在家里遇见过这个出奇美丽的物理学家。卓娅和安雅发现她们存在一个共同的兴趣爱好：都喜欢苏联的民族音乐，她们一起去听民乐演奏会，卓娅还会演奏苏联的民族乐器“古多克”——苏联独有的三弦琴。卓娅和安雅都买不起留声机，好在格雷戈里有一台。沃洛佳回家的时候，两个女人正围着留声机听一盘三弦琴的音乐专辑。格雷戈里不是什么音乐爱好者，但却觉得留声机里放出的音乐很好听。
卓娅的素色短袖裙，很衬她的淡蓝色眼睛。当沃洛佳聊家常地问她怎么样的时候，她像吃了枪药似的说：“我太生气了。”
时下的苏联人有非常多的理由发火。沃洛佳连忙问她：“为什么？”
“我对原子物理的研究项目被取消了。和我一同工作的其他物理学家都被分配了新任务。我正在进行炸弹瞄准器的改进工作。”
沃洛佳认为这事很正常：“毕竟是战争时期，你先忍忍。”
“你什么都不知道，”卓娅说，“这样跟你说吧，金属铀进行一个名叫裂变的过程时，会释放出大量的能量。我是说巨大的能量。我们掌握了这个知识，西方科学家同样也掌握了这个知识——我在科学月报上读到了他们的论文。”
“炸弹瞄准器的问题看似更加迫切，难道不是吗？”
卓娅生气地说：“裂变这个过程能创造出比目前任何炸弹破坏性大上百倍千倍的效应。一次原子爆炸能炸平整个莫斯科。如果德国拥有了原子弹而我们还没有，那该怎么办？这就好比我们用剑去抵挡他们的枪。”
沃洛佳狐疑地问：“可有没有证据表明别国的科学家也在研究会裂变的炸弹呢？”
“他们肯定在研究。裂变的理论自然而然地和炸弹联系在一起。我们能想到，他们同样也能想到。我这里还有另一个证据。起先，他们把所有关于裂变的研究成果都发表在科学月报上——大约一年以前，他们突然不再发表了。去年开始，我在西方科学月报上就再没看到过有关裂变的最新论文。”
“西方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意识到了这项研究的军事潜力，将其作为机密，你想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吗？”
“我想不到还会有任何其他的理由。我想不通的是，在别的国家进行铀元素裂变的研究之时，苏联竟然还没起步。”
“嗯。”沃洛佳假装对此怀疑，但心里觉得这再正常不过了。即便斯大林的崇拜者——包括格雷戈里在内的一小部分人——都不敢宣称斯大林懂科学。独裁者很容易无视这类让他感到不舒服的事情。
“我告诉过你父亲，”卓娅说，“他认真地听了我的讲述，但没人听他的。”
“那你准备怎么办？”
“我又能怎么办？我只能为我们的飞行员设计该死的炸弹瞄准器，希望能达到最好。”
沃洛佳点点头。他喜欢这种态度。他喜欢这个女孩。她聪明过人，精力充沛，还美妙得不可方物。他很想知道是否能约她去看场电影。
有关物理的谈论使他想起了柏林童子军的朋友威廉·伏龙芝。听沃纳·弗兰克说，威廉·伏龙芝正在英国进行研究工作，是个出色的物理学家。威廉也许知道一些卓娅担忧的核裂变炸弹的事情。如果威廉还是个共产主义者的话，也许会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告诉沃洛佳。沃洛佳在心里记住，有空时给驻伦敦苏联大使馆的情报部门发封电报。
沃洛佳的父母回来了。格雷戈里穿着整齐的军装，沃洛佳的母亲穿着大衣，戴着帽子。他们刚去参加了红军向来热衷的阅兵仪式：尽管面临着德国的入侵，但因为有着提升士气的作用，斯大林要求这类仪式必须照常进行。
老人们和两个孙辈耳语了一会儿，但格雷戈里看上去有点心不在焉。他嘀咕着要去接电话，很快走进了书房。沃洛佳的母亲也转身去厨房烧晚饭去了。
