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电力、基因学、伊斯兰激进主义（1/2）

到了2016年，除了由个人主义、人权、民主、自由市场组成的自由主义一揽子方案之外，我们似乎没有什么真正值得考虑的替代方案。2011年曾有一波社会抗争运动席卷西方世界，比如占领华尔街或西班牙的15–运动，但它们都并非反对民主、个人主义或人权，甚至也不是反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正好相反，它们是责怪政府未能达成这些自由主义的理想。这些运动要求市场必须真正自由，而不是被那些“大而不倒”的企业或银行控制和操纵。它们要求真正有代表性的民主制度，能够照顾一般大众，而不只是照顾有钱的游说者和有势力的利益团体。就连那些用最严厉措辞抨击股票交易所和国会的人，也无法提出另一个可行的世界运作模式。虽然西方学者和运动人士最爱挑自由主义一揽子方案的毛病，但至今仍未能提出任何更佳的选项。

对自由主义来说，中国造成的挑战似乎要比西方那些社运抗议人士更为严峻。虽然中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有所开放，却仍然既非西方式民主国家，亦非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但这一切并不妨碍中国成为21世纪经济巨人的脚步。只不过，这个经济巨人却投下了一个非常小的阴影：甚至包括中国人自己在内，现在似乎没人知道中国究竟信什么。中国仍然信奉共产主义，但行动上更为务实。这种状态，就让中国在面对从硅谷出现的种种新科技宗教时，成了一个希望无穷的栖息之所（科技宗教将在后面的章节讨论）。然而，这些信仰长生不死与虚拟天堂的科技宗教，大概还需要一二十年才能站稳脚跟。所以到目前为止，中国也尚未真正对自由主义提出替代方案。对于破产的希腊人来说，已经对自由主义模式感到绝望，但想靠着模仿中国找出替代方案，也不现实。

那么，试试伊斯兰激进主义如何？又或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弥赛亚犹太教、复兴主义印度教？一些人不知道自己信什么，但宗教的原教旨主义者却过于知道自己信什么了。在尼采宣称上帝已死超过一个世纪之后，上帝似乎又要重临人世，但这只是海市蜃楼，上帝确实死了，这不过就是摆脱身体那一瞬间的事而已。伊斯兰激进主义对自由主义一揽子方案并不构成严重威胁，因为虽然他们满怀狂热，却并不真正了解21世纪的世界，对于我们身边种种新科技带来的全新危机和机会也提不出什么看法。

宗教和科技总是跳着一支优雅微妙的探戈。双方互相推动、互相依赖，不能与对方离得太远。科技之所以有求于宗教，是因为每种发明都有许多可能的应用方式，而工程师就需要一些先知做出关键的决定、指出需要的方向。因此在19世纪，工程师发明了火车、无线电和内燃机。但20世纪证明，运用同样的工具，也可以创造出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政权或西方自由民主政体。没有信仰，火车就不能决定要开往哪个方向。

科技也常常限制我们对宗教的想象，比如侍者递上菜单，多少就会限制我们想吃什么。新科技杀死旧神、催生新神，所以农业时代的神和狩猎采集时代的神不一样，工厂工人想象的天堂也与农民不同。有了21世纪的革命性新科技之后，出现前所未有的宗教的可能性，绝对远超让中世纪的信条起死回生。伊斯兰激进主义者可以继续像念咒一般复诵着“伊斯兰就是答案”，但只要宗教与当今的科技现实脱节，恐怕连民众所问的问题都无法理解。等到人工智能在大多数的认知工作上超越人类，就业市场会有何改变？如果出现许多在经济上完全没有用处的人，形成一个庞大的新阶级，会造成怎样的政治冲击？如果在纳米科技和再生医学的力量下，未来的80岁就像现在的50岁，对于人际关系、家庭和退休基金又有何影响？如果生物科技让我们能够定做婴儿，并让贫富之间出现前所未见的巨大鸿沟，人类社会又将如何？

对于这些问题，在《古兰经》《圣经》《论语》里都不可能找到解答，因为不论是中世纪的中东，还是古代中国，都不会有人懂计算机、基因学或纳米科技。伊斯兰激进主义或许能承诺在这个充满科技和经济风暴的世界提供一个下锚点，但如果想要冲出风暴，就不能只有下锚点，还需要航海图和方向舵。因此，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伊斯兰激进主义或许有其吸引力，但对于失业的西班牙青年或焦虑的中国亿万富翁来说，伊斯兰激进主义却没有一点吸引力。

确实，现在还有数十亿人口虔诚信奉着伊斯兰教、基督教或印度教。但对历史来说，单单人数的意义并不大。塑造历史的，往往是一小群向前看的创新者，而不是向后看的大众。1万年前，多数人都是狩猎采集者，整个中东只有寥寥可数的少数先驱者是农民，但未来是属于农民的。1850年，全球有超过90的人是农民，而不管是在恒河、尼罗河，还是长江沿岸，都没有人知道蒸汽机、铁路或电报线。然而在曼彻斯特和伯明翰，一小群领导着工业革命的工程师、政治家和金融家，就已经决定了这90农民的命运。蒸汽机、铁路和电报改变了食品、纺织品、车辆和武器的生产方式，让工业强国拥有远胜于传统农业国家的决定性优势。

