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里的母女(1/2)
天津的小屋
对可心来说,天津是一股臭气,和一个庞大怵目的垃圾堆。
臭气开始似乎是香的,“像烤地瓜”,闻久了才觉得臭,来自附近的一家油漆厂。垃圾堆则在租屋附近的十字路口,吸纳了全村的产出。每天清晨,可心坐在妈妈的电动车后座上出门,去“小饭桌”,迎面就是那个大垃圾堆。
臭气和垃圾堆都从不掩饰,毫不避讳,大约由于这是天津远郊,任何市容整治和人居环境的需求,都不必拓展到这里。至于城中心,可心从没去过,不知道还有另一个天津。
妈妈把可心搁在“小饭桌”,自己赶五十里路回车辆配件厂上班。天上还缀着疏星,可心只能在“小饭桌”待上一个多小时,等待幼儿园开门。傍晚工厂总是加班到出天星,可心又需要在“小饭桌”独自吃饭,待上两个钟头,等待妈妈接回住处。
在“小饭桌”,可心并不只是吃饭。主人收了妈妈的饭钱,仍旧派给五岁的她一宗活计:照看比她更小的两三岁孩子,以此抵消她在这里多待的时间。这个过程从幼儿园持续到小学。到了暑假,幼儿园关门,可心更要整天待在这里,另出钱主人还是不高兴。
回到“家”,已经黑定了,倒头就睡。
除了睡,小屋里也不能做什么,即使是最小屏幕的黑白电视也没有。冬天没有暖气,一块板的墙壁挡不住寒冷,更是只有立刻上床,母女抱紧来储存体温。但这却是爸爸妈妈的婚房。爸爸妈妈在工厂相识,由工厂老板主持结婚,腾出这间员工宿舍,一间石棉瓦顶的板屋。
以前,小屋里有爸爸的声音和气息,但在六岁那年消逝了。年纪并不大的爸爸,肝却硬化了,拖了三年后去世。三年之中,本来瘠薄的家底也像他躺在床上的身体一样干枯了,在娘家村庄里买个路边房的想法落空,还“摆了几万块账”。妈妈想要加班多挣钱,只能把可心送回老家,孤身在天津打工。
犹嫌不足,一年之后,疾病的阴影又来到了可心身上。妈妈从天津回内蒙古给爸爸做周年祭,从天津登车,可心在外公家里忽然倒地了。抽搐,口吐白沫,眼睛歪斜。民间称作“羊癫疯”的症状,就这样找到了这个小女孩,吓坏了刚刚松开她的外公,二姥姥过来拿缝衣针扎虎口脚心。此前她只是有点单薄、敏感,每到阴雨天气,想念爸爸妈妈会哭,有时显得过于懂事,有时又有些不懂事。这自然也是经历造成的。谁知道这和癫痫的因子有关呢?
就像门前杨树下面,平时只是腐殖质的一块草地,阴雨天气过后,就生出蘑菇来。蘑菇长出之前,谁能在土里辨出征兆?