沃洛佳在厨房里和三个女人说话，但他急切地想和父亲谈一谈。他大致能猜测出父亲所接电话的主题：推翻斯大林的企图不是正在策划就是已经被挫败，也许就发生在这幢大楼内。
过了一会儿，他决定冒着惹怒父亲的危险，闯到书房去看一看。他说了声打扰，走进书房。不巧父亲正好要出门。“我要到昆采沃去一次。”他说。
沃洛佳很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么晚去干吗？”他问。
格雷戈里没有理会他的问题。“我调来了一辆车，但我的司机已经下班了，你送我去吧。”
沃洛佳非常激动。他从没去过斯大林的别墅，却在这个紧要时刻获得了这样的机会。
“愣着干吗，快和我一起去啊。”格雷戈里不耐烦地说。
他们在玄关说了声“走了”，就很快出门了。
格雷戈里的座驾是苏联模仿美国的帕卡德轿车生产出的黑色吉斯101-a，配备了三档自动变速档。这辆车最快能开到每小时八十英里。沃洛佳坐在方向盘后面，发动了汽车。
汽车穿过手艺人和知识分子住的阿尔巴特街，向西开上了莫扎伊斯克高速公路。“是斯大林同志召您去的吗？”他问父亲。
“不是，斯大林同志已经失联两天了。”
“这个我已经听说了。”
“你已经听说了吗？这件事本应该保密的啊！”
“这事才保不了密呢。现在你们准备怎么办？”
“我们准备派几个人去昆采沃见他。”
沃洛佳问了个异常关键的问题：“去那干什么呢？”
“去看看他活着还是死了。”
苏联的领袖死了却没人发现吗？这事怎么可能呢？“如果他还活着，你们会怎么办？”沃洛佳问。
“我不知道。但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我都想去现场看个究竟，不想事后才知道消息。”
沃洛佳知道，窃听装置在移动的车里不能用——麦克风只收集得到马达轰鸣的声音——父子俩不用担心两人的对话会被窃听。但他还是胆战心惊地问出了一个大逆不道的问题：“斯大林会被推翻吗？”
格雷戈里怒气冲冲地答道：“我告诉你，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沃洛佳非常吃惊。这类问题本应直截了当地被否定。其他一切回答都相当于肯定。但现在，父亲承认了斯大林被推翻的可能性。
沃洛佳心里燃起了希望。“那可就太好了，”他兴奋地说，“没有大清洗！没有劳改营！女孩们也不用担心被秘密警察从街上抓走遭到强暴了。”沃洛佳本以为父亲会打断他的话，但格雷戈里却只是半闭着眼听他说话。沃洛佳说：“‘托洛茨基-法西斯间谍’这个愚蠢的词汇终于要从我们的字典上消失了。弹尽粮绝的部队可以撤退，而不是送到敌军面前被对方杀戮。做决定的将是为苏联人民着想的一群专业人士。这才是三十年前的您所向往的那种社会主义。”
“蠢儿子，”格雷戈里轻蔑地说，“这个时候苏联不能失去自己的领袖。现在是战时，苏军又在节节败退。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住苏联革命的成果。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斯大林。”
沃洛佳像被打了一记耳光那样难受。格雷戈里已经很多年没叫他“蠢儿子”了。
格雷戈里是对的吗？苏联还需要斯大林吗？斯大林做过那么多可能毁灭苏联的可怕决定，沃洛佳觉得任何其他人当权都比他要好。