就算当工业革命传遍世界各地，逆流而上渗透到恒河、尼罗河和长江沿岸，大多数人还是继续相信《吠陀经》《圣经》《古兰经》和《论语》，而非蒸汽机。而不管是今日或19世纪，世界上的各种祭司、神秘主义者或大师也从没少过，个个都宣传自己握有所有人类困境的解决方案，能处理包括工业革命后出现的新问题。例如，在19世纪20~80年代，埃及（在英国支持下）征服了苏丹国，希望让该国现代化、纳入新的国际贸易网络。他们的作为破坏了传统苏丹社会的稳定，民怨四起、反抗频发。1881年，地方宗教领袖穆罕默德·艾哈迈德·本·阿卜杜拉宣称自己就是马赫迪（伊斯兰教的救世主），由真主所派，要在人间建立真主的律法。他的支持者击败了英、埃联军，并将联军指挥官查尔斯·戈登（charles gordon）将军斩首，令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大为震惊。这些人接着在苏丹建立实行伊斯兰律法的神权国家，直到1898年才被推翻。

与此同时，在印度，达耶难陀·娑罗室伐底（dayananda sarasvati）发动印度教复兴运动，基本原则就是《吠陀经》绝对不会错。1875年，他创立雅利安社（arya saaj，意为“贵族社会”），致力传播《吠陀经》的知识；但老实说，达耶难陀对《吠陀经》的解释常与自由主义惊人的相似，比如早在西方出现平权思想前，便已支持妇女应享有平等权利。

与达耶难陀同时代的教皇庇护九世对女性的看法就保守得多，但与达耶难陀同样认为有高于一般人的权威存在。庇护九世发动一系列天主教教义改革，确立“教皇永无谬误”这项新原则，认定教皇在信仰问题上不可能出现谬误。这种概念乍看之下可能还以为来自中世纪，但其实是近到1870年，才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天主教教义，当时距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已过了11年。

而在教皇发现自己不可能犯错的30年前，失意的清代文人洪秀全大病一场，病中出现幻觉，看到上帝以一位老人的形象现身，说洪秀全正是耶稣基督的弟弟。上帝接着交付洪秀全一项神圣的使命，要他驱逐自17世纪以来统治中国的清朝政权，在地上建立“太平天国”。当时，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现代工业与欧洲帝国步步紧逼，数百万劳苦大众深感绝望，而洪秀全的话则让他们大受鼓舞。可惜，洪秀全并未把他们带向太平天国，只引发了反清的太平天国运动，时间从1850年到1864年，是整个19世纪最惨烈的一场战争，惨烈程度远超过拿破仑战争或美国内战。

就在工业化的工厂、铁路和轮船遍布世界的同时，还是有数以亿计的人，坚信洪秀全、达耶难陀、庇护九世和马赫迪提出的宗教教条。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讲到19世纪，并不会认为这是个信仰的时代。谈到19世纪有远见的人，我们想到的大概不会是马赫迪、庇护九世或洪秀全，而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确实也该如此。虽然社会主义在1850年还处于萌芽状态，但声势迅速扩大，对世界带来的改变，要远大于在中国和苏丹那些自称救世主的人。如果你也认为全国的卫生服务、退休基金和义务教育十分重要，应该感谢马克思和列宁（以及俾斯麦），而大概不会感谢洪秀全或马赫迪。

到头来，为什么马克思和列宁成功，而洪秀全和马赫迪失败？不是因为社会人文主义哲学优于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神学，而是因为马克思和列宁更努力地理解当代的科技和经济现实，没有忙着精读古代经典和预言中的梦想。蒸汽机、铁路、电报和电力造成前所未闻的问题，也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都市无产者形成一个新的阶级，而这些人的体验、需求和希望当然与《圣经》时代的农民大不相同。为了响应这些需求和希望，马克思和列宁研究蒸汽机如何运作、煤矿如何经营、铁路如何塑造经济，以及电力如何影响政治。

曾有人希望列宁用一句话来定义共产主义。他回答：“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没有电力、铁路、无线电，就不会有共产主义。所以，16世纪的俄国不可能建立共产主义政权，因为共产主义需要将信息及资源集中在一个枢纽上。要达到马克思所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就必须让距离遥远的各种产品都能够方便集中及分配，而且整个国家也要能够监控和协调国内所有的活动。

马克思等人了解新的科技现实及人类的新体验，因此能够针对工业社会的新问题提出切中要点的答案，也能提出原创的想法，告诉众人如何从前所未有的机会中得利。为了一个美丽新世界，社会主义打造了一个美丽新愿景，承诺以科技与经济为工具。于是，这成了史上第一个科技主义，也改变了意识形态话语的基础。在马克思之前，人们定义和区分彼此的标准是对上帝的看法，而不是生产方式。在马克思之后，比起关于灵魂和来世的辩论，科技与经济结构问题远为重要，造成的分裂也更加严重。在20世纪下半叶，生产方式成了热议的主题，让人类几乎忘了自己的存在。即使是最严词批评马克思和列宁的人，也接受了他们对历史和社会的基本态度，更仔细地思考科技和生产，而上帝和天堂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