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心（1/1）

我信箱里有一个厚厚的信封。我打开信封，数了数里面的钱。一分不少。信封里还有一张便条，上面写了目标的姓名和能找到他的地方，并附有一张护照照片。我骂了几句。不知道为什么要骂。我是老手，而老手不应该这样，但我就是忍不住。不，用不着看姓名，我认得出照片里的人。格雷斯。帕特里克·格雷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一位好人。我生平认识的唯一一个好人。论及品德，大概世上无人能及他。

我只见过帕特里克·格雷斯一次，地点是亚特兰大 [1] 的孤儿院。在那家孤儿院，他们像对待牲口一样对待我们。一年到头，他们任我们在肮脏的环境里打滚儿，而且几乎不给我们食物。甚至，如果有谁开口说话，他们就用皮带抽我们。很多时候，他们不解开皮带搭扣，就拿皮带抽我们。格雷斯来的那天，他们大费周章，把我们连同那个他们称之为孤儿院的破地方收拾干净。在格雷斯进来前，院长对我们做了训示：谁要是乱说话，事后将遭受惩罚。我们无数次领教过院长的厉害，知道他言出必行。因此，当格雷斯走进房间，我们全都默不作声。他试图和我们搭话，但我们支支吾吾，避而不答。每个男孩接过他送的礼物，道声“谢谢”，便急忙回到自己的床上。我获得的礼物，是一块掷镖游戏用的镖靶。在我说“谢谢”时，格雷斯伸手来摸我的脸。我下意识地往后缩，以为他要打我。格雷斯轻抚我的头发，又默默地提了提我的衬衫。那时候的我，是一个大嘴巴。格雷斯能从我后背瞧出这一点。起初，他什么也没说，接着连说几遍耶稣的名字，最后松开我的衬衫，并拥抱我。与此同时，他向我保证，再也不会有人打我。不用说，我根本不信他的话。别人不会平白无故对你好。我觉得，这肯定是什么诡计；他随时可能解下皮带，狠狠抽打我一顿。在他拥抱我的整个过程中，我只盼着他能放开我。后来，格雷斯终于走了。当天晚上，我们迎来一位新院长，老师也全换成新的了。从此以后，再也没人打过我，除了我在杰克逊维尔 [2] 干掉的那个黑鬼。干掉那个黑鬼是无偿的。打那以后，没人动过我一根毫毛。

我再也没见过帕特里克·格雷斯，但经常在报上读到关于他的新闻——关于他帮助过的所有人和他做的所有好事。他是一位好人。我想无论在哪里，没有比他更好的人了。在这颗丑陋行星的整个地表，他是我唯一欠下人情的人。而两小时后，我将和他见面，我将用一颗子弹打穿他的脑袋。

我今年三十一岁。自入行以来，我已接过二十九单生意。其中的二十六单都是一举成功。我从不想了解自己要杀的人，也从不想了解为何有人要杀他们。公事就得公办，而且正如之前所说，我是职业老手。我已给自己建立起不错的口碑，而在我所从事的行业，好口碑就是一切。毕竟，你不会在报上发广告，或给持特定信用卡的人提供特殊价格。唯一能确保你不失业的理由，是人们相信你能不负所托。这就是我为什么给自己定下了一个方针：永不违约。任何查看我从业记录的人，只会看到满意的顾客——满意的顾客和死尸。

我租下一间临街的屋子，就在那家咖啡馆对面。我对房东说，其他行李周一送到，并预付了两个月租金。离我估计格雷斯到达那家咖啡馆的时间还有半小时。我把枪组装起来，给红外瞄准镜做归零校正。只剩二十六分钟了。我点起一支烟，竭力遏制自己胡思乱想。我抽完烟，随手把烟头弹到屋子角落。谁会想杀死那样一个人呢？只有畜生或十足的疯子才会。我认识格雷斯。在我还是孩子时，他拥抱过我。但公事就得公办。一旦往公事里掺杂个人感情，你就完了。屋子角落的地毯开始冒烟。我跳下床，踩灭烟头。还剩十八分钟。再过十八分钟，一切就会结束。我试着把自己的思绪引向美式橄榄球、丹·马里诺 [3] 、在四十二街遇见的妓女——那妓女给坐在轿车前座的我口交。我竭力遏制自己胡思乱想。

格雷斯准时出现。我通过背影——近似跳跃的独特走路方式和齐肩的长发——认出了他。他在咖啡馆外光线最好的一张桌子边坐下，正好面对着我。角度完美。距离中等。蒙住眼睛都能打中。红点在他脑袋一侧，有点儿太靠左。我往右调了调，让红点标记在他脑袋正中，然后屏住呼吸。

正当一切准备就绪，一个老人慢悠悠地走过来。那老人拎着几只袋子，里面装的是他在这世上的全部家当。一个典型的流浪汉。这座城市随处可见的那种人。就在老人走到咖啡馆外时，他一只袋子的提手啪地崩断了。那只袋子掉落在地，里面的所有破烂散了出来。我瞧见格雷斯的身体僵硬片刻，同时嘴角微微抽搐几下。紧接着，他立刻起身，去帮老人捡东西。格雷斯跪在人行道上，捡起散落一地的废报纸和空罐头，放回那只袋子。枪的瞄准镜始终对准他。现在，我随时可以打爆他的那张脸。瞄准镜的红点在他额头中间浮动，好像发亮的印度种姓标记。我随时可以打爆那张脸。当他冲老人露出微笑，那张脸亮了起来，犹如教堂墙壁上的圣徒画像。