他们抵达了目的地。虽然叫乡间别墅，但这幢房子并不是普通的乡间小屋。斯大林在昆采沃的房子是幢又长又宽的石头房子，两边有五扇落地长窗，房子外面还有个宽大的入口。斯大林的别墅坐落在一片松木林中，像是为了隐藏似的被漆成了暗灰色。别墅门外守卫着几百名士兵，别墅墙上安装着双层铁丝网。格雷戈里指着部分隐藏在伪装网里的一门高射炮对沃洛佳说：“是我设置在那的。”
门口的卫兵认出了格雷戈里，但还是要他出示了身份证明。尽管沃洛佳是情报部门的上尉，格雷戈里贵为将军，但卫兵还是搜了他们的身，看看有没有携带武器。
沃洛佳把车开到门前。房子前面没有停别的车。“等其他人来了再一起进去。”格雷戈里说。
过了一会儿，三辆简称为“zis”的吉斯豪华轿车开了过来。沃洛佳知道，“zis”代表扎沃德·伊姆尼·斯特林娜，是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工厂生产的。乘车而来的客人会成为汽车命名者的行刑者吗？
八个穿着西装，戴着礼帽的男人怀揣着苏联的未来从车上走了下来。沃洛佳在他们中间认出了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
“进去吧。”格雷戈里说。
沃洛佳惊呆了。“我能和你们一起进去吗？”
格雷戈里把手伸到车座底下，递给沃洛佳一支托卡列夫tt-33手枪。“放在你的口袋里，”他说，“如果该死的贝利亚想逮捕我，你就一枪毙了他。”
沃洛佳小心翼翼地接过手枪：tt-33没有保险栓。他顺手把七英寸的枪塞进兜里，和父亲一起下了车。沃洛佳记得，这种枪的弹匣里装有八发子弹。
众人一起走进屋子。沃洛佳生怕会有第二次搜身，被人发现武器。但房子里没有人检查武器。
屋里的墙是暗黑色的，灯光十分黯淡。有位军官把他们引进了一间像是小餐厅的房间。斯大林坐在房间里的扶手椅上。
东半球最强势的人看上去憔悴而沮丧。斯大林抬起头，问前来的众人：“你们来这干什么？”
沃洛佳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气。斯大林显然觉得他们不是来逮他走的，就是来要他命的。
一时间谁都没有回答斯大林的问题。沃洛佳意识到这群人事先没有做好计划。在不知道斯大林死活的情况下，他们又能做什么计划呢？
现在他们该怎么办？毙了斯大林吗？这个机会一过，他们就不可能找到别的机会了。
莫洛托夫上前一步说：“我们恳请您回去工作。”
沃洛佳抑制住抗议的冲动。
斯大林摇了摇头：“我能顺应苏联人民的期待吗？我能领导苏联走向胜利吗？”
沃洛佳吃了一惊。斯大林真想从领袖的位置上退下来吗？
斯大林说：“也许有比我更好的人选。”
斯大林又给了他们一次让他下台的机会。
又有一个人开口说话，沃洛佳转头一看，发现是伏罗希洛夫元帅。“没有任何人比您更称职。”伏罗希洛夫元帅说。
说这话干什么？这可不是阿谀奉承的时候啊！
沃洛佳的父亲开口了：“这句话说得很对！”
这些人不准备让斯大林下台吗？他们怎么能这么蠢啊！
莫洛托夫第一个说到了关键性的问题。“我们建议成立一个名叫国家防务委员会的战时内阁，一个权力超过政治局、人数较少、具有最终决定权的最高权力机构。”
斯大林急切地问：“谁将是这个委员会的首脑呢？”
“斯大林同志，当然是您啊！”
沃洛佳真想大喊一声：不要啊！
又是一阵长久的沉默。
沉吟了一会儿，斯大林说话了。“很好，”他说，“告诉我，委员会里会有哪些人？”
贝利亚走上前，宣布了委员会的成员名单。
沃洛佳感到沮丧和挫败，他们失去了最好的机会，一切全完了。他们本可以废黜一个暴君，却没有这样的胆量。他们像是没了父亲就不知道怎么办的孩子那样接受了一个异常残暴的父亲。
