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脚编织的时光(2/2)
离家出走
搭手建房子的经历,让红林和爸爸比以往亲近了起来。以往父女在一起的时间,远远不如伯侄多,爸爸只是过年回来十几天。
前几年爸爸在安康开了一个夏天的小吃店,红林下去待了半个暑假,帮着爸爸收盘子洗碗,是出生后和爸爸在一起最久的一段,后来却意外地中断了。
那一年,我在清晨忽然接到红林打来的公用电话,急促的声音带着哭腔,背景是嘈杂的车声人语,听起来她是离家出走了。大致听清她是和爸爸闹了矛盾,自己离开小吃店坐车回家乡,老家没有装电话,她联系不上伯伯和奶奶,心里害怕因此打给我。我劝她回去找爸爸,红林怎么也不肯,因为她把爸爸锁在门外了,怕回去挨打。她身上有五十块车钱,是背着爸爸拿的。后来我接到了她下车打来的电话,说是回到了八仙,才稍许放心。那年的红林只有九岁,从安康到八仙有五个小时车程。
这次见面,红林详细讲述了那个夏天出走的原委。小餐馆是一楼一底的开间,父女在阁楼上睡,楼下做面条和锅巴饭。头天晚上爸爸喝醉了酒,在餐馆里掀翻了桌椅,红林害怕,从餐厅外面锁上了防盗门,爸爸只好在餐厅里过了一夜。早上红林下楼开了餐馆门,爸爸上楼睡觉了,红林把钥匙放在餐桌上,出门时一不小心带上了防盗门。红林和爸爸生疏,加上晚上锁门的事,怕爸爸发火打她。恰好一个客人来找爸爸还了五十块钱,红林拿上钱就去了车站,坐车回了八仙。
没有了帮手,爸爸也回了八仙,小餐馆没多久就关门了。
爸爸在外打工的轨迹,从弹棉花跨业到卖化妆品开店,从下煤矿到填海,再到打油井,地点从山西到深圳到陕北,再远赴新疆,一直走到国门之外的吉尔吉斯斯坦。那些遥远的地名,红林只能在地图上想象。
八岁那年,因为伯父的事迹受到一些关注,红林参加了芒果台举办的“变形计”节目,对调去江西南昌的一个家庭,第一次坐了飞机,见识了富裕生活的样式。
在节目的中途,摄制组安排了妈妈来见面,这事完全出于红林意料。事先节目组和王多权商量,王多权没同意,说要孩子自愿。红林不愿意见面,摄制组说不见面不让回家。设置的会面情节是红林转身跑开,妈妈在后面追,追上了两人拥抱在一起,算是母女相认。红林不想抱妈妈,妈妈哭了,说我是你亲妈,怎么就不肯相认。妈妈给红林买了香蕉,说这是你最喜欢吃的。红林完全没印象。
提起这事,躺在床上的伯伯嘴角露出一丝嘲讽的微笑,“岁把子就跑了,喜欢吃香蕉,她喜欢吃妈妈(奶水)”。
伯伯是妈妈最初嫁来王家的渊源,却也是她最终出走的理由。王多权没有受伤之前,红林妈妈本来是他的未婚妻,瘫痪后婚约取消,几年反复后王多权介绍她嫁给了弟弟。红林出生一年多,妈妈嫌负担大开始闹着要分家,爸爸不同意,妈妈就自己出门打工,出门时拿走了大部分家里熬麻糖和卖腊肉的钱,红林记得自己的压岁钱妈妈说她保管,回头也没下文了。以后妈妈只有逢年过节回来几天,没给家里支持过钱。
红林五岁那年妈妈和爸爸离婚,爸爸得知,离婚前妈妈已在相邻的岚皋县花里乡找好了人家,这边一离那边就结了。眼下妈妈在那边也有了两个子女。
红林不愿意和妈妈见面的原因是,妈妈的娘家就在自生桥,她每年都会回娘家,却从来没来看过红林。遇到的时候,红林喊她妈妈,她也不回答。红林有时在街上碰到外婆,过后外婆对人说红林不喊她,又说伯伯和奶奶教红林不喊她,其实红林是小声喊了。
去年红林过生日那天,妈妈带着她在另一家生的两个孩子,到家里来了一趟,大约是让红林和弟妹认识一下的意思。但红林觉得她并非专程前来,是在豹溪沟里买洋芋种,顺便来看一下,也没有带礼物什么的。见面时妈妈哭了起来,说自己有苦衷。