连续十分钟的抽搐过后,世界改变了。虽然这个过程,她自己完全不记得。在女儿身上,开始了和父亲一样冗长的治疗过程,比起父亲的来日无多,女儿的疗程看不到终点。
电击成了这个小女孩生活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独自承受的过程,没有妈妈陪伴,只有瀑布一样的泪水,清洗大脑皮层接上电极的记忆。事后她也只能用一个字描述:疼。
另外是背部——针刀闭合性手术,打麻醉药后,扎入蚊香粗的针头,向神经丛注入药物,四十个创可贴蒙上针眼,像课桌那样排列,让人难于面对这个完全没有发育的背部;带着旬月的疼痛,不能触碰和沾水,甚至出汗也成了禁忌,只有压抑住的哭泣,是略微被容许的身体反应。
定期来往于大城市的奔波,可心仍旧没看到过城市究竟是什么样,或许只不过一座大医院。回到内蒙古老家,她才觉得安心,“这边有爷爷姥姥。那边的小朋友说话,有时听不懂”。
候鸟家庭
古碑村是接近牧区的地带,村民没有草场,但空旷的土地,吸引了上两代汉人移民。可心的曾祖父来自辽宁东港,从海边到这里,“走了两千里路”。
见到母亲刘云的时候,我感到在这处北风冷硬的旷野上,她的身体和女儿一样,显得过于单薄了。似乎正是为此,她的肩背上经了过多的事。初中毕业后,回家干了四年后,好容易得到机会当了代课老师,却因为一些不太能说清楚的原因,放弃了进修以后考公办教师的机会,给本身是老教师、一心想女承父业的可心爷爷留下了很大遗憾。“她的课我去听过,感觉还可以,思维比较清晰。”
刘云二十岁那年结婚,在村里开店,丈夫是个跑车的司机。这段婚姻却只维持了五年,她自己不愿提及,是可心的姥爷和姨姥姥透露的。这段婚姻给可心留下了一个哥哥,爷爷说,那边的继母对孩子“不是一般的不好”,好在孩子成年当兵了,一年会来玩一次。
婚姻结束后,刘云1994年出外打工。最初在辽宁跟着二姨干零活,后来到了天津的液化气罐厂,再后来到村办汽车配件厂,先做面包车,后来转产做品牌汽车的冲压件,遇到了在车间带班的可心爸爸,也是在天津打工的内蒙古人,从小失去母亲,父亲也过世了,“没有房,没有地,只是一个人,春节都来我家过”。对于两人的恋爱,家里人不太赞成,刘云还是在二十九岁那年第二次结婚,在四年后有了可心。
两人结婚时在影楼照的是最便宜一档的婚纱照,花了398元,当年拿回来,一直挂在老家的墙上。照片上的爸爸很清瘦,有那种身世贫寒的人脸上常见的过于严肃的内秀,左手大拇指少了一截,被冲床的牙齿带走了。
四十岁这年,刘云又成了单身母亲,不同的是这一次,一个有癫痫的小女孩,成了她终生的担负和依靠。
因为爸爸那边没有后方,可心和父母的轨迹分分合合,像一只翅膀未长成的候鸟,往返于天津和内蒙古。可心出生在姥姥姥爷家,六个月大时妈妈和姥姥一起抱着可心上天津,姥姥带了四个月,一边做着七个工人的饭,没法打工挣钱。到了十个月,妈妈自己带可心,一直到十七个月断奶,送回内蒙古,交给姥姥姥爷,只能过年见到爸爸妈妈。
爸爸患病后回到了古碑村养病,去世前一段想回长年待惯了的厂里看看,一家三口就回了天津,可心在那边幼儿园待了几个月,爸爸病情实在严重了又回来。这时爸爸鼓起的肚子已经消下去,神志模糊,进入肝昏迷期,两个月后就去世了。
“头七”之后,妈妈仍旧出外打工,直到六岁可心发病,妈妈又带着她上天津,待了一年半,定期去北京治病,在天津上了半年小学。工厂搬了地方,离能上小学的地方实在太远,坚持不下去了,才回到姥姥姥爷这里来。
可心喜欢姥爷。晚上要揪着姥爷的奶头睡觉,放学回家,也要先摸两把姥爷的奶,才肯去玩耍。除了功课,姥爷也教可心怎么做人,怎么在学校和同学相处。
姥爷是民办教师出身,在村里教了四十年书,他的退休工资是全家开销的重要来源。受姥爷的影响,可心的理想是长大了当教师。可心的舅舅两口子在外打工,和妈妈在一个厂里,家里的地每年一千块包给别人了。可心生病后,妈妈借了舅舅四万元。
今年舅舅想在家买一群羊,和人合股包牧区蒙古族人的草场来放,因为本钱少没有谈成。舅舅身上有过敏性红斑,是十几年前在一家粘面板打工时得的,那里需要用高温压木板,冒的烟有毒,经常咳嗽,去小诊所输液,又染上了这个病。一瓶擦痒的膏药百来块,只能管几天,有些抹不起了。
舅舅有一个孩子,有时表兄妹吵架,表哥说这是我家不是你家,你走。可心就哭起来,又说“等我妈以后盖了新屋,不让你去玩”。
眼下姥爷的身体不大好了。坐在炕上,以往的吹拉弹唱也无心理弄,他忧虑的似乎不是自己的脑血栓,倒是眼前的女儿和外孙女。妈妈等不到姥爷过生日,就要回天津打工,可心不想妈妈这么快走,但她知道,“不走不行,不然没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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