事实情况比这还糟，他沮丧地意识到。斯大林也许的确有过信心尽失的那一刻——从进门时他的样子就可以看出——但却采取了最完美的政治举措进行挽回。所有可以替代他的人都在这个房间内。当他的灾难性判断被所有人目睹的这一时刻，他迫使对手齐集在他面前，恳求他重新出山。斯大林一笔勾销了此前犯下的令人膛目结舌的错误，使自己得到了重新开始的机会。
斯大林不仅仅是回来了。
还比以前更强悍了。
谁有勇气公开抗议阿克尔堡正在发生的事情呢？卡拉和弗里达亲眼目睹了纳粹对残疾人的杀戮，并找到了依尔莎这个见证人，但现在她们需要一个为这事大肆鼓吹的人。德国没有了民选的议员：所有的议员都是纳粹党人。记者们也靠不住，他们沦为了谄媚奉承的伪君子。法官都由纳粹指定，秉承政府的意旨。卡拉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拥有自由意志的政治家、记者和律师多么重要。她现在才发现，没有了这些人，政府就能为所欲为，甚至可以毫无顾忌地屠杀百姓。
他们能依靠谁呢？弗里达的仰慕者海因里希·冯·凯塞尔有个做神父的朋友。“彼得是我们班上最聪明的男孩，”凯塞尔告诉她们，“他不太会和人打交道，为人过于耿直，但我想他会倾听我们的话的。”
卡拉觉得可以找这人试试。乌尔里希家所在教区的奥赫牧师就是个很有同情心的人，只不过盖世太保吓得他闭紧了嘴。也许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彼得神父身上。可她实在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
七月的一个周日清晨，海因里希把卡拉、弗里达和依尔莎带到了舍恩贝格区彼得的教堂。海因里希穿着黑色的西装，显得非常英俊。女孩们都穿着象征诚信的护士制服。四人从侧门走进教堂，走进一个挂着巨大窗帘，配有几把旧椅子的昏暗的小房间。彼得神父正独自在房内祷告。他一定听到了他们进来的脚步声，但在起身与他们打招呼前还是继续跪地祷告了几分钟时间。
彼得又高又瘦，他剃着平头，相貌十分普通。如果是海因里希同龄人的话，他的年龄应该是在二十七岁上下。他皱着眉头看着他们，丝毫不掩饰被打扰的怒气。“我正在为弥撒做准备，”他严厉地说，“海因里希，很高兴在教堂见到你，但你现在必须离开，弥撒之后我再去找你。”
“彼得，我们发现了一件亵渎神灵的事情，”海因里希说，“快坐下，我们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没什么比弥撒更重要的事了。”
“相信我，彼得，给我五分钟就能讲完。”
“好吧。”
“这是我女朋友弗里达·弗兰克。”
卡拉非常惊讶。弗里达什么时候成了海因里希的女朋友？
弗里达说：“我有个天生脊柱裂纹的弟弟，今年早些时候，他被送到巴伐利亚阿克尔堡的一家医院进行特殊治疗。没多久我们就收到了他因阑尾炎而死的信件。”
弗里达转身看着卡拉，卡拉心领神会地接过了话：“我家的女仆有个智障的儿子。他也被送去了阿克尔堡。弗兰克家收到那封信的同一天，我家的女仆收到了一封一模一样的信。”
彼得摊开手，做了个“那又如何”的手势。“我以前听过这种事。这是反政府的宣传。教会不会介入这种政治上的事情。”
你在蒙谁？卡拉心想，教会介入政治可深了！但她没有细究教会的是是非非，而是继续说明真相。“我们家女仆的儿子压根没有阑尾，”她说，“两年前他的阑尾就被手术割掉了。”
“这又能证明什么呢？”彼得问。
卡拉觉得非常气馁。彼得对他们明显抱有着偏见。
