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9）（2/2）

“是疯子在这儿笑吗？”她问。

“不是，”一个男子的声音回答说，“在这儿说笑话呢。”

有一个人伤心地说：

“又一个犹太女人到我们这遭殃的车上来啦。”

索菲亚·奥西波芙娜站在车门口，眯着眼睛，为的是适应黑暗，回答别人的问话。她马上陷入一种不习惯的氛围中：这儿除了哭声、呻吟和臭气，还有从童年时代就已遗忘了的语言、口音……

索菲亚想往里走走，但是走不过去。她在黑暗中摸到一条穿短裤的细细的腿，就说：

“对不起，好孩子，我把你碰疼了吗？”

但是这孩子没有回答她。她在黑暗中说：

“大娘，您是不是让您的孩子挪挪地方？我总不能一直站着呀。”

在角落里有个男子用歇斯底里的演员般的声音说：

“应该早点儿打个电报来，那样就可以给您安排一个带浴室的房间。”

索菲亚清清楚楚地说：

“浑蛋！”

有一个女人，她的脸在昏暗中已经露出来了，她说：

“靠着我坐吧，这儿地方有的是。”

索菲亚·奥西波芙娜感觉出她的手指头在轻轻地、快速地抖动。

这是她从小就熟悉的世界，是犹太小镇的世界；她感觉出这个世界的一切变化有多么大。

这节车厢里有合作社的工人，有无线电技工，有师范学院的女学生，有工会学校的教师，有罐头厂的工程师，有畜牧工作者，还有一位担任兽医的姑娘。以前小镇上没有这样一些职业。但是，要知道索菲娥·奥西波芙娜没有变，她依然是当年又怕爸爸又怕奶奶的那个样子。也许，这新的世界也依然未变？可是，不管怎么说，还不是一样。犹太人的小镇，不论是新是旧，反正是朝坡下滚去，将滑向无底深渊。

她听到有一个年轻的女子声音说：

“现在的德国人都是野蛮人，他们都不知道海涅是什么人。”

另一个角落里，一个男子声音用嘲笑的口吻说：

“结果这些野蛮人把咱们当牲口装进火车里。咱们知道海涅又有什么用？”

大家向索菲亚·奥西波芙娜打听前线的情况，因为她说的全是不好的消息，有人就对她说，她所知道的消息是不可靠的；于是她明白了，在这牲口车厢里有自己的战略，这战略的根据是强烈的生存愿望。

“难道您不知道，希特勒收到了最后通牒，要他立即释放所有犹太人？”

是的，是的，当然是这样。等到任人宰割的痛苦和不祥预感变为剧烈的恐怖的时候，人往往求助于毫无根据的乐观，麻醉自己。

对索菲亚·奥西波芙娜的兴趣很快就过去了。她也和大家一样，成了一个不知道被弄到哪里去、不知道被弄去干什么的同路人。谁也不问她的名字和父称，谁也记不住她的姓。

索菲亚·奥西波芙娜甚至感到奇怪：走倒退的道路，从人回到肮脏、可怜、失去名字和自由的牲口，只需要几天工夫：而从动物到人的路，却走了几百万年。

她很惊讶，人类遭受这样大的灾难，却依然时时刻刻操心生活琐事，依然因为一些小事彼此闹意见。

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小声对她说：

“医生，你瞧瞧那位阔太太，她坐在门缝儿跟前，就好像只有她的小孩子需要呼吸新鲜空气。太太是上咸湖去呢。”

夜里火车停过两次，大家很留心地听着警备队咯吱咯吱的脚步声，听着杂乱不清的俄语和德语。

在夜晚的俄罗斯小站上听到歌德的语言，显得非常可怕，但是听到德国警备队中有俄罗斯人说起俄语，更使人感到毛骨悚然。

天快亮的时候，索菲亚·奥西波芙娜和大家一样饿得难受，并且幻想能喝到一口水。她的幻想极其微小，极不大胆，她想象着有一个压得凹凸不平的罐头盒子，里面还剩一点儿热乎乎的水汁儿。她用又快又短促的动作搔了搔痒，就像狗抓弄跳蚤那样。

现在索菲亚·奥西波芙娜觉得似乎懂得了生活与生存的区别。生活已经结束了，完了，可是生存依然继续着。虽然这种生存是可怜的、毫无意义的，但是一想到横死，心里就感到十分可怕。……

下起雨来，有些雨滴从装了铁栏的小窗户里飞进来。索菲亚·奥西波芙娜从自己的衣襟上撕下一条布边儿，身子朝车厢壁挪动了下，凑到有一条不大的缝隙的地方，把布条塞到缝隙外面，等着布条浸透雨水。然后她把布条抽回来，嚼起凉丝丝、湿漉漉的布条。这时在靠近车厢壁的地方以及车厢角落里，有些人也开始撕布条了，索菲亚·奥西波芙娜感到很得意：这取雨水、喝雨水的方法是她发明的。