妈妈离家之后,爸爸曾经谈了一个对象,因为家境原因作罢。爷爷去世以后,爸爸又认识了一个汉中的女朋友,也由于女方家里的反对,多年一直没能结婚。爸爸回家的时候,女朋友会过来玩,有两次我到自生桥,听到红林爸爸睡房里有人的动静,却始终没有出来过。眼下在公路边起楼房,也多少是为爸爸成家创造条件。
红林有时觉得,自己单单一个,在世上太孤单,巴不得爸爸再次成家,给自己生个弟妹。“我自己也大了,正好照顾。”小时候有伙伴说红林,你家里真可怜,红林当时觉得郁闷,现在已经不在意。
班上的同学中,红林见过好多破裂的家庭,并没有遭遇像伯伯这样的伤残事故,父母却莫名地离婚了。一个父母都是教师的女孩,常向红林倾诉,父亲喝醉了如何殴打母亲,另一个女生父母离异,成天在街上游荡,和男生同居,被学校开除,早早就开始混社会。
相比之下,红林觉得“自家挺不错的,至少家人都在一起,感情好”。
十字绣和诗
前一段时间红林告诉伯伯,不想干学校的公共卫生监督员了。
卫生监督员的职责集中在食堂吃饭时间,制止带零食进食堂和把剩饭菜拿出去,不准乱扔垃圾,还兼顾食堂内的不文明行为,譬如打架和骂脏话。红林和另两个伙伴三人一组,这学期逮了五六个现行,处罚是扫厕所。那一次红林看见两个男生带食物出食堂,便和一个伙伴去追,两个男生想跑,被捉住后开始骂人,摔了东西,还说想打人,“狠狠地瞅我们”,红林和伙伴在本子上记录下来,另一个组员是男生班上的,怕影响班级分数,又请求红林不记,但交班的人还是记下来了,后来学校给两个男生班级降了文明分,罚他们扫公共厕所。
经过了这一件事,红林也觉得麻烦。她还是班上的宣传委员,要办墙报;又是语文课代表,要收作业。长得慈眉善目的红林,得到大多数年纪小的同学喜欢,但也有几个同龄女生因此讨厌她。一个留级女生拿冷眼瞅红林,让红林想到那两个男生的眼光,“浪费时间又得罪人”。
伯伯劝她,初中最后一年了,坚持到底。
红林知道,伯伯是世界上最懂坚持的人。脊椎被打坏以来,他在床上坚持了二十三年,除了最初两年,都是手上拿着绣针,一点一点把断裂的时间逐渐缝缀起来的。手指上定期长出的老茧,是拈针的证据,需要抠掉,不然奇痒难耐。大拇指肚子深深凹陷下去,是年复一年抽线的勒痕。
同时磨损的是视力。红林知道伯伯的视力一直在退化,“拿东西给他看,很模糊。电脑上的字好近,他都看不清”。伯伯整晚整晚地绣,只靠着床头台灯的光线,“劝伯伯,他不听”。
王多权说,现在刺绣主要是靠手感。
王多权是五保户,但没有纳入驻村卫生室签约对象,吃药看病仍需要自己花钱,一年要好几千块,住院才能报销,又不能去住院,“在夹缝中生存”。他也没有残疾人补助,当初的赔偿只有几千块钱,十字绣售卖的收入,也算是给家里的一笔回报。每过一段,他能够卖出一两幅作品,价格在几百块到两三千元之间,虽然按照动辄成年累月的工时来看并不划算,但瘫痪在床上的时光,本来就可能是廉价的,像八仙镇多数默默消失的残疾矿工。前年一幅《清明上河图》,王多权想要卖一万块以上,但一个做水果生意的老板找到母亲,以五千块钱买走,挂在他新落成的楼房里。
他没有打算停下或放慢十字绣,倒有一种和时间赛跑的意思。“这东西做一针在一针。哪怕销不出去,过世了,做义卖也行。”前年10月10号他送给镇政府一幅《沁园春·雪》,纪念重庆谈判,他还想送给狮坪村同样的一幅,希望他们支持身后的义卖,做一个筑梦基金,资助像红林这样家庭贫寒的学生。仅仅是《沁园春·雪》一个题材,他绣了四幅,“坚持到2019年,说不定能送到中央去”。眼下他的床头悬挂着一副未完成的孔雀,公路坎下土屋里还有几幅刚开头的大幅绣品:《金陵十二钗》《清明上河图》《八骏图》,都是未来两年等待完成的。