海因里希说：“彼得，我们还没说完呢，跟我们一起来的依尔莎就曾经在阿克尔堡的医院工作过。”
彼得表情期待地看着依尔莎。
“神父，我生长在一个天主教家庭。”依尔莎说。
卡拉没听依尔莎说起过这件事。
“我不配做个天主教徒。”依尔莎继续说。
“姊妹，没什么配与不配，天父对他的每个子女都是一样的。”彼得虔诚地说。
依尔莎说：“但我明知是罪却还去做，他们叫我那么去做，我怕他们，因此就照他们说的去做了。”她哭了起来。
“你做了什么？”
“我杀了人。神父，天父会原谅我吗？”
神父吃惊地看着眼前这个年轻护士。他无法把依尔莎的忏悔看成反政府的宣传：眼前站着的是一条饱受折磨的灵魂。他的脸色变得像纸一样的苍白。
所有人都安静下来，卡拉更是屏住了呼吸。
依尔莎说：“身体有残疾的人被灰色的公共汽车送到医院。医院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治疗方法。我们只是给他们打上一针让他们死。接着我们再把尸体焚化。”她抬头看着彼得，“天父会原谅我犯下的这些罪吗？”
彼得张开嘴想说话，却一时什么也说不出来。他咳嗽了一声，然后问依尔莎：“医院杀了多少人？”
“通常是四辆公共汽车。每辆车上约有二十五名残疾人。”
“那就是一百个了？”
“是的，每周一百个。”
彼得不再像刚才那样高高在上了。他的脸色一块灰一块白，嘴巴吃惊地大张着：“每周杀害一百名残疾人吗？”
“是的，神父。”
“是哪类残疾人呢？”
“身残和智障的都有。还有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出生畸形的婴儿、瘫痪在床的人、弱智者和单单生活不能自理的人。”
彼得情不自禁地重复了一遍刚才的问题：“医院里的职员把他们全都杀害了吗？”
依尔莎哽咽着说：“抱歉，我知道这是错的。”
卡拉看着彼得。他刚才的傲慢神态全都不见了，这是个很好的转变。听了这么多年虔诚的天主教徒承认的小小过犯之后，彼得突然遇上了滥杀无辜这种天理难容的大罪。他内心所受到的震撼是可以想见的。
但他会怎么做呢？
彼得站起身。他拉住依尔莎的双手，把她从椅子上拽了起来。“回你的教堂跟神父忏悔，”他说，“他会原谅你，这点我还是知道的。”
“谢谢你。”她轻声说。
彼得放开依尔莎的手，看着海因里希。“对于我们这些余下的人，事情不会这么简单。”他说。
然后他背过身，跪下又一次做了祈祷。
卡拉看了看海因里希，海因里希对她耸了耸肩。他们站起身，离开了这个小房间。卡拉紧紧搂着痛哭流涕的依尔莎。
卡拉说：“做完弥撒再走吧，也许彼得神父想在弥撒之后找我们谈谈。”
四人走进教堂中殿。依尔莎不再哭泣，从痛悔中平静下来。弗里达扶住海因里希的胳膊。他们坐在虔诚的男男女女以及玩闹的孩子们之间，这些人都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这些有信仰的人绝不会杀害残疾人，卡拉心想。但政府却以他们的名义滥杀无辜，这样的事怎么能听之任之呢？
她不知道是否能对彼得神父有所期待。显然，他最终相信了他们所说的话。彼得神父本以为他们是来做政治宣传的，但依尔莎的真诚打动了他。他被血淋淋的事实吓坏了。但除了告诉依尔莎上帝会原谅她之外，彼得神父没有做出任何承诺。
卡拉环顾教堂四周。这里的装饰比她所在的新教教堂更鲜艳。这里有更多的雕塑和画像，更多的烛台、旗帜和蜡烛。看着这些装饰，卡拉想起了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间为这种芝麻绿豆小事进行的争战。在这样一个儿童被无辜杀戮的世界上，还有人为蜡烛而争斗是多么奇怪啊！