夜里索菲亚·奥西波芙娜碰着的那个男孩子坐在离她不远的地方，看着一些人把布条塞到车门底下的缝儿里。她在朦胧的光线中看到了他那瘦小的脸和尖尖的鼻子。看样子，他有六七岁。索菲亚·奥西波芙娜心想，她来到车厢里这么长时间，还没有人跟这孩子说过话，他也一动不动地坐着，没有和别人说过一句话。她把湿布条递给他，说：

“好孩子，给你。”

他没有作声。

“接着吧，接着吧。”她说。

他犹犹豫豫地伸出手来。

“你叫什么名字？”她问。

他小声回答说：

“达维德。”

坐在旁边的一个叫穆霞·鲍里索芙娜的女人说，达维德从莫斯科来看他的外婆，打起仗来，他不能回到妈妈身边了。外婆死在隔离区里，达维德的姨娘列维卡·布赫曼就跟有病的丈夫在这个车厢里，甚至不让这孩子坐在她身边。

到傍晚时候，索菲亚·奥西波芙娜已经听说不少事情，听到不少争论，她自己也说，也参加争论。她对交谈者说：

“犹太兄弟姐妹们 [49] ，我来跟你们说说。”

许多人盼望着快点儿到地方下车，以为这是把他们送到集中营去，到集中营里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专长干活儿，有病的人可以住伤残病房。大家几乎一刻不停地谈论着这些。可是心里依然在暗暗地害怕，在不出声地哭号。

索菲亚·奥西波芙娜从别人说的事情中了解到，人身上不仅仅是人性的东西。有人对她说，有一个女人把瘫痪的姐姐放到木盆里，在冬天的夜里拖到外面去，把姐姐冻死了。有人告诉她，有些母亲杀死了自己的孩子，在这个车厢里，就有这样一个女人。还有人说，有些人就像老鼠一样，成年累月地住在下水管道里，吃的是脏东西，只要能活着，吃什么苦都行。

犹太人在法西斯的统治下生活是可怕的，犹太人既不是圣人，也不是坏蛋，他们是人。当索菲亚·奥西波芙娜望着小小的达维德的时候，她心中产生的对人的怜悯感情特别强烈。小达维德照常不说话，一动不动地坐着。有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揉破了的火柴盒，对着火柴盒看一阵子，然后又藏进口袋。索菲亚·奥西波芙娜有几个昼夜一点没有睡，她不想睡。这一夜她也是坐在又黑又臭的车厢里没有睡。她忽然想道：“这会儿叶尼娅·沙波什尼科娃在哪儿呀？”她听着人们的呓语和叫声，心想，这些睡着了的、发狂的脑袋里这会儿一定活灵活现地发生了言语难以表达的可怕情景。如果一个人还能活在世上，将来希望知道过去的事的话，怎样才能保留、才能记下这些情景？……

“兹拉塔！我的兹拉塔！”有一个男子带着哭声喊道。

四十四

……在瑙姆·罗森贝格的四十岁的头脑里正在进行着他习惯了的统计工作。他一面在路上走，一面算：前天110，加上昨天61，再加上前五天的612 ，共计783 ……可惜他没有计算男人、女人、儿童的分类数字。女人烧起来比较容易。这个有经验的劳工在焚尸的时候，总是把出灰多的干瘦的老头子跟女人的尸体摆在一起。现在马上就要命令他们离开大路，拐个弯往前走了—一年前对那些人就是这样下命令的。他们现在把那些人的尸体挖出来，再用绳子拴着钩子从坑里往外拖。有经验的劳工可以从一个一个的坟包判断出坟坑里有多少尸体：五十，一百，二百，六百，一千……这里的监督 [50] 艾尔弗要他们管尸体叫“具”，一百具，二百具，可是罗森贝格管他们叫人，被杀的人，被杀的小孩子，被杀的老头子。他是在心里这样叫，要不然监督就要送他一粒枪子儿。可是他嘴里老是在嘟哝：“被杀的人呀，你从坑里出来吧……小家伙呀，别扯着妈妈啦，你们就要在一块儿，想分开也分不开啦……”要是问他：“你在那儿嘟哝什么？”他就说：“我什么也没有说，您也许觉得我在说话。”他还是在嘟哝，他在作斗争，这是他小小的斗争……前天有一个坑，里面8个人。监督叫起来：“真不像话，20人的劳工队只焚化8具！”他说得很对。可是如果一个小村子里只有两户犹太人，又有什么办法呢？命令总归是命令：要把所有的坟都挖开，把所有尸体都烧掉……现在他们离了大路，在草地上走了，终于，在碧绿的林中草地上第115次出现了灰色的土包—坟墓。8 个人挖坟，4个人伐橡树，锯成人体长的木条，两个人用斧头把木条劈开，两个人把引火的干木板和汽油桶从大路上往这里抬，4个人清理架火堆的地方，挖出灰的沟—还要看好风从哪边来。