对于红林的学习,王多权管得很严,像刺绣那样一丝不苟,有的同学觉得红林活得太累,红林自己觉得“不是至亲的人,还不会这样管你”。她从来不和别的女生逛大街,即使是关系很好的同学,觉得“人家有资本,我逛不起”。下课了喊朋友一块上个厕所,“算是共同的活动”。
红林的学习原来属于中等,比较偏科,数学物理差,英文好一些,语文则是全班前三名。初三分班,她好不容易努力到了第一考场,也就是前四十名,新换的班主任让大家并不满意,只是一味让大家练习,很多同学跟不上。要求又过于严厉,有些女生又想要调到别的班。红林觉得管得严其实挺好,“对我也好”。
红林的作文在班上很突出,老师经常拿来当范文。前一阵她写了一首叫作“致自己的一封信”的诗,老师开始问红林是不是自己写的,在班上朗读,又拿到别班去念。
我在坎下土屋里见过红林写的诗:
大地的诗歌呀
永远没有停息
当春天的小鸟不再歌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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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之后,我给她买过北岛编的《给孩子的诗》,眼下这本书和柴静的《看见》一起,插在她枕边的窗台上。
班上有个从小要好的同学,觉得新班主任太严厉,因为上课说话打了他耳光,最近闹着要休学。红林给他写了一首诗:
钟表在墙上滴答滴答
数着我们已经逝去的年华
岁月真的好残忍
我们真的好无奈
……
可是你
却选择了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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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诗难免带来某种向往,一个最要好的表妹却让红林别做梦,“你的性格,将来当个医生就可以了”。
再过一年,红林需要下县城上高中。这也意味着伯伯和侄女的分别。王多权下县城继续租房,看起来是不大可能的事。在街上一个人也无法坚持下去,看起来他需要回到沟里,依赖于年迈的母亲的照顾,这也使他眼下有一种难言的心情。
“身体一旦炎症控制不好,也就几个月的光景”。这也是他想要多留下一些绣品的原因。红林中考前的二十几天,王多权在微信上告诉我,等到侄女参加完考试,他就会回到沟里,“其他都不现实”。弟弟已经出门去江苏打工,眼下母亲大体能照顾他,“以后会怎样现在很难说”。从小侄女出生到上学,从沟里下到街上,两人相伴的时光缓慢又似永无穷尽,却终究走到了需要说告别的一天。
以前,红林从来没有想到过,有天会和伯伯分离。但在爷爷过世之后,她只能“不往那个方面去想”。眼下对于她来说,不论如何,需要“先把高中上出来,再把大学上出来”,或许将来再次有能耐照顾伯伯的一天。
自然还有多病的奶奶,和有天终究会老去的父亲,纵然她只有一副尚显单薄的肩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