弥撒开始了。神父们穿着袍子走进正殿，彼得神父是他们之间最高的一个。他表情严肃，面露虔诚之色，卡拉实在无法猜透他在想些什么。
她麻木地听完了赞美诗和祷告词。她曾为父亲祈祷过，但两个小时候后却在家里的地上看到了被残酷虐待而死的父亲。她每天都会想到他，有时每一刻都会想到他。祷告救不了卡拉的父亲，也同样救不了被政府视为无用的弱势群体。需要的是果敢的行动，而不是无用的言语。
卡拉从父亲想到了哥哥埃里克。埃里克正在苏联的什么地方参战。埃里克写过封家信，信里炫耀了德军在苏联的闪电深入，愤怒地拒绝相信父亲被盖世太保所杀的事实。他说，父亲肯定是毫发无损地被盖世太保放回来了，害死他的是街上流窜的共产党人或犹太人罪犯。他完全生活在幻想中，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
彼得神父也是这样的吗？
彼得神父走上讲道坛。卡拉先前不知道他会在这天的弥撒中布道，他会在布道中说些什么呢？他会被这天早上听到的事情感染吗？会由此展开话题，谈到谦虚的美德和妒忌的罪恶吗？还是会罔顾良心，为德军在苏联的迅速挺进而感谢上帝呢？
他高大威严地站在讲道坛上，用卡拉分不清是骄傲还是蔑视的目光俯视着教堂里聚集着的会众。
“第五条诫命：不可杀生！”
卡拉侧过头，和海因里希的目光交会了。彼得准备说什么？
彼得神父的声音在正殿的石板间回荡。“巴伐利亚有个叫阿克尔堡的地方，我们的政府每周在那违背一百次这条诫命。”
卡拉惊呆了。彼得神父正在布道，揭露、声讨政府残害残疾儿童和弱势群体，他真的做到了！事态也许会因此而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与受害者是残疾人、弱智、生活无法自理者还是瘫痪者无关，”彼得毫不掩饰自己的怒气，“他们和天生畸形的婴儿、垂暮的老人一样，都是上帝的孩子，他们的生命和你我一样宝贵。”他提高了声音继续说，“杀害这些人是十恶不赦的罪过！”他抬起右臂，捏起拳头，声音动情地颤抖着，“我想告诉你们，如果我们继续对此听之任之的话，那我们也会像实施这种罪恶注射的医生和护士一样犯罪……”他顿了顿，又继续说，“如果保持沉默的话，那我们也同样是杀人犯！”
托马斯·马赫支队长非常生气。四号项目的外泄使他在克林勒恩督察和其他上司面前成了个傻子。他曾向他们保证过，这个项目绝对不会出岔子。他说，阿克尔堡和德国其他地方的同类型医院绝不会泄密。他追踪了沃纳·弗兰克、奥赫神父和沃尔特·冯·乌尔里希这三个无事生非的家伙，用不同的方式使他们闭了嘴。
但是，突然间，他处心积虑保守的秘密大白于天下了。
捅出这个秘密的是年轻傲慢的彼得神父。
彼得神父正赤身裸体地坐在马赫面前，手腕和膝盖被绑在一把特制的椅子上。彼得的耳朵、鼻子和嘴巴向外冒血，胸膛上都是呕吐出来的污物。他的嘴唇、乳头和睾丸上通着电线，前额上绑着根防止他在痉挛时把脖子扭断的皮带。
坐在旁边的医生用听诊器听了听彼得神父的心率，露出犹疑之色。“他已经受不住了。”医生用实事求是的口气说。
彼得神父煽动性的布道传到了德国各地。地位极高的明斯特主教也在布道时痛斥四号项目，内容和彼得神父的布道大致相仿。主教呼吁希特勒从盖世太保手里拯救百姓，聪明地暗示希特勒也许不知道这件事，在把希特勒和这件事撇开的前提下要求政府停止这个项目。
明斯特主教的布道文被打印和复写，在德国各地传递。
盖世太保逮捕了所有被发现握有文件副本的德国百姓，但收效甚微。第三帝国政府第一次遇到了对政府意志的强大挑战。