我不再看着瞄准镜，转而仔细打量扣扳机的手指——悬在扳机护圈上方，直直地向外挺着，几乎僵了。我无法用这根手指进行射击。没必要欺骗自己，不行就是不行。我用大拇指关上保险栓，又松开枪机。子弹从弹膛滑了出来。

我提着装进箱子的枪，朝咖啡馆走去。箱子里装的不再是真正的枪，只是五块没有危害的零件了。我面对格雷斯，在同一张桌子边坐下，点了一杯咖啡。他立即认出了我。他上次见到我时，我才十一岁；但此刻，他毫无困难地记起了我是谁。他甚至还记得我的名字。我把装着钱的信封放在桌上，告诉格雷斯有人雇我杀他。我竭力表现得若无其事，假装自己连杀他的念头都没动过。格雷斯笑着说，他知道；还说信封里的钱就是他寄的，他不想活了。我得承认，他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我结结巴巴地问为什么，他是不是患什么绝症了。“绝症？”格雷斯笑着回答，“也可以这么说吧。”他的嘴角再次微微抽搐，一如之前我通过窗户看到的。他接着说：“我打小就得了这个病。症状很明显，但从来没人试着给我治疗。我常常把自己的玩具送给其他孩子。我从不撒谎，从不偷盗。甚至在学校打架，我也从没有还手的念头。每次我一定会把另一边脸也凑过去挨打。这些年来，我的强迫性好心肠变得越来越严重，但没人愿意帮我获得解脱。假如，我的强迫性行为是负面的，他们可能会立即送我去看精神病医生或其他什么医生，他们可能会竭尽全力阻止我的负面行为。但假如你的强迫性行为是正面的呢？在我们这个社会，人们总是乐于用一声欢呼和几句恭维话换得自己需要的东西。于是，我的病情变得越来越严重。发展到最后，甚至吃饭时，我每吃一口，都得停下来，看一看周围有谁比我更饿，有的话就把食物让给那人吃。而到了夜里，我总是无法入睡。当你住在纽约，离你住处仅二十米远的地方，有人正在一张公园长椅上瑟瑟发抖，你哪里还有心思睡觉？”

格雷斯的嘴角再次开始抽搐，同时整个身体也开始发抖。“我不能这样继续下去，睡不好，吃不好，没有爱。随处可见种种苦难，悲伤还来不及，谁还有时间来爱呢？这就是一个噩梦。请尽量站在我的角度来看待这一切。我从未主动要求变成这样。就像恶灵附身。只不过，占据你身体的不是恶灵，而是天使。该死！假如占据我身体的是魔鬼，可能早就有人想杀我了。可现在？”格雷斯发出一声短叹，闭上眼睛。“听着，”他继续说，“所有这些钱，你收下。然后去某个阳台或屋顶找个好位置，把这件事了结。毕竟，我没法自我了结。而且，情况一天比一天艰难。甚至只是寄钱给你和进行这次谈话，对我来说都非常艰难。”他抹去额头上的汗水。“太艰难了。对我来说，真的非常艰难。我不确定，我要鼓起多大的勇气，才会再这样做一次。拜托你去哪个屋顶找个位置，把这件事了结。求你了。”我看着格雷斯，看着他那张痛苦的脸——好像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完全就像耶稣。我默不作声。不知道该说什么。不管是面对告解神父、酒吧里的妓女还是联邦警探，我一向口齿伶俐。可面对格雷斯？在他面前，我再次变成了孤儿院里一个惊恐的小孩；任何出乎意料的举动都会让我畏缩。何况他是好人，帮助过我的好人。我永远都下不了手杀他。连试都没必要试，我的手指完全没法扣动扳机。

“很抱歉，格雷斯先生。”过了好一会儿，我低声说，“我真的……”

“你真的下不了手。”格雷斯笑着说，“没关系。要知道，你不是第一个。在你之前，已有两个人把信封里的钱退回来了。我想，这也是诅咒的一部分吧。只是你，考虑到那家孤儿院以及其他一切……”他耸了耸肩。“我又一天比一天虚弱。不知怎的，我还抱过希望，以为你能还上我这个人情呢。”

“很抱歉，格雷斯先生。”我低声说，泪水涌上我的眼睛。“我希望自己能……”

“别难过。”格雷斯说，“我理解。反正没造成什么损害。就这样吧。”看到我拿起账单，他咯咯地笑起来。“那杯咖啡，由我来付。一定不要推辞。必须由我来付，你知道的。这就像一种病。”我把皱巴巴的钞票塞回衣袋，向他道谢并离开。我走出几步后，他叫住我。我把枪落下了。

我折回去拿枪，同时轻声咒骂自己，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蹩脚的新手。

三天后，在达拉斯 [4] ，我枪杀了某位参议员。那是一次困难的行动：两百码外，一半视野，侧面风。他在倒地前就已经死了。

[1] 亚特兰大，美国佐治亚州首府。

[2] 杰克逊维尔，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北部港市。

[3] 丹·马里诺，美式橄榄球明星。

[4] 达拉斯，美国得克萨斯州东北部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