一会儿尸臭的气味就压倒林中的腐叶味。警备队又笑，又骂，捂起鼻子，监督直吐唾沫，躲到林边去。劳工们扔下铁锹，拿起钩子，拿破布把嘴和鼻子蒙住……“您好，老大爷，您又要见见阳光啦；您可真够重的……啊，一个妈妈带三个孩子，两个男孩，一个已经上学了，一个女孩有三岁吧，有佝偻病……没关系，现在不怕了……别拿手扯住妈妈不放，孩子，你妈妈哪儿也不去啦……”监督在林边大声问：“有几具？”罗森贝格回答：“19……”底下是在心里说的：“19个被杀的人。”大家都在骂：花了半天工夫，才这么一点点儿。可是上星期挖开一个坟，一下子就是200个妇女，而且全是年轻的。当揭去上面一层土的时候，坟里冒出灰色的热气，警备队笑着说：“这些娘儿们还热乎呢！”他们往一道道通风的土沟上放一层干木柴，然后放橡木条，橡木条会变成很耐烧的火炭，然后放被杀的女人，再放一层木条，然后又放被杀的男人，再放一层木条，然后又放分不清男女的尸体碎块，然后浇汽油，然后往中间放一枚燃烧弹。然后监督下口令，焚化工们齐声歌唱，警备队员们脸上早就浮现出笑容。大火堆烧起来。然后把骨灰送进坑里。一切又静下来了。原来就很安静，现在又安静了。接着，他们被带进树林，在绿草地上没有看到坟包。监督命令他们挖坑：四米长，二米宽。他们都懂了，他们已经完成任务：89个村子，加18个小镇，加4个工人村，加2个区中心，加3个国营农场，其中两个是谷物农场，一个是奶牛场，总共116个居民点，这些劳工已经挖完116个坟……会算账的罗森贝格在给自己和其他劳工挖坟坑的时候，一面计算着：最后一个&152;&159;期是783，在这之前的3个10天共计焚尸4826。前后相加，总数是：5609。他算来算去，时间在算账中不知不觉地过着，他算起尸体，不，人体的平均数；5609除以坟墓数116，得数是：每座合葬坟埋人4835，去掉尾数，即：每座坟埋48人。如果再算一算，20名劳工干了37天，那么，每名劳工平均……这时候警备队长喊道：“整队！”监督艾里弗发出响亮的命令：“正前方，齐步走！”但是他不愿进坟墓。他跑了，跌倒了，爬起来又跑，他懒懒地跑，他会算账，却不会跑，但是他没被打死。他躺在林中草地上，这里很安静，他既没有想头顶上的青天，又没有想他的兹拉塔，兹拉塔在被杀的时候已经有六个月的身孕了。他躺着，计算着挖坑时没有计算好的数字：20名劳工，37天，平均每人每天焚尸……这是第一；第二，应该算算每人用柴多少；第三，应当算算每一个被杀的人平均用多少时间焚烧……

过了一个星期，他被警察抓住，送进隔离区。

现在在这车厢里，他还在一个劲儿地嘟哝，计算，又乘，又除。要做年终决算！他要报给国家银行会计主任布赫曼。夜里，在梦中，痛楚的泪水忽然挣脱蒙在头脑和心上的疮痂，涌了出来。

“兹拉塔！我的兹拉塔！”他呼唤道。

四十五

她的房间窗户对着隔离区的铁丝网。图书管理员穆霞·鲍里索芙娜夜里醒来，掀开窗帘的一角，看见两名士兵拖着一挺机枪，擦得发亮的枪管闪着斑斑点点的青色月光，走在前面的一名军官的眼镜也闪着光。她听到低低的马达声。有汽车熄了车灯向隔离区开来，沉重的夜晚的灰土银光闪闪，在车轮周围打着圈圈儿，一辆辆汽车就像神仙的车多一样，在云雾中前进。

在这月色之下，当党卫军和保安队、乌克兰警察部队、附属部队、帝国保安局预备队的汽车队开到沉睡的隔离区大门口的时候，一个女子估量着二十世纪的这场厄运。

月光，武装队伍雄赳赳的整齐步伐，巨大的卡车的黑影，墙上挂钟的嘀嗒声，搭在椅子上的上衣、文胸、袜子，屋里暖烘烘的气息—一切无法结合的事物都融合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