盖世太保的镇压是残暴的，可没起到作用：布道文的传播越来越广，更多的牧师开声为死难的残疾儿童祈祷。阿克尔堡甚至发生了一次抗议游行。盖世太保完全失去了对局势的主导权。
会出这种事都是因为马赫。
彼得是马赫唯一的线索。盖世太保在阿克尔堡一无所获。莱茵霍尔德·瓦格纳被告知曾经有两个女孩骑车去过医院，但没人知道她们是谁。他还听说有个女护士突然辞职，辞职信上说她要匆忙去结婚了，但没人知道这个女护士嫁给了谁。没找到任何可以追踪的线索。马赫觉得女孩没什么可以多查的，她们掀不起这么大的波澜。
马赫朝操作机械的技师点了点头，技师转动了机械上的一个旋钮。
电流穿过彼得的身体，刺激着他的神经末梢。他全身痉挛，头发一根根竖起。
技师切断了电流。
马赫冲彼得大喊：“把他的名字告诉我！”
过了好一会儿，彼得终于张开了嘴。
马赫凑近他的脸。
彼得小声说：“不是什么男人。”
“那就是个女人！快把她的名字告诉我。”
“她叫天使。”
“去地狱吧！”马赫抓住旋钮使劲一转，“你不说我就不停下！”他朝战栗尖叫着的彼得大嚷。
门开了，一个年轻的盖世太保走了进来。看到彼得的惨状，小伙子的脸色突然变得煞白。镇定之后，他朝马赫点了点头。
技师关掉电源，尖叫声停止了。医生把头伸向彼得，倾听着他的心跳。
刚来的手下对马赫说：“打扰了，马赫支队长，克林勒恩督察请你过去。”
“现在吗？”马赫怒气冲冲地问。
“先生，他是这么说的。”
马赫看了看医生。“他还年轻，”医生对他耸了耸肩说，“你回来的时候他肯定还活着。”
马赫走出审讯室，和手下一起上了楼。克林勒恩督察的办公室在一楼。马赫敲敲门，走进去。“该死的神父还是不肯开口，”他开门见山地说，“再给我一点时间。”
克林勒恩是个戴眼镜的瘦削男人，聪明但意志不坚定。克林勒恩最近才加入纳粹党，还不是精英党卫队的一员，完全没有马赫那种忠于元首的热情。“别再跟神父过不去了，”他说，“不用在神职人员身上做文章，把他们扔到集中营里去吧。”
马赫没料到会发生这种情况。“这些人胆敢诋毁元首，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们赢了，”克林勒恩说，“输了的是你。”
马赫觉得克林勒恩肯定在暗地里为此而感到高兴。
“最高层做了决定，”督察说，“四号项目被取消了。”
马赫愣住了。纳粹从没让自己的决定被无知者所犯的小错动摇过。“我们才不会被公众舆论左右呢！”他说。
“这次，我们必须尊重公众的意见。”
“为什么？”
“元首没有私下里对我解释他的决定，”克林勒恩语带嘲讽地说，“不过原因我大致猜得出来。这个项目遭到了各界的强烈抗议。如果继续执行，我们会面临各教派全方位的反对。那就坏事了。我们不能削弱德国人民的团结和决心——尤其是现在正在和我们最强大的敌人苏联作战的关键时刻。于是，元首在权衡利弊之后取消了这个项目。”
“先生，您分析得很对。”马赫强忍着自己的怒气说，“还有别的事要吩咐吗？”
“你可以走了。”克林勒恩说。
马赫退到门口。
“马赫，你站住！”
马赫转过身：“先生，叫我什么事？”
“把你的衬衫换掉。”
“换衬衫吗？”
“你的衬衫上有血。”
“是的，先生。对不起，先生。”
马赫怒气冲冲地踩着楼梯下了楼。回到地下审讯室后，他发现彼得神父依然活着。
他暴怒地朝神父大吼：“阿克尔堡的事情是谁告诉你的？”
彼得神父还是没有开口。
他把电流功率开到了最大值。
神父尖叫了一阵，然后，陷入了永远的沉默。
弗兰克家居住的别墅坐落在一个不怎么大的公园里。离别墅不到二百码的小山上有个四面透风的小亭子，里面放着几条长椅。小时候，卡拉和弗里达经常把这假装成她们的乡村别院，在亭子里举办上几小时有十几个仆人的盛大宴会。长大以后，这对闺密经常会躲在这聊些不想被外人知道的悄悄话。
“第一次坐在这条长凳子上的时候，我的脚尖还够不着地呢。”卡拉说。
弗里达说：“真希望能回到那个时候。”
这是个闷热的下午，天气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卡拉和弗里达穿着无袖长裙，情绪都很不好。彼得神父死了。警方的报告说，他在拘留期间畏罪自杀了。卡拉怀疑他受到了和父亲相似的虐待。在她看来，这种可能性似乎非常大。
因为这件事而被关进各地警局的有几十人。有的人在公众场合抗议当局对残疾人的杀戮，另外的一些人只是分发下范·加伦主教的布道文而已。卡拉估计这些人都收到了盖世太保的严刑拷打，她很想知道同样的命运还有多久会降临到自己头上。
沃纳端着一个托盘走出别墅，经过草地进入小亭。他欢快地说：“姑娘们，来点柠檬水好吗？”
卡拉扭过头去。“不用，谢谢了。”她冷冷地说。她不明白，在那样的懦弱表现之后，他怎么还好意思自认是她的朋友。
弗里达说：“我也不要，你的柠檬水不是给我端来的。”
“我希望我们还是朋友。”沃纳看着卡拉说。
他的脸皮能有多厚？他们当然不可能再做朋友了。
弗里达说：“沃纳，彼得神父已经死了。”
卡拉说：“只是因为拒绝接受你弟弟这些人的死，他就被盖世太保折磨死了。我父亲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而被折磨死的。很多人为此进了监狱和集中营。但你却还在舒适的办公室里工作。所以我们完了。”
沃纳露出的受伤表情让卡拉非常吃惊。她原以为沃纳会强词夺理，胡搅蛮缠，但他看上去却像是受了伤害。沃纳说：“你难道没有想过，我们是用不同的方式在做同一件事吗？”
沃纳的话没有任何说服力。“你什么都没做！”卡拉说。
“也许吧。”他伤心地说，“那你们都不喝柠檬水了吗？”
卡拉和弗里达都没理他，沃纳垂头丧气地回了别墅。
卡拉很生沃纳的气，但又有些遗憾。在发现沃纳是个懦夫之前，她多么期盼能和他谈场恋爱啊。她很爱他，十倍于其他和她接过吻的男孩子。她没有心碎，但失望是肯定的。
弗里达比她幸运。这个念头来自正走出别墅的海因里希。弗里达活泼开朗，海因里希深沉干练，两人正好能配成绝佳的一对。“你爱上他了吗？”卡拉在海因里希还没有走近时问。
“我还不知道呢，”弗里达说，“但他人真的很好，我很仰慕他。”
这也许不是真正的爱，卡拉心想，但这样的恋人也不错。
海因里希带来了一条他们意想不到的消息。“我必须赶来告诉你们，”他说，“爸爸饭后告诉我一条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什么消息？”弗里达问。
“政府取消了那个计划。那个屠杀残疾人的计划叫‘四号项目’。政府已经终止了四号项目。”
卡拉说：“你是说我们赢了吗？”
海因里希使劲点了点头。“爸爸非常吃惊。他说据他所知，元首以前从没对公众舆论低过头。”
弗里达说：“我们强迫他低头了。”
“幸好没人知道是我们捅出来的。”海因里希热诚地说。
卡拉说：“他们乖乖地关闭医院，结束整个项目了吗？”
“才不会呢！”
“这话怎么讲？”
“爸爸说这些医生和护士都被转到了别处。”
卡拉皱起眉头。“他们都被转去了哪里？”
“苏联。”海因里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